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待自己——代序 我放下己写了一半的长篇小说来写这篇所谓的“自画像”。不写不行,朋友已 经来过两次了。而且他是第一次向我约稿…… 为什么不写不行?长篇不也是朋友要的吗?而且答应人家在8 月份交出书稿。 有一句话早就被智者们说滥了:要学会在生活中说不,一旦能够说不,你的日 子就好过多了。我就是学不会说这个字,于是经常债台高筑,有时不得不拆东墙补 西墙。稿子写好了,谁赶上就是谁的。自以为对得住朋友,其实对得住这个朋友, 就对不住另一个朋友,都对得住了,说不定对不住自己—— 我还不能做到完全写自己喜欢的东西。要拿相当多的时间写别人希望我写的东 西。 不是我在追赶文学,倒像是文学在追赶我,赶得屁滚尿流。不从容,不闲适。 有还不完的债,有写不完的东西,还有许多好书没有时间看……这就是我目前的现 状。 有时不得不用扔镚儿或抓阄儿来决定自己写什么。有部长篇小说已构思成熟, 有强烈的创作冲动,却不能动笔。有一部长篇传记小说刚完成了1/3 ,年初难却朋 友盛情又胡里胡涂地在报刊上开了四个专栏……这日子可怎么办?心里有写作计划, 却很难按自己的计划行事。 这正是我的缺陷,性格上的缺陷。 表面上看是重义气,讲友情。其实文坛不是江湖,文学的选择是“六亲不认” 的。使我不能静下心来,集中全副精力写自己喜欢的东西,受损失的还是我自己。 年近花甲尚不能守住自己,不能从容应对,明知是缺点,却又难于改正,可谓“本 性难移”。 同时也感到自己写作速度太慢,不够刻苦。有一次香港作家梁凤仪来津,每天 除去开会、签名售书、会客,还必须完成5 篇专栏文章,深夜用电传发回香港,以 供第二天发表。难得她用两年多的时间写了51 本书。日本华裔作家陈舜臣,那年 我见他的时候他是64 岁,其著作有两大撂,一摞从地板码到了房顶,第二摞也码 起了多半人高。我记得当时受到的震动是难以言喻的。 面对粱凤仪你无法用闲事多、欠债多为自己开脱;面对陈舜臣我无法以年龄或 写作庞杂,为自己开脱。才有长短且不说,我倘有他们一半刻苦,我欠的这点债还 叫债吗? 慢工但不是巧匠。我想还是紧迫感不够,压力不够。 现在似乎到了这样一种阶段:写作成了一种需要,一种乐趣。什么奖呀、赛呀、 新潮旧浪呀、别人怎样看怎样说呀,都不太在意,甚至不关心,不参与。每天最快 乐的时光是坐在自己的桌子前,没人打搅。 几十年风风雨雨已经厌烦了,正在一点点把积存在内心的晦心排掉。 同中国许多作家一样,我的文学经历也可以写成被批判的经历。 在中学的时候我崇拜的是机器,志愿是毕业后报考河北工学院饥械制造专业。 1957 年一场批判会改变了我的命运——不是批判我,而是批判教导主任,一个非 常受学生尊敬的老太太,讲大课讲得最好。我喜欢听她讲《红楼梦》、《三国演义 》、《儒林外史》等古典名著。她有一条罪名是向学生灌输“一本书主义”和“成 名成家的思想”。所以让学生中的班干部列席批判会。我率领着学习、文体、卫生、 宣传四个委员去开会。散会后我向自以为是自己朋友的人说了一句“会后感”:孟 主任够倒霉的,我怎么不记得她跟咱们讲过一本书主义? 学习委员是天津人,白脸,小眼,平时跟我不错。但这次他立刻到校团委书记 那儿告了我一状:受右派分子毒害太深,在学生中为右派分子鸣冤叫屈。于是团委 组织全校的共青团员“会诊”,为我“治病”。批来批去,口无遮拦的同学们说我 想当作家,想成名。我越说冤枉,他们批得就越邪乎。 最后激怒了我,你们说我想当作家,好吧,我就想,作家也是人干的。 在团内受了处分,撤掉班主席职务,调了班。我心灰意冷,大量读小说。 钻进小说营造的世界里,可以忘记自己的现实世界。同时也是生平第一次感受 到人的险恶,那个“白脸委员”表面上仍跟我很好,经常跟踪我,到图书馆查我都 借什么书看,然后到团委去报告。再加上家里经济状况窘困,我初中毕业后便考入 管吃管住的技工学校。 