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9 一切都让人生厌、让人觉得有辱自尊。突然之间我明白了:对于嗜酒这件事, 无论我说什么他们都不会相信,都会认为这是软弱的表现。 我明白了最主要的一点:憎恨、诽谤和不满的叫嚣都是由我这个个体存在、我 顽强的意志力和固执的性格所引起的。如果没有远近闻名的嗜酒的话题,他们也会 找到别的薄弱环节来攻击我。无论如何总会攻击我。 对此不加以注意,是不是会好些呢? 我开始不再留意这些议论。 接下来就到了最为沉重的1995年。我患了心肌梗塞。手术之后医生们说: 您最多可以喝一杯葡萄酒。从那时候起我就一直遵循这一医嘱。 我和奈娜结婚已经40多年了。我们从来没有分开过,从来没有单独去度过假, 从来没有把我们共同的生活分成过两半…… 我还记得她18岁时那副年轻姑娘的模样,记得她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最大的 设计研究院工作的时候,不仅要照料女儿们,要做饭,还得在夜里给我熨烫衣物, 直到她认为满意为止。当时我是第一书记,第一书记啊!我看上去应该符合自己的 身份。 奈娜给了我多少精神上和物质上的力量啊,我简直无法用言语来描述这一切。 没有她,我任何时候———1987年、1991年以及更晚一些的时候———都 经受不住那些政治风雨;没有她,我早就倒下了。现在,当她已经幸福地当上了外 婆,本可以含饴弄孙的时候,她还得分出许多精力来关心我。 奈娜是个少有的真诚而直爽的人。她以自己独有的方式承受着我们的政治悲喜 剧。她不止一次地对我说:“鲍里亚,是不是同卢日科夫谈谈?有可能他只是犯了 个错误?你应该让他醒悟过来啊!”我微笑着答应:“当然,我们会见面,会谈谈 的。”如果搞政治的人都像奈娜,那我们的政治舞台上肯定是另一番景象。 我还想说一件同卢日科夫有关的事儿,非常有趣,甚至有些可笑。曾经有很长 一段时间,和我们毗邻而居的卢日科夫总为我们送来自己农场产的牛奶。可后来就 不送了。当时正好是1998年的夏天,他刚刚开始领导自己的党派。多巧的事啊。 他请信使转告我们说,很遗憾,奶牛得病了。直到现在奈娜还感到很惊奇:这 头牛病得真不轻,一病就病了这么久。 有意思的是,很多人给奈娜写信(这些信要么通过秋日大街的邮电分局、要么 通过国家邮电总局寄到我们手里),而且,同写给总统的信相比,它们完全是另一 种信件,区别非常明显! 从一方面来看,这很容易解释:写给一号人物的信包括请求、抱怨、希望改善 生活条件的申请、国家的改革方案和发明计划等等,一句话,包罗万象。 而我妻子那儿的信件却完全不同,都是些私人话题,而且信写得都非常热情、 真诚、知情达理。 人们能感觉到她性格非常正直。这些信件中几乎看不到表达仇恨的语言连批评 都很少。当我向全国宣布我要接受手术治疗之后,奈娜收到了许许多多患过心肌梗 塞的人寄来的医疗建议,例如该怎样进行治疗、该吃什么药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