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步——我当相声演员以后之一 中央广播文工团的工作证是红红的。我把它拿在手里,一遍又一遍地看。 尤其是“演员”那两个字,哪次进入眼帘都好像是生疏的。一连好几天,我都 沉浸在一种怀疑的情绪中:我已经是专业的演员了?我已经专干相声这一行了?居 然和侯宝林、马季在一起工作了……? 记得我就是带着这样一种欣喜、不安,甚至 有点困惑的心情,走进我们共和国的广播大厦的。 真巧,进文工团的第一项任务就是随着侯宝林、郭全宝、马增蕙、郝爱民这些 著名的演员,去东北兵团慰问演出。我抓住这个机会,仔细地观看老师们的表演。 他们上台,我坐在台口,今天这边,明天那边,两个人的表演全看。我特别好笑, 凡是相声的笑料,到我身上都起作用。一连几天,我都在笑声中度过,笑完以后, 想想表演当中的蹊跷,却又恍恍惚惚,很不了然。 糟糕,净笑了!我提醒自己:姜昆,你不是观众,而是专业的相声演员了,你 没有权利光顾笑!再坐在台口看节目,我冷静多了,仔细地品嚼着演员们的每一句 台词,注视着他们的一招一式…… 北大荒的严冬,气候冷酷得无情。侯宝林、郭全宝全是年过花甲的老人。 在我工作过的团部,他们冒着零下35℃的严寒为我们兵团战士、职工、家属在 广场上演出。我刚刚从这里离开,又是主人,又是客人,双重的身份使我得学做许 多工作。早上起来,为演员们劈柴、烧水,尽量让他们在这里舒适一些。晚上抓紧 时间背词,郝爱民跟我说:“你是这儿的人,观众熟悉你,我和你演!”我们兵团 的领导和战士们要和侯先生等著名的演员合影,侯老提出:“让姜昆坐在中间,又 代表兵团战士,又代表我们演员。”死拉活推,愣是让我坐在了不应该我坐的正中 间的位置。晚上我偷偷地给爸爸妈妈写信吹牛:“让我坐在了正中间,我得意极了。 妈妈,好日子开始了……”回到北京,我跟马季老师学说相声。他那诙谐的谈吐、 热情的指导,在我心里打下了很深的烙印。马季老师要我不仅说相声,而且要写相 声:“一个相声演员能自己写相声,就像一个战士自己能造子弹一样,除非他牺牲, 否则,他将能永远战斗!”历史和人民给我带来了幸运。当我拿起笔,开始真正创 作的时候,“四人帮”粉碎了!锣鼓、队伍、笑脸、欢歌,人们的感情像涌出闸门 的水,一下子奔泻出来。不是节日的首都舞台,呈现出就是节日也没有的繁荣。马 季老师一下子写出了《白骨精现形记》、《舞台风雷》,海政文工团写出了《帽子 工厂》。呵,我听到了人民的心声,我感到了相声真正的魅力。我激动了! 趴在自己的办公桌上,我也写。稿纸一张又一张,可是写的不是像《帽子工厂 》,便雷同于《白骨精现形记》。一连憋了一个多星期,我也没有写出可用的作品。 马季老师对我说:“我准备去湖南深入生活,你跟我一起去吧,你应该从生活中去 找相声。”1977 年元旦,我结婚了,爱人李静民是文工团员、当年兵团的战友。 我俩全二十七岁了。 新婚之夜,她跟我说:“姜昆,我们刚到北京,工作一点成绩都没有,先不要 孩子吧!”话正中我的心愿,但还不够。我补充说:“先不要孩子是一方面,另一 方面,也不要把我们的生活想得太幸福。”“嗯?”她惶惑地看着我,我告诉她: “马季老师,他一年有多半年的时间在外地深入生活,我也要像他那样。我10 号 左右就跟马季老师去湖南,去写相声!”我当时讲的幸福,指的就是温暖的家庭生 活。 一月中旬,我告别了新婚的爱妻,来到了湖南省桃源县——一个农业先进县。 老毛病真难改。在湖南的头一个月,我又重操杜撰的故伎,编了一个相声,叫 《斗哇记》。写一个“四人帮”的爪牙,下车伊始,伊里哇拉,把列车的客货运搞 得一团糟,运输战线的工人如何反对他。