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章 重新获得世界 世上有多少人,就会有多少不尽相同的表达爱的方式。我曾经以爬山来抒发我心中 的爱。 1980年的全国围棋比赛分两阶段进行,4 月份的预赛安排在黄山脚下,9 月份的决 赛安排在乐山山顶。4 月,我向黄山走去时,脑子里一直想着20年前的情景。那时我正 要参加第一次全国围棋赛。当时陈老总谈兴很浓,赞不绝口地给我们描绘了黄山的一幅 幅景色。他说他经常介绍外宾去黄山游览,他还让我们有机会一定要去黄山看看。1964 年的全国赛安排在杭州,赛前陈老总又跟我们说,黄山离杭州不远,你们赛后可去黄山 一游。于是国家体委给我们作了安排。我很兴奋。我当时正是20岁的小伙子,觉得爬山 乐趣无穷,尤其又是陈老总让我们去的。很遗憾,后来因故却没有去成…… 命运真会捉弄人。今天,当我因为精力付出得太多,登三四层楼都要气喘吁吁的时 候,当我对爬山已失去兴趣并感到畏惧的时候,却来到了巍巍黄山脚下。我决定登黄山, 不是因为既来之,则登之,也不是因为黄山景色诱人。不,再美的景色也不可能逗引我 去爬山了,我已经绝无这样的体力了。我登山,仅仅是因为我深爱着我们围棋界的两位 名誉主席。陈老总要我们上的地方,我能不上吗?这次动身来黄山之前,方毅同志也跟 我说:“黄山真是个好地方,务必要去看看。”两位名誉主席都这么说了,我还有什么 可考虑的。豁出去了。 登黄山那天,天空阴沉沉地冰冷着脸,好像要考验我们有没有诚意。这有什么,我 们顶多带上雨具就是了。我和华以刚两人结伴而行。以刚虽比我小5 岁,但毕竟也30出 头了,不能和小伙子同日而语。一些年轻棋手似乎不知什么叫劳累。他们嬉笑着,三步 并两步地比赛着,回头看看我们落后了一大截,干脆拿出扑克牌玩上几把。年轻就是优 势,年轻就是速度,年轻就是胜利。我和以刚已经看清了这种不可逆转的客观事实,倒 也心平气和。我们始终不变地保持慢速度,但始终没一次停顿。这好比乌龟与兔子赛跑, 因此我们也不比小伙子们落后多少。 黄山当然是美的,但对于怕登高的人来说又是可畏的。有时抬头一望,那无穷无尽 的石级直插苍穹,令人不寒而栗。不过我心中只是记着两位名誉主席的嘱咐,我只知道 我是在完成一种使命,我是以行动来默默地纪念陈老总。 当我俩正在缓缓而行时,突然一个小姑娘像一阵风似的超越了我们,转眼之间已把 我俩远远地抛在后边。定睛一看,那不是杨晖吗?“小晖!”我一声招呼,杨晖站住了。 “为什么走得这样快?”“我喜欢这样。”“你别一人走,跟我俩在一起吧。”杨晖显 然不喜欢我们这种老牛拖车的速度,但前辈发话,无可奈何。说实在的我不放心一个小 姑娘在一座大山中单独行进,而且她怎么也称不上体格健壮。今天她把登山当做下棋, 也是大刀阔斧,图个速决战。但黄山是个强大的对手,像杨晖这样的体力,不但速胜不 了,非落个中盘败不可。不过作为一个年轻棋手,这股劲头是不能缺少的。或者说这种 猛冲猛打的劲头正是年轻的标记。 天公不作美,将近中午阵阵山风夹着雨点迎面扑来。我们在半山腰的饭馆用餐避雨。 但雨愈下愈大,老天爷今天好像非要看看我们的决心了。我们紧握住雨伞顶着变本加厉 的狂风暴雨,一步步往上登。密密的雨点一面在雨伞上狂轰滥炸,一面袭击我们的全身, 把我们打得湿透。此时的雨伞真是愈帮愈忙,我们生怕伞被风刮去,甚至生怕连人带伞 刮向那可怕的深涧。 风雨织成了一道屏幕,把黄山的景致完全遮掩住。大自然好像要用这道屏幕把我们 和黄山隔开来,把我们从黄山逼回去!我们在大自然的嬉弄中苦苦地挣扎。但是我们决 不畏怯,我们要撞开那密密层层的雨幕继续往上爬,一直爬到顶。 气温骤然下降,虽说是4 月中旬,但其寒冷与冬天无异。我们的衣着都很单薄,且 又浑身湿透,冻得像风中落叶似的簌簌直抖。我和同行的以刚、杨晖相互鼓励。以刚从 口袋中摸出一些西洋参,我们每人嘴中含上几片。小小的几片西洋参哪能抵御暴风雨和 寒冷?这只是心理上的一种安慰罢了。不过朋友间的情意是真真切切地给人以温暖和力 量的。我们每前进一步都很艰巨,我不禁联想起红军爬雪山来。杨晖早已没有了原先的 劲头,她不时仰头望着我们两位前辈,那张圆圆的娃娃脸上满是雨水。我想要不是我俩 在她身边,在她满脸的雨水中恐怕还要掺杂着泪水呢。 雨还是那样大。风依然那般狂。天还是那样冷。我们还是一步一步往上攀登。 整整一天! 我们终于到达山顶。山顶到处冰冻,虽说是4 月中旬,但这里是冰的世界,每棵树 的树枝上都挂着一串串细长的冰珠,构成了极为难得的奇景,只有大自然的神笔才能画 出如此不可思议的幻境般的风景画。据说此景在黄山数十年才能见一次,不少记者闻讯 赶来,拍摄这求之不得的稀有镜头。我们一路上付出很大的代价,恶劣的气候使我们无 法欣赏一般游客都能欣赏到的黄山美景,但我们的代价花得值得,因为我们观赏到一般 游客见不到的黄山绝景。我不由想,人的一生不也是如此吗?人生也是攀登,你想达到 什么样的目的,就得付出什么样的代价。要达到“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理想境 界,那就只有迎着狂风,迎着各种意想不到的困难,奋不顾身地、忘却自我地登攀、登 攀、再登攀。 我要感谢两位名誉主席,他们使我饱览了黄山的绝景,也使我体味了人生的真谛。 在这次120 名棋手参加的黄山脚下的预赛中,我获得了最好的成绩——全胜。 9 月,围棋手们又会聚在四川乐山。乐山之所以有名,是因为那里有座世界上最高 大的坐佛。据说这一带历史上常闹水灾,附近的人们为了镇住水妖,在三条江汇合之处 的乐山沿着山壁雕凿成这座大佛。大佛大得惊人,一个成人恐怕能从它的耳朵孔中钻进 去,站在这大佛旁的人们犹如一个个蚂蚁,小得可怜。