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一位意大利人在中国 1986 年的中国之旅过程十分曲折。1986 年6 月我应邀到我毕生的故乡摩德 纳演出一出歌剧,庆祝从事歌剧演出二十五周年纪念。在这之前不久,我还在费城 和第二届声乐比赛的优胜者演唱《波希米亚人》。 吉安·卡洛·梅诺第导演的费城演出非常成功,所以我们就安排把整个制作带 到意大利庆祝。歌手与舞台导演都是原班人马,可是我们没有足够的经费将乐团与 合唱团送到意大利,便就地使用摩德纳的合唱团与乐团。单是要把主要的人马送往 欧洲,便需要庞大的开支,我们必须向费城的慷慨人士筹募款项。 费城声乐比赛出身的歌手个个都非常出色,能够为歌剧界发掘人才让我感到很 光荣。我觉得把他们带到意大利观众面前,便是庆祝我在歌剧舞台活跃四分之一世 纪的最佳献礼。我也乐于提醒我的同胞,很多演唱意大利歌剧的能手都来自美国与 其他国家。 比赛优胜者对这项计划自然非常兴奋,他们大部分都没有职业演唱的经验,现 在却要飞到意大利演唱一部最受喜爱的意大利歌剧。然而,就在我们忙着策划1986 年6 月的欧洲之行时,更大的惊奇正在等着我们。 中国文化部长在好几年前曾经邀请我们将一部费城的歌剧制作带到北京演出。 这项计划已经进行了一年,但我们很少张扬,因为我们怕最后若谈不拢,会让大家 太过失望。 计划的细节最后逐渐定案,到2 月时已经确定,摩德纳的演出结束后,我们将 前往热那亚,和热那亚歌剧团演出《波希米亚人》,之后,所有人便在6 月底一起 飞往中国大陆。届时将有一架巨型喷射客机供我们使用,我们可以带着整个制作, 包括乐团、合唱团、布景、服装与十二位歌手一起前往。 而且,机上甚至还有多余的空间可以容纳家人与朋友。这项惊喜带给所有人的 感动,实在难以形容。 不过,我们必须先完成在意大利制作演出的计划。这是一趟庞大、复杂的旅程, 大多数人都对此兴奋不已。我们在摩德纳会合排演,可是大多数人满脑子想的都是 中国之旅。 摩德纳的两场演出带给我很大的喜悦,我的家乡为我们的演出与我登台二十五 周年纪念大费周章地筹划活动,让我大为感动。门票很快就售罄,很多人因为无法 在现场观看我们的《波希米亚人》感到沮丧。由于中国之行已迫在眉睫,我们也不 可能增加演出场次。市政当局为满足大家的要求,想出一个极佳的方法。他们租下 摩德纳市区的很多电影院,然后以闭路方式电视实况转播两场演出。此外,还在摩 德纳主教座堂旁边的美丽广场上架设大型喇叭,让买不到门票的人可以坐在广场上 免费聆听。 我很喜欢这样的作法,电影院与广场都同样爆满。人们还告诉我,广场在演出 当中就和歌剧院一样静悄无声。很多人都说歌剧在意大利已经奄奄一息,但1986 年在摩德纳的那个晚上,无疑仍洋溢着无比的活力。 但即使在这样美妙、情感激荡的场合里,所有人还是想着即将来临的中国之行。 我们对整个计划了解愈多,也就愈兴奋。很显然地,自从共产党掌权后,还没有西 方歌剧团曾经在中国大陆演出一部完整的歌剧,我也不确定之前是否有过歌剧演出。 我知道罗贝塔·彼得斯(roberta Peters)在那里举行过演唱会,但我不认为西方 剧团曾在中国制作过完整的歌剧演出。从很多方面考量,我们都是开路先锋。 摩德纳的演出后,我们有好几周的空档。然后,我们在热那亚会合排演,举行 五场的演出,再从热那亚机场启程飞往中国大陆。离开意大利之前几周,我经常在 我很喜欢的柴佛里诺(Zef-forino)餐厅吃中餐。这家餐厅由五位柴佛里诺兄弟与 他们的父亲共同经营,他们是我的好朋友,料理也很棒。午餐的时候,我常和他们 讨论中国之旅,我告诉他们据说在中国很难弄到某些食物,我很担心在当地两周的 时间只有中国菜可以吃。我虽然喜欢中国菜,但我无法每天早、午、晚餐都吃中国 菜。 我对中国以及我们在那里能够找到的东西一无所知,而且我也无法获得所需的 资讯。我开始担心几年前和卡蒂亚· 李奇雅雷利( KatiaRicciarelli )在莫斯 科演唱威尔第《安魂曲》所遭遇的饮食问题,又要旧事重演。