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当相声演员之前 我三十岁的时候,曾写下这两篇文章,描绘我当相声演员之前和之后。 有许多人在三十岁的时候,好像突然有了一点伤感。他们觉得精神颓败自此而 始,机遇命运已成定数,容颜已旧,骏骨已凋。 于是有人说“三十岁让人觉得屈辱,人开始憎恶衰老”,因为“三十岁是造物 主对人的一次挑战和挑衅,造物主把对你的蔑视重重地甩在你的脸上”。 当然,说上面这话的那些人,也是用这样的词句“激励自己不要因为岁月的推 进,而泯灭自己人生的火焰,也不愿意重蹈无数代人自三十而沉沦的覆辙。因为古 言云:‘十岁的神童,二十的才子,三十的庸人,四十的老不死。’”当我读着自 己三十岁写的这些文章时,我觉得我三十岁的时候,怎么还像小孩似的?我是不是 太幼稚了?读读我三十岁写的文章,我觉得好像刚开始人生的路,还那么天真地朝 着天空笑,朝着彩虹叫,朝着大道跑……我是不是晚熟品种? 不行,虽然像他们说的,青春已经越来越变为一个故事,但我总还没有落叶满 地、人走楼空的感觉。我觉得快五十的我还是保持这样一个心气儿。 所以,我一个字不加,一个字不改,把这两篇文章原样放在这里。而后,我只 是把它继续写下去就是了…… 记得是很小很小的时候,妈妈总在我耳边唱:“小白菜呀,叶叶黄呀,三岁的 孩子,没了娘呀……”唱着唱着,就有泪珠从她的面颊上滚落下来,在她的轻声细 调中,渗着我当时根本不能理解的情感。隐隐约约感到在母亲的目光中,似乎有着 痛苦,也有着幸福。 一晃就长大成人了,走完了自己人生历程的第三十个年头。尝到了幸福和痛苦, 可能跟妈妈的一样又不一样…… 红旗。阳光。红领巾。少年宫。辅导员。舞台。一切都是金色的。 童年的梦幻,是自己也能穿上漂亮的衣服,和伙伴们在水彩般的生活中玩耍、 歌唱、欢舞。但是,弟弟妹妹多,爸爸工资低,妈妈没工作,不得不使我多想上一 点。不过我还是欢蹦乱跳地过着日子,一直到了三年级。但痛苦终于撞进心里来了。 一次,我去景山少年宫玩,看到和我同龄的孩子,学着大人的样子拿着提琴盒,背 着手风琴,拎着笙、管、笛、箫,走进那高高的宫殿中。于是,乐声开始了,我扒 着门缝看……一直到把我轰走。我忍不住了,任性地和爸爸闹:“爸爸,我也要去 少年宫!我要当演员!”爸爸实在是惊奇了,清贫的生活和繁忙的工作,使他没能 注意到孩子心灵的万花筒。 我曾经和许多孩子一样,有对未来美好的憧憬。我也想和许多伙伴一样,过他 们那样富足的生活。但是,我上学买的水彩,是最廉价的,画出的画儿总不如人家 那样鲜艳;我穿的白衬衫,是白布的,总不如人家府绸的那么白;背的书包,是爸 爸用旧的大书包改的,总不如人家身上的神气。我看我们胡同里的孩子夏天去拣西 瓜籽儿,一腌就是一大缸,到了冬天能卖好几十块钱,我羡慕了。于是,我背着爸 爸、妈妈,跑到西瓜摊儿去拣瓜籽儿。不一会儿,我拣了满满的一瓷盆儿。我跑回 家倒在一个洗脸盆儿里,又去拣。一边拣一边想,要是坚持拣上几天,拣好多好多, 妈妈一定舍不得全扔掉,让她帮我煮煮,冬天拿出去卖。我先买一件……再买…… 正想着,糟糕!爸爸从那边儿走过来了。这么亮的地方哪儿也躲不开呀!我急中生 智,用脏脏的手往脸上一抹,抹了个小黑脸。我想:这下爸爸可准认不出……“啪!” 没等我想定,我的脑袋上已经挨了爸爸重重的一击:“回去!”爸爸几乎是在吼。 我快快地端着盆往家走,没进家门儿,手中的瓷盆儿连同瓜籽儿,全让爸爸扔进了 土筐。我第一次“自力更生”的计划,就这样完了。 这次从少年宫回来,我决定要依靠外援,不走自己那幼稚的自力更生的道路, 于是,我就闹。想是我“闹”得够凶的,爸爸居然在发薪后,花了近一元钱,给我 买了一支长长的笛子。痛苦走了,幸福来了!一个月后,我能吹歌了。又一个月, 我又跟妈妈磨了一毛钱,考上了少年宫的笛子组。终于我也学着伙伴们的样子,一 步步走向那高高的宫殿里面去了…… 毕竟不是文艺世家,爸爸买的笛子“4 ”孔的音不准,根本不能用。我记着我 吹“紫竹调”的时候,他还得意地给我打拍子呢!再让爸爸买,怕是拿不出钱来了。 