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在舞蹈(2)
查尔斯·弗罗曼是个了不起的经纪人,但他没有认识到,我的艺术从本质上讲
不适于商业演出,它只对有限的观众具有吸引力。他让我在炎热的八月天登台表演,
想在百老汇制造一个轰动,但事实上却在一支很差的小管弦乐队伴奏下,表演格鲁
克的《伊菲格涅亚》和贝多芬的第七交响曲。结果自然不出预料,是一个彻头彻尾
的失败。那几天晚上天气酷热(温度有华氏九十多度),来到戏院看节目的没几个
人,而他们看得莫名其妙,大多数人对这并不喜欢。评论家也没几个,而且也没什
么好评价。总之,我感觉回到自己的祖国是个极大的错误。
有一天晚上,当我灰心丧气地坐在化妆室里的时候,突然听到一声亲切悦耳的
问候。抬头一看,只见在门口站着一个人,他个头不高可身材很好,一头棕色的卷
发,满脸迷人的微笑。他诚恳地向我伸出手,对我的表演大加赞扬,并说我的艺术
对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我顿时感到此次纽约之行有了回报。这人就是美国伟大的
雕塑家乔治·格雷·巴纳德。从那以后,他每天晚上都来看我演出,而且还常邀集
一帮画家、诗人和其他朋友同来。其中有和蔼可亲的主持人、剧作家大卫·贝拉斯
科、画家罗伯特·亨利和乔治·贝洛斯、派西·麦凯、马克斯·伊斯曼等等,简直
可以说纽约格林威治村所有的青年革新派都来过。至今我还记得住在华盛顿广场南
面一个塔形建筑里的好得形影不离的三位诗人:罗宾逊、托伦斯和穆迪。
这种来自诗人和艺术家的友好问候与热情鼓励,极大地振奋了我的精神,也抵
消了纽约观众的冷漠无知对我造成的伤害。就在那时,巴纳德想给我塑一座舞蹈的
雕像,取名叫“美国在舞蹈”。沃尔特·惠特曼曾说过:“我听见美国在歌唱。”
在十月的一天,在一个纽约特有的秋高气爽的晴朗的日子,我和巴纳德一起站在他
位于华盛顿高地的工作室外的一座小山岗上,俯视着乡村的景色,我伸开双臂喊道
:“我看见美国在跳舞。”这就成了巴纳德对塑像的基本构思。
我常在早晨去他的工作室,带着一个装有午餐的小篮。我们一起畅谈在美国复
兴文艺的设想,度过了许多美好的时光。
记得在他的工作室里,我曾看到过一个少女躯干的雕塑。他告诉我那是以伊夫
林·内斯比特为模特儿而雕塑的。那时她还是一个天真无邪的姑娘,还没有认识哈
利·绍。她的美丽曾使所有的美术家都为之倾倒。
自然,这些工作室中的交谈,这些相互感染的对于美学问题的倾心交谈,产生
了火花。对于我自己来说,是愿意把全部身心献给塑造“美国在舞蹈”这一伟大雕
塑的任务的,可是巴纳德则是那种把美德看得至高无上的人。任我激情澎湃也丝毫
不能改变他那执著的宗教虔诚。因此,他的大理石雕像既不冷漠,也不严峻。我只
是瞬间的过客,而他才是永恒的,所以我渴望通过他的天才塑像而不朽。我和我身
上的每一个细胞,都渴望成为这位雕塑家手中任其摆布的粘土。
啊,巴纳德,我们都会变老,都会死去,而不会死去的是我们共同度过的那些
神奇而美妙的时光。我是一名舞蹈家,而你却是一位魔术师,你能通过流畅舒展的
节奏捕捉到舞蹈本质,你是非凡的大师,能够把稍纵即逝的闪电变成永恒的瞬间。
啊,哪里是我的伟大作品——我的杰作——我的“美国在舞蹈”?我抬眼仰望,看
见了悲天悯人的目光——那是来自于美国的亚伯拉罕·林肯的雕像的目光,那巨大
的额头和脸膛爬满了道道皱纹,被悲天悯人和伟大的殉道精神的泪水冲刷而成的皱
纹。而我,一个微不足道的小人物,却要在这超人的信仰和超人的道德面前翩翩起
舞。
但是,至少我还不是莎乐美①,我不想要任何人的头颅;我从来就不是吸血鬼,
而永远是灵感的启示者。“约翰尼斯”,如果你拒绝“把你的嘴唇”和你的爱给我,
我仍会以“年轻的美国”的聪明智慧祝你在修德养善的道路上一帆风顺。是祝你一
帆风顺,而不是与你永别,因为你的友谊已成为我生命中最美丽、最神圣的事物之
一。也许西方的姐妹比东方的姐妹要聪明些吧。“我要吻你的唇,约翰尼斯,你的
唇”,而不是你那盛在大盘子里的头颅,因为那就是吸血鬼而不是灵感的启示者了。
“接受我吧!”“啊,你不情愿那么再见吧。想着我吧,想着我,你将来就会有
伟大的作品。”
“美国在舞蹈”的雕塑有一个很好的开始,只可惜没什么发展。不久,因为他
妻子突然病倒,雕塑工作不得不停止。我曾希望成为他的不朽之作,可是激励巴纳
德为美国创作出不朽杰作的不是我,而是亚伯拉罕·林肯,他的塑像现在还庄严地
耸立在西敏寺教堂前幽静的花园里。
查尔斯·弗罗曼知道在百老汇已经遭受惨败,就想到一些小城镇巡回演出。可
这次巡回演出安排得非常糟糕,比在纽约的演出还要惨。最后我沉不住气了,就去
找查尔斯·弗罗曼,发现他正为赔了那么多钱而心神不安。“美国不理解你的艺术,”
他说,“你的艺术完全高出他们的欣赏能力,他们永远不会理解你的艺术。你最好
回欧洲去吧。”
本来我同弗罗曼曾签过巡回演出六个月的合同,合同上规定,不管是赔是赚都
要履行下去。但是,由于我的自尊心受到了伤害,而且我也看不起他试图违约的打
算,就当着他的面撕毁了合同。我说:“这样你尽可放心了,你一点责任都没有。”
巴纳德不断地对我说他为我这样的生长于美国的艺术家感到骄傲,又说美国不
能欣赏我的艺术,这让他非常难过。根据他的建议,我决定在纽约留下来。我在艺
术大厦租了一间工作室,挂上我的蓝色幕帘,铺上地毯,每天晚上都给诗人和艺术
家们表演舞蹈,并创作了一些新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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