当时俄罗斯的食物非 常缺乏,即使在我们住的一流饭店,也吃得很糟糕,我们几乎饿坏了。那时候,有 位朋友从意大利带了一些不错的酱料给我,我在房内调理了一顿丰盛的晚餐,然后 邀请许多和我一样受不了俄罗斯食物的同事来共享。可是我邀请了太多人,最后一 位抵达的是我的好友长笛手安德雷亚·葛利米尼利,他也在我的音乐会中表演。安 德雷亚出现在我的门口时,我必须很不客气地请他离开,因为我的食物不够。他还 年轻健康,忍受得了俄罗斯菜,而且我知道我可以在纽约或摩德纳补请他。 我到中国演唱怕的不是饿肚子,而是变胖。我担忧到时会找不到控制体重所需 要的新鲜水果与蔬菜,而且我听说中国菜充满着容易让人变胖的东西,这才是我最 大的顾忌。 我们考虑得愈多,愈觉得食物是个大问题。我的秘书乔华娜·卡瓦里那利和我 常在餐厅中与柴佛里诺兄弟举行“战争”会报,他们想出一个点子,既然有架大客 机带我们去中国,我们何不自己带些需要的食物?这似乎是个好办法,我们于是开 始拟订计划。 我想我们大概有些忘形。单子上列的第一个项目是水果和蔬菜,但我们愈想愈 多,单子也愈来愈长。我们甚至决定请两位柴佛里诺兄弟随团跟我们到北京协助烹 调食物。我也无法确定能否在中国大陆弄到矿泉水,所以准备带一些去,但我知道 柴佛里诺兄弟一口气买了一千五百瓶时,还是吓了一大跳。 我们也带了大批当地确定不会有的基本意大利食物,如巴马干酪与烟熏火腿等。 我们大概有些走火入魔,所以项目还不断膨胀,反正巨无霸客机上有的是空间,不 用担心装不下。我想我们最后带的食物,大概够一个意大利村庄吃一整个星期。 我们确定可以在饭店房间内煮东西后,曾多次讨论要带什么器材前往。 柴佛里诺兄弟知道需要什么样的锅盆,我们最后带了一个携带型的炉头、一个 烤箱,甚至还有一台冰箱。我几乎有点怀疑我的朋友是否想偷偷趁机到北京开家分 店。但我们可不想到了北京后,才发觉少了煮意大利晚餐必备的东西。 启程的日子逐渐迫近,除了食物外,自然还有很多最后的准备工作与变动需要 处理。我停留在意大利的时候,每天都打电话给赫伯特办公室的韩斯·波恩,请他 从我的纽约寓所带些我需要的东西过来。我邀请全家跟我一起去中国大陆,所有人 都欣然接受,唯一的例外是我妈妈。我并不意外,她即使在摩德纳歌剧院听我演唱 都会紧张过度,跟我飞到中国看我演出,势必会让她心脏病发作。不过我的父亲准 备跟着前去,而且要在《波希米亚人》演出中唱Parpignol 的角色,不过是在后台 唱。我的妻子和三个女儿都为这趟旅行雀跃不已。 所有这些必要的工作之外,我又提出一项额外的计划。我安排所有演出者飞到 罗马,请教皇为我们的旅行祝福。我非常迷信,我相信每个人都应该尽一切力量防 止厄运发生。还有什么比教皇的祝福更加保险的事呢?梵蒂冈很乐意为我们安排, 我们于是全部前往罗马。团里的女土一到罗马机场,就被带到梵蒂冈附近的修道院 交给一群修女,或许是要她们忘却中国与演唱几分钟,先让心境纯净。 我被带到梵蒂冈一间很漂亮的接待室,然后我们在一个很大的前厅会合,再进 到一间小得多的房间,教皇就在那里等我们。他以拉丁文念一篇祝福文,但大概是 拿错了,他的助理又改拿另一篇给他。祝福完毕后,我把家里能够找到的自己唱片 悉数呈献给教皇。他祝福我们有趟愉快、丰收的旅行,然后我们就飞回热那亚。 韩斯在我们启程之前一天从纽约飞来,但装满我的东西的行李箱却在巴黎遗失, 我们打了很多遍电话给意大利航空公司的朋友。他们很快就找到行李,并及时运到 意大利。所有歌手、乐团、合唱团、几位记者、家人与朋友都上了飞机,赫怕特并 请来一位名叫德维特·塞吉(De WittSage )的摄影师随行,拍摄这趟旅程的纪录 片。跟他一起的还有两位制作人、他们的工作小组与电影拍摄装备。 最后,总共有三百人上了747 客机,另外还有布景、戏服、两场音乐会的音响 器材以及每个人的行李。一架客机载这么多东西还飞得起来,实在是不可思议。巨 无霸客机开始移动与加速后,每人都望向窗外,怀疑我们是否真飞得起来。我猜想 飞机一定辗过热那亚机场的每一寸跑道后才升空。 我在飞机上睡得很好,但我仍然记得我们半夜两点曾经降落新德里。