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梦的生活和生活的梦——我写《蛇神》 写一篇小说引起一番争论,甚至酿成一场风波、一个事件,也许有人认为这是 很幸运的,我却感到烦了,累了。我希望人们忘记我和我的作品,让我安静而从容 地生活、写作、休息。我羡慕长跑运动场上紧紧跟在第一名后面的运动员,他似乎 掌握着比赛的主动权,不是不能超过去,而是不想超越或超越的时机不到。不像跑 在最前面的人,老是左顾右盼,担心被别人赶过去,精神太紧张了。如今新潮小说 出尽风头,像我这种角色正好躲起来喘口气,好好调整一下自己的步伐。想不到人 们不时拿我屏牙…… 其实,作家只能算是“感情上的运动员”。也许要经受各种感情运动的锻炼, 全面提高感情素质,才有可能在某个项目中取得好成绩。创作就是一种激情,作家 的全部技巧还不就是打开闸板、疏导感情的激流、让自己顺水而下吗!优雅和精心 雕琢往往会成为真实和诚恳的障碍,而诚恳对作家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别的不敢说, 《蛇神》是诚恳的。为此我不惜背着“抄自己”的嫌疑又写了中篇小说《长发男儿 》,作为《蛇神》的补充。裴艳玲身上那种吸引我的、独特的东西,一变成花露婵 就不复存在了。我写《长发男儿》只想告诉读者一句话:花露蝉不是裴艳玲。如果 按裴艳玲的气质来写花露蝉,《蛇神》将是另外一个样子。正因为我对花露婢这个 人物举棋不定,下笔格外小心,迟迟不敢写出对刻画她和邵南孙都十分重要的一段 情节纠葛,我自己感到是《蛇神》的一个很大缺憾。 在当代“心理小说”中已经没有理想的地盘了,理想人物更是声名扫地,甚至 会受到责难。作者在感情上钟爱备至的人物,在艺术上常常给这个人物帮倒忙,下 不了绝笔、这就是小作家和大作家的区别。看来创作不仅是一种激情的宣泄,作家 还要有一种超感觉的能力,有时要超越自己的情感,服从艺术的规则。 倘若我命中注定在创作道路上不会有安宁,那么我就高高兴兴地接受这个现实 :人们可以咒骂它或颂扬它,厌恶它或喜欢它,只要不轻视它,不无动于衰,、不 是不屑一顾,我复有何求? 我喜欢就作品论作品,没有人规定我应该写什么,不应该写什么,我不想以简 单的格式和各种习惯性的规范把自己的小说束缚住。否定自己的昨天来肯定今天同 肯定自己的昨天来否定今天一样愚蠢。,创造的本质就是要变,要动,不可能死抱 住一种模式不放,作家也和生活一样是不断发展变化的。 文学的概念同世界的概念、人的概念一样变得无比复杂了,社会对艺术的选择 越来越多样化,艺术对生活的选择也应多样化。 多元——是这个时代的理想化?还是标志着失去了理想?我想当今的文坛也是 这样:“二八月乱穿衣”!《蛇神》是我这条蛇正在脱皮时的产物,不管读者认为 我是有毒蛇还是无毒蛇,蛇蜕却是无毒的,可以入药。当然不能排除我一辈子也许 都蜕不下这张皮的可能性。我不想丢掉自己,只想认识自己。 《蛇神》如果引起议论,最不安定的因素大概就是邵南孙了。他独有的荒诞的 命运不是我有意安排的,我无权说生活应该怎样,不应该怎样,我只能说生活就是 这样。一切荒诞都来自现实,邵南孙行为中那种种出人意外的落差,并不比这几十 年我们生活中的反复无常更令人惊奇,想想我们所经历的一切,觉得中国人无论做 出什么举动都是可以理解的。我以为用荒诞的手法写荒诞已不足为奇,用现实手法 写荒诞则使荒诞更烈更深更真。 我就想通过对邵甫孙命运的感受来体验和理解历史送给我们的礼物。“现实就 像梦和雾一样捉摸不透”,小说中有梦的生活,花露婢则是一个生活的梦。把梦的 生活和生活的梦纠葛在一起,或者说把子文化大革命”中疯狂的正常和正常的疯狂 融为一体,就有可能使小说达到应有的真实和深度。 