洋洋几千字。我给老师们读得唾沫星子飞 溅,可从他们的沉思的面容中,我看出了我这个作品是一个死胎。 转眼就要到春节,按计划我们得回北京了。马季对大家说:“我决定不走了, 留在桃源过春节,什么时候把节目搞完,什么时候回去!你们先行一步吧!”讲实 话,在东北兵团八年,没有回家过一个春节。现在调回北京了,这个春节对我的吸 引力是不小的。更何况,我是新婚,我已经几次在梦中看到妻子等我的急切目光了。 启程的前一天夜里,我把南方的竹床压得嗞嗞乱响。唐杰忠问我:“要回家睡不着 了?”我蹭的一下坐起来:“老唐,我也不走了。我陪马季老师留在这儿,我不拿 个作品,我也不回去!”“嚯!那小李能答应吗?”“我给她写信。”第二天,马 季老师的劝说没有生效,我让唐杰忠替我交给妻子一封信。我信里写着:“静民: ……咱们两人是在走向新的征程时结合的,在这条路上我只是刚抬起脚来,一步还 没迈出。如果我们不是为了往前走,我们可以留在原地踏步,过着舒适的生活。但 是,注意这世界的人们,不会看到我们的戏耍,因为他们的眼光早在往前看了。前 面正有奋力奔跑的人,而我们是时代的落伍者……”我和马季老师一起留在了桃源, 过我调回北京的第一个春节。 春节第一天,我接到了爱人的来信。桃源县文化局的于局长,当着县委书记的 面把信读了,幸亏她写的全是支持我工作的词,要是有一句卿卿我我的甜话儿. 我 准会闹个大红脸。 这天晚上,县委的领导带着马季老师和我到化肥厂参加劳动。第二天,我又和 马季老师到了水利工地,和“三八采石组”的女青年们开了座谈会。 初三,县文化馆的同志请来了县里有名的民歌手,为我们演唱了优美动听的桃 源民歌。这个佳节可真没白过,它给了我创作相声的素材和主题。我以“采石组” 的女指导员三推婚期的事迹,开始编写相声《迎春花开》。马季老师听了我的构思, 看了前半段,对我说:“这么写,路子就对了,你把它交给我吧,我也帮你写。” 仅用了两个夜晚,主题升华了,高潮写出来了。他说: “我写出了《新桃花源记》,你写出了《迎春花开》,咱们丰收了!”本子写 完,还要把它排出来,立在舞台上。两个相声,我和马老师互为捧逗,在县里面演 出了。第一次演自己的作品,我的腿哆嗦,脸也哆嗦,我觉得脸蛋上的肉,神经质 地抽搐着。马老师在台上诙谐地抚着我的脸对观众说:“看,小伙子激动得脸都跳 舞了!”观众笑了,我却居然平静了下来。 我聚精会神,一板一眼地唱着他们熟悉的桃源民歌。演出结束,观众热烈鼓掌。 我整个上衣的后背,全让汗水湿透了。马季老师也满脸汗水,但从他的微笑中,我 看到了他对下一代相声演员的期望。 我们在桃源县是住在一个风景区——桃源山上。相传东晋诗人陶渊明以此为模 写出了《桃花源记》。这里的风景别致,山青水绿,有穴洞,有庙宇,有瀑布,有 青竹。朝闻金雀鸣啭,晚听流水潺潺。几次都想写一篇美美的散文,记下我当时的 所见所闻,可是为了相声,我一直没动笔,怕耽误了时间。 在那里,我也曾为此遗憾过几次,可《迎春花开》的演出成功,弥补了我心中 的遗憾。以致现在这篇处女作,成为我初去桃源的最好纪念。 初战的成功,给了我前进的信心。我对马季老师说:“我要自己写第二个作品!” “好!”这个字儿他一连重复了好几遍。回到北京没有一个星期,我就和赵炎搭伴 儿到了北京郊区平谷县。 平谷县城正在召开“优秀教育工作者大会”。我们借来一大摞会议材料,并且 请来了优秀教师和他们座谈。接着,半个月中写了四五稿,一个歌颂人民教师的脚 本算是完成了。马季、赵连甲老师一看,建议给脚本做大手术。 星期天,本来要和小李一起去看爸爸、妈妈的,结果她一个人去了。一整天, 我写了又改,改了又写,中午饭都没吃。下午5 点,小李赶回来了,问我话,我没 答理她,脑子麻木极了。