然而正是小得可怜的、名不见经 传的劳动人民冒着生命危险创造了这座使多少后人赶来瞻仰的巨佛。人们从这巨佛的身 上可以又一次感受到人的力量,唤醒自身的力量。世上的一切都是人创造的。人的价值 就在于创造。每个人在创造世界的同时也创造了他自己。 大佛的上部有一片平地,平地中央的花草充满生机,周围是一圈典雅古朴的亭台楼 阁。有一座二层楼房,名为“东坡楼”,据传苏东坡年轻时曾在此住宿读书。这次上海 代表团被安排在此下榻。遥对着东坡楼有一排长亭,这排长亭几乎就在大佛的顶部,围 棋比赛的赛场就在这长亭之中。真是美哉,妙哉!美中不足的是远处的高音喇叭和游客 的嘈杂声不时传来,似乎在提醒我们乐山毕竟是人间乐土,而非世外桃源。 赛前有人问我这次是否决心击败聂卫平,夺回冠军?“是的。”我毫不含糊地回答。 我知道聂卫平这几年在棋艺上不断提高,且日趋成熟,在国内外的不少比赛中取得了好 成绩。他头脑清晰、思路敏捷、计算正确、形势判断清楚,他对胜负极为敏感,只要能 赢一二子就死死守住,绝不冒风险,一旦形势不利则尽一切可能设法挽回。他的技术是 全面的。他的年龄和棋龄虽然比我小,但他在比赛中表现出来的经验和成熟已使我自叹 不如。也正因为如此他在近几年的国内外比赛中,成绩超过了我。虽然如此,我俩的争 夺仍然是激烈的。1978年的全国赛决赛我曾一路领先,前6 场全胜,小聂也被我击败。 眼看胜利在望,但我后几轮却发挥不正常以至终于被小聂超过。 1979年春我们一起到日本参加了第一届世界业余围棋锦标赛,我和小聂在冠亚军决 赛中相遇。我们彼此太熟悉了,我了解他的优缺点,他深知我的长短处。我俩都清楚, 在这种棋逢对手的比赛中,无论谁能猜到黑棋先走一步,都会对胜负起着举足轻重的作 用。很奇怪,小聂在比赛中经常猜到黑棋,这次世界赛也不例外。看着小聂手捧那么多 大大小小的奖杯,我羡慕得快要妒嫉了。说实在的,我绝非气量狭小之士,但哪一个棋 手不想把奖杯捧在自己的手里?不想夺奖杯的就不配当棋手!一个棋手在比赛中的目标 不是冠军还能是什么?当你有可能实现自己的目标而结果却实现不了时,总有些不是滋 味吧。 同年夏天,《新体育》杂志社倡办了“新体育杯”围棋赛。比赛采用双淘汰的方法。 我在单淘汰这边取得全胜,获得决赛权,在被我战胜的对手中也有聂卫平。但聂卫平不 愧是聂卫平,他在败者组中战胜了所有对手,取得了和我决赛的资格。决赛的第二场是 在西单体育场公开比赛,体育场的两千张票很快售罄。比赛在晚上7 点开始,没下多久, 突然棋盘上啪、啪地溅起了雨点。我想糟了,今天的比赛看来要吹。我们改期不要紧, 这两千爱好者兴致勃勃地花了钱赶来观战,一场雨把他们淋回去实在太过意不去了。雨, 愈来愈密地往棋盘上下,好像也要和我们厮杀一场。我的眼镜片上更是雨水蒙蒙。我想 下棋可不能像足球赛那样进行水战。我朝观众台上望去,不料两千观众不见一人起身, 而且也没有一点骚动不安的声音。他们那样的肃静,专注。两千束目光的焦点都在我们 的棋盘上,两千颗心想的都是这几着棋应该怎么下。西单体育场上坐着的是由两千人凝 聚而成的一个整体,一个忘却自我、只有棋艺的整体!我感动极了。老天爷也终于被围 棋爱好者们的精神所感动——雨停了。 胜利女神总是朝着年轻人微笑的,我又得了第二。 对于我,没有得到第一,就是什么也没有得到。 这一次又一次的比赛老是小聂第一,我第二,对我刺激很大。我知道年轻的总要胜 过老的,而且多少年来我为年轻人的成长尽了努力。我多么希望一个又一个年轻人快快 长进,超越我的水平,登上围棋的一个又一个新的高度。如今小聂在各种比赛中的成绩 超过了我,我却是那么的不服气!而且决心在比赛中和他再次较量。 难道我的思想自相矛盾? 不,不矛盾。希望年轻人快些长进,并不等于希望自己早日退出棋坛,更不等于应 该不战自退。不,一个真正的棋手是不会轻易服气的。棋手应该无畏地在棋坛上给人打 下来,而不能知难而退。小聂超过我是好事,因为这使我有了更明确、更具体的目标。 没有奋斗目标,人生就失去了光彩。我感到自己还有潜力,我要把这些潜力全部发掘出 来,如果我能做到这一点,作为一个棋手的我就没有什么可遗憾的。 我分析着、计算着我的潜力。我想小聂在近几年的对日比赛中取得了好成绩,战胜 过不少九段棋手。我呢?我不也在提高?以往我对日本八段比赛的成绩较好,对九段就 较棘手。然而近几年我感到九段已不那么难对付了。1963年我第一次在被让先的情况下 战胜九段棋手,对手是杉内九段,那局棋之艰苦令我终生难忘。1965年我第一次分先胜 九段,对手是岩田九段,那是在苦战多局之后才好不容易胜了一局。这两位棋手都很老 练,对我来说是很难对付的。但1978年在和这两位九段棋手的比赛中我都较顺利地获了 胜。与岩田的那局,我自布局取得优势后一直维持到终局;对杉内一战我发挥了自己的 特长,凡短兵相接之处我均占上风。在和这两位九段棋手再度较量后,我深信自己的棋 艺有了长进。我和日本最强的棋手几乎都较量过,我承认他们技术上的优势,但我总结 了和他们的所有对局,从内容上来说几乎每局棋都要经过激烈的争夺,很少有一局棋是 被压倒的。即使和世界最高水平,不也就差这一步么? 跨上这一步要经过很多磨炼并付出很大代价,但这一步就达不到吗? 在技术上我是自信的,我应该并且可以在1980年的全国赛中夺回桂冠。但我深感自 己的体力一年不如一年。在比赛中,体力的重要性简直不亚于技术。小聂年轻气盛,一 场比赛下来,在他身上很难看出疲劳的痕迹。但对于我,一局棋如同一场凶险的拳击赛。 而我就像一个被打得数到10才勉强爬起来的精疲力尽的拳击手。连续几天的比赛使我累 得好像得了重病。我越来越感到自己的身体将难以应付一场持久的比赛了。在乐山的全 国赛之前,我多次有这样的预感:我在棋坛上的竞赛寿命快要结束了。