盖婚房:生平第一个大项目 那是一个冰冷得不堪回首的冬天。 我13岁,正在常州市第七中学读初中一年级,却莫名其妙地成了建筑工地的童 工。我被指派的任务是搜罗打地基所用的碎砖石。京杭大运河从我出生的常州城畔 流过,南来北往的货船于水面逶迤穿梭,那是这条财富通道自千年以前就有的景象。 我却在大运河的水底发现了属于我的财富—这里是全常州城碎砖石最多最集中的地 方,取之不竭,又完全免费。 每天早晨,我推一辆小翻斗车来到运河边,拿簸箕从堤岸下到水边挑拣合适的 砖石。它们埋于刺骨冰凉的河水淤泥中,两只手使劲抠才能抠起来。日后我虽然长 到一米八多的个头,可以在我自己组建的业余篮球队打前锋位置,但那时却又瘦又 小。有些河段没有从堤岸下到河道的石梯,我只得奋力把盛满碎砖石的簸箕举过头 顶,才能勉强放上一人多高的堤岸,然后自己再爬上去把砖石倒进小车里。寒风瑟 瑟中,簸箕缝隙里还总有冰冷的河水流出来,沿着手臂灌进袖管,一直渗到贴身的 衣服上。我苦不堪言,却又无人可以诉说。 事情要从当年秋天说起。一日,父母突然把我和哥哥叫到跟前,说家里要自己 动手盖房子。父亲告诉我们,自打比我年长三岁的哥哥出生以后,家里就开始拼命 攒钱,十几年下来,已积蓄了总数达2800元的一笔巨资。“地终于批下来了,给你 们每人盖一间瓦房,长大后娶媳妇用。”父亲如此说道。 我生于1962年6 月。父亲是常州灯芯绒印染厂的一名科级干部,母亲是常州东 风印染厂的工人。除了哥哥之外,我还有个比我小8 岁的弟弟。我们一家5 口人住 在常州城中一个小弄堂的旧平房里,两个小房间加在一起30多平方米,连卫生间也 没有。常州城不大,走大约1 公里就到了城乡交界处,新房子的建筑工地位于那里。 因为在城里弄到块地盖房子几乎是不可能的,于是我父亲花了无数心血,用了 各种办法打擦边球,终于打通关节在郊区拿到一小块地。这个过程长达数年,其中 的人情关系异常复杂。其重点是,父亲的一个朋友是他所在的工厂里级别较高的干 部,此人又和这块地所在的大队党支部书记颇有些交情。正好父亲的这位朋友也想 自己盖房子,父亲便央求他找大队书记将两家的地并在一处批了下来。 感悟之一:循规蹈矩难以成事 父亲当时无论如何也要盖房子的决心和毅力,对我影响巨大。20年后,我放弃 了自己创办的3 家小公司加入微软,从最底层的程序员做起。当年和我同期进入微 软的一批软件工程师,10年后很多人仍旧在老位子上埋头苦干着。而我不是带着只 做技术的想法进入微软的,我一直在寻找时机进入管理层和决策层,成为在更高层 次上掌握自己命运的人。而我也的确做到了。我觉得自己在微软有两步走得很对: 一是从一名普通工程师晋升到部门经理;二是在适当的时机当上了微软中国区总裁。 回顾我在微软的职业道路, 我不承认自己幸运,因为在微软,没有任何利益是可以依靠幸运获得的。 如果要探究这其中的所谓成功秘诀,我想就是因为父亲教会我的道理: 任何事情都是可以变通的。一种方法不行,还可以用很多别的方法。循规蹈矩、 墨守成规难以成事。 开家庭会议的那天,父亲还给我们算了这项唐家头号工程的成本。按当时的市 价,盖两间房子需要4000元左右。父亲已把我家在泰兴老家的房子用780 元钱的价 格卖给我的伯父,再加上现有的2800元积蓄,余下的缺口,就要靠我们自己在建筑 材料上精打细算。 我这才恍然大悟,为什么我家的日子总是过得紧紧巴巴。当时父母每月的工资 收入分别是62元和42元。对这两个数字我印象极深,因为他们拿了十多年这样的工 资,没什么变动。从我记事起,父母的生活习惯已如苦行僧一般省吃俭用。我家所 在的弄堂里有几十户人家,收入水平都大致相仿,但人人皆知唯有我家的日子过得 最为寒酸。在我的童年记忆里,夏天最热的时候,我连短袖衫也没有。唯一的一件 长袖衬衣,也是我哥哥穿过的,我把袖管往上一撸就变成短袖衫。 父亲告诉我们,从现在开始不要去上课,全力以赴开始盖房子。那时我哥哥正 上高一,建筑工地上的活儿需要力气,由父亲和哥哥去干。因为要还父亲朋友在批 地一事上的人情,我家主动提出,帮他家把地基也一并打好。给我的分工,就是到 外面去捡碎砖头,以做两家地基之用。 两家房的地基约需500 车翻斗车的碎砖头,父亲给我定的指标是一年完成。每 天推完一车回家,我就在墙上写“正”字计数。整整一年,我心里一直在默念“还 有××车”。那个目标像一座被云雾包裹着的山,看上去触手可及,却似乎永远也 走不到跟前。 父亲朋友家房子的开工日期是早已确定好的。母亲因此非常着急,天天 促我 说:怎么这么慢?捡完一天石头回家,我累得趴在桌子沿上休息,等下班后的母亲 给我做饭。通常她饭还没端上桌,我已经睡着了。母亲把我弄醒吃完饭,我立即上 床倒头就睡,也不管身上全是泥啊土啊。因为家里没有可洗澡的地方。夏天时还好, 可以拎桶水在屋子外面冲一下了事,冬天时就无法可想。很多年后,母亲还爱跟我 讲起当时的情景。 感悟之二:人生还有什么不能承受 这段经历也让我心态变得很好。