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阴雨 我的生活在某方面和其他人并没有两样,也有职业与个人方面的问题。 有人或许会认为,在某个艰难的行业中出人头地后,所有的忧虑便跟着结束。 这当然不是事实。财务上的忧虑或许会真的结束,但除非你身无分文,否则很 快会发觉金钱在生活中的角色并不是那么重要。人们一旦克服财务问题,并获得相 当程度的安全感后,很快会发现还有其他困扰在等着你。 身为演出者与声乐艺术家,我的最高目标之一便是让别人快乐。我经常接到别 人的来信,诉说他们曾经非常消沉、沮丧,甚至有过自杀的念头,然后,他们听到 我在电视上的演唱,便觉得好过一些。也许他们只在那几分钟里感受到生活的乐趣, 我还是很高兴听到这样的话。能够帮助失意或苦恼中的陌生人,哪怕是再微不足道, 都是很美好的事。 我知道很多人希望从我这里获得的也只是这些,他们并不想听到我也有烦恼。 但真实的生活能够没有烦恼吗?至少我没有这么幸运。如果读者只想知道我生活中 的快乐与光明面,我已经把大多数不愉快的经历,包括许许多多的哭泣、伤心事与 不如意遭遇,都集中在这一章的苦恼总汇里。只想读到生活中美好一面的人,尽可 跳过这一章,直接进入下一章。 发生在我身上的最坏事情,都是些个人的私事,最主要是小女儿朱莉亚娜罹患 重病,以及相交最久的好友艾密里欧·柯基(Emilio Coughi )去世。 此外,我也有事业上的问题,例如在斯卡拉歌剧院演唱《唐卡洛》发生的风波, 以及前一章提到的摩德纳音乐会对嘴演唱事件等。这些事件都曾经被媒体大肆报道, 我讲述自己这方面的故事,目的未必是要为自己开脱,而是希望澄清媒体夸张报道 所造成的不实印象。 还有另一个理由驱使我必须谈论这些不愉快的经历。有很多这类的书到头来都 沦为展示胜利的目录,从头到尾都是“巴塞隆纳的民众为我欢呼……。”长篇大论 的同类报道很快就令人厌烦,而且,他们只讲述了局部的事实。没有任何人的事业 发展绝对完美,也没有任何人的生活是完好无缺。 任何书籍如果想给人这样的印象,一定没有说服力。 先谈1993 年我在斯卡拉歌剧院被喝倒采的事件。长久来我一直希望能与里卡 尔多·穆蒂合作,我认为他是最伟大的指挥家之一,指挥意大利歌剧的成就尤其罕 有其匹。那年春天,我在维也纳歌剧院演唱,穆蒂当时也在维也纳,我们安排机会 共进晚餐。他说他准备在斯卡拉歌剧院指挥《唐卡洛》,问我何不在他的制作中领 衔演唱主角。 这个构想让我感到很兴奋。因为这不仅让我有机会与穆蒂合作,而且唐卡罗也 是我一直想学,却从来没有唱过的角色。我那时期的秘书朱迪·柯瓦斯常常说我懒, 总是催促我应该更努力工作,接些新的计划。不幸的是,朱迪的提议遭遇一个大难 题。《唐卡洛》预定上演期间,我必须在大都会歌剧院演唱雷文指挥的《拉美摩的 露西亚》。演唱合约已经签妥,演唱角色与整个计划也都已定案。 不过,这部歌剧的演出还在四个月之后。我打电话给雷文,告诉他穆蒂的提议, 问他是否能够与我解除演唱《露西亚》的合约。他非常体贴,同意解约。或许斯卡 拉歌剧院发生的事件,便是要处罚我对大都会歌剧院的不忠。 我在这四个月期间,仍一如既往地忙碌,演唱聘约排得满满的,在佩萨罗度夏 的空档,本来打算好好研究角色,却又忙着与筹办马术展览的人士会面。我到米兰 参加排演时,并没有充分的准备,所以开演那个晚上声音出了一些差错。 新闻报导说我的声音在某个高音上破裂,但这并非事实。我承认确实出了一点 状况,但只能说是uno strisciamento (擦撞)。英文中大概没有合适的字可以形 容,这表示声音失去控制,有一两个音听起来就像是鸡被踩到脖子时的尖叫一样。 