那个时候,一个念头闪过我的脑海: 我能自己写相声吗?本来很沉重的心,更沉了。小李拉我散步,我没有心思, 可是觉着刚才委屈了她,我同意了。 在广播大厦的立交桥下,我们散步,心绪开阔了许多。我向她说了我刚才脑海 中闪过的那个念头。她笑笑说:“你总说创作艰苦,你感觉到压力,可是咱们兵团 不是有句老话:压力变魄力,压力变动力吗?”这一说,我清醒了许多,拉着她的 手说:“回去吧!你做饭,我写!不写完,不吃饭。”她说:“不,先吃饭,吃饱 了再写!”这天的夜里3 点,我写出了相声《红色园丁》。第二天我读给马季老师 听,他点头了。 就在我和赵炎排这段相声时,《人民日报》发表了社论,批判“四人帮”对教 育战线的“两个估计”。这个节目,正应时当令,我和赵炎虽只演出了四五场,可 全国都开始播放,电台一天播三四次。我满以为可以松快松快了,马季老师却当即 提醒我:“播出去,就再写新的!老得不断地写,这就是电台工作的特性儿。”我 天真地问他:“那什么时候是头呀?”他回答:“反正我在电台干了二十多年了, 还没看见‘头’的一丝影儿呢!”于是,我马不停蹄地向前闯。《喜事》、《科学 院的春天》、《爱的挫折》,相继问世。对搞相声事业的信心,我有了。可对文艺 真正的社会功能的认识,是在我写相声《如此照相》之后。 这年的5 月份,北京摄影行业要举行肖像展览。我和赵炎被王府井中国照相馆 邀请去照人头像。赵炎的形象比我好,摄影师反复地为他照。我坐在旁边等着,便 和照相馆的师傅们随便聊起天儿来。 “为我们写段相声吧!我们照相馆可乐的事儿可多了!”“就讽刺我们某些人 的服务态度吧,有人把老头的照片儿给寄到大姑娘手里,小伙子取的像片袋里装的 却是老太太,哈,哈……”好题材!我又去了一趟照相馆,便动起手来。很快,《 在照相馆里》完稿了。但内容庞杂,有讽刺十年动乱时期“十个不照”的,有批判 服务态度不好的……给人一读,人们说,太乱了。于是,我又一次去照相馆。 一个师傅的经历,使我的脑子豁然开朗。他讲在“文化大革命”中,他每照一 次相,得带着顾客唱一首歌儿:“东风吹,战鼓擂……”没有两天,他的喉咙哑了, 医生给他开了假条:禁声三天!一个摄影师,居然和演员一样,需要“禁声”,多 逗! 这个故事一下子把我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经历勾起来了。背“老三篇”,唱” 语录歌”,跳“忠字舞”,我全有切身的体会。鲁迅先生讲过,喜剧就是把生活中 没有价值的东西撕开了给人看!我要用讽刺的手法让人们看看十年动乱中闹剧的一 角。 一连几天,创作的灵感如潮水,涌呵,涌呵,促着我手中的笔不停地写。 多少回忆呵、多少辛酸的回忆呵,不就是因为人们让几个政治骗子的愚弄,才 有国家混乱、人才埋没、冤案重重的人间悲剧吗?十年动乱,确是一场恶梦,每个 人在这场梦中都掉过眼泪。有悲痛,有冤屈,有愤恨,有辛酸。我想起了我十九岁 进了“劳改”队,让人看着劳动;我想起了我从兵团“逃跑”回来,让人们痛斥我 “逃兵”;我想起我在那个没有出路的死胡同里乱往前闯的情景。一幕一幕,倒让 我笑了。生活大概就是这样?悲与喜,愁与乐,往往是交织在一起的,也是相互转 换的。幼稚的狂热,盲目的虔诚,多余的愤慨,善良的顺从,构出一幅人被人愚弄 的画面。我要用笑声让人们记住这历史的一页!老太太摆“革命姿势”,结婚照相 “不许笑”,进门喊“革命”口号,出门跳“忠字舞”。没费多少劲,《如此照相 》一挥而就。 可是一读,有人伸舌头了:“老天爷,用语录讽刺,丑化拿语录本儿,危险!” 我分辩:“不是我丑化语录,是林彪、‘四人帮’丑化了寻师的教导。”不少人还 是摇头。但也行许多人支持我:“小姜,立起来看看!”