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问张仙朋下2 过了一会儿,主席说:“我这个人呢,好处占百分之七十,坏处呢占百分之三 十,我已经很满足了。”接着,主席叹口气说,我这个人就是这么一个人,我不隐 瞒我自己的观点,我不是圣人。我就是这么个人。他还说要写一部像《红楼梦》那 样的书,把他自己写进去,也把我们写进去。我说主席呀,你千万不要把我写进去。 …… 1963年,张仙朋二十九岁,已经在毛泽东身边工作了十三个年头。这年的二月 份,组织上决定让他到地方上工作,和妻子商量后,张仙朋选择去兰州。可回了一 趟老家,张仙朋却变卦了…… 大概是1961年,一些老同志就开始下放劳动锻炼。为了我们这些同志在政治上 能够更坚定,经得住党的考验,主席决定身边的工作人员分期分批下去劳动锻炼。 主席还说他自己也要加强锻炼。一些老同志走了之后,主席就问我,他们走了,李 银桥也走了,谁负责呀?我说,大事情汪东兴管,小事情还不知道。主席说,你能 不能管起来?我说,主席,我不行。主席说,我看你行,他们能管,你不能管?我 笑了,我说,我不行。但是过了几天,汪东兴宣布说,让我代理李银桥的工作。那 是1961年初,等到1961年9 月份,中央办公厅警卫局正式下发文件,任命我为第一 卫士组副卫士长。 1962年,第一批下放人员还没有回来,我们第二批又要下放了。主席讲了好几 次,今天讲,下放你得去。明天又讲,你不要去了。后来又讲,你还是去吧。就这 样反反复复,主席最后下了决心,让我也下放锻炼。我们当时去五个同志:我、主 席副卫士长孙勇、机要秘书王光禄、警卫团的陈长江、理发员钱水桃。主席讲,你 们要到最艰苦的地方去锻炼,有病要在当地看,当地看不了到县里看,县里看不了 到省里看,实在不行了,赶紧给我来信,我就把你们调到北京来看。病好了以后, 还得去。 我们下放那一年相当艰苦。不仅是生活艰苦,而且劳动量特别大。我们过去没 劳动过,感觉很不适应,好在最后还是顶下来了。 我下放回来以后,1963年吧,主席决定我到地方去工作,离开北京。一开始, 主席问,你要到哪个地方工作?我和我爱人李淑琴商量,因为她是西北军区的,军 区司令部在兰州。她的意思是到兰州去。我就告诉主席,我们想到兰州去。主席说, 那好啊,那个地方艰苦。我说,那好,哪个地方艰苦我就到哪去。 在没去以前,我和我爱人带着孩子回了一趟老家,去看我父母。我把这个情况 和我父母讲了,我说我要下放了,要到地方工作了。我父亲一听这个就不高兴了, 说你走这么远,我们就你这么一个儿,赶上我有病了叫你回来,你都不能及时回来, 不能去。我说,组织上已经决定了。我父亲仍然说不行,我得上北京找你们领导去。 回北京后,我就跟主席讲,我父母不同意我去,因为太远了。我父亲还说要到北京 来找领导。主席说,那怎么办?我说这样吧,我回我的老家山东。主席说那也好, 打回老家去喽。 我把这个情况告诉汪东兴,汪东兴就跟山东省公安厅的张国富厅长谈了。汪东 兴同志当时跟主席在外地视察,就给我来了封信,告诉我,说已经安排好了,到山 东青岛工作。临走的时候,我和我爱人去看主席,主席握了我们的手说,你们都大 了,翅膀硬了,应该出去飞了,到地方要好好工作。主席一面说一面流泪,我们也 都哭了。我1963年离开,1964年,出差到公安部,我当时在青岛市公安局工作,到 公安部去汇报案子。汪东兴同志正在住院,我赶去看他,并向他请示。我说,我要 去看主席。汪东兴同志说,可以,我同意,但是我要打电话给主席的机要秘书徐业 夫,问问主席让不让你去。徐秘书回电话说,主席刚起床,让你马上来。我就急忙 赶到中南海。主席一见我挺高兴的,他问我,你在哪里工作?我说我在青岛公安局 搞政保。主席一听政保还不习惯,主席说什么是政保工作,我说政保工作就是抓特 务的。他说,哦,好抓吗?我说不大好抓。我说,主席你以前到青岛去过,你什么 时候再到青岛去?主席说,上次到青岛去,青岛那个地方不错,但是正赶上连雨天, 天天下雨,去了就感冒了,另外青岛市比较小,活动范围也小。以后,我到青岛去 就找你。说完,他就从床上拿起《辞海》,这个《辞海》主席是走哪都要带着的。 主席翻到最后一页,说你把你的地址给我写上,我就写了,山东省青岛市公安局一 处,张仙朋。主席说,好,我到山东青岛去找你。完了以后,我说好了,主席你休 息吧,我得走了。主席说,你看看,带点什么东西回去呀?主席就打电铃,把卫士 周福明叫去了,说你到伙房去看看,给张仙朋,小张,弄点面包哇,什么点心啊。 周福明就带我去了,结果回来以后,小周说没有面包,没有点心了,就带了七八个 大鸭梨。主席又把他的房间里柜子上的饼干筒拿下来,一看饼干筒里的饼干也不多, 就把连饼干带饼干渣子,一大包,说你给我包起来 ,带回去给孩子吃。我就带着 主席给的饼干和大鸭梨离开了。回去以后,我就把梨送给同志们吃了。我们科的同 志都非常高兴。 1963年再次去的时候,主席一见面就问我,你知道我们的原子弹炸了没有?当 时,我去公安部汇报的案子,就是有关原子弹的。结果,火车还没到北京呢,火车 上就广播了,说原子弹爆炸了,那么原子弹爆炸就不保密了,我这个案子也不用汇 报了。我回答,我在火车上听到广播了。另外赫鲁晓夫下台了,你知道吗?真巧, 我们的原子弹爆炸了,赫鲁晓夫也下台了,主席很兴奋。 1965年,我们又到北京去看主席,这次有小田,田云玉和他的夫人小胡,我们 一起去的。 1965年以后,我再也没去看过主席,因为“文化大革命”开始了。1965年那次, 是最后一次见主席。本来要照相的 ,结果打电话找侯波同志,没有找到,就这样 离开主席了。从那以后再也没有见到主席。 如今,我时常拿出日记本,回味在毛泽东身边工作时的情景。不管怎么样,我 在主席身边度过了我的青年时代,很宝贵的那段时光都是在主席身边度过的。我感 到很幸福,虽然我没捞着什么好处,虽然主席要求我们很严格,但我很知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