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走南想北 (1 ) 自1989 年以来,每年我都要去一次广东,短了一周,长了20 多天。所幸年 年都有这样的机会。就像半个世纪前许多沿海大城市的人纷纷投奔延安解放区一样, 现在的社会时尚是投奔开放区。我加入南下的行列并非为了去谋求职业或寻找致富 门路。恰恰相反,纯粹是出于一种精神需求,感受一种新的生活信息,观察一种希 望,跟踪一批企业家。实际上我把广东当作一个“采访点”,在东北、华北、华东 都有这样的“采访点”。我是靠这些“点”跟踪中国,观察工业社会的变化,跟生 活保持着联系。 中国人历来就有走西江、闯关东、下南洋的传统,这走、闯、下是“人往高处 走”;是“人挪活”,想活得更好。广东正是当今人们想走、闯、下的“高处”, 是个可以“活得更好”的地方。近十几年来北方人一批又一批地大量南下,正说明 广东的优势,是一块得现代风气之先的风水宝地。 我下广东由最初的惊讶、振奋、钦羡,到最近几年已经可以了解得较为深入, 能够冷静地观察和思考了。今后是否还能保持每年南下一次的热情就很难说了。深 圳就有几年没去了,并非没有机会,深圳朋友的几次邀请我都谢绝了。有客观原因, 也有主观因素——我对深圳的兴趣已不像以前那么强烈了。 有些单位,创业初期的勃勃生机和锐气已经消损,或多或少地陷入曾使北方许 多国营企业一蹶不振的怪圈。一大批青年俊才云集特区,最初的几年他们和衷共济, 创造了奇迹。一旦事业有成,便开始重蹈中国人争争斗斗的复辙,精英不精,开始 分裂。且缺少北方那种争争斗斗的广阔舞台,乃弹丸之地,你的老婆在我的部门, 我的孩子在你的手下,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关系错综复杂,盘根错节。他们曾吃 过勾心斗角、怀才不遇的苦,到了特区没“特”多久,又重吃二遍苦。 我一直在等待着特区人创造一种体制,这种体制能够吸引和容纳各种各样的出 类拔革之辈,使他们各尽所长,且不必把主要精力用在内耗上。创造出这样一种体 制,胜过创造千万亿元的利润,实际不愁创造不出更多的利润。 否则,特区能“特”多久?特区的未来应该是同化非特区,而不是被非特区同 化。 1992 年3 月,我和一个波兰作家住在深圳一个不算低档的宾馆,其管理之差, 服务人员素质之差令人难以相信,难以容忍。在总台进行了严格的登记,缴了房费 和押金,这是应该的。到了楼层服务台再缴一次押金领钥匙牌,每次打长途电话还 要再到楼层服务台登记,缴200 元押金。我问缴给总台的200 元押金是做什么用的? 服务员口气极为生硬:不知道,你去问总台。只认钱不认人,对旅客没有丝毫的信 任感,像防贼一样管制。而旅客则有进了贼店的感觉,特区变成了“饿”区,一种 对金钱的贪婪和饥饿。 有的朋友之间的人情越来越淡,钱情越来越重,甚至只剩下利用的关系。 用人脸朝前,不用人脸朝后。请你的时候一副态度,活动一结束,你的价值被 使用完了,又是一副态度,安排立刻降格。一位朋友讲,我们深圳人穷得只剩下一 堆钱了。 连“和气生财”的这点文化素质都没有,还能发大财吗? (2 ) 资本的原始积累阶段,发生各种各样奇怪的事情是不足为怪的。当经济发展到 一定的程度,必然要寻找文化,有了强大的文化蕴含和形象才有巨大的和久远的成 功。试想哪个经济发达的国家不同时又是文化发达的强国呢? 自瓦特发明蒸汽机带动了世界的工业革命,渐渐地西欧就成了世界的经济中心 ——这个经济中心的形成与繁荣又跟文艺复兴有直接的联系,是政治解冻思想活跃、 人们安居乐业的文化结果。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世界的经济中心向美国转移,联 合国总部迁到纽约,特别是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美国成了世界头号经济大国, 同时又是西方文化的中心,无论在文学、电影、电视、出版、新闻,都领导着世界 潮流。