乘客不准 在这里下机,但他们打开机门,带来一位新的机员与更多食物时,湿热的印度空气 曾吹迸飞机几分钟。我觉得仿佛已经到过印度,很快又昏昏入睡。 隔天中午左右,飞机在北京降落。机场没有什么出奇之处,但从窗口望出去, 可以看到很多人在等候,包括摄影师、带着儿童的妇女以及捧着花束的人。我步下 飞机时,迎接的人群不断鼓掌,还有牌子用英文写着:“欢迎帕瓦诺蒂!”所有人 都围拢在我身边的时候,一位中国妇女拿着麦克风走近我,她以纯正的意大利语问 我是否高兴来到中国。我一向都乐意走下飞机,特别是经历那么久的空中飞行之后, 能够两脚站在地球的任何土地上都是件愉快的事。 不过,我并未这么说,因为能够踏上中国的土地让我深受感动。我以意大利语 告诉她这个感受,然后又说,我希望这趟访问能够成功,中国的人民会喜欢我们的 演出。后来有人告诉我,他们在电视上看到的这段访谈中,我显得相当虚弱,一副 整晚都不曾睡觉的模样。事实上,我睡得很好,我只是对自己所处的地方有些惶恐 与茫然而已。 我立刻被带到机场的一个房间举行记者会。我已有过很多类似的经验,但这回 情况当然不一样。围在身边的人讲的是中国话,四周的招牌也都是中文,你弄不清 楚男女厕所的分别,连炎热的七月天飘来的树木与花草芬芳也不一样。人们在抵达 一个新国家后,往往觉得周遭的事物似乎曾经在其他地方见过,但初抵中国的几个 小时里,很多地方只让我觉得自己是身处另一个世界。 他们介绍我认识此行的翻译员吴成(音译)先生,以及文化部派来的漂亮姑娘 华小姐。我们搭乘一部巨型奔马轿车前往饭店,我对车外的一切事物都十分着迷, 但北京带给我的第一个特别印象是数量惊人的脚踏车。我从未见过那么多脚踏车, 即使在荷兰或斯堪地那维亚也没见过。在中国,似乎无论男女老幼都骑脚踏车,汽 车则非常少见。 我们住的饭店离北京市中心约四十五分钟的车程,位于原本是皇族猎苑的大公 园内。这家香山饭店由贝聿铭设计,外观是纯白色,室内则有空调与游泳池等现代 化设施,这两样在炎炎夏日中尤其重要。未来的几天里,年轻的歌手没有排演或外 出观光时,多半便聚集在游泳池畔。我们大概是当时饭店内的仅有客人,工作人员 尽力想表达对我们的欢迎之意,我们很快就有宾至如归的感觉。 我们在各自的房间安顿下来,行李运来后,才发现我们带的食物与器材实在可 观。我的房间没有足够的空间可以架设厨房,只好要求我的秘书乔华娜·卡瓦里耶 利以及为我太太工作的法兰西斯卡·巴比耶利(FrancescaBarbieri )从我隔壁的 房间搬出来,再把厨房设在空出的房间里。我们另外在饭店内为她们找到房间,所 以没有太大的麻烦。 这趟旅行由意大利的世界旅行社(Ciao Mondo)负责筹办,他们在旅馆大厅摆 了一张桌子,协助我们解决所有疑难杂症,同时也提供汇兑服务。不过,他们换给 我们的不是人民币,而是观光客专用的外汇券。情况很复杂,不过他们处理得很好, 任何人有问题,都可以找他们解决。 我们的中国东主在第一个晚上举办了正式而盛大的欢迎会,每个人都对我们很 友善,但不是那种官样的友善,而是轻松、愉快的亲切对待。阿杜雅说这里的人让 她联想起意大利人,因为每个人都很快活、友善,随时都笑口常开,并努力和大家 说英语。 第一天是自由活动的日子,但德·维特·塞吉与他的影片公司几乎每一天都为 我安排了活动。他们安排我为中国的歌剧学生上声乐高级班、拜会音乐学校与观光 旅游。他们知道我热爱运动,所以也安排我参观体育竞技和普通访客看不到的各种 活动。他们的目的是想为影片增加一些有趣的画面,我则是获得了深入了解中国的 美好机会。我对每项活动都深感兴趣,并乐意配合。我为这部影片从事拜访活动时, 其他人则参加旅行杜安排的导游观光,每个人都玩得和我一样尽兴。 第二天,我们开始在北京市中心排演。每次的车程通常都超过四十五分钟,如 果前面有牛车挡路,我们马力强大的奔驰车也无法开得比牛车快。有一天,我们单 是从排演场地来回的时间就耗掉四个多小时,因为途中我们遇到好几次牛车堵塞的 交通状况。 我一点都不感到困扰,因为汽车非常舒适,我可以尽量放松自己。