但这并不是发生在高音上,当时的高音并没有出问题。 而多数人判断男高音的表现,多少都是以他的高音作依据。 我承认这是不该发生的事,是新角色准备不充分的结果,不是我的声音状况出 了问题。但准备不充分与难听的声音之间有什么关系呢?有人可能会质疑说:“如 果你在乐谱中犯错,唱错了一个音,这并不表示出错的音必须唱得很难听。”音乐 上的准备与唱出的声音品质之间,事实上大有关连。每个歇手都知道这层关系。如 果不能确定下一个音的精确位置,瞬间的犹豫会对声音造成很大的影响,脑海中的 迟疑则会导致嗓子的不稳定。 我详加解释的目的不是要为当晚的恶劣演唱开脱。斯卡拉歌剧院顶层楼座的观 众是为歌剧而活的乐迷,他们有权向我开汽水。他们花了大钱听我演唱,我的表现 不能值回他们的票价时,他们当然有权抱怨。如果我想搏取他们的喝采与欢呼,我 就必须唱得好,否则就得接受相反的结果。 我唯一的不满是有些乐评家宣告我的演唱生涯已经告终。感谢上帝,我的声音 并不常出错,但从我出道以来,确实发生过几次,以后也难免还会再出现。多年前, 《花花公子》杂志的一位采访人员曾问我,我的高音一年破裂几次。两次?或三次? 我说如果我的高音一年破三次,我将成为世界上最有名的破锣嗓。 事实上,我可以但白地说,我的高音几乎从来不曾破裂。只要我觉得可能出状 况,我就不唱,不过,1968 年在大都会登台演唱《波希米亚人》后,我曾经在第 二场演出时出问题。当时我得了香港流行感冒,高音域根本唱不出来。后来,我懂 得只要身体状况不佳,就不上台演唱。我在慕尼黑演唱卡拉扬指挥的《弄臣》时, 学到另一次教训。第二幕结束后,我说我唱不下去了。卡拉扬来到我的化妆室说, 如果我不继续唱,我们必须退还将近二十五万美元。我完全了解他的意思,只好硬 着头皮上台,但在《善变的女人》(LaDOnna è Mobile )这首咏叹调上唱坏一个 音。 如今,我的声望太高,已不容许再犯这类的错误。我在斯卡拉歌剧院出了差错 后,全世界的报纸都争相报导,几乎是把倡发的声音失常当成重大的国际事件来宣 扬。评论家似乎忘了这是所有歌手在每个阶段都会经常发生的问题。歌者一旦攀上 这一行的项峰,评论家就会装出不曾听过职业歌手唱坏任何音符的模样,只要你稍 微出了差错,他们就宣判你的生涯已经结束。 所幸,歌剧专业人员与经理毕竟比较内行。我在斯卡拉事件之后,继续又在大 都会、伦敦皇家歌剧院、圣卡罗等歌剧院演唱,也在美国、墨西哥、远东与南美洲 开过演唱会,这些地区的听众或乐评家都不曾说过我的演唱事业已经告终的话。不 过,我也知道歌剧和很多行业一样,你必须在每次出场时,重新证明你的实力,你 的声誉是建立在最后一次演出或目前正在进行的演出上。 由于媒体喜欢拿我的任何闪失大作文章,人们对我的两项疯狂举止或许也可以 比较谅解:我力求和作曲家一样熟知乐谱,而且像疯子一样保护我的嗓子。 在我整个职业生涯当中,新闻媒体一直对我很慷慨友善。但水能载舟,亦能覆 舟,乐评家能够提拔你,自然也可以毁掉你。最近几年,他们似乎比较热衷于后者。 我们活在一个攻击的时代,而某些水准以上的成就又特别禁不起攻击。一旦你爬到 这个水准,会发现很多人都虎视眈眈,随时想拉你下来。我知道这是新闻媒体与名 人之间不曾停歇的互动过程,身陷这个过程当中让我感到受宠若惊。 人们接受访问时,随时都担心可能说出让人误解的话。但如果你的名气很大, 即使不开口还是可能引起误解。例如,1994 年11 月在那不勒斯开演唱会时,上 台之前我照例在后台寻找弯曲的铁钉,祈求能带来好运。但这个晚上我找不到小铁 钉,仅有的一根足足有六寸长,我只好别无选择地放进裤袋。 我在台上演唱时,铁钉勾在布料上,我的长裤跟着鼓起来。