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革 当阮玲玉踌踌满志,要在影坛大显身手的时候,电影界的一场巨大变革正在酝 酿之中。 在整个20 年代,电影界内尽管有郑正秋、洪深等人始终坚持电影“教化社会” 的功能,但在一般人的眼中,电影仍摆脱不了供人消遣的玩意儿的形象,特别是言 情片、古装片、武侠神怪片充斥银幕,电影一直远离中国社会的实际,谈何教化社 会? 这种状况在30 年代初有了根本改变,随着电影事业在中国的发展,特别是随 着联华公司在30 年代初的崛起给影坛吹进的新风,电影开始显出了它特有的魅力。 “联华”、“明星”等公司所拥有的庞大的观众队伍以及其作品对观众潜移默化的 影响,也使许多文艺界的有识之士对电影刮目相看。这种对群众的影响力尤为中国 共产党领导下的左翼文化人士所看重,1931 年9 月,“左翼文艺戏剧界联盟” (简称“剧联”)就决定进军影坛,参加电影制作和开展对现阶段中国电影的批评。 此时的中国电影发展也正处在十字路口,1931 年9 月18 日,日本帝国主义 向我国东北发动进攻,由于国民政府采取不抵抗的政策,致使在不到三个月的时间 内,东三省即沦入敌手。翌年初,“一·二八”事变在中国电影的大本营上海爆发, 日本帝国主义把侵略的战火烧到了上海,战火使电影界蒙受了巨大的损失,“联华” 的损失尤为惨重,设于闸北的“联华四厂”完全毁于战火,营业额锐减。“九一八” 和“一·二八”事变的炮火使包括电影公司老板在内的电影界人士对深重的民族危 机有了亲身的感受,切肤之痛使他们惊醒。“一·二八”的炮火,一面固然毁坏了 无数的建筑物,但一面却树立了中国电影艺术的新境地,而替那漆黑一团糟的神怪 国产片编制了一支送葬曲。”[1] 面对新的局势,电影界的“有识之士,如蔡楚生、 史东山和金焰等电影工作者,觉悟到电影不是有闲者的消遣品,应该使之成为争取 民族解放的宣传武器”,“必须选取适合时代的抗日救亡的爱国内容的现实题材”。 [2] 在“一·二八”的战火中,“联华”、“明星”、“天一”等公司均派出了摄 制组,在前线拍摄抗战纪录片。“联华”拍摄的《暴日祸沪记》、《淞沪抗日将士 追悼会》、《十九路军抗日战史》,“明星”拍摄的《抗日血战》和“天一”拍摄 的《上海浩劫记》及其他小公司拍摄的抗战纪录片在上海和内地乃至南洋的放映, 都受到了空前的欢迎和赞扬。这也使各电影公司大受鼓舞,拍摄抗战影片的积极性 十分高涨。在“一·二八”事变爆发二十天后的2 月18 日,“联华”的编导蔡楚 生就联合史东山、孙瑜和王次龙共同编写出了抗日故事片《共赴国难》的剧本,2 月27 日投入拍摄,4 月即告完成。 可见,被“一·二八”炮火惊醒的电影界已出现了革新的契机。 此时,阮玲玉正在香港。她是与罗明佑、黎民伟、林楚楚等为避“一·二八” 的战火而去香港的,张达民和女儿小玉与她同行,母亲何阿英则因家中无人看守不 放心而坚持留在了上海。罗明佑、黎民伟和阮玲玉都是广东人,且罗明佑就出生在 香港,黎民伟、林楚楚夫妇也曾在港经营多年,“联华”董事会的许多成员也都长 住香港,此次返港,都有回到故乡的亲切感。黎民伟和林楚楚夫妇仍在当年民新公 司迁沪前的旧址住,并盛邀阮玲玉和张达民与他们同住,他们特地把房子的整个二 楼都让给了阮玲玉和张达民。在林楚楚的热情陪同下,阮玲玉畅游了香港的风光名 胜,并见到了“联华”的许多幕后人物,再一次见到了“联华”董事长英籍贵族何 东爵士。他们对“联华”的首席明星阮玲玉的到来极为热情。阮玲玉在香港呆的时 间并不长,不久就去了澳门,在那里,她住到了这一年的4 月。 身在香港的罗明佑心中很不踏实,香港作为英国的殖民地,并未受到战争的威 胁,仍是一派歌舞升平的花花世界,但几千里以外联华公司的所在地上海,却正是 战火纷飞的战场,驻守上海的中国军队十九路军在蒋光鼐、蔡廷锴的指挥下,对日 寇的侵略予以迎头痛击。在香港的罗明佑一直关注着上海的局势,眼看着上海炮火 连天,“联华四厂”被毁,他心急如焚,并对继续在上海从事拍片的前景有些悲观, 于是他在港积极活动,一度曾想把联华公司抵押给香港影院业巨头卢根,甚至还打 算把“联华一厂”迁往南洋。他的主张遭到了留在上海的“联华”人员的一致反对。 不久,上海的战事渐趋平息,罗明佑这才打消了卖厂或迁厂的打算。但在此期间, “联华”除了拍摄了几本淞沪抗战的纪录片和一部故事片《共赴国难》以外,制片 业务基本处于停顿状态。 