然而越是有这种 预感,我就越是意识到乐山全国赛的重要,也许这是我最后一次机会。我拚了命也要打 好这次比赛。 战鼓擂响了。第一场的对手是河南小将刘小光,小光才20岁,1 米84的高个子,在 围棋界算得上铁塔一尊。在篮球场上他是个横冲直撞、无所畏惧的猛将,他的肌体如披 了身铁甲,凡和他碰撞的人都叫苦不迭。小光的棋风也如此,坚强刚硬,不论对手是谁, 他都针锋相对,勇敢迎战。他那敏锐的感觉、精确的计算足以在白刃战中击垮任何对手。 但小光毕竟年轻,大局观比起局部战斗显得逊色,思路尚不开阔,运子欠含蓄和弹性。 然而小光的优点太突出,一旦他的优点得到发挥,即能掩盖其一切不足。再强大的对手, 如下到他的路子里,也难以脱身。杰克·伦敦在其小说中曾描写过一只极其顽强的斗牛 狗,再强有力的猛犬只要被它咬住,便很难幸存。我经常拿这条斗牛狗来比喻小光的风 格,这当然不是贬义,但这种比喻欠雅,使一些人难以接受。不过我始终感到这个比喻 再恰当不过了。 然而今天我自己被“斗牛狗”咬住了。这是斗牛狗与雪虎那场生死搏斗的重演。一 旦下到小光的路子里,其结局就不言而喻了。这只怪我过分自恃,没认真考虑对手的风 格,也未充分估量到年轻棋手的迅猛提高。 我微笑着和小光握了手,祝贺他的胜利。小光是个勤奋好学、谦逊有礼的小伙子, 他的身上有不少美德。看到我所喜爱的年轻棋手的成长,我真为他高兴。 当然,出师不利绝非愉快之事,但在一场大比赛中是要经得起一两次失利的。我心 目中的真正对手只是一个人——聂卫平。 谁料到第三轮我又受挫,对手是16岁的小将马晓春。小马聪颖过人,近两年棋艺突 飞猛进。他在思考时经常双眼往上而不注视棋盘,这不过是晓春思考时的一个习惯。然 而这种思考方式使不少棋手迷惑不安,常有人要我解释晓春的这一习惯。 我与晓春的这盘棋开局不久即掌握主动,中盘时我发挥了自己攻击的特长取得了优 势。到了一个关键时刻,我面临两条路可选择——一条路可使我平稳地保持优势;另一 条路复杂且又冒风险,那是对黑棋进行猛攻。如攻击中稍有不慎,形势即会逆转。这种 下法因其难度大而对我特别具有诱惑力。这是条勇敢者之路,是艺术的探索之路,是充 满了创造之兴奋也充满了失败之可能的道路。我从来认为宁愿因为创造而导致失败,也 不能因为怕失败而不去创造。永不失败是永不成功的同义词。是的,若在平时,我当然 会选择这条路。 然而,今天是场重要比赛,比赛的胜负关系到我是否能实现夺回桂冠的目标。我沉 思许久。是单纯为了胜负呢还是为了追求艺术的真谛? 我并非在进行技术的分析,而是在作境界的抉择。 我终于作出了决定,选择了那条复杂而有风险之路。我想自己下了30年棋,不曾有 过畏惧和退缩。尤其今天在我对面的是位16岁的小伙子,我能为了看重胜负而表现出怯 懦吗?如果是国际比赛,那么为了祖国的荣誉是应当慎重地对待胜负的。如今对着自己 的棋友、自己的小辈,我应当给他以怎样的影响呢? 一场猛烈的攻击展开了,这是场华丽的歼灭战。这场歼灭战容不得一丝误算。遗憾 的是我终于产生误算。这是可以避免又可能发生的误算。如果避免了,这场精彩的歼灭 战是我的一个杰作。然而这场苦战给我留下的是一张遗憾的棋谱。 输了。我后悔吗?没有。比赛中胜负当然重要,艺术也不可忽视。赢要赢得有艺术, 赢要赢得有精神,这样的赢才完美。说实在的,如果再一次遇上和晓春对局中的局势, 再一次面临这种抉择,我必然还会为这而矛盾、斗争。我很难肯定我将采取什么态度, 但我想我恐怕还会采取我这次的态度。如果再一次因技术上的误算而失利我也不会后悔。 相反,我要是光为了胜负而采取怯懦、保守的态度,那即使赢了,我也会羞惭,也会后 悔,也会觉得愧对自我。 第一次人生的关键时刻,每一次大大小小的抉择,其实都是一个能不能自我战胜、 能不能超脱的过程。 两场失利使我清晰地意识到,棋坛上我的对手增多了。年轻棋手往往以令人刮目的 速度突现在人们眼前,而且他们的突飞猛进又往往通过一次次比赛强烈地表现出来。我 从心底里为他们的成长叫好。不过,我虽然失掉两局,信心可没有失掉。以后还有很多 轮比赛,我依然深信能把以后的比赛打好。 的确,我努力地拿下一盘又一盘,至第七轮战胜了我心目中的对手聂卫平。我算是 实现了自己的一个目标,但另一个目标,即夺回桂冠还未实现。小光和晓春两员小将胜 了我之后又先后战胜了聂卫平,显示了真正的实力。聂卫平在这次比赛中显然发挥不理 想,比赛进行至一半他已失去了夺魁的可能性。晓春有几场未下好,成绩落在我之后。 但小光只受挫一局,他始终兢兢业业、一丝不苟,令一个又一个大将订城下之盟。这好 比长跑比赛,我虽然始终紧跟着小光,对他构成了威胁,但我和他之间又始终有那么一 段距离。我无论如何得拚上去! 围棋比赛是马拉松赛,无论是赛一局棋的时间或一次比赛所需的天数,都是漫长的。 因此围棋比赛也是体力、精力和意志力等等因素的比赛。 我很羡慕刘小光、马晓春这样的年轻棋手,一天紧张的比赛下来,他们若无其事。 问他们累否?总是干脆的回答:“不累。”可我呢?疲惫得难以言喻。我在干校时落下 的腰肌劳损也始终不放过我。一边下棋,一边还要腾出一只手撑着腰部。对于我这个已 经不能不精打细算地使用精力的人,这也要耗去我的些许“库存”。 我和华以刚两人同住一室,他也已深感体力不支,只是累的程度稍有不同。我俩很 注意休息,只要有机会就往床上躺着,尽量积蓄哪怕微不足道的体力和精力。这不能不 使我经常回想起杰克·伦敦笔下的老拳击手汤姆·金在拳赛的每一回合开始时,慢腾腾 地从他那一角走过去,而在每一回合结束之前,他总是把战斗引到自己的一角,等锣声 一响,他就可以立刻坐下。汤姆·金是多么懂得珍惜自己的每一点体力和精力。如今我 也懂了,但懂得的人往往是可悲的。这正如经济宽裕的人不懂得俭省,而俭省的人往往 是出于无奈。 乐山虽然景色宜人,但我却无游玩的闲情逸致。