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无酒不相逢 9 月20 日下午两点钟,美国加州大学成露西教授和林培瑞教授请张洁和我给 学生讲课,他们说是“做报告”。我看应该叫“座谈式的讲课”,或者叫“讲课式 的座谈”。会场不像是教室,很像一间大会议室,听讲的人坐沙发,讲话的人坐椅 子,大概是为了便于让大家观看。时间只有两个小时,因为4 点钟校长专为我们举 行一个招待会,张洁和我不能不参加。 讲话的题目也是极轻松的——“我和当代文学”。根据自己的体会介绍一下中 国当代文学。理所当然我让张洁先讲,理所当然她应该多讲。如果她讲一个半小时, 我就省力气多了。况且我一点也没有做准备,一边听她讲,一边在脑子里也好拉出 个提纲。谁知她连自己那一个小时的定额还远远没有完成,就收住了话头。她不是 取巧,而是出于对我的照顾,如果她把话都讲尽了,轮到我的时候岂不没有词儿了! 她只讲了自己的创作道路,讲得诚恳、实在,同文学有缘的人一定能从她的讲话中 受到不少启示,会场气氛很好。 她把最好讲的那一半题目——介绍中国当代文学,留给我了。中国当代作家一 大群,风格各异,有“绝招”的人很多;作品更是车载斗量,我不敢说全都读过, 自信对重要的作品没有漏掉。而且这些作家里多数人我都见过,要介绍他们并不感 到困难,不论是北京的谌容,还是广州的陈国凯,都可以说上不止一个小时。一个 题目,一人一半,各有侧重,妙极!女士,倒有老大哥式的信义,令人感佩。于是 我一鼓作气也完成了自己的讲话任务。 在同学们鼓掌的时候,我俩极快地对望一眼,似乎都松了一口气,这是到美国 后的“第一课”,第一次登台“亮相”,也不过如此!轻松自如地就应对过去了。 还剩下一点时间,让同学们提点问题,我们回答一下,就圆满结束了。没想到这个 尾声倒爆出了“冷门”,使我们一下子认识了坐在下面的听讲者,把这次讲课推向 了一个奇特的高潮。 白种肤色的学生占少数,他们对中国了解得不多,问题提得单纯,甚至在中国 人听来是很幼稚的,一两句话就可以回答清楚。他们听完我们的回答总是点点头, 表示满意或者说声“谢谢”。这时候站起来一位黄种肤色的“义士”,我用“义士” 这两个字并不含挖苦的意思。他当时的表演实在是很侠义。那神态仿佛在说:“你 们不行,提那些鸡毛蒜皮的问题,怎么能难住这两个中国作家?看我的!”于是, 他摆出了最了解中国“内情”的架势,提出了一连串自认为是“最尖锐”的问题, 十分自信地认为一下子就会把我们难住。等着看我们张口结舌,出尽洋相。其实他 那些问题在我们看来不仅不时髦,简直是老掉牙了。我据实介绍了情况,讲了我自 己的观点。其他的学生都点头,那位“义士”很不甘心会有这种效果,眼看要自己 下不来台,用一种不以为然的腔调又开口了:“你们别来这一套,瞒不过我!”我 笑了:“我们这一套不想欺瞒任何人,请问你这是哪一套?”“我去年刚从大陆出 来,大陆的情况我都清楚。”我心里一颤,为这个自傲聪明的小伙子感到悲哀,只 好说:“中国有句俗话,去年的皇历今年看不得了。”紧接着又有许多类似的问题 向张洁飞去。张洁讲得更真诚,更激动,没有回避我们面前的困难,讲了我们的信 心和力量,也讲了我们的未来。她讲到最后感情奔涌,一股激情难以抑制,化做热 泪,滚滚而下。全场为之一震。 我坐在她的旁边,心里十分感动,这是多么宝贵的泪水,多么纯洁的泪水,这 泪水体现了女作家的才气,把她热爱民族、热爱祖国的晶莹赤热的灵魂全托出来了。 不知这些美国大学的学生们对张洁的泪水做何感想?这泪水难道不能温热有些人的 心,洗亮一点他们的眼睛吗? 张洁为这次讲课做了最精采的结尾。 走出会场,林教授向我们表示歉意,认为那个学生的提问不礼貌,也不得体。 我却哈哈一笑,表示应该感谢那个学生。因为我觉得这堂课对我来说也很有收获。 我回国后也许要写一篇文章,题目叫“在美国见到的中国人”。 