粉墨登场 1939年5 月6 日,汪精卫乘坐“北光丸”抵达上海。随即,汪精卫、周佛海、 林柏生、陶希圣、梅思平、高宗武及已在上海的褚民谊等人拟定了《关于收拾时 局的具体办法》并决定了“组府”的三个步骤:第一是举行“国民党全国代表大 会”,推汪为总裁,合法地变更“国策”; 第二是组织“中央政治委员会”,推 举新政府组成成员; 第三是国民政府“还都南京”。汪精卫还向日本军部代表要 求直接去东京,与日本政府谈判“组府”问题。 陈公博得知汪精卫将赴日谈判的消息后,感觉到他与汪在对日“和平”问题 上的分歧更大了,终于“忍不住”急电阻拦,电文是:以汪的地位万不可赴日, “先生如此,何以面国人?”汪精卫在复电中不仅为自己的行为辩护,而且还指 责陈公博不肯随他行动,是计较个人的名利地位。陈公博无言以对,只得闲居香 港。 汪精卫于5 月31日,偕周佛海、梅思平、高宗武、董道宁、周隆庠等人前往 东京,就“组府”问题,与日本政府谈判。汪偕周佛海、梅思平等,带着一份 “关于收拾时局之具体办法”,去拜见他的日本主子,却一直受到冷遇。直至6 月6 日,日本五相会议通过了《建立新中央政府的方针》,要旨是:“新中央政 府以汪、吴(佩孚)、现有政权(指”维新“、”临时“政府)、改变主意的重 庆政府等为其构成分子。”日本首相、陆相、海相、外相、藏相及前首相近卫等 人,才分别招见了汪,传达了五相会议的决定。自6 月10日起,汪精卫等与日本 内阁首相平沼、陆相板垣、海相米内、外相有吉、藏相石渡及前首相近卫等分别 会谈。日本平沼内阁软硬兼施、恩威并用,在谈判中坚持“要把蒙疆作为日本的 防共特区,把华北作为日本国防和经济的合作区,把华中作为日本经济合作区”。 汪精卫接受日本人的方案。 按汪精卫的意图,他的“办法”就是继续打着国民党、国民政府、三民主义 的旗帜,以坚持“党统”、“法统”和所谓“国民党还都”做幌子,以收揽人心, 掩盖傀儡政权的本质。但日本人认为,尽管有什么“党统”、“法统”、“还都” 等等,但终究是在日本人占领下的南京,不如到非占领区去搞更有效,更有欺骗 性。后来又考虑汪本身没有军队、没有地盘,如果不让在南京搞,弄得不好,汪 政权就要流产。所以,只得听信汪,让他试着办。 但同陆军大臣板垣征四郎的会谈中,汪精卫却碰了一鼻子灰,上了“应当怎 样当奴才”的一课。 板垣强调“分治合作”,认为华北、蒙疆、长江下游、华南沿海,都具有特 殊性,不容汪精卫的政权染指; 取消“临时”和“维新”两个伪政府也有困难。 因此,只许汪成立一个悬在空中的“中央政府”。 汪精卫猝然变色:“如果中央政府成为有名无实的,那只好延期组织中央政 府,准备将来时机的到来。” 走狗居然不想走了,向主子要条件!主子岂能容许。影佐祯昭马上插话斥责 :“以前协商时,你说过,为了收拾时局,必须组织中央政府,而今天又说可以 把它延期。我想问一下,现在提出这样新的方案用意何在?” 汪听后大惊失措,马上辩解道:“之所以说组织中央政府可以并不急,是由 于取消政府有困难这番话引起的。现在大臣所说的意见已经充分了解,希望根据 上述的意见再研究具体方案。” 最后,汪只好同意华北、蒙疆、长江下游、华南沿海等地都由日寇直接控制, 未来的汪记政权只能有一个形式上的“统一”,一笔交易才算拍板成交。汪精卫 冷汗涔涔地抱着一大本卖国契约躬身退出。他暗自庆幸,此行虽然不太顺当,但 这头号奴才的帽子总算扣到脑袋上了,却也值得。 1939年6 月,汪精卫回国。此时的汪精卫回味着在日本的时光,望着茫茫无 际的大海,滚滚波涛,大浪咆哮; 思索这变化莫测的6 月天气,心中又是一沉。 心里盘算着,他虽然领到了做头号汉奸的“圣旨”,但真要当上傀儡王,面对敌 占区,大小汉奸林立,自行其是,各有靠山,纷纭复杂的形势,却还不知要磕多 少响头啊! 汪精卫一下船,南跑北窜,忙得不亦乐乎。他一面忙着晋见日寇驻北京、南 京、广州等地的司令官,乞求他们的支持; 一面四处讲话,大放厥词。在上海做 了一次广播演说,大放了一通“无日本则无东亚”之类的浑话,接着又大讲什么 “我对中日关系之根本观念及前进目标”,实际是一篇绝妙的奴才宣言。 8 月的广州,烈日炎炎,热浪灼人,9 日,汪精卫全然不顾,跑到这里做了 《怎样实现和平》的广播讲话,拖人下水,扩大汉奸队伍。他称:由于蒋介石坚 持抗战,使可以实现的和平遇到了极大的阻碍。现在我在广州与安藤最高指挥官 会晤,其结果使我确信,如果广东方面的军队,有和平反共的表示,安藤最高指 挥官,不仅对于这种军队立刻停止攻击,而且更进一步将日本军队已经占据的地 方,所有治安警备,以及行政经济,都从日本军队手里次第交还中国。如果广东 方面的行政当局和军队,能赞成我的和平主张,则我必能得安藤指挥官的同意, 先在广东做起部分的停战,而依次及于全国,使全国和平得以完全恢复。可是, 响应之人寥寥无几,只有张君劢发了一则“通电”,算是凑了趣。8 月上旬,汪 精卫与日本华南派遣军司令官达成如下协议:(一)在进行建立中央政府工作的 同时,也要进行华南政权的建立工作。(二)华南政权不是单纯的政治机关,主 要是促使实力派树立反共,保境安民,使其与日军之间实行局部停战和必要的合 作,并使之扩大至华南五省,从而迫使蒋介石下野,推翻重庆政府。(三)华南 政权如果建立,日军占领地区的治安、警备、行政、经济,将由日军手中逐渐移 交该政权。(四)拉拢实力派的工作,目前首先置重点于张发奎和邓龙光,并秘 密与李汉魂、吴奇伟、薛岳联络。对余汉谋,以分化其部属为主。陈济棠和许崇 智,暂时缺乏挺身而出的决心,可使陈之旧部黄质文合作,使其进行拉拢陈济棠 旧部。对李宗仁和白崇禧有待和知机关的措施,但汪也要与之直接联系。(五) 为了建立华南政权,须在广州建立政务委员会。 汪精卫在失望、懊丧中回到上海,拼凑了一帮汉奸骨干开会,策划召开“国 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为自己的登台制造所谓“党统”、“法统”的根据。 8 月15日,汪精卫在上海发表《答问(一)》一文,再论撤兵问题。文中说:大 凡两国交兵,其回复和平的程序,第一步是停战,第二步是和平谈判,第三步是 撤兵。