对我来说,床是第一重要,酒是第 二重要。床是休息的必要条件,酒则有利于消除一天的疲劳及保证晚上的睡眠。 乐山是个好地方,但再好的地方也有其不足。乐山的蚊子极其可怕,不但多,而且 大,简直是“B —52”战略轰炸机。这些“轰炸机”即使在大白天也肆无忌惮地向人们 频频进攻。据一些当地人说,这里的蚊子不叮当地人,专叮外地人。不知此话是否属实, 反正我们受了不少罪。我算是抓蚊子的能手,手一伸就能抓获一个,可我也被蚊子惩罚 得够呛。甚至在比赛中也不时被叮上几口。 在比赛中疲劳的当然远不止我和以刚,凡年过30的大都如此。日本棋手最成熟、比 赛成绩最出色的年龄往往在三四十岁。那是因为他们一个月平均才下两三局棋,这样他 们的比赛寿命就长。如藤泽秀行年过半百还能在最大的比赛“棋圣战”中获得六连霸的 成绩,坂田荣男64岁时获得全国性比赛的冠军头衔共64个等等。而我国棋手要在一个星 期中赛五六局,这种疲劳战术除了十几、二十多的小伙子是难以胜任的,而且也很难设 想发挥出真正的水平。我国在制度方面不少地方优越于日本,特别是青少年棋手的培养 和成长方面。但我们也有必须解决的问题,其中比赛制度即是突出的一条。培养一个优 秀围棋手很不容易,绝不能让那些在20多岁还在突飞猛进的青年棋手一过了30岁就走下 坡路。如何能使一个棋手将他的水平、才华、经验以及潜力更充分、更有效、更合理地 发挥出来,如何能使每一个优秀棋手的竞赛寿命达到客观上可能达到的最大限度,这是 我国围棋界值得重视和应当认真研究的一个重大课题。 比赛数轮后,一天我突然发现自己的大便全是黑色。我曾听说过大便黑色是便血, 但我毕竟缺乏医学常识,我想也许这是偶然现象吧?不料几天之后非但没恢复正常,而 且每天拉稀多次,每次均这般黑。我心中稍有不安。是否检查一下?不。如果检查出来 没问题岂非多此一举;如有问题恐怕这次比赛要吹了,这对我来说是不能想象的! 我从来认为上了赛场就没有退路,赛场即战场,棋士即战士。我很清楚地记得,1975 年日本的高川秀格九段率日本围棋代表团来访。高川九段起初曾负于聂卫平一局,预定 在南京他还要和聂赛一局。可到了南京他患上感冒,发了高烧。高川九段年事已高,又 得了病,南京这场不下也无可非议。但他抱病上了赛场。他穿着厚厚的毛衣,裹着长长 的围巾,感冒的迹象十分明显。对局时由于劳累和紧张,高川的额上不断沁出汗珠,执 棋的手也不时颤抖,但他仍然顽强地、一丝不苟地投下每一个子,终于拿下了这一局。 一个干事业的人就是在忘却自我中获得自我的。 我的连连便血向我提醒着我的难以承受的疲乏和虚弱。我的身体到底怎么了?但我 刚这么一想,高川秀格的精神便注入我的体内,我便把这看作是对我意志品格的一次考 验。棋手倒在赛场上,那是他的光荣,正如战士应当倒在战场上一样。 我仍然充满着斗志迎战一个又一个对手。我下棋比小光稍快,因此往往比他先结束 战斗。每当我打了场胜仗后不久,小光也奏起了凯歌。我清楚自己虽然棋下得较快,但 所花的代价比小光多得多。小光像尊铁塔似的端坐在棋桌旁,纹丝不动。他有的是体力 和精力,他能够对付更艰苦、更长时间的比赛。而我呢?每天静躺在床上时,心跳的次 数总是一百好几,这显然是失血过多的缘故。会有什么病吗?不过我连这么想的精力都 没有了。我只有一个念头:顶下去。 我的确顶了下去,但已力不从心!最后两场比赛我连遭挫折,两位对手是江苏的李 纲和上海的李青海。他们都有一定实力,但在决赛的阵容中不能算是强手。客观地说, 我怎么也不该连失两城。对于这两局的失败我实在找不出原因。对局时我并没轻率,我 是尽了努力的,但下的棋怎么如此糟糕?最后两场失利使我非但没赶过小光,却落到分 数一直在我后边的马晓春之下。 我决心要夺回冠军,结果却得了第三。回想1960年我第一次参加全国赛,那次也是 第三。20年后,实际上是我最后的一次全国赛,又是第三。这恐怕是命运的安排吧。我 没有实现自己赛前的目标,但是我竭尽了努力,我无法责备自己。领奖时,在我前边的 是两位青少年棋手,尤其站在我前边的晓春是16岁的小伙子,我心里很高兴。20年前我 也是16岁呵,后来我的水平有了很快的突破。同样的16岁,晓春的水平比当初的我不知 要高多少,他的前程似锦。我国围棋界有如此年轻有希望的棋手,我自然深感欣慰。 全国赛结束了。一个星期后在成都将举行第二届“新体育杯”围棋赛。我当然还要 参加。我要继续鼓劲,争取在这次比赛中和聂卫平再决雌雄。我还有这个体力吗?这个 问题我想都没有想。我只想:再坚持下去,待“新体育杯”比赛结束后,回北京好好休 息。 在成都休息了一个星期,其他棋手在体力上都得到程度不同的恢复。而我呢?非但 没恢复,却日见虚弱。但我从不是悲观主义者,我仍然充满着信心期待着“新体育杯” 赛的到来。不知是何原因,我对成都市有着不一般的感情,也许是成都市的围棋爱好者 特别多;也许是陈老总是四川人;也许1974年我曾在这儿得了冠军;也许这里的名胜古 迹令人感兴趣;也许这儿的名酒及麻辣风味特别吸引人……总之,我热爱这个城市。我 很有兴致地跨进那一家家各具特色、但归根结蒂属一个特色——四川特色的各种小吃店。 在事业上我是尽力奋斗的,但我并不因此而不去领略生活上的享受。我在精神生活方面 的享受是书和电影。以前我书柜里的每一部中外名著我都是读完的,而且读过的书依然 和从书店刚买来时一样新——我是自己每一本书的“监护人”。不过,近两年书出多了, 我体质太弱,买书速度超过了读书速度。我在物质方面的享受是酒和麻辣。酒量在运动 员里也是冠军级的。生活里要是没有酒,何以助兴?何以庆贺?何以浇愁?何以交流? 老天爷也许知道我很快就要失去酒和麻辣这两大享受,所以这次安排我在成都享受一个 够。 9 月14日,“新体育杯”赛揭开战幕。比赛的地点是成都市新建的棋苑。