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遭遇“办公室政治” 快乐童年的结束:第一次遭遇“办公室政治” 我出生时之名并不是骏马的骏,而是竞赛的竞。说来有趣,父亲是根据他的工 作经历给我们兄弟起名字的。我哥哥叫唐政,是因为他出生的那一年我父亲开始从 政,从一个普通工人变成厂里的团委宣传干部。我叫唐竞,则是父亲为了纪念他从 团委调到生产竞赛办公室当主任。到了我弟弟出生时,因为前面已接连两个男孩, 母亲特别希望能有个女孩,结果却又是一个男孩,所以我弟弟就叫唐余,多余的余。 在常州话里,“骏”和“竞”发音相同,很多人把竞误读成骏,后来就慢慢沿用了 下来。等到我上常州市东方红第一小学,需要换户口本时,也就正式改为我现在的 名字—唐骏。 我读小学时,按照正常的工作时间,父母本该5 点就下班,但却每每到晚上9 点才回来。这是因为他们都特别喜欢加班的缘故,每多做一个小时就有一毛钱的加 班费。父母不在家,家务活全都包在哥哥和我身上。弟弟出生时我8 岁,我给他洗 了3 年尿布。等父母回到家时,我们3 个小孩子往往已经睡着了。 我母亲是个非常勤劳,也很会持家的人。加完班回家后,她还要把第二天的饭 菜烧好。通常是一盘青菜,母亲炒好往桌上一放,我和哥哥中午和晚上放学回来热 一下就吃。母亲十天半个月才会买一次肉,烧好了捞一勺出来放在青菜里,这样吃 起来有点肉味。这样的日子,是我童年最幸福的时光。到现在为止,我最爱吃的两 道菜依然是青菜和红烧肉。在我眼中,这两道菜实在美味,总觉得没吃过瘾。后来 在微软时,所有熟悉我的员工都知道我这个爱好。 家境的确艰辛,但我的童年记忆倒也不乏亮色。我最快乐的时光是小学阶段。 从一年级到六年级,我都是班长,后来又被选为大队长。无论是在学校还是在我家 所住的弄堂,我从周围人的眼睛里经常看到的都是肯定和喜爱的神情。邻居们还给 我起了个外号叫“巧巧头”,常州话意即聪明的孩子。 甚至还在小学一年级,我就有了人生的第一次辉煌体验。那时正值“文革”的 高潮期,经常有各种群众集会,批“四旧”啊,抓革命促生产啊,学习毛著啊,无 不声势浩大、群情激昂。有一次区里的几所小学集中开会,场地借的是某工厂的食 堂,大家带个小凳子浩浩荡荡地去了,可以容纳上千人的空间里坐得满满当当。为 了体现“文化革命”的深入人心,我居然也被选为发言代表之一。轮到我发言了, 我个子太矮,垫了个垫子也爬不上主席台,最后被别人抱了上去。那时候认得的字 还很少,演讲稿是老师写好后让我一句句背下来的。我依着记忆讲得头头是道,中 间还不忘做了些手势。 即使在弄堂里一同玩耍的小朋友中间,我也是焦点人物。大运河边有个东郊公 园,虽然离我们住的弄堂远了点,但因为公园里有假山,正是捉迷藏的好地方,我 们经常一放学就往那里跑。那时候公园一张门票要两分钱,我们没钱,就沿着公园 河边的栏杆走,总能找到可以钻进去的地方。在那里,我的组织能力第一次得到施 展的空间。通常捉迷藏游戏的规则是一个人抓很多人,我觉得缺乏吸引力,于是提 出新的玩法。比如把小伙伴抽签分成三到四组,然后大家比赛,看哪组被抓的人少。 我喜欢在游戏中加入竞争机制,有了竞争,游戏就变得更有意思,因此所有小朋友 都特别喜欢跟我一起玩。 无论是鹦鹉学舌的演讲,还是对于游戏规则的创新,以及被小朋友们簇拥着的 感觉,在这些大人们看来微不足道的小事中,我却生平第一次拥有了空前的自信和 满足。也许是因为之后所吃的苦头太多,在记忆中,我甚至觉得,读小学时的每天 都是很快乐的。 但我的黄金时代在刚升入初中时就结束了。小学毕业时我不但是班长还是全校 的大队长,按照常理,到了初中也该一路直升。我就读的中学是常州市第七中学, 还没有正式开学,我就被女班主任老师找去学校谈话。我以为老师是要给我布置新 学期班长的工作职责,但事实却和我的设想完全不一样。那天,整个办公室就她一 个人,空荡荡的。她客客气气地让我坐下,然后告诉我,新学期我的职务不是班长, 而是体育委员。我想我的脸瞬间就涨红了,不知何时竟站了起来,几乎是用一种气 急败坏的口吻质问老师为何不让我当班长。 那一天,去学校的途中,我脑子里幻想着被老师委以重任的场景,耳中只感觉 蝉蛙的和声是大自然中何其美妙的奏乐。归家的路上,我才发现,原来这夏去秋来 时节的蝉鸣蛙噪,竟何等让人心烦意乱。 老师的解释理由是为了培养我,为了我在将来的社会中能上能下,按当时的时 髦说法是“一颗红心,两手准备”。