我又想了个“聪明”的法子,考了戏剧组,这个组不用花钱买这买那。我被录取了。 我排的第一个独幕剧叫《妈妈在你身旁》。我演主人公黑牛——一个台湾的流 浪儿,靠擦皮鞋为生。“六一”儿童节,他偷偷地告诉一个不相识的小姑娘:“大 陆那边的孩子可幸福呢,他们上学、游园……”正在憧憬中,恶煞般的警察把他抓 走了。临去时,他喊:“坚强点儿,妈妈在你身旁……”排这个戏,我不知掉了多 少泪。好几次想起小时候妈妈唱的歌:“小白菜呀,叶叶黄呀,三岁的孩子,没了 娘呀……”还有一次,又想起妈妈的歌。那是在北京秀丽的西山鹫峰岭下。我们和 周总理请来的阿尔及利亚烈士子弟共度夏令营的假日。星光闪闪,篝火熊熊。 火光映着红红的笑脸,胸前飘着红红的领巾,红红的队旗飘啊、飘啊……周围 全是红的。当我们的小乐队奏起非洲的“达姆——达姆”乐曲,我发现异国的伙伴 们眼圈也红了,篝火映在他们浸着泪水的眸子中,大家全静了。妈妈那歌声又出现 了…… “幸福是和祖国连在一起的!”我觉着这句话在我胸中一个劲儿地翻腾着。我 在为祖国骄傲,我觉着我是祖国的小主人翁。我有权利用我所喜爱的艺术来为她服 务。 我热爱艺术着了迷。六年级毕业时,我闹着要爸爸带我去考中国戏曲学校。为 了省钱,我跟在爸爸屁股后面,由东四走出了前门楼。我心里的高兴劲儿,自然不 用提,一路上就是想考试时将会怎样怎样,……我想:唱歌时,调子不能起得太高, 不然,扯着脖子跟鸡叫似的最难听了。 到了戏曲学校的大门口,爸爸留神地向门内看着:学戏曲的小学员,剃着光头, 穿着灯笼裤,再大一点的,用手捧着小茶壶,一边看看来考试的孩子们,一边说着 笑着。再看那边儿,光着膀子的青年们汗流浃背地站在草地上,翻跟头,拿倒立, 黝黑黝黑的。爸爸心痛了。看了看他们,瞅了瞅我,拉着我往回走。我问他:”怎 么不考了。”他说:“不考了!”我真奇怪,可他也不说理由。我记着回家后,他 跟邻居一个大爷说:“十年出得了一个秀才,十年出不了一个艺人。孩子还得念书!” 我没有过多地揣测他内心的活动,但对于前途,我觉着选择的权利还在我的手里。 好在我的年纪还小。我今天借来手风琴,着魔地拉上一个下午,明天找来一个扬琴, 用筷子削成签子,打上一个星期天,又朗诵,义唱歌,高兴了还自己写上几段快板 数起来。姑姑说我是个”多方面的爱好者”,爸爸谦虚地回答:“他一瓶子不满, 半瓶子晃荡。”十四岁那年,我在中学里写了入团申请书。共青团的一个干部找我 谈话,“姜昆,你将来想干什么?”我一点也没犹豫:”搞文艺。”“你是什么出 身?”“职员,我爸爸是老师。”“不对,据我们了解,你出身是资本家。”“我 爷爷是资本家。””出身都得算爷爷!”我愣住了,因为我知道那时候这样的出身 对人意味着什么。我竭力分辩,说我爷爷是一个很小很小的资本家,解放以前买卖 就倒闭了,他的财产只是一点点儿。还告诉他,我的叔叔、姑姑都是共产党员,他 们全是党的干部。“甭管怎么说,你是吃剥削饭长大的!”我茫然了。 我的心里罩上了阴影。我还是个孩子,这一切影响不了我的现在,可将来呢? 将来呢?我觉着苦恼。在中学,我是学生会文艺部的负责人。我们灯市口中学是男 校,在男校里搞文艺,经常遭到一些伙伴们的冷讽。你组织跳集体舞,他们说你像 “假媳妇”。你带着学唱歌,他们跟着瞎编词儿。那时候唱“我们走在大路上”, 他们在下面接“卖冰棍的对我嚷嚷”。可这一切我从来泰然处之。我带着腰鼓队参 加了”国庆狂欢”的活动;学校的“红五月”歌咏比赛,我戴着白手套指挥。搞这 些活动,我的心总有一团火,因为我爱呀,我爱艺术。可是,从我的出身由父亲改 到爷爷那儿,一下子把我的这点火给扑灭了。我不敢再出头,不敢再组织这、组织 那了。 就在这个时候,还偶尔参加少年宫的活动。一次,《白求恩大夫》摄制组看中 了我,约我去参加白求恩大夫进村的一段拍摄工作。现在电影中,从村口出来,发 现白大夫来了,往村里跑、招唤人的那个小八路,就是我。拍摄地点在河北的一个 专区,我去了五天。能拍电影,这在家里可是新鲜事儿。 我回到家,他们都想让我讲讲怎么拍电影,我不理他们。爸爸7 点半钟才下班 回家,我7 点就钻到我的小屋里去睡觉,我怕他们问我,我也不愿意谈。 