而且,窗外 随时都有吸引我注意的景象。长时间往来于饭店与市区之间,让我有机会可以了解 中国,观察人们的日常生活情形。 我对很多住宅前的小菜园印象特别深刻,让我想起孩童时期在意大利的情形。 二次大战期间,我们非常穷困,粮食十分缺乏,能够多种些番茄或洋芋,对整个家 庭都会有很大的帮助。 另一个相似之处是,在我成长期间,意大利的马要比汽车多。大战刚结束时, 我们居住的摩德纳市郊村庄,大概每隔两三小时才看得到一部汽车驶过,和1986 年的北京很类似。驾马车做生意的人比开卡车的多,而脚踏车更是比汽车多了几百 倍。 我们每天进出北京时,看到路旁的果菜摊上摆着成堆漂亮的瓜果,总让我觉得 有些难为情。我们因为担心找不到新鲜水果,曾特地从热那亚运来大批甜瓜。但我 们的小冰箱没有空间可以存放,这些甜瓜在炎热的天气中已开始腐坏。 乔华娜开始到饭店附近探路,她在徒步可及的村庄里发现一个小市场,每天早 上都会带着新鲜的蔬菜与漂亮的李子或小西瓜回来。我特别留意到他们卖东西的方 式,他们不使用塑胶袋,而用纸做成的漏斗状袋子包东西,这和意大利以前的作法 完全一样,同样让我想起我的家乡和过去。 我们很快就开始排练吉安·卡洛·梅诺第制作的《波希米亚人》,但梅诺第本 人无法像在费城制作时一样亲自前来导演,必须由他的助手罗曼·特雷基(Roman Terleckyi )负责重现他的舞台构想。我们带来热那亚的合唱团,罗曼并且用一个 演出西方歌剧的中国合唱团团员担任龙套角色。他们很熟悉《波希米亚人》,但即 使如此,罗曼还是遭遇许多麻烦。每当他只要求一二位团员通过舞台,来创造街头 熙来攘往的自然景象时,所有的团员便会跟着走动。他们不太习惯个人接受指挥。 罗曼和全程出席我们排演的文化部官员也有些争执。这都是些小问题,却说明 了两个世界的差异。梅诺第制作的第二幕街景中,有一位小男童和一位老人争吵。 中国官员坚持这段必须加以变更,因为中国的小孩不可对老人有不敬的举止。梅诺 第并用了几位妓女,作为巴黎街景的一部分,但中国官员不允许,他们表示现代中 国没有这类妇女,政府不希望观众再想到这门禁忌的行业。 剧院里没有空调设备,气温非常高,但有些聪明的家伙带来电池发动的小电扇, 可以拿在手里驱暑。我真的认为没有这项巧妙的发明,我一定会热死。因为剧院与 排演厅不仅没有空调,连空气也没有,而我是非常怕热的人。 不过,在这种状况下,我想每个人都同样怕热。所幸即使在这样的高温下,我 们的意兴依旧高昂,排演也非常顺利。 小问题层出不穷,有时实在很可笑。卡伦·艾斯培里安是我们两位咪咪中的一 位,她以前从未来过东方。她很惊讶地发现女生厕所的马桶不是用坐的,而只是在 地上挖个洞而已。我告诉她这在东方相当普遏。即使如此,她和团里的其他年轻女 孩不免对她们的演出大感担忧,因为她们届时可是穿着19 世纪的戏服,宽裙里面 甚至还有衬裙。 勉强克服这项忧虑后,卡伦还是哭丧着脸从厕所回来。我问她这回又有什么麻 烦,她说浴室里挤满了没有穿衣服的中国妇女。原来我们排练的地方并不是真的剧 场,而是一所学校,附近的妇女每天同一时间都会来这个地方淋浴。有很多事情起 初似乎都非常奇怪,但最后总是可以找到合理的解释。 我的家人对种种不便也有诸多抱怨,他们问我是否也会觉得困扰。我当然也感 受到其中的不便,但这是拜访不同文化时无法避免的事。即使我确定不会有中国人 听到,我还是觉得不应该有所抱怨。如果我开始有怨言,团里的每个人也会开始发 牢骚。此外,这些不便和我们所做的文化交流相较起来,都只是些微不足道的小事。 我和多数人一样,对自己的专业有很深的主观看法。在设备完善的美国或欧洲 演出时,我会照自己的想法提出要求,但如果我要求的东西不可能实现,我也不会 多发牢骚。我不是爱发牢骚的人,我宁可改变我不喜欢的环境,否则就干脆闭嘴。 如果团里的成员等着想看我首先发牢骚,他们可得要有些耐性。 如我前面所说,如果碰到交通堵塞,回饭店的车程常常会远超过四十五分钟。 有一天傍晚,我们遭遇前所未见的暴雨,车子陷在路上动弹不得。