棋苑的对 局场地是一个很别致的马蹄形的建筑。这座建筑物对面的一幢楼房是招待所,棋手们均 在此下榻。很遗憾,这所棋苑后来因某种原因竟作他用了。 第一轮是全国各地的强手对四川的业余棋手。这一仗对抗成分少、友好成分多。对 强手一方来说,这一轮比赛与休息无异。但这一天我感到从未有的虚弱,我静卧在床上, 搭了自己的脉,每分钟要跳130 次以上。我不禁跟同卧室的伙伴说:“恐怕我要不行了。” 夜深人静,棋手们都进入梦乡,为第二天的比赛积蓄力量。可我,只感到浑身不对 劲。凌晨1 点多,我感到要呕吐,得赶紧开灯上卫生间。但是同室的棋友明天还有一番 鏖战,可不能影响他们。还是别开灯了,摸索着走吧。我扶着床栏站了起来,第一次感 觉到床栏的价值。我多希望一个床栏接着一个床栏,好让我扶着走到卫生间呵! 一进卫生间,我吐出三大口鲜血。吐完血,只感到如虚脱一般,蜷缩在床上簌簌发 抖。可是明天我还要投入比赛,一定要争取睡一会。 但我难受得无法入眠。突然,只觉一口血冲出来,这次才吐了一点血,却被同伴们 发现了。于是好些人为我奔波起来,成都市体委的几位同志极为关切,很快找来了车辆。 吴淞笙和华以刚两位扶着我经过走廊,我看到几位女棋手也被惊动出来了。杨晖那对睡 意朦胧的、孩子气的大眼睛疑惑地望着我。我一个人的不舒服惊动了这么多人,心里真 觉过意不去。 淞笙和以刚小心翼翼地搀扶着我这个老大哥,他们真是我的好兄弟。别说淞笙和我 朝夕相处了20多年,即使以刚也和我一起生活了15个年头。我们曾一起下干校、进工厂, 又一起重返棋坛。在干校和工厂期间由于我食量较大,定量不够吃,以刚几次慷慨捐助, 才使我尚能平定腹中的骚乱。记得在五七干校中度过的那个国庆节,那天我们3 人实在 憋不住,一起到村上的供销社打了些显然是掺了水的汾酒,又买了几个肉罐头。回宿舍 后将门反锁,3 人饕餮一顿。多少时候未尝到肉味了,更有多少时候未闻到酒香了?我 们以庆祝国庆的名义违反了干校的纪律,纵情地欢乐了一番。说实在的,我们3 人算得 上老实本分,但老实人在特定的环境中也会干出不老实的事。也许很久没和杯中物打交 道的缘故,以刚喝醉了,吐了一地;淞笙也倒在床上不省人事。我的酒量还不至于使自 己仿效两位兄弟,于是我把一地的脏物收拾在一个脸盆内。端着这个脸盆像贼一样溜了 出去。宿舍外不少人在洗衣服,人家以为我是去参加洗衣服的行列的,因此我未被怀疑。 后来,1974年那次全国赛我酩酊大醉,淞笙和以刚帮我好好料理了一番,也是有兄 弟的缘分吧。 我们来到了附近的一所医院。急诊室一位中年医生认真地询问和察看了我的病情。 他检查了我的血色素,只有四克,病危!他马上给我打了止血针,紧接着给我输血。 在急诊室里边还有间小屋,小屋的中央孤单单地放着两张床。我躺在一张床上,在 接受输血的同时环顾着这间小屋。这间屋非常陈旧了。四周的墙壁斑驳发黑,房中的灯 光也很微弱,整个色调是黯淡的。在另一张床上早已躺着一位农村老大娘。她的老伴默 默地坐在床边。这两位老人的年龄很难判断。不过这两张饱经风霜的脸使人一望而知其 过去生活的艰难。而如今他们面临着的又是一个不幸!两位老人与这间小屋的气氛相当 协调,构成了一幅色彩浓重的悲哀的油画。可怜哪! 我不禁联想到自己见过的一些农民。他们不也是艰苦奋斗一辈子,最后就无声无息 地成为一抔黄土吗?( 当然,如今的富裕户农民是不可同日而语了。) 比起他们,我是 幸运的。虽然我这一生中也曾经受过不少挫折和痛苦,但我有创造,有成功,有欢乐。 如今我同那位老大娘一样躺在病床上。她已是日薄西山,而我呢?我的年龄毕竟是如日 中升,只是现在有一小片乌云飘浮过来遮掩了我生命的阳光。但这是暂时的,乌云很快 会随风而去的。 猛然间,我又吐出几大口血,幸亏我被及时送往医院以及那位中年大夫果断地采取 了措施,不然真难以想象。然而这几口血使我醒悟到问题的严重了。我问陪着我的同志 :“比赛我还能参加吗?”没有答复。但那眼神已作了肯定的答复。可能别人认为这是 毫无疑义的,我怎么还问这种傻话?但这对我却是太突然了。我预感到的最后一次的棋 赛,就这么失去了吗?我连再拚一次的机会都没有了吗?我的运动生命就这么不了了之 了吗? 令人绝望的打击啊! 我的眼泪夺眶而出,我将头埋在床上,承受着难以承受的痛苦。 这一天终于到来了。运动生命结束了。 尽管我早有预感,但这一天真的到来我又感到如此突然,如此不能想象!对于死亡, 我想得很少,而且我从来不感到死亡有多可怕。生老病死,是每个人均要遇到的,不可 避免的,不值得大惊小怪。但我陈祖德是为围棋事业活着的,我已下了近30年棋,我不 能离开纵横的棋盘和黑白子! 一会儿,成都的一位副市长带着几位医术高明的内科医生来给我会诊。这位热心的 副市长听说我病了,马上驱车到几位医生的家中,把他们从被窝中请了出来。这几位医 生给我认真地做了检查,由于查不出其他症状,就初步诊断为急性胃炎。 急性胃炎,对于吐血病人来说没有比这再好的结论了。但我觉得有些奇怪,我在20 岁左右确有胃病,后来很多年我的胃一直不错,怎么无缘无故得了急性胃炎?不去管他, 反正这次诊断出胃炎是好事,这次“新体育杯”虽然参加不了,但不久我就能重返棋坛。 我长长地吁了一口气。 为了让我得到较好的治疗,这天上午我将转到四川省医学院附属医院。当人们一定 要我躺在担架上抬上救护车时,我真哭笑不得。我想自己便血了20多天,还不是把全国 赛下完了,如果被医生知道,早就禁止我比赛了。医生的话有时要听,有时可听不得。 还真巧,附属医院负责我的周医生是个围棋爱好者。成都市的围棋活动非常普及, 走到哪儿都能遇上围棋爱好者。周医生与我一见如故,对我关怀备至。我深感围棋爱好 者对围棋手和对围棋事业的热诚。 就在这天下午,当我躺在病床上休息时,忽然敏之走了进来。太出乎意料了。