借助文化的强大发射力,一大批美国的企业和产品获得世界意义的成功,成 为世界名牌,至今仍能享誉全球。 如可口可乐。应该说这是美国文化的成功。眼下万宝路对中国市场的征服,首 先是一种文化的征服。我们接受了美国产品,实际是接受了美国文化。从影视、文 艺演出、体育等多方面进行文化的狂轰滥炸。已经成功的还有泰国的正大集团。从 “车到山前必有路,有路就有丰田车”开始,与其说是日本产品占领了中国市场, 不如说是日本文化完成了他们以前用武力所没有完成的征服。 随着日本经济的强大,有人提出了世界经济进入多中心的时代,继纽约之后东 京也是一个经济中心。而且到下个世纪,很可能中国也要产生一个具有世界影响的 经济中心,是广州?还是上海?是珠江三角洲?还是长江三角洲? 中国的版图是一只雄鸡,广东正是鸡腿,肌肉强劲,灵活有力,鸡爪伸向东南 亚,成为环太平洋的中心。待香港回归大陆以后,和广东连成一片,交通发达,资 源丰富,其优势显而易见。我看广东,正在进入成熟期,或者叫进入稳步发展期, 老百姓富,企业富,中产阶级强大,这就增强了经济和政治的抗震力,倒退的可能 就减少了。有几次南下使我感受格外深,银根紧缩、治理整顿、压缩投资、整顿金 融等,我在北方见到的是冷清,灰色调,到了广东完全是另外一种景象,热气腾腾, 该怎样干还怎样干。广东抢先了十几年,时间就是金钱,时间就是机遇,别的地区 要超过是很困难的。当今时代是越发达越富裕,越富有就越发达;越贫穷就越落后, 越落后就越贫穷。 地球上有什么油水,发达国家总是先吃头一口,优胜劣汰,弱肉强食。一步赶 不上,步步赶不上。 要成为经济中心,还有一个必不可少的条件:文化。 时下的所谓“名牌大战”,其实是一场文化大战。哪个品牌确立了自己的文化 形象,具备了自己的民族文化品格,无疑那个品牌就具有强大的优势。 我们缺少的正是这种能享誉全球、富有持久生命力的名牌,原因就在于这些企 业或产品的牌子和质量缺少文化品格。或者抄袭模拟别人;或者起点太低,只顾眼 前利益,不管长远;或者有好的开头却难以长久,昙花一现,自砸招牌。 世界上有钱的人多如牛毛,能成为超级富翁的却凤毛麟角。正如产品商标多如 牛毛,能成为世界名牌的并不多。在一次又一次直至高层次的竞争中仍能获得胜利 的必定是那些具有文化眼光,代表了一种强大文化的产品。 (3 ) 1986 年春天,杨干华兄陪我到珠海西部的白藤湖去,用了大半天的时间,土 道弯来绕去,坑坑洼洼,尘土飞扬。1994 年3 月我再去珠海西区,只消半小时, 长桥大道,还有即将启用的珠海机场,让人感到了决策者的文化眼光。过几十年不 会落后,过几百年以后将作为这个时代的文化象征另有其存在的历史价值。 天安门就是文化,故宫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粹代表。甚至人民大会堂、中国 美术馆,也代表了毛泽东、周恩来时代的文化特征。同一时期建成的一片片工人新 村、干打垒、千篇一律的大板楼,除去暂时地解决了者百姓的住房困难以外,并无 多少文化价值。或者说这些建筑代表了一个不重视文化的时代。一方面下控制人口 的增长,一方面大量修建简易住房,这就是缺少文化的不良循环。近年来各地拆掉 的都是这些东西,而解放前的四合院、有些地主和资本家的庄园则成了保护对象, 成了一种文化遗迹——这不是历史对现实一种残酷的嘲弄吗? 吸取这个教训,我们现在办事就应该想到不仅要对今天负责,还要对历史负责。 对照广东,我想起北方某些大城市,还在搞平房改造,拆了旧平房盖新平房, 拆了旧简易房盖新简易房,除非这个城市永远不发展,永远这么穷,否则这些房还 得再拆第三次或第四次。之所以如此有万不得已的苦衷——没有钱。因为穷才折腾, 越折腾越穷。 经济选择文化,追求文化品位要有经济实力。但有钱的不一定都具有文化品位, 文化也影响经济。 1994 年3 月我看了顺德市的容奇镇,它还叫镇,实际上已是一座现代工业新 城。从生产管理到产品到厂房建筑,都与计划经济时代的中国工业大不一样了。我 在这个镇上见到了许多在北方很有名气的产品生产厂家,如容声、万家乐等。 