上海的战事稍趋平息后,阮玲玉就执意要返回上海。她人虽在港澳,上海的局 势却无时无刻不挂在心上,她从报纸和广播中了解到十九路军浴血奋战,上海人民 踊跃劳军的动人情景后,深悔自己在危难之时避走港澳,没能和同事们一起为保卫 自己的家园而出力,因此,她决定尽快返回上海。 但在港澳的几个月生活却令张达民流连忘返,香港的跑狗赛马,澳门的大小赌 场,对他而言诱惑力实在是太大了,当阮玲玉提出要回上海时,张达民几乎是想也 设想,就一口回绝了:“要回你自己回,我可不想走。”“也好,”阮玲玉思考了 一会儿后说,“你既然喜欢这儿,在此多住些日子也无妨。不过,你若长时间不回 去的话,你在光华剧院的位置可就保不住了。”“不就是个破经理吗,不当就不当 呗,有什么了不起的。”张达民满不在乎地说道,“何东爵士不是认你做了干女儿 吗,你何不找他为我在香港找个事做做?他在香港名气大得很,为我介绍个工作还 不是小事一桩。”“干女儿什么的只是玩笑话,岂可当真。你想在这里找个正经的 事做当然好,我走之前如有机会一定请何爵士帮忙,但愿能满足你的愿望。”阮玲 玉在向何东辞行时,婉转地提出了为张达民介绍一份工作的请求,何东满口答应下 来,不久,张达民正式辞去光华剧院经理一职,由何东出面安排,在太古轮船公司 的瑞安轮上当了买办。[3] 阮玲玉在1932 年4 月间踏上了归途,带着女儿小玉回 到了上海。阮玲玉的家位于租界内,因而躲过了“一·二八”的炮火,留在上海看 家的何阿英安然无恙,阮玲玉也就放心了。她把家迁到了静安别墅。 此时,上海的战火已告熄灭,后又经国际联盟决议和英国驻华公使兰普森的斡 旋,中日双方于5 月5 日达成《淞沪停战协定》,上海的战争危机暂时算是过去了。 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野心不但没有因此次战事而有所收敛,反而更为变本加 厉。“九一八”和“一·二八”的战火,在上海和全国人民心中留下了挥之不去的 阴影。中国电影要再回到原来的老路上去已是不可能的事了。侵略者的炮火给电影 界造成的巨大损失和民众对现实越来越不满的强烈情绪,使各家电影公司尤其是 “联华”、“明星”这样的大公司不能不认真地考虑今后的拍片方针。 创建仅两年的联华公司,虽然一开始就以新派的面目出现,并赢得了以知识分 子和青年学生为主的观众的好评和欢迎,但此时却已面临着重重困难。随着联华四 厂毁于炮火,营业每况愈下,“联华”内部也发生了分裂,黄漪磋首先脱离了“联 华”。自组了一家专拍猎奇影片的艺联公司,北平分厂在拍完其唯一的影片《故宫 新怨》后倒闭,盛极一时的“联华歌舞班”宣告解散,但杜宇和他的原班人马也正 在准备退出“联华”,这样,“联华”实际上就剩下了黎民伟的“一厂”和吴性栽 的“二厂”,且举步维艰,今后该拍什么样的影片才能挽回颓势,罗明佑和黎民伟 都心中无数。 但拍片业务已基本停顿了几个月的“联华”不能再不拍新片,处在因境中的 “联华”为了确保新开拍的影片卖座,决定拍摄当年曾为“联华”创下牌子的首部 影片《故都春梦》的续集,片名即为《续故都春梦》,所用的仍是原班人马,故事 情节则加入了一点“革命”的内容。因此,回到“联华”后的阮玲玉立即投入了《 续故都春梦》的拍摄。 影片说的是:朱家杰参加了北伐军,并与燕燕重逢,朱家杰为北伐军送情报, 在遭军阀击杀之时,燕燕挺身卫护而中弹牺牲,而朱家杰则获救了,北伐胜利后, 一家人重又团圆。该片纯粹由编者面壁虚构,并无多大现实意义,公映后反响平平, 远不及当年《故都春梦》放映时那般轰动。 联华公司已意识到时局的变化导致了观众欣赏口味的改变,而什么样的题材才 能为今日的观众所欢迎呢?宣传抗日的影片显然是会得到广大观众认可和欢迎的, 但当局奉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为抗日影片的摄制设下了重重障碍,除此之 外,还有什么新的题材呢?“联华”的老板和编导们都在苦苦的寻求之中。 与联华公司一样,实力强大的明星公司也面临着痛苦的选择,对明星公司而言, 首要的抉择是继续拍武侠片、鸳蝴片,还是改弦易辙。有一点是明摆着的,就是曾 红遍影坛的武侠神怪片至此时已走上了穷途末路。风行了四年之久使观众看腻了固 然是原因之一,但更重要的原因是国难当头之时,这种胡编乱造远离现实的影片引 起了观众的不满和进步舆论的抨击,就连政府当局也不得不出面干涉了。