事实真相当然不是如此。后来我终于了解到被 “暗算”的原因:我的班主任当时谈了一个男朋友,也是学校里的老师兼团委书记。 我哥哥那时读高一,和我在同一所中学,他也是班长,并且颇受他的班主任喜爱。 偏偏这位团委书记和我哥哥的班主任关系不佳。这一连串的因果关系,导致我的班 主任用这种“特殊照顾”的方式对待我。 这颇有点像现代公司里的人事斗争。第一次在“办公室政治”的暗战中受到如 此打压,我的心情一落千丈。功课不好好学了,上课时也开始和同桌讲话。过去我 是监督别人不许上课讲话的,如今我也加入了他们的行列。很多年后,我回常州七 中参加同学聚会,又见到了当年的班主任老师。谈及往事,她告诉我说,那时她是 第一年做班主任,据她的观察,觉得我这个人肯定不好管,所以想找个比较听话的 人做班长。这倒也是事实。不过无论原因究竟如何,当时的我甚至已对上学本身失 去了兴趣。 当父亲提出家里盖房子,不要哥哥和我去上学时,我竟莫名地感到一种解脱的 快意。哥哥向父亲提出,他宁可苦点累点也要上完课再干活,因为他是班长,不能 不上学。父亲同意了。我听了哥哥的理由,更觉心灰意冷。母亲在一旁问我:“你 也要像你哥哥那样吗?”我摇头。 推着小翻斗车捡砖头的那一年,我从没踏入过校门半步。此后直到我家的新房 竣工,我也极少在学校露面。有一次,老师来家里通知我父母,一定要我去学校参 加考试,考多少分无所谓,但倘若不参加就要开除。我去了,数理化各考了十几分。 面对挫折的态度之一:我和我在微软的第一个老板之间的博弈 多年以后我又遇到类似的事。我加入微软8 个月后,因为发明了Windows 多语 言版本的引擎模式,很快被提拔为部门经理。我领导一个20人左右的团队,将我的 引擎开发模式负责推广到微软总部整个Windows NT开发部门近2000名软件工程师的 编程工作中去。我和我的团队工作十分努力,成绩也有目共睹。 谁知,我当时的顶头上司,也是我加入微软后的第一个老板戴维·麦克布莱德 先生,却给我下了个“绊马索”。他刚加盟微软时的一位直接上司,此时在另一个 部门工作,职权已不如麦克布莱德先生。于是这个上司找到麦克布莱德,说想换一 个轻松的岗位。麦克布莱德先生就硬把这个上司塞进我这个团队,并让他做一把手。 他的理由是我的部门太重要了,要安置个有经验的人协助我把工作做得更好。 这件事在一定程度上对我的打击相当大。我的心里很难受,不明白为什么工作 做得好好的,却偏要受到莫名其妙的掣肘。但此时的我毕竟已不是刚上初中的那个 小孩子,我已经成熟了。身处微软的“政治旋涡”中,我明白,如果还像年少时那 样放弃自己,断断不会有好结果。 就算某些人、某些事会给我的职业发展带来暂时的影响,我相信自己只要继续 努力,就一定会成功。 调整心态之后,我一如既往地勤奋工作,终于在后来又得到了被提拔的机会。 面对挫折的态度之二:我和陈永正无法切蛋糕,我选择另一片天空 微软设置的中国区总裁和大中华区总裁的双重架构,多年来一直是导致微软中 国公司纷争不止的最大因素。我就任中国区总裁时,和大中华区总裁黄存义之间的 权力之争,即使在外人看来也非常明显。我屡次向总部反映,希望能取消双重架构, 但微软总部却固执地认为,架构没有问题,只要换人就能解决一切。 2003年8 月,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黄存义被调离岗位,原摩托罗拉中国区总 裁陈永正空降微软,成为大中华区总裁。到了10月,陈永正重新设置微软中国区管 理职责,把市场、财政等最大块的“蛋糕”圈到他的直接管理之下。我很理解陈的 做法,他是一个想做实事也能做实事的人,不过从个人来讲,我必须开始考虑自己 的职业未来。 尽管史蒂夫·鲍尔默向我承诺,我可以在总部挑选任何一个让我满意的岗位, 尽管我对工作10年的微软依然一往情深,但是我的根在中国,我希望留在中国,我 需要和我的客户、我的合作伙伴在一起,这样的工作才能让我兴奋。 曾经沧海难为水,如果不能继续追求挑战和激情,我选择另一片天空。 2004年2 月,我以“微软中国区终身名誉总裁”的身份从微软“光荣退休”, 成为盛大公司总裁,并于当年4 月成功率盛大赴纳斯达克上市,开始了我职业道路 上新的一段激情之旅。 -------- 虹桥书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