我不愿意谈我怎样地羡慕人家拍电影,我不愿意谈人家怎么夸我“一个小镜头 也拍得那么认真”。因为我觉着那种生活永远不属于我。谈那是痛苦,从我7 点钟 钻被窝,10 点才能睡着,就可以证明。 有一句老话,叫作“因祸得福”。我开始努力地学习功课,从同学那儿借来一 摞一摞的书,中国的、外国的、小说、自传,我全看。连续两年,我获得北京市教 育局颁发的“优良奖章”,功课一直在中上等,不是“文化大革命”,我差不多能 拿个银牌。可是,我没能入团,我出身不好。 希望的火花,总带有点“野”性。风儿一吹,就在灰烬中出点光,放点热。 “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我又长大了些。像我这样出身的青年,更该收敛一些 吧。恰恰相反,“债多了不愁”。既然爸爸进了学习班,爷爷被轰到乡下,厄运已 经到了头上,我则玩世不恭地“逍遥”起来。 红卫兵“大串连”接近尾声的时候,允许我们这种出身的青年出去“串连”了。 我没有跟同学们一块走,约了几个出身不好的邻居孩子结伴。我们约好了,到外地 就说出身“红五类”,不带钱,走到哪儿吃到哪儿,写欠条儿。在这层虚伪的面纱 后面,居然激起了我心底中的真实乐趣。火车上,我每天早上带头唱《东方红》, 过武汉长江大桥后,我利用夜间停车的时候给他们朗诵《难忘的航行》片断,惹得 全列车的人欢呼“毛主席万岁!”达10分钟之久。我没别的更多的想法,只是在我 绘声绘色的朗诵中,看能吸引那么多人的目光盯着我,我过瘾极了! 1967 年5 月,纪念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二十五周年, 荒芜很久的文艺舞台上,借着这个机会又暂时地“繁荣”了起来。一时间,许多红 卫兵和中学生组织了各种各样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我想,“文化大革命”有 点“文化”的味儿了(我把“文化”和“文艺”看成一个词了)。我的心痒了起来, 叫了几个也非常喜欢文艺的伙伴,拉起了一个“红卫兵话剧团”,尽管当时起这个 名字我有些胆怯,但是,心中的火一烧,总觉得热呼呼的! 我们先是在一个同学的小木板房里写剧本,他写一幕,我写一幕,写完了往一 块“串”,没有两个星期,一个六幕八场的话剧写出来了!我们说好了,甭管戏怎 么样,只要每一幕的结尾能让人鼓掌就行。 那个时候,有点“胆子”,没有办不了的事。没有排练的地方,有人以红卫兵 司令部的名义借来了东单三条一个被抄的小“牙科医室”,根据地有了;没有服装, 找人弄来了“首都红卫兵司令部”的介绍信,到被解散的实验话剧院去“借”;没 有布景,四处去找木头做,东拼西凑。所有东西全是“借”的,这种“借”跟“敲” 人家一样,不给是不行的。 1968 年的元旦,我们的“戏”居然在首都“上演”了。我在戏里扮演一个流 浪者——失业的苏联汽车司机阿辽沙,人物就是从过去《以革命的名义》里面的雅 什卡套过来的。这场演出,该要人鼓掌的地方,全鼓掌了!多兴奋呀,继续排,继 续演,一连演了五十多场。整半年多的时间,脑袋一直是热呼呼的!虽然我终于登 上了舞台,并且也沉浸在“掌声”之中,然而,我所追求的艺术,却是那么可笑! 最后一场是在帅府园的一个剧场演出。演出前,我告诉大家一个消息: “我报名上山下乡了,去北大荒!”伙伴们全惊住了,都舍不得我,我也舍不 得我的伙伴。可是,我已经决定了,因为我看到在生活的道路上,又燃起了另一束 希望的火花…… 四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那可真是大浪啊。多少人被卷进这时代的洪流中,它点燃 了我心中希望的火。记得在没几个月前,一想起毕业、分配,脑子里便浮起一层晦 暗浑浊的迷雾。但上山下乡一动员,我木然的情绪活跃了起来。 我想:在荒凉的异乡,在偏僻的山沟里,可能需要我了吧!那同样是祖国母亲 的怀抱,在那里,我不是照样能把我赤子的心献给她吗!一想到这儿,血就沸腾了 起来。 