如果蒋介石也赞成和平反共,那么,全国以内,没有交战形势存在,由全 国停战,而全国和平谈判,而全国撤兵,自然容易得多。可是蒋介石既然无望, 则先由部分做起,依次及于全国,实为今日救国惟一方法。21日,又发表《答问 (二)》一文,谈为何对日当初主战,如今为什么主和,称:当初以为日本要灭 亡中国,所以不得已而出于战,如今知道日本不是要灭亡中国,而是要与中国在 一个共同目的之下共存共荣,所以要谋和平之实现。 要召开“六大”,代表上哪里去找呢?此事使汪等大伤脑筋。这时,正好汪 的一个旧部下名叫周化民,受重庆国民党政府派遣,出使欧洲,事毕回到香港。 他回重庆复命时,汪付以重金,要他去招人充当“代表”。 周化民匆匆赶到重庆,一见到国民党中央委员中过去追随过汪的人,就悄悄 把三千元钱塞过去,嬉皮笑脸地说:“如果愿意回上海,非常欢迎,这钱就作为 路费。要是去不成,也请收下,紧急关头好派用场。” 周化民一连送了十几个人,好言相劝,馈以金钱,这些人虽爱钱如命,照收 不误,却没有一个人在重赏下,敢冒当汉奸的臭名声,跑到上海去入伙。汪精卫 心急如火,这第一步就难产,当“儿皇帝”的梦不就泡汤了吗!四处招人,却难 以凑数。他的党羽一看有机可乘,便拉拢私人,扩充势力。陈璧君让自己的两个 弟弟、四个侄子都当了“六大”的“代表”。后来任汪伪政权教育部长的李圣五 也将老婆、小舅子、表弟、表侄等一齐拉进来。但是,即使这样也还是凑不够数, 更谈不上“代表性”。于是索性采取绑架的手段来拉人。当时,上海有个中学校 长当上代表的经过,就颇为惊险而又离奇。 一天,这个中学校长应邀到一个朋友家去吃饭,宾客一共六人。酒足饭饱之 后,客人中有一人约游兆丰公园。可是汽车却开到了静安寺附近的一处大厦前停 下来了。这个人下车向门里打个招呼,大门顿时打开,露出了警卫森严、机枪挡 道的架势。这个校长心知有异,以为被送进了日本宪兵司令部。几个人下了车, 走进门去,但见三步一哨,五步一岗,枪上刺刀杀气腾腾。进了里屋,几个人又 大为困惑,只见这是一个富丽堂皇的大客厅,精制而成的拼花地板,铺着大幅的 红色暗花地毯,墙上镶嵌着工艺精致的护墙板,宽大的沙发和软椅套着丝绒的座 面,还有女招待出来敬烟奉茶。接着又被带到另一屋里,一个面带病容,瘦如骷 髅的人正等候在那里。经人介绍,才知道这个人就是后来杀人不眨眼的汪伪特务 头子丁默。丁默叫这几位被“绑”来的“俘虏”在一张纸上捺手印。他们不敢违 拗,行礼如仪。就这样糊里糊涂地成了汪记“六大”的“正式代表”。 代表总算是凑够了,但在这充满火药味的上海,到什么地方找一个安全的会 场呢?最后商定,汪记“六大”就在这个捺手印的地方——杀人魔窟“七十六号” 特务机关中召开。1939年8 月28日,汪记国民党“六大”在上海极司菲尔路七十 六号大礼堂举行。这一天,大雨滂沱,一向人流不息的大街,被笼罩在灰蒙蒙的、 死一般沉寂的气氛中,只有那些手持长枪的巡捕一动不动地站在马路两边。“七 十六号”的两扇大铁门紧闭着,为了迷惑人,伪装做寿而搭的、中间缀有一个由 灯泡组成的‘寿字的高大彩牌在风雨中飘摇。只有一个小门半开着,让“代表” 们进出,武装特务站在通道两侧,虎视眈眈地盯着进出的每一个人。为了标榜自 己是国民党的“正统”,是孙中山的“真正继承人”,征得日本人的同意,在会 场正面,悬挂着孙中山的巨幅画像,两边挂着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和青天白日 的国民党党旗,台上摆满了各种鲜花。 当大会主席汪精卫、副主席周佛海、陈璧君等登上主席台时,既没有欢乐的 乐曲,也没有欢呼的掌声,只有一阵不大的骚动和遍布各个角落的窃窃私语,他 们木然地坐在主席台上。主席团是汪精卫、周佛海、高宗武、陶希圣、溥侗、何 世桢、梅思平等。在职员名单中,有人看到了卢英的名字,便骚动了起来。中午 休息时,便推出上海代表蔡洪田、汪曼云,浙江代表沈尔乔、王敏中、章正范, 湖南代表戴策等,要求见汪精卫,却由周佛海代见。周说:“汪先生现在睡觉, 有什么意见,可以向我提出。”于是就有人责问:“为什么在这一个大会中,于 职员名单里竟会列入一个汉奸卢英?”还有人说:“以汉奸而任大会的秘书,我 们不是羞与为伍吗?”周佛海一听,似有人要拆台的样子,于是不能不来一记杀 手锏,说:“卢英是否汉奸,后世自有定论,可是汪先生到了上海,最先响应和 平运动的就是卢英。且卢英为迎接汪先生翻了车,几乎连性命都丢掉,他对和平 运动,可说比谁都热心。再说现在汪先生的警卫人员,都是卢英派来的,万一因 此而发生误会,汪先生的安全谁负责任?”周佛海的一番话,不仅为卢英做汉奸 辩护,也为自己的卖国盖上了一块遮布,周的最后几句话,又是对这批新汉奸的 威胁。果然这一“军”,“将”得那些自污不觉臭的代表面面相觑,无人能置一 辞。周看看这一记有了苗头,干脆再来一下,又说:“老实告诉各位,汪先生还 决定卢英做中央委员哩。”这时反而没有一个站出来说“羞与为伍”了。经过贬 值式的协商,决定了一个折中方案:把卢英的中央委员,改为“候补”,并把他 的名次,排在最后一个。 大会程序,上午是筹备委员会的工作报告与汪精卫的开幕词,下午是修改党 章,选举国民党主席。接着又通过了一个临时决议:本届中央委员的产生,授权 主席提名介绍,再由大会予以通过。在这张被提名介绍的名单中,卢英确是做了 候补中央委员的底脚货。可是在中央委员中,却出现了好几个比卢英更大的老牌 汉奸,如温宗尧、陈群、任援道等大名,均赫然在目,且都名列前茅。会场上顿 时引起了一阵骚动,有个叫胡志宁的人不同意让几个老牌大汉奸当中央委员,吵 吵闹闹一阵,进而骚动起来,会场气氛顿见紧张。这时,李士群率一批腰挂手枪 的特务围了上来,示意要这些人“识相一点”,吓得这些人支支吾吾,直打哆嗦。 汪精卫一看局面尴尬,这哪是党的代表会议,简直成了鸿门宴,很怕会议开不下 去了,急忙站起来打圆场说:“代表们有什么意见,会后可以和我个人来谈。现 在宣读《大会宣言》,请大会通过。”这才算解了围。会议的议程一一顺利通过, 汪精卫又神气起来,忘乎所以地吹嘘道:“我们不是日本人的傀儡,请大家看看, 我们今天会场里有没有日本人?”