我低头看到后,心 想乖乖不得了,记者一定会注意到,然后动歪脑筋写些可怕的东西登在各地的报纸 上。 我没有偏执狂,但有时候新闻界会逼着你这么想。 和健康问题比较起来,演唱生涯的困扰便显得微不足道。我听过别人说,只要 自己身体健康,其他便都不是问题。但我还要加上一点补充:所有的朋友与家人也 都得身体健康。我过去十五年来遭遇的最坏经历,可能首推小女儿朱莉亚娜1984 年的一场重病。这场病带来的最大苦恼,是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们根本弄不清楚疾病 的性质。 将近一整年的时间里,我和阿杜雅不断担忧朱莉亚娜的情况。她早晨醒来的时 候,就和平常一样活泼、开朗。随着白天的消逝,她的言词开始变得含糊,到了晚 上六点钟,她说起话来就像喝醉酒一样,最后,更说些毫无意义的话,没有人懂得 她的意思。 我们根本找不到病因。我们当然也带她去看摩德纳的医生。我们原来的家庭医 生已经去世,和新的医生并不熟悉,他也不了解我们。他做了很多测试与检验,还 是弄不清楚朱莉亚娜的病因。我们看了意大利的其他医生,没有一个人知道朱莉亚 娜是哪里不对劲。我们带她走访两个重要的神经医学中心,其中一个位于瑞士。还 是没有人知道是怎么一回事。 朱莉亚娜的情况愈来愈糟,我和阿杜雅感到十分沮丧与彷徨。说得更确实一些, 我们快要发疯了。我们回头找第一位医生,要他一定得想个办法。 他说他与其他医生已经做了彻底的检查,就是找不到病因,大家都认为她的生 理状况没有问题。 最后他说了令我十分生气的话。他建议我们带朱莉亚娜去看心理医生。 我非常愤怒,我知道我的女儿有身体上的疾病,而且非常严重。我对他说: “你才应该去看心理医生!”然后,我和阿杜雅一起离开,从此不曾再登门造 访。 我那时正要前往旧金山演唱,我在当地认识一位名叫恩纳斯特·罗森包姆(Ernest Rosenbaum )的好医生。他是个大歌剧迷,也是我的老朋友。我1968 年初次在旧 金山演唱时就认识他。 当时他的女儿写了一封动人的信给我,说她喜欢流行音乐,特别是披头士,但 她也喜欢歌剧。她说了很多好听的话,甚至称赞我是世界上最伟大的男高音。她那 时只有17 岁,我猜想她不可能听过世界上的所有男高音。然而,我还是大为感动, 毕竟我那时候还不是太有名,也没有收到很多的信。 而且,我当时在旧金山不认识其他人,我需要有人作伴。我打电话到女孩子的 家,和她的父亲恩纳斯特说话。我告诉这位素昧平生的人说:“你愿意让你的女儿 和一位意大利男高音见面吗?”他要我稍待一分钟,然后回来说:“我同意,可是 我的太太不赞成。”我是问他太太,如果由她陪伴女儿出来,她是否允许我和她女 儿见面,这样她至少可以知道我没有不良意图。 他们一定听过不少有关意大利男高音的闲话,因为不仅妈妈陪着女儿出来,连 爸爸也跟着出动。我与恩纳斯特和他的太太伊莎朵拉·罗森包姆(1sadOra Rosenbaum)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初次见面,他们是为保护女儿才出来。 我邀请他们一家人在我住的亨廷顿(Huntington)饭店喝饮料,我们谈了一会 儿后,就逐渐成为好朋友。我们约好再次见面,不久就演变成例行性的来往。他们 母女会在下午时来访,我们一起看电视上播的影片。毕兰卡斯特是我们最喜欢的明 星,但我们也喜欢看约翰韦恩的影片。我一向都为美国电影着迷,努力改善英文能 力的这段时期尤其热衷。有时候我们会去电影院,最后并演变成几乎每天都在一起 看电影。 认识罗森包姆一家人,就像在美国有个家庭一样,是件很美好的事。