我在学校里主动报名,首批离开北京,奔赴祖国的东北边疆——北大荒。 在离开北京的前一天晚上,我没有安慰爸爸、妈妈,也没有给弟弟、妹妹留下 什么嘱咐的话。 登上了北去的列车,我和几个刚刚在车厢认识的青年组成了“列车宣传队”, 我唱呵、跳呵,使尽全身的解数,讴歌新的希望。晚上,在列车昏暗的灯光下,我 给同学们写信:“在过去生活的路上,我的希望全像五光十色的肥皂泡那样破灭了。 今天,就是在列车开出的一刹那,我感觉到真正开始了新的生活。”踏上北大荒黝 黑的土地,我们就陷入热情欢迎的感情潮水之中。我们这群十七八岁的学生,一点 乏劲儿都没有,稍微填填肚子,我们就开联欢会,慰问贫下中农。这个联欢会上, 我一个人拳打脚踢,演了五个节目,一会儿独唱,一会儿朗诵,一会儿拉手风琴, 把我累坏了,也把我乐坏了!一个当地的红小兵拉着我的手说:“叔叔,你老在我 们这疙瘩吗?”我扯着唱哑了的嗓子大声说:“不走了,老和你们在一块儿!”晚 上,分配方案下来,我被分配在农场的场部,参加了农场“业余宣传队”。新的生 活开始了!我们十个北京青年和农场的业余文艺骨干在一起,一边劳动,一边搞宣 传。 我学着大人的样子,在“深入生活”中开始“创作”了。北大荒的夏天也热得 厉害,还得挨蚊子和小虫的袭击。每天早上四点多钟就要起床,晚上一写东西又兴 奋得睡不着觉,而十七八岁,又是正贪睡的时候,我真感到了有点儿“艰苦磨练” 的劲头儿。在日记本上我写下了鲁迅先生的一句话“我愿中国青年只向上走”来激 励自己。宣传队演一场节目,我创作的占一多半儿,上台就是从头盯到尾。扁桃腺 化脓,发烧到39℃,也得上台,不然“影响战斗”太厉害。我在群众热情的掌声中 寻到了自己奋斗的快乐,一天到晚嘴里总是哼哼唧唧的。 这样的日子没过两个月,宣传队的指导员找我谈话了,他说我“不稳重”、 “浮躁”,要我不要“锋芒外露”,要注意“突出政治”。我想了很久,觉得他说 得有道理,照办了,并且也学着怎样“稳重”。 可是有一次,不知哪股心气儿鼓动我,我嘴里冒出了一句过去流行的歌儿: “深夜花园里四处静悄悄……”,被领导知道了。全宣传队开了一个会,说是“严 重的政治问题”,让大家帮助我。大家的措词非常严厉,我也害怕极了,痛哭流涕 地作了检讨。从此,宣传队里流传着一句话:“姜昆啊,有才无德。”一天,我们 宣传队正在排练,一个伙伴偷偷地告诉我,基层的知青反映我们这十个人,没有经 过艰苦的锻炼就到场部工作是错误的。他们质问:这十个人是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来了,还是教育贫下中农来了?! 热情下降了,人的心散了,宣传队每况愈下,脑筋稍微活络的在找路子去哪个 生产队。一天,我拿着新写的节目找指导员,没等我开口,他说:“你要做好艰苦 锻炼的准备,组织上把你分配在一个新建点。”新建点就是荒原上建一个新的生产 队,住的木板房,铺的是草垫子,一切都要白手起家。我的眼睛红了,不是为了新 居的孤寂、荒凉,而是为了手上那一摞稿纸上的字…… 五 我抱着再一次迈开生活步伐的奋斗信心,来到了小兴安岭支脉脚下的一个新建 点——七连。 我是六六届,年龄稍大点。没几天,领导让我当班长,带着十一名上海青年脱 土坯。时间一长,这些“小上海”给我起了个外号,叫我“柴爿”。 原来,他们看我比较瘦,又那么没命地干,说我就像个木头一样,一形象就成 了”柴爿”。突然,一个念头闪进了我的脑里:我得学会上海话,不然他们说什么 我总听不懂怎么能行?马上交个上海朋友,让他教我上海话!没有一个月,上海话 我全会了。我们班很快成了全连的“先进班”。当时我真高兴,今天成了先进班, 明天成了模范班,全团一出名,干得有成绩,团部会不住说:姜昆在下面锻炼得不 错,再调上来搞宣传吧!想到这儿,心里真痒痒。 一转眼就到麦收了。一天,领导找我谈话,他说:“麦收任务这么重,可是咱 们的炊事班总搞不好,我们决定,选一个能力强的班长去炊事班当班长,把全连的 伙食搞好。”我的心轰的一下,也说不清是什么滋味儿。领导问我:“有畏难情绪?” 我说:“行,干吧!”