真是此地无银三百两,谁不知道木偶戏的牵线 人是躲在幕后呢! 汪记“六大”的中央委员,把这些封建遗少、保皇余党、买办文人、洋场政 客、新老汉奸聚在一起,真是一个极精彩的旧中国政治博览会,又是一个名副其 实的历史垃圾堆。汪记“六大”就这样乌烟瘴气地闹了一天,把汪精卫推上了 “合法”的党魁地位,为成立汪伪政权办了一项必不可少的手续。9 月初,在汪 精卫寓所沪西愚园路1136弄32号开会,汪精卫主持召开了“六届一中全会”,成 立了中央党部。汪精卫、陈公博、周佛海、梅思平、陶希圣、林柏生、高宗武、 丁默等人被举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陈璧君、褚民谊等人为中央监 察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陈璧君从此以中央监委常委身份四处活动,由汪提出 :(1 )以陈公博、周佛海、陶希圣、梅思平、高宗武、何世桢、丁默为中央常 务委员; (2 )以褚民谊为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厅秘书长,陈春圃、罗君强为副 秘书长; (3 )以梅思平兼中央组织部长; 戴英夫(即戴鹏天)、朱朴之为副部 长; (4 )以陶希圣兼中央宣传部长; 林柏生、周化人为副部长; (5 )以丁默 兼中央社会部长,汪曼云、顾继武为副部长。所谓中央党部秘书厅,组织、宣传 两部,则分别设置在愚园路1136弄内的几幢洋房里。 日本统治集团决定“放宽对蒋处理”,不让“百万大军误于蒋一人的首级之 上”,确立了促使“汪蒋合流”的方针。1939年10月30日,日本政府制定了《以 树立新中央政府为中心的事变处理最高指导方针》,设想了实现“蒋汪合流”的 三种模式,一为“事前合流模式”,即先与重庆方面停战,再行“蒋汪合流”, 成立新中央政府,二为“事后合流模式”,即先成立汪精卫中央政府,再行日、 渝停战,然后实现“蒋汪合流”,三为“大持久战模式”,即新旧两中央政府对 立,逐渐转入“大持久战”,等待世界形势的变化,在世界范围内解决中国事变。 日本政府决定首先全力争取实现第一模式,若不成,再依次实施第二、第三模式。 日本当局寻找各种渠道与重庆政府进行“和平谈判”。 在重庆方面,出于诸多方面的因素,也对日、蒋“和谈”表示出极大兴趣。 特别是基于政治谋略方面的考虑,重庆政府认准日本政府既想扶植汪伪中央政府, 又对该政府缺乏信心,企图促成蒋、汪合流的矛盾心情,以对日议和为诱饵,扰 乱日本的对华方针,破坏或推迟汪伪政府的建立。日、蒋间的“和平”活动是通 过多种渠道进行的,最主要的有“桐工作”、“钱永铭工作”以及“司徒雷登工 作”。其中“桐工作”即“宋子良工作”,最为日方重视和寄予厚望,是日本为 争取实现“蒋汪事前合流模式”而进行的主要活动。1939年12月下旬,日本军部 代表铃木卓尔和中方代表、据称是宋子文之弟的宋子良在香港秘密会见。次年3 月上旬,双方在香港东肥洋行举行预备会议。 据日方资料记载:双方争论的中心为:承认“满洲国”问题、华北驻兵问题、 对汪政府的处理问题。关于“满洲国”问题,“中方最初主张由日、中两国保护, 但日方反对。经向重庆请示的结果,建议改为对此问题暂不接触,保持默然态度”。 关于驻兵问题,中方“虽承认将内蒙作为特殊化地区,但反对日本在华北驻兵, 并称问题可改在恢复和平后再行协商,要求日军提出撤军计划”。关于汪精卫政 府,中方认为“由于中国国内反汪气氛极为强烈,现在不能考虑与其合流,但由 于日本政府也有自己的立场,无论如何将作为国内问题研究予以妥善处理”。随 即休会,并约定4 月15日举行正式会议。为此,日方代表今井武夫曾向日本支那 派遣军总司令部提议,将汪政府成立日期推迟至4 月15日。后因中方提议将正式 会议推迟至4 月15日以后举行,日方怀疑香港会谈系中方阻止汪政权建立的谋略, 乃决定仍让汪政权于3 月30日成立,使日方期望的“事前合流模式”宣告失败。 11月1 日至12月30日,汪精卫的代表周佛海、梅思平、高宗武、陶希圣等在 上海江湾六三花园与日寇梅机关影佐、犬养等举行关于签订《日华新关系调整要 纲》的谈判,关于谈判情况,陶希圣在《潮流与点滴》与《乱流》中回忆说: 六三花园会谈结束之后,我们把“要纲”带回,送给汪夫妇。我自迁入愚园 路之后,每日的早餐是在汪公馆会餐。这一天,早餐之后,陈璧君留我单独谈话。 她要我把“要纲”一件一件、一条一条解释给她听。我首先解释“要纲”划分五 种地带和五个层次的日方用意,同时指出这五种地带并未包括外蒙、新疆、西北、 西藏与西南在内。这就是那五个地带是苏俄和“共匪”划了去的。老实说,就是 德、苏瓜分波兰之后,日、苏瓜分中国的大阴谋在这些文件上表现出来了。次日 清晨,早餐之后,陈璧君再约我谈话。她告知我说:“昨天我把你的解释转告汪 先生。我说得不完全,也不详细。我一面说,汪先生一面流泪,他听完之后,对 我说日本如能征服中国,就来征服好了。他们征服中国不了,要我签一个字在他 们的计划上面。这种文件说不上什么卖国契。中国不是我卖得了的。我若签字, 就不过是我的卖身契罢。” 汪夫妇秘密商量。陈璧君主张叫叶蓬把部队带到广州,在广州求生存。汪自 己主张由愚园路搬到法租界福履理路住宅。发表声明,停止一切活动,然后转往 法国。璧君叫我去与叶蓬密商。我到金神父路去见叶蓬。他认为带部队到广州是 做不到的事,一则所谓部队不成其为力量; 二则移动还须日方协助; 三则即令到 了广州,仍然是寄人篱下,不能抬头,和上海没有分别。 影佐祯昭立刻知道这些消息,马上到愚园路来见汪。汪表示迁居并发表声明 的意思。汪说一句,影佐在日记本上抄一句。他抄到最后一段谈话,两行眼泪直 落在日记本上。汪说完了,影佐说道:“我协助汪先生迁居,并请法租界捕房布 防。我立刻回东京,报告近卫公; 请求其出面干涉。” 法租界捕房当日调动巡捕二百人,散布福履理路周围,预为汪迁移时,做必 要的警备。但是汪召集会议,说明了他与影佐会谈的经过。他说到影佐泪珠滴到 日记本上之时,低声说道:“看来影佐还是有诚意。”