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南瓜与核武器 1982 年9 月22 日,中美作家会议在洛杉矶举行讨论会。我走进会场,见美 国诗人金斯伯格早早地就坐在自己的位子上,正埋头往两盘磁带上写字。我向他打 过招呼,在自己的位子上坐下来。 会议由中国作家代表团团长冯牧主持。我提醒自己:今天可要集中精神,会议 已进入正题,可以自由发言,中美作家要展开讨论了,看他们都有些什么惊人的高 论! “美国作家都要兼职才能维持在贫穷线以上的生计,书的稿酬还不够付汽车的保 险费。书店订购的书有50%到60%原封不动地退回来,年轻的作家就更困难。”约 翰·赫西(John Herser )从一见面就把我称做他的“老乡”,他1914 年出生在 天津市新华路旁边的一幢房子里,一直长到10 岁才回到美国。 1974 年他访问中国时去看了一下自己的出生地,那座房子的新主人是位热情 的中国老太太,希望赫西能够回去,她可以为他把房子腾出来。赫西一谈起这件事, 脸上就现出无限神往和感动的神色。他的座位在我的左边,60 多年前学会的中国 话还没有完全忘记,在交谈中他对中国,对天津表现出根深的感情。他身材精瘦细 长,满头银发,有一副慈祥老者的风度。他在美国拥有7 个荣誉学位,他用写作 “探讨了形形色色有关人类的课题,并一直保持着清新、流畅和严肃的风格”, “从未流于说教的地步”。1945 年,他的《为阿丹诺而鸣的钟声》(Abell for Adano )获普利策小说奖。他的另一篇获奖小说《一块卵石》,描写发生在伟大长 江上的强烈、庄严而又神秘的生活。他今天的发言,也一下子就把大家的注意力吸 引到会议应该讨论的核心问题上——作家和社会生活、文学和人类时代。他继续说 : “作家应该永远是生活的局外人,也就是说永远不满足现实生活,要追求新的 生活。小说应当使任何一个读过它的人能够面向他那一个时代的人生,而不论这是 个什么时代。”赫西的话无疑是经过认真考虑的,且有其独到的观察。 小库尔特·汪纳古特发言:“写作是使愚蠢的人变得聪明的一种工作。 作家都是人格分裂症患者。文学的作用是什么呢?打个比方:我把一个南瓜举 到4 米高的空中,然后一撒手,南瓜摔到地上,发出‘砰’的一声。这就是文学的 作用。”礼堂里一阵哄笑。 名不虚传,这位汪纳古特果然才气不凡。他的本意是否认作家和文学的社会功 能,却不直说,用尖酸幽默的艺术语言来表达,这和他写作的风格是一致的。这位 身高1.90 米,一头灰发蓬松而零乱。无论从体魄上还是精神上都看不出已经是60 岁的人,他每次发言都力求“语不惊人死不休”。正像他那些小说,用创作科学幻 想作品的办法表现当代社会,1969 年出版的《五号屠宰场》稳固地确立了汪纳古 特作为美国当今一个重要作家的名声。“他的想象力、幽默以及既迷人又发人深思 的文体受到赞扬”。同时,他也被文学家们公认是一位严肃的作家。这也许是因为 汪纳古待所描写的是当代一些关键性问题——技术专横、人们对轰炸的恐惧、最深 刻的政治上的内疚、最疯狂的恨和爱,等等。 然而,他今天的发言使得他的一些伙伴都不赞成。因为他的观点倘若能够成立, 卡曾斯为这次中美作家会议所出的讨论题就变成了一句废话。卡曾斯在讲话时含蓄 地、兜着圈子表示了自己的异议。 美国的“曹禺”——著名剧作家阿瑟·米勒则讲的比较干脆:“作家的作品比 任何炸弹都更有威力,作用更大,永久不休。否则,文明就很脆弱了。 1956 年我被判过刑,因为我拒绝说出在作家会议上看到的那些被认为是资助 共产主义者的人们的名字,被判为蔑视国会罪。1965 年我又拒绝了白宫的一次邀 请,由于在越南的悲剧,这种场合使我感到心情沉重,我不能问心无愧地去参加。 当枪炮轰鸣时,艺术就在死亡。而且生活的法律比任何执法吏所能想出的东西都要 强得多。”