搞炊事班真是个苦差事,但我硬着头皮干。先带着大家学语 录,然后是“新官上任三把火”,我提出三项任务:一是淘井,把臭井淘干,往下 挖出甜水;二是改灶,把火灶改成回风灶;三是种菜、养猪。连里也很支持我。 没多久,炊事班面貌有了改观,领导一个劲儿地表扬我。听了表扬,我一方面 想:这回不能说我缺“德”了吧!另一方面又在想:这个小套儿我是拉上了,要放 下谈何容易!“干一行,爱一行”是光荣的传统。可我爱的是艺术,我矛盾着…… 生活的道路可真像人们形容的那样是“坎坷、崎岖”的!我遇上的头一个大坎 坷,竟把我摔得鼻青脸肿。 1969 年底,开始了整党建党运动。上级派来了工作组,不久省里又下来通知, 整建党运动要结合三清(清经济,清思想,清政治)运动同时进行。 老连队搞运动有搞头,因为摊子大,人多,成份复杂,又有牛棚,又有“阶级 敌人”。可我们这个连队清一色的全是知识青年,也得抓出“阶级敌人”,也得要 搞出“新动向”来。这样清着,清着,就清到我头上来了。我是炊事班长兼上士, 稍微管那么一点儿帐,于是被列为“清经济”的重点对象,而且果然“清”出了问 题,那一天恰恰是我十九岁的生日。他们说,外来人员的零星伙食费(每顿一角五 分),从来没有明帐。姜昆是炊事班长,一年来如果全贪污了,怕是笔了不起的帐。 我被送进了“监督改造队”,每天的劳动是打“条子”,备冬天的柴禾。 食堂的事不许我插手,怕我“报复投毒”。派一个排长监督我们这个队三名有 “问题的人”:一名是由于和女同志谈话过多,有“作风问题”;一名是团支部书 记“野心太大”,有要“篡夺支部领导权”问题;一名是我,有“经济”问题。这 样的日子我过了三个月。 那个时候,我觉着周围是一个黑暗的世界。过去幻想过的天国,早在我的头脑 中破灭了。每天清晨,我还像当炊事班长时那样比大家早起一个小时,去到野外吸 收新鲜空气,只有在这时,我才稍稍感觉到一点心灵上的宁静。 这个时候,我在炊事班养的那条狗从远处向我跑来,它把前爪搭在我的肩上, 然后用它长长的嘴巴在我的脸上磨来磨去。我想:他要是懂人事的话,大概也不会 理睬我了。因为周围的人对我全是施以“白眼”。我也不敢给家里写信,我向父母 说什么呢?但是,终于有一天,我实在受不了了,提笔给团里比较了解我的副政委 写信,告诉他这儿进行着多么荒唐的一件事。求他上这儿来,把情况查清。 敢情“政治运动”在那时也不是神圣得不得了。副政委一个批条下来: “调姜昆去三连”,就了事了。 三连的指导员知道我能搞文艺,他们也缺这方面的人,派一个小马车来把我接 走了。 六 1970 年探亲回家,分别两年多的伙伴们又聚在了一起。从山沟回到了北京, 什么都新鲜。尤其是伙伴们不是这个参军加入了文工团,就是那个搞了什么文艺专 业的消息,更震惊了我。我问他们:“你们说,参加部队文工团,我行吗?”他们 回答:“你比我们强多了,准行!”我又问:“什么行?”他们说:“参军!”我 说:“我出身不好!”他们说:“现在部队不那么严了,现在缺文艺人才呀!”我 心中的火又烧起来,我觉着希望在向我招手,我要去当文艺兵。 济南军区话剧团的一个伙伴,答应在那边为我活动。我则回到北大荒,积极地 投入准备工作。 在三连我又当了班长,兵团战士委员会还选我为文艺委员,兼搞报道。 白天,我要带着全班劳动;晚上,我一个人到连队的一个小学校,点上蜡烛, 先写上两篇连队的报道,然后就搞副业——写剧本。 写什么呢?得写适合部队生活题材的呀,可是我一点部队生活都没有。 一天,报上有一条新闻“越南九号公路大捷”。我脑子一动:我不能写个越南 题材的吗?过去看过多少遍《南方来信》这本书,那里边的人物栩栩如生,印在我 的脑子里。我开始构思了:南方人民配合北方的军队,在九号公路上粉碎美国的 “天蓝”号计划,剧名就叫《在天蓝号行动计划前面》。 整整一个半月,蜡烛不知点了多少支,四万字的独幕剧写成了!我的高兴劲儿 甭提了。尽管付出了心血,但整个剧本却全是凭空杜撰,多么幼稚的“创作”! 到了1971 年,又有许多值得高兴的事儿。我被评为“五好战士”,我所在的 三连宣传队,被评为全团的”优秀连队演唱组”。