跟我合作的赵炎,由于工 作需要给马季捧哏,我剩一个人了。一看,当时李文华也正是一个人儿。我胆怯地 问李老师:“我和您排一段儿,行吗?”“那怎么不行?”我设想到李文华老师答 应得那么痛快。马上请示领导。8 月份,我们两人搭伴,到了河北省宣化的一个部 队里,一边修改,一边排练《如此照相》。 两个星期以后,我们随着师宣传队一起演出,根据我的要求,我和李老师一人 穿了一件战士服,惹得不了解内情的人看着李文华说:“这么大岁数还当兵呢,资 格得多老呀……”第一场演出在张家口的一个山沟里,舞台是两辆拖拉机拼起来的, 剧场就是农村的场院。嚯,人山人海。我们两没说几句,台下笑声起来。接下去,” 包袱”一个又一个,笑声一阵接一阵!词不是在背,而是顺着嘴在流。看着我学着 拿语录本照相的样子,乡亲们笑得直用衣襟擦眼泪。下了台,我的眼泪也快出来了, 我对李老师说:“这个地方叫‘下八里’,我一定得记住,我的相声下里巴人都听 懂了。”李老师纠正找:“不,你错了,这是阳春白雪。真正的人民群众。”1979 年10 月份,在共青团第十一次代表大会的联欢会上,我演出了这个节目,整个首 都体育馆,先是阵阵笑声,然后是长时间的掌声。我沉浸在奋斗胜利的喜悦中。 四 我和李文华一搭伴,他觉得舒服,我也觉得合适,尤其《如此照相》演出成功, 我们更觉得分不开了。当时北京的舞台上,两个相声演员岁数悬殊这么大的还没有, 有人觉得不太习惯,但这到底有什么不好呢? 我跟李老师说:“您别嫌我小,咱们一起合作,不断出新节目。”李老师和我 说:“你也别嫌我老,我爱了一辈子相声,能演好它我就高兴,别的我什么也不想!” 为了能“摽”得更紧,11 月份,我们这一老一小,开始远征采风,奔向祖国北疆 的边陲——伊犁。 天山冰封雪冻,可伊犁大地如春。我们又正赶上维吾尔族的“古尔邦节”,近 一个月的时间,我们全沉浸在兄弟民族的深情厚谊和欢歌曼舞之中。 但在一次婚礼上,我们沉默了。新娘的嫁妆、新郎的彩礼使我们目瞪口呆:金 戒指、银耳环、玉镯、毛毯、自行车、手表……得多少钱哪!记得昨天,听他们唱 的歌是:“纯洁的爱情比得过天山的冰雪,真正的爱情比金子贵重。”可今天却是 这样。我感叹地说:“像这样儿,我得打一辈子光棍了。”李文华也说:”我也讨 不起媳妇儿了。”而这种结婚讲排场的风气,无论在内地或边疆都正在蔓延。一种 责任感,促使我要拿起笔来。当天晚天,我和李老师商量后,决定用歌曲和诗词去 叙说真正爱情的价值和地位。一个多月后,《诗歌与爱情》这个相声段子产生了。 它得到了广大观众的认可。一位女青年在来信中这样写道:“我搞对象时,问人家 要四十八条腿,要三转儿(手表、缝纫机、自行车),从来没有想到过爱情真正的 位置。”“通过你们的表演,我受教育了!你们的艺术在陶冶着我,我要说相声伟 大!”姑娘说我们的相声教育了她,而我觉得她的信更深深地教育了我。相声,原 来有这么大的力量,我要永远用它来为创造高度的精神文明服务。 1979 年,我们演出了讽刺官僚主义的相声《霸王别姬》以后,收到了报社转 来的一封信,说听了《霸王别姬)以后,认为我站在“四人帮”的立场上,反对党 的领导,第一次把党支部书记作为讽刺对象出现在艺术作品中,用心毒矣!我把信 向领导同志汇报了,领导同志要我正确对待各种各样的意见。我想,相声艺术是一 朵花,讽刺作品可以比作带刺的蔷薇,有人欣赏的是花,有人碰到的是刺,当然这 朵花要有党的阳光照耀,要扎根在人民的土壤里。 五 经常在电视里露面,一上街,走到哪儿都能让人认出来,招人注意。我经常戴 个大墨镜。