我坐在奔驰车后 座,外面的景象看起来就像一条大河,我怀疑自己是否能够脱困。我甚至觉得活跃 歌剧舞台二十五年后,最后却以这样的方式划下句点,实在有些可笑。所幸终于有 人赶来拯救我们,我们换搭另一部车回饭店,并赶紧换穿于衣服。不可思议的是, 我居然没有感冒,显然是炎热的天气救了我。 不排演的时候,我就配合纪录片的拍摄进行各项访问。我为年轻的中国学生上 高级声乐课程时,很惊讶地发现学习西方歌剧演唱的学生竟有这么多。有些人的声 音很不错,所有人都很用功地听我讲述。不论我提到的是多微末的细节,他们总是 很高兴,似乎很感谢我的评述。 有一回,我被带去看中国京剧。京剧是一种奇妙的表演,演出者必须有繁复的 戏服与化妆,再以我们听起来相当压迫、不自然的声音演唱。然而,对他们来说, 这样的音乐就和我们听普契尼一样优美、动人。我对京剧的传统很感兴趣,因为我 自己一生都活在类似的表演模式中,对许多欧美人士而言,歌剧的音乐形式也同样 奇怪、不自然。中国戏剧演员全副披挂上妆,特别为我演出几段戏。表演完毕后, 我上台向他们道贺,并冲动地问他们,我是否也可以演一段戏。 我并没有料到我给自己带来什么样的麻烦。我只知道过程可能相当复杂,却没 有想到后台人员需要花四个小时为我上妆与帮我穿戏服。可是,一开始化妆后,我 就不能退却。事实上,我对整个过程极感兴趣,也没有想到要退却。 我化好妆后,那模样看起来就像庙里阻挡恶灵进入的门神。我们上台演出一段 戏。中国的戏伶唱他们的曲子给我听,我再回唱给他们听。我有很好的耳朵,也善 于模仿,所以我以他们的风格,即兴唱了一段自认是评剧的戏给他们听。我后来看 这段影片时,还必须别人告诉我哪位演员才是我。因为我的脸被涂上黑白相间的油 彩,头上还顶着头套,看起来简直就像是杜兰朵公主。 德·维特·塞吉根据我们的中国经历拍成的电影,后来以《遥远的和谐》(Ditant Harmony )名称在电影院上映。这是一部很出色的影片,拍得颇具匠心与想象力, 很适切地捕捉到我们这段非凡经验的精神。有一回,制片小组要我跟他们到天安门 广场去,让他们拍摄我在这个著名地方的几段画面。 我们不论去到哪里,黑色奔驰大轿车都会吸引大堆群众围观。此外,我想我大 概也是很醒目的目标。不过,群众一直很客气与友善。每次我走进群众,和中国民 众接触总是一大乐趣。 戴维特问我有没有想到在广场上做什么事或某种动作让他拍摄,我说这很简单, 我可以骑单车。他有些吃惊,但我告诉他,我一向喜欢骑单车,我在佩萨罗的家里 常常骑,虽然我的重量可观,但我骑得很好。 一位摄影师抓住路过的学生,向他比手势表示要借用他的单车。我问他如何说 服这位男孩把单卒交结他。摄影师说:“我给他五美元,有这样的钱可赚,他连祖 母都肯交给我。”我骑上单车,开始绕着天安门广场走,那种感觉非常棒。我在中 国骑单车!我有些忘形,愈骑愈起劲。我看到戴维特与他的摄影师跟不上我的时候, 还故意骑得更快。他们只要拍一个镜头,但我骑得正高兴,根本不想停下来。 每个人都急疯了,拚命想抓我下来。我们原本就已拖得太迟,这趟快乐的单车 出骑更使进度大为落后。可是,我玩得很起劲,根本不在乎。 我后来听说我像脱缰野马般奔驰时,我的翻译员吴先生甚至比摄影师还紧张。 因为文化部要他负责我的安全,他看到我自己一个人在北京横冲直撞时,几乎快急 出心脏病来。所幸,这次事件没有带来不良的后果,我在中国的单车出骑也快乐收 场。 我每天都有时间尝试些新鲜有趣的事,即使排演时也不例外。我的家人同样也 有美妙的观光之旅。我几个女儿很想参观她们书上读到的秦陵兵马俑,起初人们告 诉她们,这个地方离北京太远。然而他们私底下打电话连络,并安排两架飞机载所 有希望参观的团员前往。这就是我们中国东主一贯的体贴与周到之处。 我们很多人在北京玩得不亦乐乎,忙着参观风景名胜,会见形形色色的各路人 马时,团里其他人却遭遇了不少的状况。音响器材不知何故被海关扣留,技术人员 一直无法说服海关放行。戴维特与他的工作人员在排演时摄影,也有中国人员阻止, 摄影人员惊惶失色,不知如何以对。他们努力解释,他们老远从美国赶来,就是为 了拍摄纪录片,排演的片段对他们的影片非常重要。