七连的帐目也查清了,根本没那 么回事。我的心痛快极了。就在这种情况下,我的头脑膨胀得过分了,作出了向 “奋斗目标”最后冲刺的决定。9 月15 日,我不辞而别,来到一个小镇上,卖掉 了手表,几个要好的朋友给了我点儿全国粮票,我踏上了南去的列车——投考济南 军区文工团。 在济南军区文工团的排练室,我接受考试,先交了“见面礼”——剧本。 然后朗诵,独唱,吹笛子,拉手风琴,表演小品,他们考了我整整一个钟头。 从大家满意的欢笑中,我得到了安慰,我觉着,希望在向我招手。 我实在不是“幸运儿”。就在我擅自离开边疆的前两天,林彪叛国了。 这一年的征兵,军委下令全部停止。我只好回过来去啃自己种出的苦果。虽说 年轻人干的蠢事,容易得到宽恕,但今天回首往事,仍然不免脸红。这也是那个年 代的产物,是我这个有狂热追求而又鲁莽天真幼稚的青年人难免要走的弯路。我追 求艺术错了吗?不!只是我还不懂得生活,我的脚步还歪歪斜斜。 七 我回到连里,处境自然非常困难,每天默默不语,低头劳动。有的人告诉我: “没什么了不起,哪儿跌倒哪儿爬起来。”有人说:“好好干两年,你还是你。” 还有的人劝我:“姜昆,该说说,该叫唱,听不见你唱歌,我们可闷得慌。”老职 工还把我请到家里去,吃上一顿饭,劝我打起精神。可是,宣传队不让我搞了,报 道也不让我写了。我怎么办?没事就写点儿小品,记记生活的素材。一天,我把连 队一个老贫农积肥的事写了一首小诗: 屋外,黄土几筐, 屋内,烟灰迷茫; 大爷一个劲儿整炕, 大娘进门儿就嚷: “老头子,鼓捣啥? 屋里搅成这个样!” “炕洞铺黄土, 熏肥一筐筐。 连年夺高产, 俺要献力量!” “嘿!俺们一起干, 家里办个化肥厂。” 大爷忙掏炕。 大娘运灰忙; 鬓角眉梢挂烟灰, 滴滴汗水地下淌。 屋内,红心精造炕洞肥, 屋外,跃进歌声嘹亮! 给大家一读,大家咂咂嘴,“有点意思”。但我当时是那样的处境,连里的黑 板报肯定不会发。灵机一动,我把它装进信封,投到《兵团战士报》社,这是我生 平的第一次投稿。没一个月,报上居然刊登了。那个时候,报纸上能登我们小山沟 里的一个作品,可不是简单的事。连里开始传开了:“嘿! 姜昆的诗,报上都登了。”“这小子还是有点‘水儿’。”我受宠若惊,一连 写了十几篇小品,全投到报社。没些日子,又陆陆续续地登了几篇。我拿着报纸, 看着自己的作品,手都颤抖了。我想,我二十刚出头,这个世界上还有多少事要我 去做,我该不懈地努力,只是要冷静地总结过去,不能像没头的苍蝇那样去乱撞。 大概由于我没有自暴自弃,1972 年8 月份,我被调到团宣传股的创作组,从 事创作。离开连队那天,大家摆酒席送我,烈性的“北大荒”一进肚,全身的血都 沸腾起来。但痛定思痛,对于如何做人,对于艺术的理解,似乎清醒了一些。 八 在连队时想上来,一上来还真怀念连队的生活。不错,几年中跌了不少的跟头, 可这也是不可多得的磨练啊! 我在宣传股搞创作,把在连队里生活的积累一点一点地倒出来写节目,供宣传 队演出,效果还不错,于是我又写呀,写…… 1973 年,我加入了共青团。 一天,我写了一个故事《小王探亲》,讲反“返城风”的事。交给宣传队,没 人演。宣传队长跟我说:“姜昆,你演吧!正好借这个机会到宣传队来,也算重操 旧业吧!”我同意了。演出引来了不少的笑声,大家特别欢迎。 一次,我随宣传队到鹤岗市去演出,我一个人竟演了一个钟头,观众还不让我 下台。演完后,一位热心的观众跟我说:“你说得真逗,跟听相声似的!”相声! 我在小的时候听过,但总是一笑就过去。那时候,电台只播马季的一段《友谊颂》, 我几次想试笔写一段,可是不得其门而入,便不敢问津了。 事也凑巧,这年的年底,有一天我正在宣传队里排练,有人告诉我:“姜昆, 兵团接来了中央广播文工团两名相声演员,今天晚上在兵团演出!”我听到这个消 息,高兴极了,马上找领导请示,要几个宣传队员一起,到兵团去看节目。因为在 山沟里,要看“中央团”的演出,多不容易啊。我们要求得迫切,领导答应得痛快, 没有一会儿,我们坐上火车,出发了。 兵团俱乐部里,观众的情绪热烈极了。台上就是两名演员,一个是郝爱民,一 个是李文华。