我当时正 在学习一种新语言,需要朋友耐心了解我的破英语,所以我很高兴能认识他们。一 直到今天,只要我到旧金山演唱,我就会和他们一家人见面。 而且,如果我在加州发生任何医疗上的问题,恩纳斯特也会为我诊疗。他是个 很好的医生,已经成了旧金山歌剧院的非正式医生。 1984 年我们为朱莉亚娜的病况大为担忧时,我刚好排定要在旧金山演唱威尔 第的《艾纳尼》(Ernani),我决定带朱莉亚娜让老朋友恩纳斯特检查。 这项计划有个问题,朱莉亚娜对自己的病情很敏感,我不愿让她知道去旧金山 的原因。如果我带她去医生的诊所,她立刻会知道我的计划。我害怕这样做会伤了 她的心,让她以为我只是想骗她去看美国医生,才设计带她同行。 那时她的病情已经非常明显,我认为恩纳斯特应该一看就可以知道大概。恩纳 斯特同意我的做法,我便安排他们一家和我们在歌剧院附近很受欢迎的兰佐尼餐厅 共进晚餐。 晚餐期间我们谈了很多话题,就是不谈朱莉亚娜的病况,只由恩纳斯特在一旁 观察。恩纳斯特可以看出她咀嚼上有困难,她不说话或吃东西的时候,嘴巴也是开 着,事实上根本就合不起来。晚餐结束后,恩纳斯特把我拉到一旁说:“我想我知 道你女儿有什么问题,但我必须先和别人讨论并查些资料后,才能告诉你详情。我 明天会打电话给你。”他后来告诉我,他打电话给在哈佛医学院担任神经学教授的 哥哥亚瑟·罗森包姆(Artbur Rosenbaum)。恩纳斯特向他形容晚餐时看到的情形, 另外又描述了我以前向他提起过的症状,例如朱莉亚娜会有双重视像,有时根本无 法吞咽等。他告诉他哥哥,他相信朱莉亚娜患了“重症肌无力”(myastheniagravis), 这是一种罕见的神经病症,会引起面部肌肉失去控制。 亚瑟认为恩纳斯特的判断可能正确,所有的症状和他对这种病的了解完全相符。 为了保险起见,他建议恩纳斯特查阅塞梭与罗尔(Cecil andLowe )标准医学教科 书所列的症状。恩纳斯特读过书中记载的症状后,觉得他已找出我女儿的问题症结。 他打电话给我说:“卢奇亚诺,我百分之九十九确定你女儿得的是重症肌无力。” 他并且告诉我,这种病有药可治。 我和阿杜雅几个月来眼睁睁看着小女儿一步步地崩溃,如今听到终于找出问题 的症结,那种兴奋的感受实在难以形容。而且,知道她的疾病有药可治,更让我们 兴奋无比。我一直相信朱莉亚娜有生理上的问题,否则不可能出现如此严重的症状。 如今,医生也有同样的看法,更重要的是,他们找出了病因。 我本来就对医学很感兴趣,喜欢读有关新疗法与新发现的报告,朱莉亚娜生病 后,这方面的兴趣更加强烈。我身边也有些医学书籍,可以自己查阅这种病的症状。 我读过书上的描述后,愈发相信恩纳斯特判断正确。我甚至觉得书里描述的不是某 种疾病,根本就是朱莉亚娜的病征。多亏恩纳斯特的帮忙,我们总算能够解决这个 可怕的问题。 我回电话给恩纳斯特,告诉他我读到的东西,并肯定他的判断正确。我问他现 在该怎么办,他说他会想办法。首先,他打电话给加州大学的朋友罗伯·雷哲(Robert Lazer )博士,他是顶尖的神经学家,也是肌肉失调症的专家。恩纳斯特告诉他的 朋友,我们只能在城里逗留一阵子,我们已为这场怪病惊惶了一年,他问雷哲博士 能否立刻为朱莉亚娜检查。雷哲博士说他乐意帮忙。 我那个晚上在好菜坞碗形剧场有场演唱会,所以必须搭早班飞机前往洛杉矾参 加排演,阿杜雅与朱莉亚娜则留下来接受雷哲博士检查。恩纳斯特夫妇开车载她们 前往加州大学的雷哲博士办公室。雷哲博士检查后,相当肯定朱莉亚娜得的确是 “重症肌无力”。他说他还可以做另一项测试,但他觉得没有必要,而且这项测试 非常复杂。 阿杜雅与朱莉亚娜去看医生的时候,得知更多的好消息。