且不说米勒的文学主张,他被判刑一事以及白宫请他去作客,他拒绝这 种荣誉,现在都成为他的骄做,成为他作为一个剧作家的人格的有力佐证,这一点 叫我感到有趣。 更为有趣的是,美国作家团的内部观点发生了分歧,我们则不必吭声了,在旁 边看乐儿吧。美国这些老兄并没有统一的组织,他们并不认为自己就代表美国、代 表某一团体或某一组织,他们只代表自己。没有任何义务要维护主席的尊严、同伴 的脸面等等。有人几十年也没有开过这么长的会,这次能坐住屁股开3 天会,可谓 是破天荒的不简单了!谁也管不了谁,谁也不能约束谁,大家都是有教养、懂礼貌 的,相聚一堂,完全靠思想、智慧、感情和个性相互配合,不存在外界压力。会议 结束,大家四散而去,谁也不承担任何责任。我想着他们这种“沙龙”式的作家关 系,不禁暗自笑了。 就在这时候,我的团长冯牧点到了我的名字。他说我和张洁在中国拥有广大的 读者群,希望听听我对这个问题的意见。 我当然有自己的看法。汪纳古特使会场的气氛轻松了,这气氛对我有利,因为 我喜欢斗智式的说笑,而不会一板正经地进行严肃的讲话。 “对于作家来讲最困难的事情就是谈论自己,给自己的劳动下定义。每个人都 可以按照自己的理解给文学戴上各种不同的颜色的帽子。我对文学的理解就是:不 断地探索人生的奥秘,开拓人们的心灵世界。这种探索和开拓必须在形式和内容上 不停地突破和革新。 “文学就是整个的活生生的人,是整个的世界,不要把文学看得太单调吧!最 不懂文学的常常是作家,也就是所谓制造文学的人。文学的社会功能是什么?当你 非常疲乏的时候,让你洗个热水澡,轻松一下,这是文学,当你困得睁不开眼的时 候,给你冲一个冷水浴,使你清醒一下,这也是文学: 热得大汗淋漓的时候,送一杯冰镇啤酒,是文学,冷得发抖的时候吹一阵热风, 也是文学;击一猛掌是文学,亲切吻抱也是文学;可以严肃,可以娱乐,可以哭泣, 可以咒骂,什么都可以,这都是文学。 “作家对自己的理解往往和群众对作家的要求不一致。作家不是圣人,作家是 当不了圣人的。作家是‘人精’。人对世界上的事情知道得太多,就会变得老奸巨 猾。作家就是知道事情太多的那一类人。然而,如果作家都是傻瓜,大家对世界上 的事情都一无所知,那也是人类的灾难。”我也不知道自己说了些什么,发言结束 后,左边的赫西向我伸出手,说我讲得很好。他这样郑重其事地握手祝贺,倒使我 不好意思了。其实我的心里很清楚,我没有说什么严肃庄重的话,王顾左右而言他, 充其量不过是凑趣。 吃过午饭,会议继续进行。 格雷发言:“我们处在一个不安全的社会。在受困扰的社会里,作家不知道他 们要干什么。当政治家创造出一种有远景的政治生活,文学才会繁荣。”汪纳古特 辛辣他说:“美国的作家是非常受宠的,政治家不害怕作家,不管文学。在中国也 是这样吗?”金斯伯格用他特有的直率说得更痛快了:“中国有没有同性恋?你们 有没有创作自由?毛泽东犯了什么样的错误……? ”他一口气提出了十几个问题, 但和文学关系不大,多是政治性问题。看来挺尖锐,使礼堂的气氛一下子紧张了。 实际这些问题提得十分幼稚,毫不尖锐,很容易回答。我几乎是好不容易才控制住 自己没有笑出声。 人类的灾难之一,就是人为地制造许多隔阂,比如地界、语言、国家、政治、 时俗等等,使各种民族之间不能相互了解。任何一个口号,不管其内容多么精采和 深刻,要想超出本民族的界限都是很困难的。口号不能出口。 正像许多美国人不是对中国的现实,而是对中国的一些口号感兴趣并进而产生 误解一样。作家的心灵如果不是完全自由的,他又怎么能够进行创作呢? 可是,文学如同船,是不能离开水去追求自由的。世界上又哪来的绝对自由呢? 美国号称“自由世界”,一到晚上却不许我们自由上街,因为不安全。 即使在光天化日之下,抢劫凶杀的事情也时有发生。是歹徒的自由世界,善良 的百姓就不会自由。这是多么普通的事实,多么简单的道理。