我站起来发言:“汪先生 是不是相信影佐的眼泪?”我还没有说出第二句,第二句是说:“那是鳄鱼的泪。” 在座的诸位高声喝道:“希圣你太刻薄了。”会议至此,一哄而散。次日早餐之 后,陈璧君对我说:“影佐动身回东京去了,等他到上海再说。昨天的话暂时搁 起。”11月16日,影佐带着修正案到东京,11月20日,在兴亚院会集了武藤军务 局长、阿部胜雄海军省军务局长、铃木贞一兴亚院政务部长、堀内干城外务省东 亚局长作成修正案,这里决定下来的日本让步方案,其要点如下: 一、防共驻兵关系——维持原案 驻兵地点不写明。无从预测将来共军会进入到哪些地方,因此,驻屯地点不 能预定。说明在今后认清形势时决定之。 二、铁路 原则上认作国有国营。但对于军事上为必要的铁路,做委托经营。 三、蒙疆、华北等行政机构——承认汪案原则上认作为置于中央政府统制下。 四、治安驻兵关系——加入期限 日本于和平恢复后,认为治安确立之后,开始撤退其在防共驻兵地区以外的 军队; 二年以内撤退完毕。 影佐返回南京,交涉到此已无进展,11月25日完全陷入决裂状态。陶希圣等 强硬派占了优势,显示出拒绝态度,说是在看到全部悬案事项总括让步之前,交 涉不能继续。汪精卫以沉痛面色向影佐少将提出:对梅华堂诸君从大局着眼的态 度虽不胜感谢,但我认为,好不好就把树立政府的这种方式停止下来吧。 尽管内部反对的声音不断,汪精卫和陈璧君最终还是上了贼船,个中原因在 1940年1 月15日陶希圣致胡适函中可见:“四月间汪先生决往上海、东京,希即 力加反对,公博、宗武亦同,然竟未得其一顾。八月底希赴沪相劝其放弃另组政 府之主张,此种劝阻至十月及十一月颇生效力,因其时日方有意拖延而其对汪之 阻碍重重,为汪所察也。十二月汪心理又变,日方催其组府亦甚力,为此公博、 宗武、希相继于十二月底、一月初离沪返港。公博为告而别,希等则告即不能别, 故不别而行,以此引起汪、周甚大之冲动,现彼等相杀令已下矣。不意卢沟桥事 变以后一念之和平主张,遂演至如此,之惨痛结果也!希等最痛心者为日方所提 ‘调整中日新关系要纲。此项要纲希曾参与谈判,至最终希不愿结束,亦未予签 字,因而出走。美联社所传五条,去实在者尚远。依此要纲,北自黑龙江,南至 海南岛,均归彼掌握,由军事、政治、经济、财政金融、文化教育,乃至气象, 亦均归其控制。最初汪先生夫妇亦大惊,有退休意,然经佛海、思平怂恿,彼已 视为谈判成功,可以告无罪于国人,且依之以建国矣,沉迷不返,至于无可救。 家属尚沦上海,而希与汪先生相从多年,未欲背友,以此不愿宣泄于人,临行留 函亦曾以守秘密相约。今彼等之相杀,亦为保持秘密而已。希不敏,更不肯干出 卖秘密以求一时之快意。” 除高宗武、陶希圣外,陈公博对于汪精卫对于日本人的过多让步,以及整个 日、汪调整关系协约也表示强烈不满。一次,在汪精卫举行的招待宴会上,他对 日本“梅机关”机关长影佐祯昭直言:“哪里是基本条约,简直日本要控制中国 罢了。”影佐也坦率相告:“在目前不能说没有这个意思。”这使陈公博更为恼 怒,他把影佐的话报告汪精卫,并希望汪氏慎重,汪却只是忿然,但并不改变其 既定计划。“12月26日,汪精卫召集干部会议审议通过了全部条约和秘密协定。 陈公博不愿在此协议上签字,于28日再次离开上海,返回香港。经长达两个月的 讨价还价,最终汪在卖身契上签字。12月31日,日、汪签署了《日华新关系调整 要纲》及《秘密谅解事项》,并约定:这一密约”永不公布“。 上海青帮首领杜月笙,抗战期间,曾协助国民党军统同汪伪特工进行斗争。 高宗武、陶希圣都是汪派“和平运动”的“首义人物”。他们曾被日本帝国 主义者的“归还租界”、“撤废治外法权”、“撤军”、“不赔款”等动听的曲 调所迷惑,参与了汪精卫“和平运动”,但在与日本军部代表的谈判中,他们看 清了日本企图全面控制中国的意图,为中国的前途而担忧,高宗武、陶希圣随即 决定逃走。 早在1939年10月,为顺利出逃,高宗武就通过关系联系上了杜月笙。当时, 杜月笙的亲信徐采丞方自香港回了上海。不两天,杜月笙照例下午过海去告罗士 打会客办公,他正和翁左青、胡叙五商议事情,猛一抬头,看见徐采丞神色匆匆 地推门进来,愣一愣,便问:“你不是刚刚回去的吗?怎么又……” “有一件紧急大事,”徐采丞坐定下来回答,“不得不原船赶来香港。” “什么紧急大事?”杜月笙急急地问。 徐采丞先不答,从怀中掏出一张字条,递给杜月笙。杜月笙接过来看时,见 字条上只有几个字:“高决反正速向渝洽。”“高——是否高宗武?”“是的。” “这张字条是谁写的?”“是黄溯初先生请徐寄写的。”“黄溯初是哪一位?” “他是老进步党,梁启超财政经济方面的智囊,又是老日本留学生,跟东洋 人关系很深,从前当过国会议员,抗战之前做过生意,因为经营失败,跑到日本 去隐居。他是高宗武的老长辈,高宗武从读书到做官,得到黄溯初的帮助很多。” “采丞兄,你是认得这位黄先生?”“不,黄先生是徐寄的同乡友好。” 杜月笙大惑不解地问:“这件大事,怎么会落到我们头上来的?” 于是,徐采丞一五一十地说了,此次他回上海,刚刚到家,徐寄便登门拜 访,告诉他说:高宗武以外交部亚洲司长的身份,起先驻港从事情报工作,他一 向抱着“和平救国”的大愿,又因为日本前首相犬养毅的儿子犬养健,跟他是日 本帝大时代的同学。犬养健在日本情报“梅”机关非常活跃,因为种种缘故,高 宗武方始成了汪精卫与日方之间的穿针引线人。 “这个人我晓得,”杜月笙打断了他的话,“前些时香港《华侨日报》登过 一条消息,隐隐地指高宗武来往上海香港,是在秘密从事谋和。高宗武看了大不 开心,扬言要告《华侨日报》,《华侨日报》的朋友托我出面调解,我叫人去跟 高宗武说了,这位朋友,一口答应看我面子,打消原意。” “杜先生和高宗武之间还有这一层关系,那就更好了。”徐采丞欣然地说, “高宗武后来跟汪精卫到了上海,一直都是负责办交涉的重要人物,但是不久他 到东京,近卫首相把‘中日密约开出来,他一谈之下,发现东洋人所谓的’和约 要比二十一条还狠。假使签订了这项‘和约的话,那么整个国家民族的命运都要 断送,为此他觉得彷徨苦闷,于是他跑到长崎晓滨村,找到了他的父执黄溯初, 向他讨教。”