我凌 晨被送往医院,才10个小时,她就从北京赶来了。我心里不免埋怨一些同志太大惊小怪, 当然人家是一番好意,我又是感激他们的。敏之的眼睛有些红肿,我问道:“你哭了?” 她不回答,也不用回答。我由于失血过多,脸色苍白,但人还是胖胖的,食量依然和平 时一样。医生已诊断是急性胃炎,敏之总算放心了些。但她心里在嘀咕,她想我好端端 的一个人,这次发病有些蹊跷。她一面跟医生商量如何给我进一步检查,一面找了些医 书和我一起翻阅。我对医书毫无兴趣,但她那样认真,我只得奉陪。于是我第一次知道 了世界上还有胃窦炎、萎缩性胃炎等医学名词。 我虽然不愿看医书,但我是个爱读书的人。人们知道我有这方面的爱好,就给我找 来了不少书籍杂志。躺在病床上看书真是一大享受,人的一生中只要有下围棋和看书这 两个爱好,那保证一辈子不会寂寞,生活永远充实。 在众多的书籍中,有一位日本哲学家叫做中江兆民的一本著作《一年有半》引起了 我极大的兴趣。中江知道自己患了癌症,医生跟他说他的生命还有一年半的时间。他并 没有忧虑重重,而是认为“一年对我来说已是寿命的丰年”。他带病坚持写作,终于完 成了这本《一年有半》,这之后,他的病势日益加重,已无法讲话。但他又写了一本 《续一年有半》。他的生命之光虽然已极其微弱,但又是那样的强烈,那样的光彩夺目。 我欣赏中江的人生观。他不怕死,面对死神那样的坦然;但他又极其珍惜生命,使短暂 的生命展现了不可估量的价值。 是呵,人生在宇宙中是那样的短暂,不要说30多岁,即使100 多岁、300 多岁,不 也是一刹那。从这点来说,生命是短促的。真正明白了这一点,就不再哀叹生命的长短, 而只着眼于人生的价值了。 中江的启示,使我躺在病床上兴奋莫名。中江写这本《一年有半》时恐怕也未能料 到80年后在邻国有一位病人深深地向他致以敬意。 我向敏之介绍了这本著作,我说:“如果我得了癌症,你一定要告诉我。告诉了我, 我会正确对待;如果隐瞒我,我要生气的。” 后来我作了胃镜检查,在几位医生极其认真的检查下,终于发现了在贲门部位的一 个恶性肿瘤。医务人员瞒了我,又怕病人的家属控制不住感情,也瞒了敏之。 但我和敏之并不那么糊涂。我做胃镜检查用了足足45分钟。怎么检查这么久?几位 医生为什么老是嘀嘀咕咕,似乎是发现了什么问题。不过医生们既然不愿跟我说,我又 何必追问呢? 敏之的性格与我截然不同,她是进攻型的,她不断地向医生发起进攻,而且多次提 出要亲自看病案。医生们尽量打“守球”,但却愈来愈难守住。 我早已有不祥的预兆,事到如今我已做好最坏的准备。我是坦然的。关键的是现在 我应当做些什么?在棋坛上厮杀恐怕是不行了,但我也可以和中江兆民一样拿起笔来。 我想写的东西太多了,30年下的棋不是要好好总结一番吗?我有很多心得不是应当认真 整理出来吗?还有我国的古谱不也应当花工夫研究一下吗?我要干的事情太多了,但我 所剩的时间或许不多了。如果我确是得了癌症,也许和中江一样,尚有一年半载,也许 还到不了这么长时间。我该怎么办呢? 我躺在病床上思绪万千,不由回想起自己的一生。我是刚解放时学的围棋,我个人 的成长史和新中国的围棋史紧密相连。我所走的路也就是新中国围棋事业所经过的路。 这条路崎岖多难,这条路又阳光灿烂。我是新中国围棋史的见证人。这一切我最清楚, 我有责任把这一切写下来,我不写是罪过! 我自然要写陈老总,没有陈老总新中国的围棋史就要改写了。虽然陈老总对围棋事 业的作用和贡献有口皆碑,但如今20岁左右的年轻棋手大都从未见过陈老总,他们只是 由于老师们的叙述和一些文章的介绍才有所了解。可以想象,如果像我这样的围棋手不 把我所知道的这一切记载下来,不把陈老总对围棋事业的功绩给以应有的颂扬,那么几 十年后、几百年后,人们怎样来发现、发掘这些历史陈迹呢? 记得1979年12月中旬,《新体育》杂志举办了“陈毅杯”老同志围棋赛。为了筹备 这次比赛,我征求了很多老同志的意见,这些老同志为了缅怀陈老总,都欣然参加了比 赛。开幕式那天,包括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政协副主席、部长、军队的司令员和政委 以及科学家、教授等52位老同志端坐在棋桌旁,开始了一场令人动情的围棋赛。这次比 赛每逢星期天进行,这些老同志没有特殊情况总是准时出席。最后由海军司令员叶飞同 志捧走了“陈毅杯”,中宣部副部长廖井丹同志居第二。比赛共进行了两个多月。是什 么力量使这些德高且年高的老同志有始有终地进行了这场马拉松似的比赛呢?很清楚, 那就是大家对陈老总的深厚感情。 想到陈老总我不由微笑。作为一个围棋手,我是幸运的、幸福的。但围棋事业的发 展真是多灾多难——1970年,被林彪一伙强行撤销;1975年,遭到了“四人帮”的毒手 ;谁料到1980年初围棋事业又几乎受到打击。那次敏之参加了全国体工会,一天她打电 话给我,说国家围棋集训队要被撤销了。我大吃一惊,无法相信。1975年也是敏之告诉 我围棋要被撤销,那对我是个晴空霹雳,但当时正是“四人帮”横行之时,我还想得通。 这次,是“四人帮”早已被粉碎的1980年,有什么理由使围棋事业再受劫难? 敏之特意赶回来,把文件给我看。白纸黑字,我不能不信。说实在的,我至今还不 清楚究竟是谁为了什么要这样对待围棋。我出于无奈,马上找了围棋协会的名誉主席方 毅同志。 “围棋事业不但是周总理、陈老总生前关心的,现在邓小平等很多领导同志也关心。 围棋是广大群众所爱好的,是最高级的娱乐,要撤销是不对的。”方毅同志看了围棋手 给他写的信,明确地表示了态度。 方毅同志的批示使围棋事业再次免遭打击。 想起来真可怕,如果围棋集训队再一次被撤销,其后果岂能设想?每当围棋项目遭 到劫难,其他两项棋——象棋和国际象棋也跟着遭殃。