但中国人员一再摇头,表示不 准摄影。摄影组于是问是否可以见负责人谈这件事情。 他们被带到剧院的另一个房间,会见一位像皇帝般坐在小平台上不停抽烟的人。 他是下达决定的负责人,我们的技术人员透过翻译说明情况,这位官员似乎不想改 变心意,不过,他到最后还是做了另一种形式的让步。摄影人员自顾自的继续摄影, 现场的中国人员也未再加以阻拦。 我们的指挥艾默森·巴克里告诉我另一项危机。热那亚剧团的工作人员忘记把 《波希米亚人》第二幕需要派上用场的吉他与手风琴带来。我告诉艾默森:“中国 这么大的地方总找得到一把吉他与手风琴的。”他们最后的确找到了,但在意大利 不过五分钟便可轻易解决的问题,在这里却是煞费周章的大困扰。 我晚上通常都在自己房间和家人共进晚餐。每天和形形色色的人见面,从事社 交活动,而且还得参加排演,到了晚上,我只想好好轻松一下。有些夜晚,如果还 有力气,我会到楼下和团员共享饭店为剧团准备的自助餐。我听说团里有很多人都 不喜欢饭店的中国菜,特别是那些意大利团员,他们通常只喜欢吃意大利菜。 我有一次进到餐厅,看到罗马来的男中青独自坐在一旁,一手拿着苏打饼干, 一手端着橘子水,看起来很不快乐,我便邀请他到我房间内吃些意大利面。我了解 很多团员都渴盼吃些熟悉的食物后,便开始每晚轮流邀请不同的人和我进餐。有演 出的几个晚上,则以邀请剧中的主要歌手为主,因为我相信他们最需要补充体力。 我从意大利带着食物与厨师来时,曾惹人讥笑,但多数人后来都很感激我的这项决 定。 我也喜欢下楼和大家一起用餐,我可不想让饭店的人认为我拒绝他们的伙食。 晚上大家一起进餐时,总有不少的乐趣。有一回,我请我们的厨师到厨房向中国厨 师示范做意大利面食的方法。还有一晚,我和导演罗曼·特雷基及几位歌手举行啤 酒大赛,我们开始唱歌,热那亚合唱团的几位团员跟着加入战阵。共产党在热那亚 的势力很强,有几位团员都是党员,他们唱起颂扬共产党的歌曲,向饭店的工作人 员表示他们的同志情谊。 餐厅的气氛一向非常美妙。有一晚,我刚和姐姐蕾拉与几位朋友在餐厅吃过饭, 心情十分愉快,并开始唱些传统的意大利歌曲。饭店的侍者停下工作,厨师也从厨 房走出来听。我们唱完后,他们热烈鼓掌,然后便发生了不可思议的事。 一位厨师开始唱了一首中国歌曲,每个人都安静下来。我们原本是大家一起唱, 他却是单独一个人唱,我们以为他的同事会跟着唱,但是并没有其他人加入,我们 以为他的歌曲很快就会结束,但曲子却绵延不绝,几位朋友开始说话,但被我阻止。 他的出色表演愈来愈让我们着迷,但他到某个地方记不起歌词,自己也笑开来。每 个人都为他欢呼。他歌唱的时候,表演十分精彩,整个房间的人都为完全不熟悉的 音乐着迷,我很真诚地向他道贺。 白天和中国民众相处的时候,我很惊讶地发现连很多中国儿童都知道我灌录的 歌剧名称。他们不分老幼都拿我的录音卡带要我签名,我没有料到中国会有这么多 我的录音,我向同行的伦敦唱片公司人士说,他们在中国卖了不少我的唱片。但他 答说:“我们什么也没卖,业绩是零。”我看到的所有唱片都是盗版品。 我为伦敦唱片公司感到遗憾,也为自己感到可惜,因为我不能从黑市拿到任何 版税。不过,有这么多中国年轻人费心找我的录音,还是让我留下深刻印象。还有 很多人带来我和比尔·菜特合写的第一本书。书当然已经翻译成中文,印刷的纸张 看起来很粗糙,而且必须从背面往前读,但还是《帕瓦诺蒂:我自己的故事》(Pavarotti, My Own Story)。我在很多本书上签了名。 《波希米亚人》首演的日子逐渐迫近时,大家都愈来愈兴奋。每次我的轿车停 在剧院前,等着向我致意的群众也愈来愈多,路上向我挥手的民众也不断增加。吴 先生让我们了解周遭发生的所有状况。虽然很多票都被共产党拿来馈赠他们希望酬 谢的人士,还是有些票公开出售。吴先生告诉我们,民众排队几个小时买票。他并 且形容街上交换书籍与唱片的情形,以及很多我们看不到的地方所发生的事情。 1986 年6 月28 日,《波希米亚人》首演的那个晚上,天气非常炎热,我脸 上的妆只差没有融掉。