雷哲说有一种药丸对 这种病的患者很有帮助,虽然不能治好病,但可以减轻症状。更幸运地是,医院就 有这种药。朱莉亚娜吞服了一些药丸后,立刻就有改善,她觉得好了很多,症状也 减轻一半。 她和阿杜雅非常高兴,她们搭上飞机前来洛杉矾,并及时赶上我在好菜坞碗形 剧场的演唱会。我相信那晚我唱得比平常还好,音乐会之后,我们还庆祝了一下。 这是帕瓦诺蒂家庭的快乐夜晚,我们打电话回家,告诉父母与另两个女儿这项好消 息。 我打电话给旧金山的恩纳斯特,告诉他我们非常高兴朱莉亚娜的病况已大有起 色。我称赞他是个了不起的天才。他说他不是天才,“医生在检查病患时,有时会 睡着,好的诊断者必须时刻保持清醒。为朱莉亚娜诊断的医生中,有人是真的在重 要关头睡着了。”我告诉他,很多国家的医生都在诊断朱莉亚娜的重要关头睡着, 但我永远感激他在兰佐尼餐厅和我们共进晚餐时能够保持清醒。我们回到旧金山时, 恩纳斯特带雷哲来到我们的旅馆共进早餐,我们谈了约一个半小时。他们告诉我们 各种不同的治疗选择,并逐一加以解释。他们说,最有效的治疗方法是进行喉部手 术,这不是什么大手术,但治愈的机会也不是百分之百。 他们并且说,主持这类手术最好的医生在纽约。我告诉他们,我会尽快带朱莉 亚娜到纽约看这位医生。 虽然未来还充满疑虑,我很高兴问题总算确定,可以拟出奋战的计划。 即使手术不保证成功,任何尝试治疗朱莉亚娜的计划都已是美好的一大进展。 毕竟,过去一年来我们面对的尽是束手无策,只能徒然看着她恶化的医生。想到朱 莉亚娜必须动手术,当然还是令我担心受怕,但我的家人一直都为她的怪病受苦, 她的生活也因而几乎被毁。 我当时满脑子想的都是如何治疗朱莉亚娜的病,以及她即将面对的手术。在这 种状况下,我根本无法顾及歌唱。我取消一场《艾纳尼》的演出,然后陪伴朱莉亚 娜飞往纽约,去看旧金山朋友提到的那位医生。 我们抵达医生的诊所时,朱莉亚娜又做了第二次的测试,以了解是否真的患有 “重症肌无力”。这就是雷哲博士曾经提及,但觉得没有必要的测试。 我们认为她应该做这项测试,但这项决定是个错误。朱莉亚娜对测试产生很恶 劣的反应,井受到惊吓。虽然她还是复原过来,但大家都经历了一段艰苦的时刻。 我承认当时被吓坏了,这场不顺利的测试提醒我她的病很严重,而且她的情况也很 脆弱。 朱莉亚娜最后进入哥伦比亚长老教会医院动手术时,我已几近瘫痪。我们没有 让大部分朋友知道发生什么事,很多人还是知道这个消息,并不断打电话,或送来 卡片与鲜花。普拉西多·多明戈也前来探访,并不时打电话表示关切。多明戈和我 一样,家人是他生活中最重要的部分,他完全了解我的感受。 朱莉亚娜的手术进行得很顺利,医生都乐观地预测她会完全康复。几天后,他 们测试是否还有任何残留的病征存在,结果没有找到任何病征。朱莉亚娜仍需无限 期地继续服用某种药,除此之外,她已完全复原。手术对她或所有人来说,都是一 大成功。 我无法形容我们的快乐,以及那种如释重负的感受。朱莉亚娜如今是个快乐、 健康、美貌的年轻女子。她修习高等物理治疗课程,同时和我过去一样,也接受教 导体育的训练。她不喜欢多谈她的疾病,宁可将这段经历抛诸脑后。可是我永远忘 不了。我有段时期几乎相信女儿已命在旦夕,可是我们却眼睁睁束手无策,这无疑 是为人父母者所能体会的最恶劣感受。 我永远不会忘记恩纳斯特·罗森包姆的恩惠。我们遇见的所有医生当中,他是 第一个看出症状的人。这次经验让我对美国医学大为佩服,对自己国家以及整个欧 洲的医药则不是那么有信心,因为那里竟然没有人知道真正的病因。 朱莉亚娜发病之前,我就已经对健康与医药很感兴趣(有人说我对自己的健康 关注过度)。我一直都在阅读有关新疗法与医治的文章,也念了好几本医学书。