他们两个人妙语连珠,诙谐幽默,一举手,一投足,都把观众们乐得 前仰后合。我惊呆了,就是你说一句,我说一句,能有这么大的力量,一千五百人 的座席里挤了近两千人,个个目不转睛,张大了嘴,伸着脖子洗耳恭听!我一边看 台上,一边看周围欢笑的人们。啊!我想到了,人们需要笑声,在那时的政治气氛 中,想这么笑笑哪儿容易呀,生活中也没有呀!有了这么好的机会能酣畅地笑,可 以说能忘掉一切地笑,人们能不鼓掌吗?哪儿还想得起来演员累不累呀?鼓掌,让 他们演,让我们笑!我们看完演出,离开剧场已经11 点了,可上火车要等到夜里 2 点半。伙伴们围在车站的炉子旁取暖,我则把大衣往身上一裹,偎在一个墙犄角 儿,闭上了眼。 我睡了吗?不!我在咀嚼郝爱民、李文华表演的每一句话。多有趣呀,相声! 多有魅力呀,相声!我寻找那语言排列的蹊跷,啊,……原来这么一安排, “包袱”(相声中的笑料)就响了,人家怎么想的?!夜愈深,天愈冷,我睁开了 眼,盯住火炉里的小火苗……写相声!说相声!让人们笑!我仿佛越过那火苗,看 到我们的伙伴们在怎样开心地笑……我起身叫过了两位宣传队的伙伴:“咱们回去 就说刚才人家说的那几个小段行不行?”伙伴们惊异了: “我们没本子!”我信心十足地说:“我回去给你们追记下来,放心,保证差 不了多少!”看他们两疑惑地点了头,我撞了他们一人一拳说:“记住,你说郝爱 民,你说李文华,李文华真逗,北京味多浓呀!……”我又在想他们的演出。那时, 我怎么也没想到李文华竟是我后来艺术生涯的合作者。 快4 点才回到团里,伙伴们倒在炕上就睡着了。我一点睡意也没有,跑到我搞 创作的小草屋里,一点一点地回忆,甲怎么说,乙怎么说……没2 个小时,4 个小 段全记出来了,我把它誊在稿纸上。事后连我自己都惊奇,我那天的记忆力怎么那 么争气,居然和舞台上表演的脚本不差几句话。 就是在那几天夜里,我作了个梦,梦见我当相声演员了,而且我说话的那声音 和电台里的马季居然一模一样…… 九 我为自己立下的理想,奋斗了这么久,这个理想到底是什么内容呢?我总喊我 爱艺术,我爱艺术,艺术就是舞台上的蹦蹦跳跳吗?我写了不少对口词,朗诵诗, 小剧,歌曲,写这些究竟是为着什么?说句老实话,我从没细想过。 在我当了相声演员,有了一点小名气后,记者前来采访,我几乎全向他们讲了 底下的一段经历,可遗憾的是他们都没在文章中反映。 粉碎”四人帮”不久,《黑龙江日报》整版地刊登了一篇文章,题目是《围绕 着〈三战校门〉的一场阶级斗争》,对《三战校门》的内容及其在省内的影响作了 深刻的批判,而这个作品的作者就是我——姜昆。 1975 年,文化部给全国各省市下了通知,准备节目迎接全国曲艺调演。 于是从最基层调演开始,一级一级往上选拔节目,筛选的结果,我和另两位同 志合演的三人相声《大钢连长》被选到全省参加调演。我还担任了兵团代表队的副 队长。 1976 年在到省里汇演的前几天,“两报一刊”发表了《教育革命的方向不容 篡改》的社论,我们当即组织学习。在佳木斯开往哈尔滨的列车上,我一昼夜没睡, 趴在卧铺上写下了三人故事——《三战校门》,内容是根据报刊上的材料编凑的。 写一个贫农的儿子,在“文革”前被轰出了学校,“文革”中又以工农兵学员的身 份进入大学,在1975 年的整顿中,又和学校的领导展开了斗争。为了赶“时髦”, 里面还在许多处用了“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 这个节目一演,就像石头入水激起了波浪。有的大加赞扬,有的尖锐批评,相 当一部分同志则保持沉默。有一位老作家却偷偷跟我说:“姜昆,你太年轻,你前 面的道路还长……”我惶惑了。 以往生活的遭遇,使我逐渐有了不断冷静地分析过去的习惯。我开始考虑我创 作的原始动机,我这个作品的生活根据,我开始怀疑了,怀疑我自己凭空杜撰和几 年来习惯写“标语口号式”作品的真正价值…… 后来这个节目终于参加了全国的调演,虽然粉碎“四人帮”以后,我才认识到 《三战校门》的政治错误。但那个时候,我已经隐隐约约地感到,像写这个作品那 样去“创作”,不是一条正确的道路。 