和李文华一起坐公共汽车,他上前边那个门儿,我就上后边这个门儿, 就这样,仍然免不了被人围住,说长问短,我总笑着说李老师:”就您脸上这特征 多,招人!”1980 年,我们连演出带深入生活,到了沈阳、青岛、济南、保定和 江苏的一些地方,累计在一起历时近8 个月,写作、演出了《我与乘客》、《战士 的歌》、《棒打与溺爱》、《北海游》,还排练了传统节目《打灯谜》。 9 月底,我被中国曲艺家协会选为代表,参加了第四届文代会,还被选为中国 曲艺家协会的理事。对这,我与其说是高兴,倒不如说是不安。我想我要加倍努力, 不辜负人民和党给予我的荣誉和责任。会议期间,《中国青年》杂志的一位记者问 起我在演出中是什么样一种风格时,我回答她:现在谈风格,为时尚早。我踏入专 业文艺队伍仅仅三年,还是个新兵。不过,我要学习侯宝林老师的高雅、诙谐,马 季老师的热情、奔放,李文华老师的含蓄、沉稳,把这些风格汇在一起,努力塑造 出新时代青年人的特点来。晚上,我躺在床上睡不着觉。风格!我该有怎样的风格 呢?想着想着,想起了1977年在广交会上马季老师对港澳记者团说的一段话:“对 旧相声来说,侯宝林先生是一个叛逆者,他摒弃了低级、庸俗的谈吐,溶进去清新、 高雅的格调。 我向他学习,不仅学习艺术,也学习了这种叛逆的精神。着重于歌颂,不拘泥 于旧的表演程式,带出强烈的时代气息来。”这段话,想起来格外有新意。 今天,我是我们说唱团的第三代相声演员,我也应该继往开来。要继承这种叛 逆的精神,准确说是一种革新、脱俗、闯的精神。我要用新的要求,高的标准,永 远向新的目标前进。 但新的苦恼又在困扰着我。我愈来愈对自己写的作品不满意了,原稿半本半本 地被扔进了纸篓。我觉得我的演出太多了。除正式演出外,在火车上、餐厅里、候 车室,只要一被认出就要演上一段。天呵,入不敷出,我们拿什么样的更新更好的 东西,去奉献给热爱着我们相声演员的人民群众呢? 一次,我对李老师说:“我有点不想干相声了。”“什么?”他惊奇了。 我说:“演出量大,创作量大,人们的要求又高,我觉着我写不出好东西来了!” 李老师沉思了一会儿对我说:”这正是长能耐的时候,你要是不着急,觉得日子好 过,就不是你了!”我心里忽悠一下。讲老实话,1980 年的全国曲艺优秀节目评 奖,我和李老师演出的《如此照相》得了一等奖,《诗歌与爱情》、《霸王别姬》 得了二等奖。得了三个奖,我没太高兴,更多的是愁下一步怎么往前迈。李老师的 这句话像击了我一掌,不能退呵,得向前呵,还是那句老话,要把压力变成动力! 我按着自己给自己提出的要求,一直铆足劲儿干。党和人民不断地给我支持和 鼓励,报刊上称我是“后起之秀”,内行们叫我们“一老一小新一对”。 观众们比喻我们两演出的风格像“一位慈样的老妈妈带着一个淘气的孩子”。 日本的电视播放了我们演出的录像,美国的报刊称我们是“滑稽明星”,法国 的学者来信问我要材料,要写有关我们作品的论文。 一次在人民大会堂,参加少先队的活动。当小报幕员报到:“老少先队员姜昆, 和我们喜爱的李文华伯伯参加了我们的大会”,台下响起热烈的掌声。这时,我的 心一个劲儿往喉头上顶,眼眶里一下冒出许多泪水。本来,我说相声是逗大家乐的, 可我却哭了。少年们欢腾的场面,触动了我一根很敏感的神经,台底下红领巾和孩 子们的笑脸融成了一片模糊的带着神奇般色彩的画面。多快呀,我从一个喜爱艺术 的顽童,一下子长得这么大了,还出了点名。我仿佛看到了我身后那并不太长却显 得遥远的路,那路上有着坎坷,我甚至也滑倒过,但祖国、人民、老一辈的艺术家 指引着、扶持着我……我默默地想:只要我活着,就要永远记住这一切,永远和祖 国、和人民在一起。 写于1980 年 -------- 泉石书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