恩 纳斯特曾经拿我的兴趣开玩笑。有一回他找来几位加州大学的朋友,编造了一张假 文凭颁发给我,所有人都在文凭上签名,让我成为荣誉医学博士。这当然不能信以 为真,但一两个月后,我打电话给恩纳斯特,告诉他大家都闯祸了:因为我动手术 拿出别人的盲肠,结果把病人整死了。 童年好友艾密里欧·柯基是我结交最久、最亲密的老朋友之一,他在1994年去 世,对我是很大的打击。艾密里欧是很有意思的人,童年时期我们就常一起踢足球, 两人都很喜欢音乐。多年来,我们的交情一直很密切。摩德纳罗西尼合唱团在艾密 里欧的生活中扮演很重要的角色,这是个业余爱乐者组成的团体,有时也会举办演 唱会。这个美妙的合唱团能够存在,是说明意大利人依旧喜爱传统演唱的很好例子。 我有空闲的时候,也会和他们一起唱,艾密里欧是团体中最活跃的分子之一。 艾密里欧的职业是理发师。我在可能的状况下,通常不会让艾密里欧以外的人 碰我的头发。但艾密里欧不只是我的理发师或好朋友而已,他是摩德纳的连络中心。 阿杜雅称他是城里的“费加罗”,因为他对所有人都有兴趣,随时都知道发生什么 事。他有千百位朋友,大家都喜欢他。他是我最喜欢的那一类人,永远快活、乐观。 他和泰伯一样,是另一位P. P. ,是位“积极的人”。 他罹患癌症的时候,每个人都看得出他来日无多,但他仍然保持快活。 我痛恨想到老友已经垂垂待毙的事实,却还是不时想起他。我的感受其实有自 私的成分,因为他是我童年的一部分,是我与歌剧圈以外平凡生活的重要联系。 每次回到摩德纳,我总会到他的店里打声招呼,听些最新的消息。如果我不在 的时候发生什么新鲜事,艾密里欧肯定会向我报告。不论在北京演唱或与英国女王 会面之后,我都会走进艾密里欧的理发店或家里,这样我就会觉得自己仍是个普通 人。所以他生病的时候,我非常伤心,但我同样为他的妻子、家人以及所有喜爱艾 密里欧的人感到难过。 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年当中,虽然我很关心他的病况,我并不刻意增加从摩德纳 以外地区打电话给他的次数,免得他怀疑我已知道他命在旦夕。他那时候还60 岁 不到,离开人间对所有认识他的人都是可怕的打击。我们非常想念他。 我的母亲必须动手术的时候,我们才刚走出朱莉亚娜手术的惊恐。多年来,母 亲的膝关节炎一直愈来愈严重,最后更恶化到非得动手术不可。医生为她检查后, 认为最好能够两个膝盖同时动手术。对老妇人来说,这是很艰巨的大手术,对我也 是重大的心理负担,因为我才看过另一位家人动过手术。 很多人都能以平常心看待手术,我却怕得要命。 母亲和朱莉亚娜一样幸运,手术后的情况十分良好。经过长久的治疗,她现在 已经能够走动。朱莉亚娜学过物理治疗,对母亲的复原能够帮上一点忙。手术后的 几个月里,父亲也经常扶着她走路。她需要拐杖帮忙,但已走得很好,往日的活力 与神采也逐渐回复。她不像父亲那么精力充沛,而父亲的年纪比她还大,我想这点 让她很不服气。她知道自己正不断老去,令她生气的是,82 岁的父亲似乎拒绝和 她一起衰老。 最后,我自己的膝盖也得动手术。我的膝盖多年来一直有毛病,情况愈来愈严 重,走起路来都很困难,几乎到无法上台表演的地步。1994 年初,我终于同意接 受动手术。手术对我很有帮助,我现在移动起来没有以往痛苦,膝盖的情况似乎不 断改善。人们告诉我,1994 年秋天我在大都会演唱《丑角》时,在舞台上的行动 已比前几年迅速得多。我希望不久后能重新打网球,如果不行的话,能回到歌剧舞 台上表演也已足够了。 -------- 泉石书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