现在我经常告诫自己:小时候就是这么过来的, 什么苦我都吃过,人生还有什么不能承受?归根到底,人生没有什么可担心的,也 没有什么不能失去的。 2005年底至2006年初,是我在盛大,甚至是我职业生涯中最艰难的时候。当时 盛大处于极其低迷的状态。这时候,几乎所有的职业经理人都会离开。因为职业经 理人自然该“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公司走下坡的时候唐骏还不走,别人会 怀疑你是不是没地方去,只能窝在盛大?我当时想,一定要顶住,一定要坚持,一 定要为中国的职业经理人争口气。 那时候我没走,不单是一个职业选择,还是一桩有寄托的事情。那时,我第一 次在心底明确了: 我的追求是做中国职业经理人的标杆,职业经理人就是我的事业。为了这样的 追求和事业,受苦亦是享乐。 捡碎砖石的最佳地点在京杭大运河,可去运河的那条路也是去我学校的必经之 道。每天都会遇上背着书包打打闹闹去上学的同学,推着翻斗车灰头土脸的我简直 无地自容。别人总是在指指点点,“哎,那不是唐骏吗?”还有更甚者,一路跟在 我身后不怀好意地高喊:“唐骏,加油!”而最难堪的时刻,则是撞上我对之暗生 情愫的那个女孩子。她是我的同班同学,也是学校里的运动员,皮肤白白的,在那 时的我眼中,她简直像童话里的小公主一般可爱。吃再多的苦我都可以忍耐,就是 无法忍受被她撞见我干苦力的模样。在那一瞬间,一切美好幻想都破灭了,人生就 像我拉着的那车碎砖石,丑陋、冰冷,而且毫无意义。 忍无可忍的我,向父母提出去别的地方捡石头。他们同意了。可那也导致工作 效率的直线下降,在别的地方辛苦找寻一天,往往连三分之一车也装不满。眼见规 定的日期一天天临近,我只好硬着头皮再回到大运河边去。 为了结束这样的日子,我向父母提出了抗议:“我不要房子了”,“我长大不 娶媳妇”,诸如此类。当种种借口都明显不起效果之后,我干脆假装生病,卧床不 起。那天,我看见母亲下班回来做好饭,就推着我的翻斗车出去捡砖头了。过了很 久她才回来,乌黑的头发上弄了一层白灰,面容疲惫不堪。但她依然走到我的床前, 帮我掖了掖被子。那一夜,我没有睡着。第二天,我对母亲说,我的病已经好了。 一年之后,捡砖石的任务终于完成,分派给我的活儿稍稍少了些。我也因此有 机会偶尔去学校上课。但依然没有像样的衣服穿,因为父母要把尽量多的余钱都用 在盖房工程上。那时我最好的也是唯一的一件新衣,是父亲工厂里发给他的一件蓝 色翻领工作服。房子竣工后,也许是作为一种奖励,父亲把这件衣服给了我。我对 它异常珍惜,从初三穿到高二(我读书时高中是两年制),到北京去上大学时还带 着它。 这段盖房子的经历,对我而言是磨炼,更是苦难。那时我正处于情窦初开、视 面子为世间第一要务的年纪,却被迫每天承受肉体和精神的双重折磨。我刚刚成长 起来的自尊心受到了重创。 感悟之三:战略现实、战术浪漫 我对自己如今性格的评价是:战略的现实主义者,战术的浪漫主义者。我看问 题通常以三年为周期,这三年中的战略目标我非常清楚。制定了目标后,就用各种 浪漫的方法来实现。我反对实现方法的庸俗,在我看来那就是战术上的低级。我要 让实现目标的每个过程都很享受。 很多人好奇于我的思路。对于这个问题,我年轻时就想得很清楚了。当时父母 为了一个遥远的目标,让整个家庭付出了太惨重的代价。换了我在那个年代做同样 的事,我绝对不会通过这种方法来实现。 其实这也是很多公司和职场人的通病:战略上理想化、浪漫化,而战术上很苦、 很累。其结果往往是徒劳无功。所以, 我现在作任何计划,工作也好,生活也好,从来不超过三年。人生是一段充满 变数的旅途,现在就跟自己说很久之后如何如何,反而是一种阻碍。 我推着翻斗车往来于大运河岸的那一年,是1975年,中国正处在旧时代未去、 新时代将临的前夜。那一年,日后将成为我生命中贵人的几位人士,比尔·盖茨20 岁,史蒂夫·鲍尔默19岁,陈发树15岁,陈天桥2 岁。那时盖茨和鲍尔默正在哈佛 念大学,是桥牌桌上的好友。盖茨已经和他的中学同学保罗·艾伦一起创办了一家 叫做微软的小公司,就在这一年,他终于决定从哈佛退学开始全力创业。鲍尔默则 孜孜不倦于他的几个初期管理角色—哈佛橄榄球队经理,《红色哈佛报》编辑,以 男生为会员的“狐狸俱乐部”的组织人。生于闽南茶叶之乡安溪的陈发树,那时刚 初中毕业,在他生活的村子里有一口大家赖以饮水的古井,多年后他告诉我这是他 把新华都集团的Logo设计成“井”字的原因。而陈天桥,此刻在浙江一个小山村里 应该正蹒跚学步,谁也没看出来这个小男孩日后会一度登临中国富豪榜的榜首。 不过,就此时而言,无论对于身处的历史时代,还是上述人物,我均一无所知。 每日我面对大运河缓缓流淌的河水,只觉眼前风景无限萧瑟。 -------- 虹桥书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