只是不理解那个学生出于一种什么心理非要这样干,出风头,表现自己?还是 想迎合某种东西?岂不知这样一闹反而逼得他的教授不得不为他的举止向我们道歉。 我心里隐隐有点不舒服,也许应该由我们向两位美国教授道歉。 这时有两个刚才听课的中国留学生追上我们,一个叫苏炜,一个叫董阳声,他 们也有些仇忿忿然,觉得都是中国人,何必要在这种场合给自己的同胞出难题,结 果反倒把自己弄得很难堪!我不愿再提这件事,那个小伙子够可怜的了。便岔开话 题,问起他们的留学生活。原来这两个人都是文学爱好者,小董在上海复旦大学上 学的时候曾发表过一个短篇小说,叫《炮兵司令员的儿子》,当时在上海颇有影响。 这样一耽搁,我们赶到招待会上已经迟到了半个多小时,“致词”、“答词”一类 的程式已经表演过去了,光剩下喝酒聊天了。 从美国各地专程来参加第一次中美作家会议的美方代表也都到齐了,两国作家 想必已经互相做过介绍了,三三两两,或坐或立,谈得正热闹。我刚才讲话够多了, 现在不想说话,只想喝点饮料,休息一下。和主人见过面,寒暄几句便来到客厅外 面的花园里,绿荫下摆着几套白色桌椅。清静幽雅。 我从侍者的托盘里挑了一杯冰镇苹果汁,正想找个座位坐下,有一位美国妇女 向我示意,她身边正好有一个空位子,我表示了谢意,然后坐下去。 “您是蒋子龙先生?这位是Annie Dillard 。”一位华人学者自动充当了翻译。 “噢,久仰!听说去年您到中国访问过了?”我嘴上说着客气话,脑子里飞快 地映出以前看过的有关这位女作家的材料:可能是1945 年出生,我记得最清楚, 她是这次参加会议的美国作家中最年轻的一位,我是中国团中年纪最轻的,这可真 是碰巧了。 安妮·蒂乐德是宾夕法尼亚人,毕业于弗吉尼亚州的何林斯学院,在西华盛顿 州立大学讲授过诗歌和散文的创作,曾是美以美教会大学“杰出的客座教授”。写 过5 本书,其中《丁克溪的朝圣者》一书为她赢得了荣誉,获1974 年的普利策奖。 此外还接受了其他一些文学奖励,她好像同中国的许多女作家一样,也是文学上的 幸运儿。 “我不懂中文,只能读英译本,觉得《一个工厂秘书的日记》是最好的作品… …”安妮单刀直入谈到了我的作品,使我感到被动,因为她的著作目前还没有译成 中文,我只看过一些内容提要,那不算阅读,无法对等地交换对彼此作品的看法, 只能聆听她对我的批评。便说: “我曾接到过美国读者的来信,很想听您对我的作品谈点具体的批评意见。” “《日记》的成功有三条,使我感受根深刻。一,人物是复杂的,不像有些中国作 品里人物那样简单;二,技法是现代的,节奏很快;三,语言简炼,富于幽默。” 她的神情是真诚的,也很会说话。这叫反话正说,此三条的对立面不正是我另一些 作品里的不足吗?她不说出来,却让我想到了。 没料到我和第一个相识的美国作家就这样以文学作桥梁,很快沟通了思想和感 情,建立起友谊和信任。生活在不同民族、不同社会的作家,在文学上却有许多共 同的语言。我们谈得很愉快,安妮兴之所至,当场用钢笔为我画了一张画。并告诉 我,她学过美术,很想为我画张像,又怕画不像,于是画了一幅抽象画。我是看不 懂她的画,她自己是不是能解释清楚那幅画的意境,我看也没有把握。 我来不及再跟其他美国作家交谈,就不得不告辞出来,坐进汽车跟大家一起到 一个剧作家家里去参加另一个宴会。 还好,主人所以这样安排了一个接一个的酒会,主要目的并不是只为了塞饱两 国作家的肚子,而是以吃为辅,以谈为主。以酒菜为媒介,便于感情交流,增进相 互间的了解。我和美国工人诗人加里·斯奈德(Garg Sngder ) 几乎是一见如故,很容易就把双方感情的距离拉近了。这次我俩的交流却不是 从文学开始,而是从各自的生活经历谈起。“工人诗人”是他自称的,而且强调自 己当过代木工、护林员、油船水手、电焊工等,现在是个农民。是“体格强壮的流 浪汉”和“能够吃苦耐劳的无产者”。