1930 年 11 月3 日,国民政府颁布了《电影检查法》,并由内政部、教育部拟定《电影检 查法施行规则》和《电影检查会组织章程》,1932 年3 月1 日,“电影检查会” 正式成立,直属内政部和教育部,最初主要负责查禁武侠神怪片,武侠片的始作俑 者《火烧红莲寺》首先遭禁。1932 年6 月29 日,内政部、教育部会同传令“电 检会”: 查江湖奇侠传一书,……经本内政部审查,内容荒诞不经,有违党义,不准登 记在案,自应一体查禁,以免流毒社会。近查明星公司出品之红莲寺影片,完全取 材此书,其传播之广,为害之烈,甚于书籍,……应即依据出版法第二十三条及第 三十九条之规定,禁止该片全部映演,并于今后,凡未经依照出版法在本内政部登 记许可出版之小说,或其他书籍,一概不准据以取材,摄制电影。合行令仰该会遵 照,即行撤消红莲寺影片各集之准演执照,并通知各制片公司遵照为要。此令。[4] 显然,武侠片此路已经不通,但这些年来,因武侠片一直非常卖座,张石川一头扎 在其中,仅《火烧红莲寺》就一连拍了十八集,明星公司已完全陷在了旧的套路之 中,要革故鼎新,谈何容易。 除了武侠片遭禁以外,还有一个原因使明星公司革新的要求显得更为迫切,那 就是明星公司因投下巨资拍摄的长达六集的故事片《啼笑因缘》迟迟不能公映而给 公司造成的空前的经济困境。这部根据张恨水的著名小说改编的同名影片于1931 年秋天开拍,胡蝶一人在片中饰演唱大鼓的贫家女沈凤喜和富家千金何丽挪两个角 色,为求逼真效果,公司特地派出庞大的外景队赴故事的发生地北平拍摄外景,并 将原定的三集扩充到六集,本指望这类市民阶层最喜爱的鸳蝴派作品能为公司创下 巨额票房利润,却不料半路杀出个大华公司的顾无为,利用明星公司为抢时间未等 在内政部拿到准演执照即行开拍的漏洞,抢先注册,闹出了个《啼笑因缘》“双包 案”。顾无为的后台乃是上海黑社会的头目黄金荣,明星公司“三巨头”张石川、 郑正秋和周剑云无可奈何之下,只得拜在另一位黑社会头目杜月笙门下,请出杜月 笙来“摆平”此事,到1932 年6 月,已花去了十多万的巨款,事情却仍未能了结, 《啼笑因缘》仍未能公映,明星公司已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正因为如此,明星公 司率先在革新方面迈出了一大步。要革故鼎新就得输入新鲜血液,电影界内的创作 人员在旧的套路里陷得太深了,要他们写出反映时代潮流具有新的意识的剧本看来 不大可能。而所谓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不妨请些人进来。 1932 年5 月间,素有“明星”智囊之称的洪深不失时机地向“明星三巨头” 进言,提出转变作风,请几位左翼作家来当编剧顾问的建议,为他们所接受。 于是,一方面左翼文艺工作者决定进军电影界(进军的具体办法尚未考虑周全), 另一方面,电影界也主动敞开了门户,一场在中国电影史上影响深远的左翼电影运 动产生的条件到此就成熟了。 “明星三巨头”在接受了洪深的建议后,即由周剑云出面,请其同乡左翼作家 钱杏邨(阿英)帮助,“再找几位有名气的作家去做他们公司的剧本顾问。”[5] 阿英接受其请,很快找到了左翼作家郑伯奇和沈端先(夏衍)[6] ,他们一致认为 这是打入电影界的一个好机会,遂向中共上海中央局文化工作委员会(简称“文委”) 提交了报告,得到了瞿秋白的同意。 在盛夏的一个傍晚,夏衍、阿英和郑伯奇在善钟路霞飞路口一家外国人开的DD 咖啡馆与周剑云见了面,周剑云再次表达了相请的诚意,并表明公司的意图是请三 位对公司今后的方向出主意,最好能写剧本,剧本的审查问题公司有办法解决。夏 衍称这次会面“是一次相当坦率而又相互间心照不宣的谈话”。不久,夏衍、阿英、 郑伯奇分别化名黄子布、张凤吾、席耐芳,当上了明星公司的编剧顾问,并与郑正 秋、洪深等一起组成了“明星编剧委员会”。左翼电影运动由此而揭开了序幕。 左翼电影运动发端于“明星”,很快就扩展到了“联华”和“艺华”[7] ,随 着一大批以“剧联”盟员为主的新文艺工作者通过不同的渠道纷纷加入,这三家公 司遂成为左翼电影运动的主要阵地。左翼电影运动的兴起,带来了影坛风气的变化, 作为演员的阮玲玉很快就感受到了这清新的空气,也迎来了她一展鸿图的大好机会。 -------- 泉石书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