“是黄溯初教高宗武反正的?” “高宗武自己早有这个意思,”徐采丞答道,“据黄先生说:高宗武认为他 所从事的是和平救国工作,绝不是卖国求荣。黄先生不过鼓励他,点醒他,答应 帮他的忙,代他设法向重庆方面接洽。但是,黄溯初因为自己是进步党人的关系, 他对国民党不无偏见,他在长崎和高宗武相约,高宗武回沪不久他也到了上海。 徐寄和黄溯初是同乡友好,黄溯初便去找到了徐寄,一席密谈,末后提起如 何安排高宗武反正,要使他平安逃出上海,又得保证国民政府不咎既往,许他将 功折罪。徐寄一听之下,当即说道:‘你要找这么样的一个人,那么只有杜月 笙。黄溯初说:’杜月笙我虽然并不认得,但是这个人行侠仗义,一言九鼎,却 是有口皆碑,无人不知; 他能答应承揽这一件事,我便放心。” 杜月笙听徐采丞说到这里,插嘴问道:“高宗武是负责办理日、汪交涉的人, 他若反正,那么,汪精卫跟日本人订的密约内容,是不是可以带得出来,公诸于 世呢?” 徐采丞断然地说:“当然没有问题。”于是,杜月笙霍然而起,双手一拍, 眉飞色舞地高声说道:“采丞兄,这件事情关系抗战前途,国家大局,确实值得 一试,你便在香港住两天,我乘最近一班飞机到重庆,我要去见蒋委员长,当面 向他报告。”11月5 日,杜月笙自香港直飞重庆,杜月笙由张群负责联络,陪同 面见蒋介石,请示高宗武反正事宜应该如何处理?他得到指示后,搭中国航空公 司的飞机,兴冲冲地离开重庆,回香港。此后,杜月笙又冒险二度飞渝,蒋即刻 传见,杜月笙报告既毕,蒋便写了一封亲笔信,交给杜月笙,请他设法转交高宗 武。杜月笙得了蒋的亲笔函件,第二天便飞回香港,把蒋的亲笔信交给稳妥可靠 的人,秘密携往上海。接下来,便是等高宗武安然南来。 由于敌伪方面戒备森严,防范紧密,徐采丞发动杜门中留在上海的人,营救 高宗武安然脱险。1939年元旦前后,便有人秘密通知陶希圣,说是李士群、丁默 主持的汪伪特务机关极斯菲尔路七十六号,正在计划刺杀他,陶希圣夫妇当时决 定:“如果不能逃出上海,只有自戕之一法。” 元旦那天,高宗武忽然在法租界环龙路陶希圣住宅出现,他来探病、拜年, 当时陶希圣告诉高宗武说:“他们有阴谋不利于你,你怎样?”高宗武便说: “走了吧。” 徐采丞、万墨林已经遵照杜月笙的吩咐,替高宗武预备好了船票,同时严密 制定保护他顺利成行的计划,临时加上陶希圣同行,当然不致发生什么困难。1940 年1 月4 日上午,高宗武按照预定计划登上了美国轮船“胡佛总统号”。陶希圣 则独自一人,乘车到南京路国泰饭店前门,下车后,进入大厦,径赴后门口,换 乘一辆出租车,直奔黄浦滩码头与高宗武会合,两人顺利成行到达香港。陶希圣 离沪往港后,其愚园路的住宅门口有便衣人员侦查与监视。家中厨子被调走了, 工役不能出门,家中没有饭菜吃,只是将日前剩下的饭菜烧热吃。陶希圣的夫人 陶冰如带着女儿和小孩子躲到公园里,她整日不吃亦不喝,在那里枯坐流泪。大 孩子们仍然各自上学。 后来,陶希圣的夫人陶冰如决计到愚园路去看陈璧君。6 月1 日早,她打电 话请见,陈璧君允见面一谈。陈璧君一见陶冰如就说道:“我派人到你家里去, 你总说你是陶家的亲戚,不承认是陶太太。你是做什么政治工作的?”陶冰如坦 然解答说:“我是乡下人,在陶家是洗衣服、做饭、养孩子,不知道什么政治。 希圣在外边做什么,我不知道。他跟随汪先生十五年,为什么要走,事前也没有 商量。”她又说:“我们家眷从香港搬到上海,只有两星期。若是他有走的打算, 他不会接家眷来到上海。”她接着说:“香港为是非之地。他这一去,难免不说 话。等到他一篇文字发表了,那就迟了。”“我相信他不会轻易发表什么。我决 定自己到香港去,连劝带拉,要他回上海。” 陈璧君不肯答应陶冰如的要求,推托说:“这要看汪先生的意思。”陶冰如 再三说:“我这回去,只带两个小的孩子; 三个大孩子仍在这里上学。”说到这 里,陈才有允意。她去请汪精卫到客厅来。汪起先还是未曾松口。恰好这时,林 柏生送一封信进来,汪看信之后,面色大变,他将信递给冰如看。冰如说不会读 信。原来这是陶希圣从香港寄给汪的,信的意思是请汪精卫保障他的家属的安全。 如果汪精卫陷害其家属,他只有走极端。至此,汪精卫、陈璧君才答应派陶冰如 到香港去。只要陶希圣回上海,什么条件都可以做到,并且要她在一星期之内先 回一个确信。陶冰如到港后与陶希圣住在九龙尖沙嘴亚叙里道。陶冰如先打电报 给陈璧君,说“希圣即可偕返上海”。汪接到电报之后,随即离上海。在杜月笙 的帮助下,陶希圣的三个大孩子们也逃到香港。1 月22日,高宗武、陶希圣致香 港《大公报》信称:武、圣一介书生,行能无似,然自束发受书,略闻爱国大义, 认为国民报国,当不辞牺牲一切以赴之。中、日国交失调以还,奔走国事,一秉 此旨。抗战既起,私念日方当不乏悔祸之识者,战争应终有结束之途径,苟能贯 彻抗战目的,克保我主权与领土行政之完整,则曲达、直达,不妨殊途同归,爰 不顾外间毁誉,愿奉微躯,以期自效。 去年之夏,武承汪相约,同赴东京,即见彼国意见庞杂,军阀恣横,罕能望 其觉悟。由日返沪以后,仍忍痛与闻敌汪双方磋商之进行,以期从中补救于万一, 凡有要件,随时记录。十一月五日影佐祯昭在六三园亲交周佛海、梅思平及圣等 以“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之件,当由汪提交其最高干部会议,武亦与焉。益知 其中条件之苛酷,不但甚于民国四年之二十一条者,不止倍蓰。即与所谓近卫声 明,亦复大不相同。直欲夷我国于附庸,制我国之死命,殊足令人痛心疾首,掩 耳而却走。力争不得,遂密为摄影存储,以观其后。其间敌方武人,颐指气使, 迫令承受,或花言巧语,涕泪纵横。汪迷途已深,竟亦迁就允诺,即于十二月三 十日签字。武、圣认为国家安亡生死之所关,未可再与含糊,乃携各件,乘间赴 港。离沪时,曾嘱人通告日方。告以此种和平方案,为中华民国国民任何人所不 能接受。抵港后,即函电汪及其他诸人,请其悬崖勒马,勿再受日阀之欺骗与利 用,以冀公私两全。除将摄存及抄录各件,送呈国民政府外,兹送上“日支新关 系调整要纲”暨附件之原文摄影(译文另附),又汪方提出“新政府成立前所急 望于日本者”之去文,及同件日方复文各一份,敬请贵报即予披露!