不过,演出进行得十分顺利。二十五年来我唱过这个钟爱的 角色无数次,我很乐意在北京的中国观众面前献唱。我听说很多票都送给工作努力 的工人做奖赏,他们直接从工厂骑革车前来剧院时,还全身发热、流汗。这种情形 和一般歌剧观众惯有的形式与规矩,形成强烈的对比。 我从来没有在中国演唱过,也不曾和有过经验的人接触,完全不知道观众对我 的演唱会有什么样的反应。我知道中国有一批人喜欢西方音乐,甚至意大利歌剧。 我也知道以往的电视转播音乐会吸引很多人注意到我,但他们对我好奇,并不表示 会喜欢我唱的音乐。同样地,我对中国京剧的好奇使我乐意欣赏一出京剧,但如果 我在结尾时疯狂拍手叫好,未免也太过虚伪。还有人告诉我,中国观众本质上相当 安静与含蓄。我怀疑告诉我这些话的人,是希望北京观众的反应不及西方城市热烈 时,我不要太过失望。 因此,观众对《波希米亚人》的实际反应完全出乎我预料之外。第一个反应观 众感受的迹象来得十分突然,我在第一首咏叹调《冰冷的小手》快结尾时,唱出整 晚的第一个高音后,观众不等到曲子结束,便立刻爆出响亮的掌声,热烈的程度和 歌剧结束时的情形不分轩轾。不过,他们听到音乐继续进行后,便立刻安静下来, 让我唱完咏叹调。 整部歌剧演出当中,每次我唱出高音时,同样的情形都会重复一次。掌声是随 时都受人喜爱的东西,尤其在我搞不清人们到底喜爱或憎厌我的表演时,更特别受 欢迎,即使它是出现在最主要的咏叹调当中,也没有关系。 我后来想起这件事时,觉得观众在其他方面的反应也相当不错。以我们的标准 来看,在乐曲当中鼓掌当然是不礼貌的行为,但此地观众对我们的音乐会习俗一无 所悉,他们听到喜欢的东西,便很自然地表达他们的欣喜之情,一旦发现我与其他 歌手并未停下来时,立刻就停止鼓掌,音乐并未被打断。 对艺术家来说,再没有比“礼貌性”掌声更糟糕的东西(嘘声可能更糟糕,但 礼貌性掌声也好不到哪里去)。相较之下,“不礼貌的”掌声岂不非常可喜? 我们的两位咪咪——费雅玛·伊佐·达密可(Fiamma lzzod’Amico )与卡伦· 艾斯培理安——都唱得极为出色,我尤其喜欢卡伦的声音。我第一次在费城比赛听 到她演唱后,就对赫伯特说:“你必须听听她唱,她拥有和苔巴尔迪(Tebaidi ) 一样的声音。”赫伯特同意我的看法,那晚听她在北京唱过咪咪后,他就和她签约, 把她纳为旗下的艺术家。我以前的秘书兼学生玛德琳·雷内(Made1yn Renee )演 唱穆塞特(Musetta ),也是位唱作俱佳的歌手。她在这趟旅行中邂逅一位随团采 访的意大利记者,两人后来结为夫妇。 观众在歌剧演出结束之后,疯狂地喝采,让我们大大松了一口气。主办当局很 费了一番功夫才把我们弄到这里,我们对这次难得的计划极为兴奋,如果观众只有 礼貌性的冷淡反应,大家一定会十分失望。 歌剧演出十分出色时,会具有扣人心弦的强大力量,但先决条件是:观众心中 必须有情感可供挑起。中国观众心中藏着什么样的情感,我们事先可说一无所悉, 但事实说明,中国观众心中和米兰、巴黎或纽约观众心中深藏的情感是一样的。当 晚的掌声与欢呼让三百位意大利人与美国人组成的剧团非常非常快乐。 几天之后,我举行一场演唱会,观众的反应同样地热烈,甚至每次我唱出高音 时,他们还是一样地鼓掌。我在安可曲时唱出《噢,我的太阳》时,观众的反应更 是匪夷所思般的狂热。不知情的人甚至会以为这是中国国歌。 我后来告诉别人,中国人和那不勒斯人一样喜爱《噢,我的太阳》,反应甚至 还更热情。 这个时候,我想大概所有中国人都已知道我们正在中国访问。有一天上午,人 们到饭店传话说共产党总书记胡耀邦邀请我们共进午餐。我们的中国朋友强调这是 罕有的殊荣,只有极少数来访的显贵能够有这种荣幸。我很惊讶在天安门广场的单 车出击后,中国人仍然视我为大人物。 奔驰轿车把我们带到午餐的宴会厅,会场上到处都是记者和摄影师。胡耀邦的 个子不高,神情非常轻松、愉快。他和很多中国官员一样,香烟也是一根接一根地 抽。午餐会是个很正式的场合,有很多官员出席,我和太太很高兴有这份荣幸受邀。 