3 项棋总是同命运共患难,我国 的体育事业中,棋类项目经常处于被人歧视和排斥的地位。我在念小学时看了《青年近 卫军》一书,该书中有人说了这么一句话:在体育的阶梯中,棋是最高的一级,举重是 最低的一级( 大意) 。此话自然是在贬低举重,但也说明棋在苏联体育中的地位。我深 信,凡文明发达的国度定会重视脑力和智慧的竞技。不幸的是10几年来我国棋类事业的 命运有时由几个人随意摆布,他们不顾多少领导同志的关心和提倡,不顾千万群众的爱 好和愿望,也不征求围棋工作者的意见,而凭个人的偏见轻率地对待祖国的事业。 一项事业,到底应该由不爱这项事业的个别人来裁定它的命运,还是应该由热爱这 项事业、从事这项事业的人们来设计它的前程? 十几年来,作为一个围棋手,我能有多少太太平平的日子集中精力钻研棋艺?这每 隔5 年的一次次打击不但给围棋事业、也给作为棋手的我留下难以治愈的创伤。难道这 是周期性的灾难吗?难道这和秋天过了冬天终将降临、白昼结束黑夜必定到来一样吗? 一项事业本身得不到保障和一个人的生命缺乏安全无异。苍天呵,什么时候围棋手们能 和其他体育项目的运动员一样不用为事业的生存担忧和操心呢! “敏之,我要给邓副主席写信。” “你想写什么?” “我要谈我们围棋,我要说说我的心里话。” “好,我支持你。” 我想这可能是我最后一次向领导同志倾吐自己的心声了。从我开始学围棋不久,就 得到一些领导同志的关心。但从一开始就有人对此相当忌讳,他们顾虑我会向领导同志 随意反映情况甚至告状。有的基层领导曾明确告诫我和其他棋手:“陈老总接见时,你 们不能随便发表意见。”害得我们在陈老总身边显得不应有的沉默和拘谨。其实我根本 不是个在领导同志前随意发表意见的人,虽然我的确告过几次状,但那是在忍无可忍并 且不如此则只能眼看围棋被取缔的情况下。我始终很坦然,因为我从未向领导同志为自 己个人的利益提过一点要求。我也并非无畏的斗士,我一向认为人与人的关系应和睦融 洽。但是,当围棋事业的生存面临威胁的时候,如果因为顾及自我的得失、自我的安危 而不敢站出来说话,那还算是个围棋手吗? 其实,中央领导同志是很愿意倾听各方面各阶层包括普通群众的意见的,很希望更 多地了解民情、国情。作为各级领导也应当让群众有机会向中央倾吐心声、反映意见。 如果广大群众能够心情舒畅、各抒己见,那么我们的民智就可以大大地开发,我们的国 家就可以迅速地发达。 人民畅所欲言的程度往往和国家兴旺发达的程度成正比。 信写好了,这是我给邓副主席的第二封信。5 年前“四人帮”要对围棋下毒手时, 我和几位同志联名给邓副主席上书。这5 年中发生的事很多,然而给我留下印象最为深 刻的还是那封信上邓副主席鲜明有力的批示。这次我在病床上写信可不是告状,而是一 个围棋手向中央领导倾诉衷肠。我只是希望我国的围棋事业今后再也不要多灾多难,再 也不要有生存危机了。 此时,我自身已真正地面临着生存危机——癌症。我还被人瞒骗着,但敏之已经知 道了,知道了这一她最怕知道的消息。敏之平时像其他女孩子一样爱哭,关键时刻又像 男子汉一样具有承受能力和应变能力。她一方面“伙同”医务人员一起向我施着“瞒骗 术”;一方面马上返回北京替我作下一步的安排。事后我回想起来,她奔忙于成都、北 京的时候,天知道她流了多少眼泪!她第一天知道我病危时,24小时没合过眼。她一宵 睡不着——也就是流了一宵的泪! 数天后,我由罗建文陪同回京。建文的年龄比我大将近1 岁,在新中国的围棋手中, 他和我都属最老资格的。他平时落拓不羁,坐着没个样,站着也没个样,甚至公开讲棋 时人也站不直。但他恰恰正直、豪爽、侠义、始终如一。 离开成都真有些依依不舍。那些对工作负责而又热心的医务工作者,那些真心诚意 为我焦虑、操劳的围棋工作者和四川的一些领导干部使我对成都的感情更深了。我想自 己一定还会到成都来的。在这个城市中有那么多竭尽全力帮助过我的人,我要好好答谢 他们。 9 月29日,我躺在北京首都医院的病床上被推往手术室。医生们编造了一些理由说 我要挨一刀,并且是不小的一刀。我怀疑他们说话的真实性,不过他们既然说要开刀, 那总是有必要开吧。我不愿胡思乱想。我多少有些相信命运,如果注定我不行了,那着 急也没用。反正到了医院我就把自己交给医生了。我躺在手术床上,由着护士们给我输 血、打麻药,人有时竟是这样无能为力。再伟大的人物也可能有这样的时刻。我们实在 不必把生死看得太重了。我现在是什么也不用干,什么也不去想了。我自己也不明白我 怎么这么平静,这么超脱。我像一个旁观者似的打量那些围着我忙个不停的医生和护士。 他们身穿蓝色手术服、戴着蓝色手术帽和大口罩,他们只露出一双眼睛;而我呢?什么 都没穿,连眼镜也早被摘除。众多的“武装到牙齿”的人在对付一个暴露无遗的不能动 弹的人,真是有趣之至。 开刀当然不是有趣的事。亏得给我做手术的医生们医道和人道都是最佳的,每每有 人指着我胸上那一尺多长的刀疤说:这个手术做得非常漂亮!我再也忘不了这些赋予我 生命的医生们。10天后我能站起来了。我往磅秤上一站,好家伙,20斤肉不翼而飞。然 而这对于一个以前显得胖了些的人来说也不算是坏事。 手术后我才知道,很多人在为我的生命担忧。手术那天国家体委的王猛主任和李梦 华副主任等不少同志始终在医院办公室等候消息,手术的全过程不断传向这间办公室。 当恶性肿瘤被切除下来并基本上判断为早期癌症时,多少同志为我松了一口气呵!尤其 是训练局的副局长张钧汉同志像听到捷报一样欢呼起来,其真挚的情感令我感动不已。 敏之还告诉我不少中央领导同志也关心着我的病情。邓副主席看到了我的信后不但对围 棋事业十分关心,而且还对我的健康状况作了批示。方毅同志在我被送进首都医院的当 天,就来看了我。我深知这一切绝不仅仅是对我陈祖德个人的关心,而是体现了党中央 对围棋事业的关怀,想到这里又很感欣慰。