鬼知道每个活人的心灵的内在辩证关系有多么微妙,邵南孙的性格始终处于变 化和矛盾之中,在他身上有许多相对立的因素,嘴上说的不一定是心里想的,外在 行为不一定都标明他的内在品质,性格和行为总是有矛盾,当然也有统一的时候。 我想写出一个非常复杂、非常矛盾的真实生命。 我小心翼翼但又渴望能揭示当今社会的宠儿(至少在舆论上是这样的) ——知识分子复杂的心理活动、复杂的性格,包括毫不隐瞒地解析自己的灵魂。 人们已经厌恶了压抑、虚伪和贫乏无知。我想邵南孙身上那股压抑不住的报复心理 会让一些人难于接受,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中国人推崇宽宏大量,认为报仇是奴隶 的感情,是弱者的表现。宁肯在底下暗争暗斗、阳奉阴违,唯唯诺诺,没有个性。 这是消磨民族精神的一种瘟疫,100 多年来给我们酿成了多少灾难!创造阿Q 形象 的鲁迅先生即是极端鄙视“阿Q 精神胜利法”的。 我不推崇报仇主义,只想分析生活的质量、人的质量,艺术应该具备现实的真 正的品格。邵南孙的报复情绪来自对生活的恐惧,当他经受了一系列的精神摧残之 后,十几年来禁锢得很紧的感情,突然像炸弹一样爆炸了,强烈得连他也不能自控, 我更无法左右他的行动。其实世界上到处都有报复的言论和行动,发生在邵南孙身 上真的那么不可理解吗?何况他又是个狭隘、自私的家伙…… 文学作品应该深入到民族的心理层次,作家有权选择文学自身的时代意识,我 塑邵南孙这样一个知识分子形象的目的就在于此。不要把知识分子部看作是“受难 的圣者”,当代社会心理潮流不是强调认识自我、强化自我吗? 只有敢于剖析自己才谈得上“认识”和“强化”,才有可能提高人的质量和生 活的质量。 我找不到一个好的形式来表达我心里想要表达的一切,就采用两个时间层次, 这是最省事的办法。“过去的故事”不单指“文化大革命”,“现在的故事”也不 只是眼前发生的事情,历史和现实互相映照,互为因果。这样写跟小说的内容相符, 一幕一幕的,戏剧舞台就是社会大舞台的缩小。我写不了史诗,也不想把小说写得 很长——拉开长篇的架式,细针密线,广为铺陈。即便如此,我也是前半部写得从 容,到后面就有点急躁,也许是邵南孙把我折磨得不耐烦了。我追求紧凑、集中, 把所有别人能够猜到、能够想到的东西全部省去,作家跳跃再快也没有读者的想象 更快。马拉美曾说,一个作品里本质的东西正在于不能表达里。 重要的是内容,无论如何不能让形式束缚内容。但形式选择不好就会妨害内容。 只要有助于艺术思维的深化,能加强故事的哲理性,能从新的角度展现人的性格、 挖掘新的情节纠葛,能给人一种新鲜的艺术感染,管它是老套子还是新花招,统统 可以拿来为我所用。要么不写,要写就应该有一点新东西,或人物,或故事,或思 想,即使失败也不要躺在别人的尸体上。只要有生命、有变化、有不加美化的真实 就行。 记不得是哪个外国人提过这样一句口号:“作家不应该有什么理论!”脑袋要 长在自己肩膀上,不能长在别人的胳膊上。否则人家一抡胳膊你就得发晕。我的本 分就是按照自己所看到的那样认识世界,而不是按照别人能够理解的那样去描写世 界。 写到后来我也拿邵南孙没办法了,仿佛不是他走投无路,而是我陷入了绝境, “美只有一种”,而包围它的有一千种丑。照此写下去我只能从三楼的阳台上跳下 去了!幸好小说结尾的时候邵南孙又回到大自然中去了,大自然养育他,保护他, 抚慰他,也许还会净化他的灵魂,他舍此别无更好的出路。至于他能否在铁弓岭长 期呆下去,能否跟柳眉幸福地生活在一起,只有天知道。 -------- 泉石书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