作家不应该叫群众害 怕,使政治家害怕难道是坏事吗?美国的政治家不管文学,不怕作家,这难道是美 国同行的光彩吗?“受宠”到不被答理的地步,实在是一种悲哀!美国作家表现出 来的高涨的政治热情,对中国政治的关心远远胜过对中国文学的关心,这一点使我 感到惊奇! 其实,在所有的人当中,最紧张的要数卡曾斯先生了。金斯伯格的发言刚一结 束,他便小声向冯牧赔礼道歉,认为金斯伯格提出这样的一些问题,使他都感到是 一种耻辱,深感对不起中国朋友,他要个别找金斯伯格谈一谈。 我当然知道他是不会私下找金斯伯格谈话的。因为金斯伯格并不受他领导,他 对诗人没有任何约束力。在以后的一天多时间里,金斯伯格的发言腔调没有丝毫的 改变,证实了我对卡曾斯的猜测。 卡曾斯听到同伴给中国作家出“难题”,为什么会感到紧张呢?据说前几年召 开过美苏作家会议,会上吵得一塌糊涂。他可不愿意把中美作家会议也开成那个样 子。何况中美两个国家的关系是这样的微妙,这样的敏感,他是个有政治背景的人 物,不会让这次作家会议背离美国的总的政治利益。 冯牧叫我回答关于创作自由的问题,我把上面谈到的意思讲卡曾斯为了扭转会 议气氛向友好的方面发展,赤膊上阵了:“核武器威胁着全人类的安全,我们的作 家,我们的文学,如何为禁止核武器贡献自己的力量,拯救人类。能否请中国朋友 谈谈对这个问题的看法。”这老先生似乎方寸已乱。他当然是一片好心好意,中国 对禁止核武器的态度是坚定而又鲜明的,世人共知。他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决不会 使两国作家发生争吵,而只会产生友好的共鸣,加浓团结友好的佐料。可是他忘记 这是什么场合、什么会议了,一群作家,讨论文学问题,又能就禁止核武器问题达 成什么谅解呢? 他的问题应该请汪纳古特先生回答,汪纳古特嘲笑文学的作用是南瓜掉在地上 发出“砰”的一声响声,而他的主席却主张用文学去禁止核武器。请问,汪纳古特 的南瓜掉下去以后没有落在地上,而是砸在了卡曾斯先生深恶痛绝的核武器上面, 是南瓜把核武器弄湿,使它不能引信爆炸;还是核武器把汪纳古特先生的南瓜碰个 粉碎? 我终于忍不住举手发言了,为了不使卡曾斯先生感到太不好意思,我把上面那 段话的意思说得更婉转,更柔和。最后说:“我建议关于禁止核武器的问题,还是 留待联合国的专门委员会去讨论吧。我倒觉得作家的当务之急是如何拯救文学,文 学面临着听觉文艺、视觉文艺以及凶杀、色情等通俗文艺的严重挑战,特别是商业 性威胁着文学性,尤其是在美国商业把文学打得节节败退,不知美国朋友对此做何 感想?”我的话音刚落,卡曾斯就接着说:“蒋子龙先生说得很对,我们这是作家 会议,不是联合国的禁止核武器会谈,这个问题不再讨论,让联合国的专门会议去 讨论吧。”可是散会后我却受到了中国人的批评,有我的同胞,也有美籍华人学者, 说我太硬了,太厉害了,叫美方的主席下不了台啦,等等。他们有的直接跟我提, 有的到团长跟前“捅棒槌”。金斯伯格对中国作家提出了那么多虽然不一定出自恶 意,却不无嘲弄意味的问题,他们似乎没有什么反感,我的回答稍微锋利一些,他 们先受不了啦!有些并无多少真本事、在美国混碗饭吃的人,他们为了要迎合美国 人,无论说出怎样的话,我都可以理解。使我深深感到悲哀的是我的某些同胞!看 来应付美国人倒不困难,困难的倒是怎样能取得自己人的谅解和配合。 读者从中不难看出,一个中国人出国访问,其艰难之处在什么地方。特别是到 美国这样一个特殊的国家,各大城市都有中国城、唐人街,你每到一地都不难碰到 一群群的中国人,他们可以成为你了解美国的桥梁,也可以成为一堵墙,妨碍你接 触真正的美国。 -------- 泉石书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