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绛打扫现场 张者 ●关于生死:死后寂寞,没人记得,我不怕,我求之不得。死了就安静了。 ●关于财产:准备捐给公益事业,但不会以钱先生或者我的名义命名,捐就捐 了,还留名干什么? ●关于女人:女人活在世界上要比男人吃亏一点,吃亏就吃亏吧!我是吃亏主 义者。 ●关于文化:中国的语言是我们喝奶时喝下去的,我们是怎么也不肯放弃的。 钱钟书先生去世两年了,杨绛先生近况如何?笔者拨通了杨绛先生的电话,说 想采访……得到的答复:“来日无多,闭门谢客,不接受任何媒体的记者采访……” 过了一段时间我又拨通了电话,我说:“想以一个普通读者的身份见见您,就算是 关心您的读者之代表如何?”杨绛先生在电话中沉了一会儿,末了说:“好吧!你 就算一个小朋友来做客,陪我这个老人聊聊天吧。” 杨绛先生的确把我当成了忘年交。我们无话不谈,一聊就是两个多小时。后来, 在我告别她时,先生送了我一本她刚翻译出版的《斐多》,在扉页上称吾为“小友”, 字迹圆润,工整有力,完全看不出是出自一位90高龄的老人之手。 留名干什么? 杨绛先生的气色不错,银发纹丝不乱,穿着干净素雅,脸上还有一层淡淡的红 晕。杨绛先生说:“家里的一切都保持钱先生在时的旧样。”然后指着那个大写字 台说,“钱先生在世时就坐这里,现在他不在了,我坐这里。” “最近您正忙什么呢?”我问。 “我不忙什么。钱先生去了,女儿钱瑗也去了,留下我打扫现场。” 问:“您是不是准备以钱先生或者您的名义设立一个文学奖之类的?” 杨绛说:“捐肯定是要捐的,准备捐给公益事业,但不会以钱先生或者我的名 义命名,捐就捐了,还留名干什么?” “您的身体很好,能活到100岁以上。” “那就太苦了,我这几年活过来就不容易。我为什么要翻译《斐多》呢?这是 一本非常难译的书,我就想把精力全部投入进去,忘了我自己。我不想活得长,活 着实在很累。” 不愿做名人 在钱钟书先生在世时,他从来不见记者,不上报纸,也不上电视。甚至一些所 谓的学术活动也不参加。杨绛先生甚至还出过一本叫《隐身衣》的书。在书中杨绛 曾问钱钟书:“给你一件仙家法宝,你要什么?”结果两人都要隐身衣。面对杨绛 先生,我不由问起这个问题。杨绛笑笑,说:“不见记者倒不是对媒体有偏见,主 要是怕他们写我们,破坏我们的安静。” “您的信息来源是通过报纸来的多还是电视的多?对网络感兴趣吗?” “对于网络我就没有精力和时间去关注了,省省眼睛,我是新时代的文盲。” (笑) “我其实很羡慕做一个记者,假如我做记者我就做一个像《焦点访谈》那样的 跟踪记者,或者战地记者,有一定危险性和挑战性。但是,我不愿做追逐名人的记 者,访什么名人呀!”(笑) 我说:“虽然您不想当名人,但您还是早早地出了名,据说比钱先生出名还早。” 杨绛先生笑了,说:“这就证明出名没什么价值。我的剧本只是进步剧团用来 掩盖抗日运动的小戏。因为没有政治气味,还卖座。当时我怕出丑,广告上用了 ‘季康’两字的切音。我家里的姐姐妹妹嘴懒,总把‘季康’叫成‘绛’。我就用 了‘杨绛’这个假名。” 杨绛成了杨季康的笔名,一直用到现在。 一次,他们一起去看《弄真成假》,回家后,钱钟书对杨绛说:“我写一部长 篇小说。”然后把主要情节告诉了杨绛。杨绛听罢大为高兴,催他快写。为此杨绛 让钱钟书把大学的授课时间减少了,为了维持生活,杨绛连女佣也不雇,家里的杂 活自己全兼了。终于,钱钟书一鸣惊人,小说《围城》凌空出世。 我只拿60分 杨绛说:“做女人肯定比做男人苦,我一直抱歉的是没有做好一个妈妈,妻子 做得也不够好,女儿也做得不够好。一个女人有好几个领域,每个领域我只能拿60 分。” “很多人都觉得您做妻子是最好的,否则钱先生在学术上不会有这么大的成就。” 我说。 “那钱先生做丈夫也是最好的!”杨绛骄傲地说。“ 那么做为一个学者,您认为自己如何?” “我不是学者,这一点我与钱先生和女儿钱瑗不同。钱先生是学者,女儿钱瑗 再活下去也是学者,我不是学者。” 杨绛先生不承认自己是学者,她认为自己只干了一些本职工作。其实杨绛先生 可谓著作等身,有剧本《称心如意》、《弄真成假》、《风絮》;小说有《倒影集》、 《洗澡》;论集有《春泥集》、《关于小说》;译作有《小癞子》、《吉尔·布拉 斯》、《堂·吉诃德》……在今天还译了柏拉图对话录之一的《斐多》。 杨绛说:“回国后因为孩子的原因不能去内地,只有钱先生孑然一身去西南联 大。作为妻子我应该陪他一起去内地的。在上海我做了中学校长,还兼高三的英文 课,作业都改不完,根本没时间陪孩子玩。做女儿呢?在父母最需要我的时候,我 却在国外。我回国时,母亲已经去世了……” 我问:“您的专业好像和教育无关吧,怎么做了校长了?” “我开始学的主要是理工科,后来是法律和经济。” “从资料上看,您的父亲是上海著名的大律师,他当时却反对您学习法律的。” “我学法律主要是想帮助父亲,可是父亲坚决反对。因为那时候的女律师名声 不好。所以我也没能帮父亲。一个女人的领域太广了!要做妻子、做母亲,还要工 作,各个领域都难照顾。我看现在的女人也一样苦。的确,女人活在世上要比男人 吃亏一点,吃亏就吃亏吧!我是吃亏主义者。” “文革”期间,杨绛和钱钟书都被“揪出来了”,然后是无休无止的批斗。 没有什么后悔的 杨绛这一代知识分子,在中国历史大剧变时没有离开大陆,为什么留下了呢? “当时外国聘请您们,您们都拒绝了?” “很多外国人不理解我们,认为爱国是政客的口号。政客的口号和我们老百姓 的爱国心是两回事。我们爱中国的文化,我们是文化人,中国的语言是我们喝奶时 喝下去的,我们是怎么也不肯放弃的。” “可是国内历来的政治运动让您们吃了不少苦,现在后悔吗?” “没有什么后悔的,人活着不一定全是为了享福。现在许多年轻人出国就是为 了挣钱享受。活着为什么?挣钱,然后花钱,花钱又挣钱,活着有什么意思呢?我 们老一代有许多人活着不是为了挣钱,好像还有一种理想的追求。” “您已是90高龄的人了,您是怎么看待生与死的?” “生、老、病、死都不由自主。死,想想总是不会舒服。不过死了就没什么可 怕的了。我觉得有许多人也不一定怕死,只是怕死后寂寞,怕死后默默无闻,没人 记得了。这个我不怕,我求之不得。死了就安静了。” (摘自《英才》2001年第1期张者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