如果说中国历史上还从来没有过成功的北伐,只有一次打到武汉就半途而废了, 倒是有许多次成功地南伐,每一次统一中国都要从北向南打。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 广东的经济文化倒是进行了一次又一次成功的北伐。我跑到新疆,跑到河西走廊, 跑到黑龙江的小兴安岭,喝的都是广东、海南的饮料。 这个时期中国的主要经济思想也来自珠江三角洲,深圳最早借国家领导人之口 贡献了一句口号:“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邓小平南巡讲话》又一次 推动了中国的开放进程,促进了经济的发展,也是先有“南巡”,才有“讲话”。 广东人的思想通过国家领导人影响全国,通过他们的产品影响亿万老百姓。 这不单是经济的成功,更是思想文化的成功。 根据郑炎潮先生的理论,广东地处东方的边缘,接受西方文化观念最容易。在 中国近代史上,思想改革家多出在广东:洪秀全借助西方天主教在广东能够起义, 以及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等,都是广东人。 (4 ) 近几年来,新创办的刊物和报纸属广东最多。这是经济发展的需要,也表现了 广东的经济实力。这些报刊不论是国内外公开发行的,还是省内发行的,都是激光 照排,彩色印刷,搞得很漂亮,带有强烈的商业味道。 广东正在形成自己的商品经济文化。 这些报刊用较高的稿酬从全国各地征集思想,虽是内部报纸却办得有声有色, 没有官方报纸的呆板和枯燥。在大街、车站、码头的报摊上格外受欢迎。 这叫“第二新闻”,或者叫“第二文化市场”。 使中国的文化进入“春秋战国”时期,没有主流文化,没有权威报刊,谁有钱 就可以竖起大旗,用高稿酬吸引一批优秀的作家来投稿。谁的刊物办得好,谁就是 中心。 我以为,与广东的经济思想相比,文化思想显得较弱。 但广东有自己的文化氛围,有自己的主见,全国文坛关于“下海”问题闹得沸 沸扬扬,广东作家协会却不张扬,不动声色。北方的一阵又一阵的浮躁,似乎也与 广东无关。我想广东也许在全国各作家协会中是最稳当、最有实力的。青年文学院 向全国招收青年作家,哪个省的作协有如此气魄? 陈国凯兄是个奇怪的现象,我曾几次向他讨教,广东作协如此兴旺发达且把得 稳,有何诀窍?他或者秘而不答,或者王顾左右而言他,三言五语应付过去。我每 年能来一次广东多半是因为他,每次来广东最愉快最轻松的聚会就是跟他在一起。 自1980 年的春天在北京文学讲习所相识,十几年来,无论文坛上的风风雨雨,还 是商品大潮的冲击,都没有影响我们的感情,而且越来相知越深。他是文弱书生, 我是人高体壮,他身上却有一种豪气,在我面前老是一副老大哥的派头。久而久之, 我也就很愿意尊他为老大哥了。广东的企业家大半是他领我认识的,我下去采访往 往是他帮助安排,没有国凯兄,我对广东是不是还会有这么大的兴趣,是不是能坚 持八九年的长期跟踪采访也很难说。 但这种交往又是不对等的,我来广东多,他去天津少。有一年他去看我,住在 我书房的小床上。当天津夜深人静了,他的精神头刚来,在我的书架上找书看。当 天一亮,大街上吵吵嚷嚷,人们开始上班了,他则想睡觉了,我把天津市能买到的 最好吃的东西放在他面前,他则视如忆苦饭。再加上空气干燥,只呆了3 天就赶紧 逃回广东了。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养育一方文化。 但又不仅仅是水土问题,这十几年来有多少北方人来广东工作,又有几个广东 人去北方谋生?广东的水土随着粤菜已经风靡了全国。 我可以常来广东看看,但不会把根扎到南方。我的根已经扎在了北方,北方有 我熟悉的丰厚的文学土壤。 北方人有南方观念,这是北方人的特长。南方人也应有北方观念,有北才有南, 有南才有北。即便是一个非常先进的地区,失去了方位感,也会渐渐地固步自封起 来。 -------- 泉石书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