阿杜雅和我还是一对年轻恋人时,在摩德纳穷得连汽车都买不起,我们从未想过有 一天会坐在中国的皇宫,接受中国最有势力的高官款待。 这顿午餐对我们已是很大的光荣,但在用餐当中,胡耀邦还透过一名翻译,说 他想邀请我在人民大会堂演唱。旁人告诉我,这是一项极高的荣誉。 人民大会堂是中国最大的厅堂,有一万个座位,是共产党顶尖官员集会讨论政 府事务的地方,大厅的每个座位之前都有桌子与麦克风。对中国人来说,这是他们 国家最重要的建筑之一。 我听说我将是第一位在人民大会堂表演的外国人,我可以感觉到这是一项殊荣, 因为吴先生与华小姐都非常惊讶,也很高兴他们的政府给我这项荣誉。但从负面角 度来看,我们事先毫无准备,只有几天的时间能将原来排定的小型独唱会,转变成 我演唱生涯中最大规模的室内演唱会。 在重重的问题当中,最麻烦的是我们没有足够的时间架设音响系统。我在其他 地方举行大型演唱会时,通常需要二十四小时架设音响设备,但在这个规模大得多, 而且不是为演出设计的厅堂里,却只有六个小时的时间可以支配。在这六个小时当 中,人民大会堂的中国技师忙着调整灯光,而且在他们完工以前,不准我们的人员 使用舞台。双方人马为此起了争执,最后很费了一番功夫才得以排解。 入场券当然也是个头痛的问题,必须在几小时内印妥并分配出去。不过,一切 总算如期完成。当晚演出时,我穿着白色燕尾服与领结亮相。从化妆室步向舞台时, 我经过文化部的导游华小姐身旁,我停下来亲吻她的面颊寻求好运,然后再登台面 对上万名的中国观众。 由管弦乐团伴奏的这场音乐会演出非常成功,观众反应十分热烈,他们仍在每 个高音出现时鼓掌,音乐会结束时更陷入疯狂状态。这场音乐会是我毕生经历的最 大感动之一,每个人似乎都很满意。这是我们两周中国之旅的最高潮,当晚演唱结 束后,我们就飞回欧洲。 逗留北京期间,中国观众的热烈反应深深令我感动。我从未接触过类似的听众, 他们欣赏的喜悦似乎是那么地慷慨、开放,没有沾染丝毫的排外或嫉妒色彩。他们 的反应源自内心深处,似乎是完全开放自己,来接受我们提供的音乐。虽然我们的 音乐对多数人而言仍相当奇怪,他们却能更深一层地体验,而不是当作另一种文化 加以排拒。这种前所未有的经验很令我感动。 人们后来告诉我,这场音乐会经过现场转播,同时观赏的中国民众大约有两亿 人之多。实在是难以想象。 离开中国之前,我们必须处置我们的所有烹任设备,特别是那座冰箱。 我决定把冰箱送给吴先生,因为他在我们停留中国期间帮了很大的忙。出乎意 料的是,他竟然不愿接受。我们问他原因,他说他的街坊邻居没有人拥有冰箱,他 不想因为拥有一台冰箱而惹人厌。我们非常惊讶,怀疑可能另有隐情,但他坚持不 肯接受。 我有些朋友常开玩笑地挖苦我的这些异国之旅,他们说我老是住在豪华旅馆, 坐体面的轿车代步,能看到的东西实在很有限,因为这些东西在全世界各地都是一 样的。他们会问说:“卢奇亚诺,匈牙利的轿车如何?和智利有什么不一样?”从 某个角度来看,他们说的并没有错。可是我也经常尝试突破层层的保护,深人体验 我所拜访的地方。但有时候,异国的经验会自己突破,向我展现,吴先生就是个例 子。 中国人的心态和我们完全不同。全世界的人都向上追求更美好的东西,多数意 大利人或美国人都希望有更大的房子住,更好的汽车代步,但我碰到的中国人却不 一样。人们告诉我,十年后再回到中国时,我会发现满街都是汽车。但我不敢确定 这就是他们要的。他们也像所有人一样,希望改善生活,但方式上或许和我们有所 不同。 整体而言,这趟中国之旅是我毕生最美妙的经验之一,永远不会从脑海里消失。 但万一我的中国经验真的开始在心灵中褪逝,我只消播放《遥远的和谐》录影带, 便会重新忆起我拜访过的美丽地方、可爱民众与激荡心神的观众欢呼。 那次访问以后,中国政府曾多次邀请我再次前往,但我总是加以拒绝。 我相信,不论另一趟访问有多么成功,也不可能像1986 年的经历那么自然、 美妙。类似的体验一生难得出现一回,第二次更绝不会再有。 -------- 泉石书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