我的很多棋友在我手术后轮流守护着我,还 有很多围棋爱好者从全国各地向我表示慰问。 一个围棋手生一场病能得到这么多的温暖! 人们这样的关心,也使我感到自己的病可能不轻。有的人免不了会露些马脚,首都 医院有一位热心的医护人员在看望我时说漏了嘴:“你的手术动得很好,瘤子切除得很 干净。” “这个瘤子是良性的还是恶性的?”我提了个理所当然的问题。 他一看苗头不对,支支吾吾地离开了病房。 清华大学一位患了癌症的教授到医院来探望我,在言谈之中他这么说了一句:“你 的病和我是一样的。”旁边的护士大吃一惊,马上找借口把这位教授拉了出去。首都医 院善良的医生护士们不忍心让我面对癌症的打击。 “敏之,我的病情你一定要如实告诉我!我还有工作要做,你是理解我的。” 终于一位医生来到我的身边,手里捧着我的病历,源源本本地介绍了我的病情。为 了让我确信,他还要我亲眼看看自己的病历。我不看,已无此必要了。我发自内心地说 了声:“谢谢!” 此时我又想起了中江兆民,我可真的要好好向他学习了。当年医生明确跟中江说他 只能活一年半;而我显然不止这些时间,我比中江幸运多了。 这年年底,敏之陪我到上海去疗养。那天在飞机中我和敏之设计着今后生活的蓝图。 我随身带了些必要的资料和稿子,一种崭新的生活在等待着我,这种新生活对我充满着 诱惑力。 谁知死神对我并不罢休,它的阴影紧紧地伴随着我。抵达上海的那天晚上,我感到 浑身乏力,不思饮食,还不时恶心。第二天我立即被送往上海市的瑞金医院——转氨酶 高达1000。是输血引起的黄疸性肝炎。 在瑞金医院中我躺了足足5 个月,在这期间死神向我发起了猛烈的攻击。我一天瘦 似一天,周身的皮肤一天黄似一天,两眼居然变成绿色,我照了镜子不免联想到荒野中 的饿狼。我的黄疸指数几乎上升到极限了,随时可能告别人间,告别我的妻子和才两岁 多的儿子秋秋。秋秋每次到医院来看我总要说:“爸爸,我来给你打针。”说着就伸出 一只小胖手指头往我的胳膊上轻轻地戳着,煞有介事地“打针”。“爸爸,你快好了吧?” 他说:“你病好了,又可以抱我了。” 我总共抱过秋秋多少次? 1978年9 月,我定于5 日去郑州参加全国围棋赛。但敏之快临产了。为了放心起见, 我在4 日上午将敏之送往妇产医院。谁知中午医院就给我来了电话,我马上赶去。只一 会儿,护士抱着刚出生的秋秋来给我看了。他那圆圆的脑袋上是一头乌黑的湿漉漉的头 发,他那白皙的皮肤配上红润的小嘴多么可爱。秋秋的眼睛忽张忽合,似乎在跟我说话 :爸爸,我早几天出生就是为了和你见上这一面。护士让我看了一会就把孩子抱走了, 我只听到自己喊了一声:“护士同志,请把孩子再给我看看。” 第二天一早我就赶往郑州。然后刚满月的秋秋就被外婆抱到上海。我和敏之的工作 都太忙,无法将孩子留在身边。数月后,我因赛事来到上海后,马上去了岳母家。在我 的印象中秋秋始终是刚出生的婴儿。到了岳母家见到一个大得多的幼儿,大脑袋上的一 双大眼睛直愣愣地瞪着我。他不认识我这个陌生人,我也不知他是谁。“他是谁的孩子?” 我问岳母。“这是你自己的孩子嘛。”我的孩子?我的孩子! 两年多来,我和秋秋一共才见过几天呢? 当我想到儿子,心里就痛苦不安。但是我随即又会想到未竟的事业,想到还未动手 的《回忆录》,我怕是没有足够的时间来写了,真是揪心呵!于是我立刻从各种纷乱的 思绪中超脱出来,只觉得自己好比一个战士在战斗的紧要时刻,突然发现自己的弹药已 所剩无几,而可恶的敌人却蜂拥而来! “敏之,我并不怕死,但我那本《回忆录》一定要写出来。如果我快不行了,没有 时间写作了,那你找个录音机,把我想讲的录下来。” 现在我可羡慕中江兆民了,他有一年半时间,而我呢?天知道!如果某位医生在此 时对我说:“陈祖德,你还有一年半的时间。”我定会跳起来拥抱他。 死神终于被击退了,与死神对阵的绝不仅仅是我个人的肌体,而是由很多力量组成 的一支壮观的队伍。上海市委和上海市体委对我这个上海围棋手给予很大的关心。尤其 是上海的医务人员日以继夜地奋战,传染病科的王主任5 个月来几乎所有节假日,包括 元旦、春节和“五一”,总要来到我的病房,认真地察看我的病情。我的亲人们、朋友 们都尽到了自己所能尽的努力。还有很多素不相识的人们寄来了大量鼓励我的信件,提 供了各种治病秘方以及热心地要为我输血。我得到了各种紧缺的而又十分重要的药物, 我还得到了比这些药物更为可贵的精神上的慰藉和鼓舞。 我真正地意识到我的生命并非只属于陈祖德个人。仅仅是不怕死,那只是初级阶段 的超脱,有时甚至只是对病痛的一种解脱。我要坚强地活下去。仅仅为了爱我助我的人 们我也得活下去!我知道这种“存活”决计不是轻松的。今后我活着就得不断地和癌症 作斗争,不断地自我战胜。老子说:“自知曰明,自胜曰强。”隋代思想家王通说: “自知者英,自胜者雄。”人类正是在不断地发现自己的弱点、缺点,从而不断地战胜 自我、超越自我的过程中得以进步的。一个人拚搏的过程就是忘却自我、超越自我的过 程。眼看着后起之秀要跑到前面,同样需要超越自我才能大度地欢迎别人战胜自己。作 为一个围棋手,我的运动生命是结束了,但这绝非我的终点,而是我新的起点。陈祖德 可以不是围棋手,但陈祖德永远是一个围棋工作者。 我活下来了。我终于出了医院的大门。看到了那原来是司空见惯而如今一切都那样 新鲜、动人、充满生气的街道、商店、行人……我想起美国盲聋女作家海伦·凯勒写的 《假如我能看见三天》。我总不止看见三天吧?我从死亡线上又回到了这个世界里。我 已经“死”过一次了,我体味过失去这个世界的滋味,我充分地享受着重新获得这个世 界的欢乐! 我的心脏在我虚弱的身子里强烈地跳动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