在这样的场合,周围是这样一群人,他用庄 重的口吻这样介绍自己,使我感到惊奇和钦佩。他甚至指着剧作家豪华的客厅、丰 富的饭菜幽默地对我说:“这一切都应该是我的,不知为什么被他们抢来了。他们 是吸血鬼、资本家。”加里·斯奈德于1951 年在里德学院获得了学士学位,在这 期间他还曾到印第安人部落里生活了几个月,他在精神上体验到一种需要——要把 生活中美好、超然、粗野和丰富的精力加以神化。这成了他创作诗歌的一个动机。 他先后出版过8 部诗集,多是描写美国西部风景,让自己返回自然,寻找超世 的经验。 “我的诗为人民服务,为被压迫的生物服务,甚至为非人的生活服务。”他这 样对我说。当他受到政治和生态问题压迫的时候,他是个理性主义者,在诗里提出 争取生存的办法。当他寻求人类生活原始的典型的神秘格局的时候,他是位浪漫主 义诗人。 他对东方的事物兴趣很大,曾将中国的诗篇和日本的诗歌译成英文,他还是大 乘——金刚乘口传教义的佛教徒,他到过印度,在日本生活了12 年,和日本作家 共同研究中国文化,他想把东方的神秘主义移植到美国的乐观主义上来。 谈起诗,他更是滔滔不绝了,他说诗应该表现“心灵的源泉,动物的魔力,独 居时的想象力。令人恐惧的初生和再生。”要表现“做为人的动物,要去寻求舞蹈 的疯狂般的自由、沉默和孤独中的启示……”酒使得这个表面上沉静、甚至有几分 腼腆的诗人诗兴勃发,同时又把他身上那种旧文化反叛者的狂劲也燃烧起来了!他 毫不客气地把今天请我们吃饭的主人称做“富有的穷人”,他说“他们的精神上是 贫穷的”。他吃着人家,还要骂着人家。这种美国式的直率,叫我喜欢。 我把话题又引回到他的经历上来,他告诉我1968 年和一个日本女子结婚,生 了一个孩子之后又迁回美国。他丰富多采的生活背景和经历引起了我的兴趣。他反 复表示对中国文化很感兴趣,非常想到中国去,却一直未能去成。 我深为他惋惜,随口而答:“这太遗憾了!”忽然感到身后有人轻轻地拉我衣 袖,回头一看是我的一位女同胞,她善意地小声提醒我:“什么事呀,你竟用‘遗 憾’这个词儿,在外交场合这是表示一种抗议……”真叫我哭笑不得,只好轻声对 她说:“这不是外交谈判,这是作家交谈,我有自己的头脑和嘴,请你好好照顾自 己吧。”我感到兴趣索然,决定回国后一定要写那篇文章——《在美国见到的中国 人》。 饭后,主人弹起了钢琴,有人随着音拍敲响了手鼓,摇起了碰铃,其他美国作 家又唱又跳。他们热闹一番之后要求中国作家唱歌,作家应该多才多艺,我知道冯 牧唱程派青衣那是很有功夫的。只是没有京胡伴奏,不知他怎样起调? 等了半天没人开口,刚才还是十分热闹的客厅里立刻变得气氛尴尬。我们出国 前做了很多准备,就是没有准备到美国来还会叫我们唱歌。我在代表团里是最小的 一个作家,正好可以躲在后边不吭声,叫他们大将在前边顶吧。 美国朋友一再鼓掌,沉默的越久,我们的处境越狼狈,大将们你看我,我推你。 我心想:坏了,自己不应往后躲,大将们应该去打“大仗”,这种唱歌跳舞的事理 应由我这个小兵出头。于是我站出去唱了一首“山西民歌”: 人人呀都说我们两个好, 阿弥陀佛天知道。 第一次去找你,你不在, 你妈妈说你去挖苦菜; 第二次去找你,你又不在, 你们家的大黄狗咬了我的裤腰带; 第三次去找你,你还不在, 你妈妈打了我两锅盖; 第四次去找你,你老不在, 你妈妈说你进了棺材! 懂中文的朋友哈哈一笑,总算圆了这个场。没想到在回来的路上,安妮·蒂乐 德要我教她唱中国民歌。她的语言我不懂,我的语言她不懂,这可难住了我。好在 这时候汽车里响起了轻轻的“洪湖水浪打浪”的歇声,可能是谢恒(中国驻旧金山 总领事馆的领事)、聂华苓、张洁、梅缵月几位女士在唱,总算给我解了围。 -------- 泉石书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