一跟技术打交道我觉得如鱼得水,毕业后在一个刚建成的大型企业里受到重用。 但文学仍在捣乱,喜欢看闲书、看戏、看电影和一切文艺演出,喜欢舞文弄墨,心 不安分。不久又考取海军制图学校,毕业后当了海军制图员。 很快便成了“技术能手”、“技术标兵”。但我出身富农,入不了党,也不可 能被提拔重用。同时文学给我的耻辱从来没有忘记,经常给报纸写稿,为文艺宣传 队编写节目。这些都被部队的主要领导人视为“不务正业”。1962年开始发表作品。 到1965 年正一发而不可收时,复员回到工厂,紧跟着“文化大革命”开始。像我 这样的“黑笔杆子”、“修正主义苗子”,因为参加过“四清工作队”,又是“资 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打手”,不可能有好果子吃。 先被“抄家封门”——当时我尚未成家,家就是办公室,办公室就是家,符合 当时“以厂为家”的精神。 没有一个单位敢要我,我便在大街上和工厂北面的林场里游荡了半年多。这不 是长久之计,便厚着脸皮找到原来工作过的车间。这车间里有我几个真正的朋友, 他们保护了我。但我自知与文学无缘,而且也不去想今后还会不会有文学,一心投 入技术操作之中,由干部变为工人,从这种体力劳动中获得一种解脱,一种忘却, 还有快乐和安慰。一干8 年多,我喜欢技术,技术也从不亏待我,从工人变为生产 组长、工长、车间主任。1975 年中央要抓生产,召开了钢铁座谈会。我参加了第 一机械工业部的“工业学大庆会议”,心有所动,手也痒了,又写了短篇小说《机 电局长的一天》。在1976 年复刊后的第一期《人民文学》上发表。很快中国掀起 了一场“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这篇小说成了大毒草,在全国范围内公开批判。 又停笔3 年。 1979 年发表《乔厂长上任记》,又是一场大风波,仅《天津日报》就发表了 14 块版的批评文章。有些领导同志开会必批“乔厂长”,甚至在全市性的布置计 划生育、植树造林的会议上也不放过老乔……1980 年的《开拓者》,里面有个完 全虚构的D 副总理,激怒了一些非同寻常的人物。有个人冒充我的名义写了部续篇, 幸好编辑害怕把稿子退给了我,否则不知会惹出什么乱子。1984 年的《燕赵悲歌 》,受到了当时的市委第一书记和中央政治局一位常委的批评。1985 年的《阴错 阳差》,1980 年的《蛇神》,甚至一篇散文,一篇随笔,都引起过或大或小的风 波。 讲出这些,既不值得骄傲,也用不着沮丧。它不是“过五关”,也不是“走麦 城”,它只是一种事实。离开这些事实便无法为自己“画像”。 可见不是我在追求文学,而是文学在牵累我。其实限于胆识和技巧,我那些作 品远远未能揭示时代本身的悲剧性实质。 我的文学形象是入世的,而我又依赖自己的文学直觉。用心镜映射世界,心灵 经常逸出世俗的禁锢,所以反映现实,反而为现实所不容。 人格与素质对纸面的渗透,便形成了作家的风格。而作家对自己的风格又是没 有办法的,没有它不行,有了它又会把自己框住。 “艺道艰辛同于世道艰辛”——现实太复杂了,比“风格”,比“典型”要复 杂得多,任何一件简单的事情,都有可能演绎成一篇“罗生门”式的故事。张三看 到的是白,言之凿凿。李四眼见的是黑,活灵活现。都有道理,都可能说谎,都可 能设说谎。再加上人性中的痼疾、隐患、丑恶,使现实更加扑朔迷离,同时也使文 坛飞短流长,是是非非不断。 相比之下,文学倒显得简单了。 为人为文的成败,取决于内心的矛盾冲突。而作家的生活是不可能不充满矛盾 冲突的。按荣格的说法,作家只是文学的一种工具。 我被文学选为工具,不感到是一种幸运,也不认为有多么不幸。自觉精神已经 成熟,在等待着这样一种境界的来临:轻松、愉快,只写自己喜欢的东西,有大量 的时间看书。 -------- 泉石书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