俾世人皆得 周知,勿使真相长此淹没,以至于不可挽救。 更有附件陈者,“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附件第二,关系共同防卫原则之事 项下,共有七条,其第四、第五两条,日文原件内未列; 此因当时该两条原文, 汪方认应修改后,由板垣临时修正,嘱影佐口述,与周隆庠君记录,今照所记录 者,在译文内补正,特并陈明; 区区之意,并不欲借此以求政府及国民之谅解, 不过略表我人主张和平之初衷耳,书不尽意。敬颂撰祺! 高宗武、陶希圣谨启廿一日 高、陶揭露密约后,当时在沪的人只有陈璧君和陈春圃。陈璧君叫陈春圃以 “汪主席随从秘书长”名义发表谈话辟谣。陈春圃很迟疑,原因是汪精卫本人从 没有给他这个名义,只有曾仲鸣生前用过这个名义,陈春圃怎好自封秘书长?但 陈璧君却坚持己见,说非如此不可,否则不够分量,汪如怪责有她承担。随即叫 胡兰成代陈春圃拟谈话稿,谓:“高宗武、陶希圣所发表之文件,只是交涉中间 日方片面提案,既非日方最早之要求,亦非最后折冲之结果,而为断章取义之片 断记录,对于我方同志数月以来之折冲争持,及日方最近让步所作成之和平方案 基础,只字未曾道及,显为抹煞事实。”又谓:“汪先生本于国民之需要与期望, 不避艰险,毅然决然以领导和平运动; 凡非中国国民所能接受者,凡有损害中国 之自由独立与生存之条件者,皆非汪先生所能接受。和平条件终有公布之一日, 幸勿听信受渝方运动而蓄意破坏和平运动者之谣言也。” 当时担任汪精卫的秘书、兼主宣传方针的《中华日报》总主笔胡兰成自承: “那天陈璧君叫我到愚园路汪公馆看春圃拟就的声明稿,我把它改了几个字,还 有英译稿是陈璧君自己改正,我因向陈璧君道:希圣的三个学生,鞠清远、武仙 卿、沈志远,怕七十六号也要逮捕,请夫人吩咐他们可以安心。”陈璧君怒道: 人家要我们的命,你还顾到他的学生安心不安心?“高、陶事件对于汪记集团是 一个不大不小的打击。在青岛的汪精卫闻知这一消息,汪的热血沸腾了。他说:” 脱党的事件,还可以忍耐,不过,这卑劣的背叛行为是不可恕的。前日某氏所讲 的日本武士道并不是我的同志。这是我的不德,完全是不德所致的,以这样的不 德来计议国是的将来,是不可能的。商谈建立东亚和平也不能自信了,惟一洁身 的方法,只有置政治于度外。“1 月5 日,周佛海在日记中记道:”晚赴汪先生 处便饭,汪先生因宗武及陶希圣不告而别,颇为愤慨,当劝慰之。希圣为人阴险, 较高尤甚,亦未可恕也。“ 1940年1 月23日至26日,汪精卫同周佛海、梅思平、林柏生与伪临时政府王 克敏及代表内政部长王揖唐、司法部长朱深、治安部长齐燮元和伪维新政府梁鸿 志及代表立法院长温宗尧、内政部长陈群、绥靖部长任援道及伪蒙疆联合政府的 李守信等,在青岛举行分赃谈判。李守信于1 月23日上午在青岛迎宾馆与汪精卫 的代表周佛海于谈笑声中举行了会谈。在这次会谈中达成下述两点协议:一、汪 精卫方面承认在蒙疆地区实行“高度防共”是必要的; 二、“蒙古联合自治政府” 方面对即将成立的新“中央政府”给予协助等等,就建立“蒙古联合自治政府” 与新“中央政府”的新关系,两者达成了完全一致的意见。汪、王、梁三方,就 伪中央政府的纲领、机构及各方在中央政府中的地位等问题,达成了初步协议。 汪、王、梁在青岛迎宾馆1 月24日上午10时举行了第一次会议。汪精卫主持了这 次会谈,他在宣布中央政治会议的组织决定前,首先就“三民主义的真精神”陈 述了他的信条,接着以中央政府成立大纲并法统问题为议题,进行了协议,达成 如下结论:以“反共亲日和平”为宗旨的新“中央政府”的机构应网罗汪精卫等 人组成的中国国民党及“临时”、“维新”两个已经成立的政权、蒙古联合自治 政府、其他在野合法政党及社会知名人士,排除一党专制,建立在全民之基础上。 “对重庆政权,如其抛弃抗日容共抗战之迷梦,彻底悔悟,亦颇愿将其包括于政 府之中。”汪、王、梁第二次会谈于25日上午10时在迎宾馆举行。会谈一开始, 就有关“中央政府”成立大纲及其内容进行了具体的讨论。随后,汪精卫就1939 年12月30日同日本方面达成的“新政府”。成立后的日、中国外交调整方针及谈 判接触经过做了详细的报告,并得到伪“临时”、“维新”政府代表王、梁两氏 的同意。青岛会谈虽因高宗武、陶希圣的拆伙而黯然失色,但南北两傀儡组织的 “合流”; 汇集而成为汪记政权之所谓“国民政府”,经过分赃而达到谅解,剩 下来的问题只在择日开张的粉墨登场而已。 1940年初,汪精卫筹组伪政府已进入关键时期,正急需用人之际,高宗武、 陶希圣又叛汪而去,汪精卫感到辅弼无人,颇感惶恐。于是,汪精卫派陈璧君亲 自到香港劝陈公博出山。3 月初,陈璧君来到香港后,命人通知陈公博到寓所见 她。当陈公博一进门,陈璧君就说:“公博,你好自在呀。是不是想在香港当寓 公?”陈公博说:“哪里!哪里。”“你既然不想当寓公,干吗总呆在香港,闭 门不出啊。”陈公博笑而不答。 陈璧君继而说明来意:“我是代表汪先生来请你出山的。”“现在汪先生处 境困难,正需要老朋友的帮助。可你匿居香港,对‘和平运动不闻不问。去年6 月,汪先生去日本访问,你不但不支持,反而去电报说什么,以他的地位’万万 不可赴日,如果‘先生如此,何以面国人?这是什么话?汪先生为国家为人民赴 日,有何不可面国人的?在此国家败亡之际,汪先生不计个人地位得失,你却加 以指责,可先生并不在意。”陈公博有口难辩,只好默默地听着。陈璧君接着说 :“去年8 月,我们到广州后,好不容易把你请到广州,讨论汪先生和日本达成 的君子协定,并说明不一定要你表示赞同,只是让你参加讨论,贡献点意见,你 可好,住了三天就了。不久,汪先生又邀请你到上海参加干部会议,讨论组织政 府问题,你又拒不出席,还派何炳贤来劝阻。”陈公博仍然默不做声,陈璧君继 续说:“去年11月,当中、日条约谈判的时候,经汪先生几次催请,直到谈判将 要结束时,你才到上海,可你只与日本海军少将须贺会谈了几次,月底又回到了 香港。” 陈璧君数落了陈公博这一番之后,接着又说:“公博,你想想,你跟汪先生 做事十多年,汪先生怎样对待你?