十 正当北京调演高潮的时候,赶上了1976 年唐山大地震。这场强烈的地震,把 我们忙忙乱乱地震回了黑龙江。 临离开北京,家里人嘱咐我:“姜昆,现在形势紧张,写节目可得注意,千万 别在这方面出错。”又告诉我,正在给我办困退。当时,我家有五个孩子,三个在 乡下,按北京的规定,可以调一个回到父母的身边,爸爸决定让我这个大儿子回来。 这件事,我早已经知道,因为困退的材料好几个月以前已经到了兵团,可是兵团领 导一直没有批。我知道,领导确实是舍不得一个比较得力的文艺骨干离开。可是, 我没有把这一切告诉爸爸、妈妈,我不愿意在他们希望之火上泼冷水。 代表队回到省城,我们住在哈尔滨市体委招待所。一天晚上,已经10点多钟, 我们几个小青年正在屋里说笑。忽然,进来一位民警,要我跟他走一趟。我真愣了, 虽然心里坦然,但也仍有点忐忑不安。 走出招待所,马路边昏暗的路灯下,停着一辆三轮挎斗摩托,我刚坐进挎斗, 车就开了起来。车开得飞快,风吹得我的身上冷嗖嗖的。这时民警说话了:“别怕, 马老师来了!”马老师?谁呀?我实在反应不过来,白白眼,看看他。只见他用一 只手拍拍我的脑袋:“马季!”呵,马季找我?!对了,前几天听省里的记者说, 马季和中央广播文工团的领导一起看了我的演出,并且传出了要调我到北京的风。 当时我不敢相信。但现在,马季来了,又叫我去,莫不是…… 车在大庆驻哈尔滨市办事处的门前停下来,民警带我走上楼。一开门,马季、 唐杰忠在里面,他们一见我进来,就热情地招呼我坐下。马季告诉我,他们去大庆 为一个会议演出,路过哈尔滨问我点事。我等着他们问。“你愿意当演员吗?” “愿意!”“你愿意从事相声事业吗?”“愿意!”“你愿意到我们团来吗?” “愿意!”我一连说了几个愿意。难得的机遇,我不允许我的思维和语言有一点迟 疑和疏忽。 马季、唐杰忠几乎是诉苦衷地说:他们发现我是个相声演员的“苗子”,想调 我到中央广播文工团去工作。但是,当时要调一个相声演员,全要凭在当时适应那 种不正常的制度的方法。他们说“渠道”他们可以疏通,可办手续,全得凭我自己 的“神通”。忽然,我想起来了,我有困退的材料,只要兵团领导点头儿,困退回 北京没问题。马季、唐杰忠眼睛一亮:“嘿,太好了,我们去兵团汇报,请他们帮 忙!”那天从大庆办事处回到我的住地,已经深夜一点半了。离开的时候,马季、 唐杰忠一点儿困意也没有,我听到他们喃喃地自语:”现在,办成一件事,真不易 呀……”为了我,准确地说是为了他们所热爱的相声艺术,马季、唐杰忠带着在大 庆演出的疲劳,星夜驱车去了佳木斯。他们的“汇报”可真费劲儿,走到哪儿演到 哪儿,坐着火车赶场。事后,马季和我说:“小姜,为了你这么个人,我和老唐的 嗓子在兵团都演‘横’了!”可领导的思想“顺”了,他们说:“我们放!”一个 星期后,我在哈尔滨听见了这个“放”字儿,心呵,像长上了翅膀,在湛蓝的天空 中飞了起来。我恨不得扯着那天边几抹轻云去擦拭自己洒在心灵上的泪花。祖国呵 ——母亲,您的儿子,在您的怀抱中的幸福,莫过能把一颗赤诚的心献给您。我不 会忘记兴安岭那幽幽的山谷,也不会忘记三江平原那一望无际的麦海;我不会忘记 那从小走过来深浅不一的脚印,更不会忘记那生活中不断给我温暖的人们。 1976 年的9 月中旬,在我差一个月满二十六周岁那天,我坐上南去的列车, 走向了新的艺术生涯。 火车开动时,我把我的脸紧紧地贴在了车窗的玻璃上喃喃自语:北大荒的土地, 北大荒的人民,我去了。不是为了离开你们,而是为了更贴近你们。 如果说,从我在襁褓中算起,我是吸着妈妈的奶水长大,那么,真正长成为祖 国大手大脚的儿子,则是吮着东北肥沃大地的乳汁。我知道,从这天起,意味着我 人生道路的又一个起点。但是,我真能用艺术去为亲爱的祖国、亲爱的人民服务吗? 我将怎样去服务呢?多年的梦想实现了,但到这时才发现原来那梦想竟是如此朦胧 ……我发现,我肩上沉甸甸的,而展现在我面前的路却很长,很长…… 写于1980 年 -------- 泉石书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