十多年来同甘苦、共进退,今天到了这个紧急 关头,你却不肯帮点忙,局面怎么展得开?汪先生急了,他说,‘如果搞不通, 只有自杀。公博,到那时候你怎么对得起汪先生?”陈公博听了陈璧君这一番数 落,无言以对,感到对不起汪精卫。陈公博问:“是不是在准备筹组政府?”陈 璧君说:“你对这点是赞成还是反对,我不管,请你到上海当面和汪先生说去。 现在只要你回答,你到底去不去上海?”陈公博深感汪精卫引自己为知己,表示 :“绝不能有负汪先生,特别是汪先生有困难的时候,更应该挺身而出。”“士 为知己者死,我一定跟汪先生走。”“愿为老友殉身。”陈璧君见陈公博经她一 番劝说,终于慨然允诺,马上笑着夸奖说:“我知道你是忠臣,你一定会出山的。 但我也知道你是’孝子,忠臣必出于孝子之门。你在香港陪母亲,是孝子; 到了 紧急关头就马上归队,忠心耿耿,真是忠臣。”在陈璧君的劝说下,陈公博告别 老母和陈璧君一道于3 月11日飞抵上海。陈公博来到上海后,死心塌地追随汪精 卫组建伪国民政府,成为仅次于汪精卫的第二号大汉奸。 汪精卫夫妇在上海所居愚园路1136弄口的一所大宅,原是前交通部长王伯群 的私邸,当王氏出任上海大夏大学校长时,与该校的校花保志宁由师生恋爱而结 婚,于是兴建此美轮美奂的大厦,作为藏娇的金屋。1136弄是一条长长的里弄, 只有一个面向愚园路的出口,很幽静,也很隐蔽,弄内另有十余宅独立的小花园 洋房,事前,把原有的居户全部迁走了。就由周佛海、褚民谊、梅思平、陈春圃、 罗君强等一批人分宅而居,有百来名武装警卫,严密地日夜保护着,没有所发的 临时证件,或者预先通知的特定宾客,根本无法进入弄内。汪精卫伪政权的筹建 工作,就在这里展开。汪伪政权各院、部长人选,煞费踌躇,理想中的人,有些 不愿参加,有些是负气拒绝; 而此攘彼争,你抢我夺者,则大有人在。 在汪派汉奸中就存在着三种政治势力:一是以陈璧君为核心的“公馆派”, 一是以周佛海为首的“CC派”,一是以陈公博为代表的原“改组派”。在关系到 权力分配问题时,汪派内部这三派也是互不相让。 1940年3 月30日,汪伪政权成立时,周佛海在伪国民政府大楼前的留影。 “公馆派”和“CC派”之间的斗争在伪国民政府成立过程中就更加激烈。陈 璧君利用她的特殊身份和地位,把他的兄弟、侄子及亲信统统安插在重要岗位上。 她的弟弟陈耀祖由代理广东省主席而正式被任命为省主席,陈昌祖则当上了伪航 空署署长,陈璧君的侄子陈春圃更是身兼数职,既是伪行政院秘书长、又兼建设 部长和组织部长。她的妹婿褚民谊担任了伪行政院副院长兼外交部长。她的干女 婿林柏生被安排担任伪宣传部长,独揽宣传大权。陈璧君的另外几个侄子,陈国 琦是侍从室第一室主任,陈国强、陈国丰、陈常焘等均得到重用。汪精卫的侄子 汪屺当上了广州警备处长,汪宗淮则是广东省财政厅长。有人说,汪伪政权是 “汪家舞台陈家班”。 周佛海明斗是斗不过陈璧君的,便利用其亲信罗君强网罗汪曼云、蔡洪田、 章正范、周乐山、戴策、金雄白等10人,作为周系核心人物,打算夺取10个部的 次长,但计划未能如愿。于是他只好利用自己在汪精卫集团中的地位,安插亲信, 遏制“公馆派”势力。他想让他的亲信丁默担任社会部长兼警政部长。汪精卫、 陈璧君担心周佛海权力过大,将来难以驾驭,只同意丁默当社会部长,而由“公 馆派”的李士群任警政部长。周佛海只好厚着脸皮提出由他兼警政部长。周夺得 警政部长一职后,汪精卫马上任命李士群为次长。不到一个月,李士群就被正式 任命为部长。 汪精卫、陈璧君和周佛海在褚民谊的安排上展开了一场戏剧性的争斗。褚民 谊因与汪精卫有姻娅关系,汪当行政院长时,他当过行政院秘书长,这次他仍想 出任此职。汪精卫、陈璧君知道他办事向来糊涂,所以想让陈春圃当他的副手, 而陈春圃又不愿代糊涂人负责。最后确定由陈春圃任秘书长,让褚民谊当海军部 长。褚对此职非常满意。周佛海、陈公博在中政会准备通过各部部长人选前两天, 突然找到汪精卫,说:“褚民谊过去唱大花脸,打太击拳,为香港的女游泳选手 杨秀琼执鞭赶马车、踢毽子、放风筝,以大官员而有此等行径,已显得滑稽,如 再由他出任海军部长,将为世人所耻笑。”反对褚任海军部长,建议汪把外交部 长给褚,说褚个头大,像是“仪表不凡”,当外长挺合适。其实周佛海是另有打 算,因为当时所谓外交,主要是同日本打交道,如由汪自兼外长,则一切对日问 题的处理,他就难以与闻。如果褚民谊当外长,实际只是挂个空名,一切对日问 题都得由汪与他来决定,褚民谊不过画画圈而已。汪精卫感到既然周佛海、陈公 博都坚持,只好表示同意。但和陈璧君一说,陈认为这样安排会使褚民谊难堪, 坚持要褚任行政院副院长兼外交部长,汪精卫只得从命,当汪临时在会上提出时, 别人猝不及防,难以启齿。就这样,褚民谊又官升一级,满足了陈璧君的要求。 罗君强是周佛海旧部和亲信,周佛海提出要他出任“军委会政训部次长”, 以图削弱陈公博的势力,替周拉一些军队的人事关系,以备扩大自己的势力。因 为政训部是陈公博的“领地”,哪能容忍周佛海安插耳目,当即笑着对周佛海说 :“君强那么坏的脾气,我不能要他,你为他另谋高就吧!”陈璧君因对罗君强 早就不满,认为陶希圣出走,实由罗君强激成,正余怒未消,便趁机说:“谁也 不能与君强共事,‘边疆委员会人选未定,不如让君强去,’边疆委员会级别较 高,与各部又无关系,就让君强去关门做皇帝吧!”由于陈公博、陈璧君的反对, 周佛海只好认输。“公馆派”、“CC派”、“改组派”在这场权位争夺战中,各 自大显身手。“公馆派”人多势众,又有汪精卫做靠山,气焰极盛,所得实惠最 多。“CC派”也不示弱,掌握了中央储备银行,独揽了伪国民政府财政经济大权。 “改组派”的势力则控制了立法院和政治训练部。 1940年3 月20日至23日,汪在南京召开了伪中央政治会议,最后通过伪中央 政府政纲、名称、地点、旗帜、组织机构及其人选,完成了建立其“中央政府” 的最后准备。3 月30日,日本主子一声令下,汪精卫便在南京宣布“还都”,打 出了“和平反共建国”的降幡,演出了傀儡登台的丑剧。汪精卫出任“代主席” 兼“行政院长”,陈公博任“立法院长”,周佛海则当了警政、财政两部部长, 后又任“行政院副院长”。 汪精卫宣誓就任伪政权的“代理主席”兼“行政院长”。 这天上午9 时,倒是一个温暖晴朗的天气,这天的清晨,警察已督促南京的 市民们重新挂起青天白日满地红国旗,只是上面加了十条三角黄布飘带,写着 “和平、反共、建国”六个大字。所谓“国民政府还都典礼”在南京“国府大礼 堂”举行,酝酿了一年三个月的汪政权终于成立了。汪氏的“国民政府”迁到了 战前考试院的旧址。所有汪政权的登台人物,衣冠楚楚,分乘着簇新的汽车,驰 向新的“国民政府”。门前是一条横亘着的火车轨道,越过轨道,远远就望到大 旗杆上一面青天白日满地红国旗迎风招展,上面并没有黄布飘带,是换了一个方 式,改用两根小竹竿交叉在国旗的下面。意思仅在告诉人们,旗上的黄飘带不是 固定的形式,将来随时会撕去的。礼堂里已挤得满满的,彼此相见也只是互点一 下头,全没有热烈高兴的神气,全场是一片冷静。汪氏出现了,许多居高位的武 官是军装,文官是蓝袍黑褂,惟有汪氏穿着一套晨礼服,仍然如当年的丰采,但 显得有些苍老,有些憔悴了。他面上全没有一丝笑容,严肃悄然地走上主席台, 眼光向四面扫射了一下,微微闻到叹息之声。在“三民主义,吾党所宗……”的 国歌高奏声中,他俯下了头,面上现出了勉强的一笑。 叛国投敌的汪精卫打着“党统”的旗帜做幌子,以掩盖其傀儡政权的本质。 图为汪精卫等前往原孙中山大元帅府凭吊。 汪氏的演说,一向充满煽动性,生动而有力。而伪政权建立那一天他的演讲, 声音很低,讲话无力,可能是他一生中最失败的一次。他说:“今日为国民政府 还都南京之日,鄙人谨代表国民政府同人,以满腔诚意,告于日本朝野人士之前, 中、日两国为扫除过去之纠纷,建立将来之亲善关系,不可不有共同目标,以共 同前进。”“由中央政治会议议决,国民政府还都南京,以统一全国以内和平反 共建国之运动。在此运动进行期间,得到贵国朝野热烈之同情与援助,遂得到达 于今日之新阶段,鄙人于此,敬为中国前途,向贵国朝野表示深切之谢意。鄙人 及国民政府同人,以后惟有继续努力,使和平反共建国之运动更普遍于全国,鄙 人深信此运动若底于成功,则中国之国家民族得到解救,中、日两国关系因调整 而得到共存共荣,东亚之和平与秩序得到永久坚固之基础。鄙人等愿以最善之努 力,达到中、日两国之共同目标。鄙人等并愿借此机会,以满腔诚意,祝贵国朝 野人士之幸福。”典礼在他讲完以后,匆匆地结束了。在礼堂门口,全体合摄了 一张照片。 这样一个重要的节日,连充任最重要配角的周佛海,在他的日记中,也只寥 寥记了两行:“七时半起。旋赴国民政府举行还都典礼及各院、部、会长官就职 典礼,在隆重严肃空气中完成。”一切外交上常例的各国使节的祝贺形式也没有, 日本也并没有像周佛海所力争的派出常驻大使。连日本驻华最高司令官西尾等也 到了翌日上午,才往汪政府做形式上的周旋。石头城畔是一片何等凄凉的景色! 同日,重庆国民政府又发表了一百零几人的通缉名单,自汪精卫起,包括汪 政权的院、部、会长以及所有次长在内,一网无遗。那天,南京城里是够热闹的, 照例有“维新”时代“大民会”策动的民众庆祝游行之类的玩意,高呼拥护。热 闹的倒是日本军人到处对青天白日旗当攻击目标,有些有殴打悬旗居户的暴行事 件发生。在鼓楼与新街口等处,挤满了汹汹的日兵,更有酿成暴动之势。原因有 两个:日本军人以为三年来作战伤亡累累,是要把青天白日旗打倒,现在相反地 在侵华军事大本营的南京,满街满巷,一夕之间,又复公然出现。在日本士兵的 心理,不甘于有青天白日旗,殊不知中国的人民更不甘于国旗上再多出一条不伦 不类的黄布条。因此,在悬旗的时候,许多人自动地把黄布条取消了。于是日本 军人有了借口,城里到处乱哄哄地可以随时发生大祸。汪政权的军警与日军部方 面会同极力弹压,总算安然过去。对于汪精卫伪政权,当时有一首歌谣讽刺道: 国旗竟有辫,例子确无前; 贻羞全世界,遗臭万千年! 汪精卫伪政权虽然成立,但日本政府对汪、蒋合流仍抱有希望,在1940年5 月中旬,宋子良、章友三和今井武夫、铃木卓尔在香港再次举行预备会议。中方 提议将“承认满洲国和驻兵问题”,“暂作悬案留在实现和平后再行商谈”,并 特别强调“华北驻兵问题,其目的虽在于防共,但希望最好先不提出‘华北字样。 现在先秘密进行,以后讨论签订防共协定时再做处理。表面虽如此,但实际上是 严厉讨伐共军。不久的将来日本方面也可了解其真相。总之,蒋介石衷心希望和 平。此点望转达日本首脑部。但蒋的意见不能进行高级会谈”。日方同意“先行 停战,然后宣布防共亲日,继而进行和平谈判”,但主张双方进一步研究举行高 级会谈的可能,未得结果。 6 月4 至6 日,中、日双方在澳门市郊一地下室举行第三次预备会议,双方 代表分别出示了蒋介石和闲院宫的委任状。中方重申重庆对于承认“满洲国”及 驻兵问题有困难,要求在停战前首先使汪精卫出国或引退,日方表示反对。双方 在会谈结束时,达成一项协议:由蒋介石、板垣征四郎、汪精卫在湖南长沙举行 会谈,一举解决一切问题。后因汪精卫认为此系重庆方面谋略,汪赴长沙安全没 有保证,中、日双方代表复于7 月23日正式交换《备忘录》,商定由蒋介石和板 垣征四郎于8 月上旬在长沙商谈中、日停战问题。随后,中、日间又进行若干交 涉,但蒋介石和板垣的会谈问题却未能达成协议。9 月5 日,日方代表铃木卓尔 报告日本军部说:“美国远东政策的强化,英国大使的访渝,苏联、中共的活跃 等对外情势,促使处于最后关头的蒋介石迟疑不决。”另一代表今井武夫也认为 :宋子文访美,有望获得1 亿美元借款,美、英在太平洋上的对日压力有可能强 化,苏联也可能加强对华援助,这些因素使蒋介石对“和平”踌躇不决。这表明 日方谈判代表已意识到“桐工作”前景不妙,建议最高当局“自主地中止”。10 月8 日,日本大本营下令,中止中、日停战交涉工作。随即,他们意识到宋子良 是伪装的,此次重庆对日交涉完全是“军统局”的谋略,目的在于阻止日本建立 汪政权,动摇汪政权内部的意志,查探日本对结束战争的构想。 ---------- 中文阅读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