攀登——我当相声演员以后之二 我选择了许久,还是用“攀登”这两个字作了我的题目,尽管已经有多少人不 厌其烦地用过了它。因为,一般人都讲路是在脚下延伸的,而我觉得路是在我的头 上,每前进一步都比上陡峭的台阶还费劲。这些年来,我自认为还是用尽了吃奶的 劲儿向上走,尽管我的步伐不快,能达到“一览众山小”的峰顶是那样的邈邈无期, 但我愿意用不断的运动来增添我的体力,跟上时代的步伐。 人们都以为相声演员的生活,一定是一天24 小时都在笑声中度过的。诚然, 作为一个人,乐观向上能使你对生活的热情永远保持炽热的程度。但是,笑声不能 太多了,过分追求欢快而产生的痛苦,那滋味可真不好受。 1979 年的11 月到1980 年的1 月,我度过了一段笑声颇多的日子。长春电 影制片厂的林汝为居然选中我去参加电影《忠诚的战士》的拍摄,让我扮演贺龙同 志的警卫员。为了不使我和李文华分开,他们还安排了李文华来扮演伪桑植县的县 长。 稍微想一想,就是件非常有趣的事:这部影片是描写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 以后,贺龙同志重整旧部,在洪湖一带坚持武装斗争的故事。革命遭到失败,斗争 十分残酷,影片是以深沉的笔调来描写这一历史事实的。而我,全国的观众一看模 样就要笑的这样一个演员,从头至尾跟在贺龙同志的后头转悠,即使不破坏效果, 也是不甚协调的。可当时,我居然答应下来。我没有多想,就是觉着有趣。冒着南 方水乡所特有的那种寒冷,我随摄影组来到了江苏省的兴化县——《忠诚的战士》 的外景地。 第一次正正经经在电影里扮个人物,我的兴趣十分浓厚。每天早起化妆,然后 乘船去一个小岛拍片子。芦花、苇帐、草鞋、包头,使我完全置身在与相声极不相 同的另一个世界中。和我配戏的小梅子是辽宁省话剧团的话剧演员。她扮演我的新 婚妻子。有一场戏,是小桥送别。她为我打点好一个包袱,行行重行行,送我到村 边的小桥。她会演戏,镜头离得那么远,她仍是那么认真地入戏,嘴里不住地叨叨 :“大泉(我在影片中扮演角色的名字),这一去,不知什么时候才能见面,记住, 别忘了给我写信。”望着她那么认真,我只觉着好笑,就随口答了一句:“真想写, 可是我不识字呀!”“扑啼”一下她乐出声来,又气又笑地冲导演喊起来:“导演, 大泉说他不识字,您说交通员有不识字的吗?”排演停下来,大家问清情况,也笑 个不停。 拍外景完全由老天左右,你的情绪再好,准备工作再齐备,老天不出太阳,你 干瞪眼。南方的雨下得也没北方那种干脆劲儿,粘粘糊糊的一下几个星期。不出外 景我就和组里的演员朱时茂、夏宗佑他们几个下棋、捉鱼、烧螃蟹吃,过了一个多 月神仙似的日子。 等我拍完了这一段戏回到北京休整时,要过元旦了,团里让我演出。这时候我 才想起:我演什么呀?我一个新节目也没有呀。匆匆忙忙和文华创作了一个拍马屁 的人不得人心的节目《花与草》,一上演,反映极其一般。 记得是元旦过后不久,画家方成、钟灵约我一起去诗人邵燕祥的家里吃饭。席 间,邵燕祥同志对我说:“姜昆,前几天在广播局的礼堂里看了你一个节目,非常 没意思,以后不要演这些东西。”他的态度非常直率,说得我无地自容。还没等我 细细地考虑这真诚的劝告时,长影又通知我赶紧乘飞机去兴化,补拍两个镜头。 二次到兴化,我的兴趣淡多了。坐在船上等太阳时,心里充满着空虚惆怅的情 感:时间啊,一分一分的就这么过去;等呀等呀,这就是电影演员的工作特点。可 是我的事业呢?我的创作呢?人们在等我的相声呀!再一拍摄起来,原来那么有趣 的事情显得索然无味了。一个镜头,摄影师要告诉你: “别动脑袋,稍一偏就要出我的镜头。”灯光师要求你:“你身子稍微往后偏 一点儿,要给后面人脸上留出光线来。”导演不许脚踏过她划的线,摄影师不让我 脑袋偏一偏,我完全落在一个无形的框子中。我对我自己能否塑造银幕形象发生怀 疑,失去了信心。急得我直抱怨:“拍电影真不是人干的活儿。”转眼再到北京时, 我可没心东跑西颠了。演出吧,没有好节目;创作吧,没有一点生活素材,脑子里 空空如也。电影只完成了三分之一,这意味着我今年一年全要陷入那恼人的束缚之 中。这年的春节,我也不知是怎么混过来的。我只听到不少人在耳边忠告:“姜昆, 你有了一点名气,如果不演什么,还能保留着美好的印象。如果净是些不负责任的 节目,可就一步一步地往下出溜。”我陷入极度的苦恼之中,几次梦见自己就是那 艳丽一时的昙花。 北京有句俗语:“老天爷饿不死瞎家雀。”正当我为拍摄工作要继续一年而犯 愁的时候,长影传来了消息:《忠诚的战士》摄影组,因为一些原因停拍,摄制组 全部下马。当时,我的心头被一种莫名其妙的情绪笼罩着。为摄制组惋借?为自己 庆幸?我自己没有多考虑,马上和文华老师投入了紧张的深入生活和创作之中。我 告诫自己:别让一些乱七八糟的事耽误自己的正事,多写相声,多演相声。快,快! 就是那么及时地下去创作,我的演出场次和演出质量仍受到了影响,很长一段 时间没有接上趟,热心的观众甚至问起来:“姜昆这一段上哪儿去了?”1981 年 的元旦,相声演员云集在长春,演出几场后,又接受了沈阳市的邀请。我和文华老 师商量了一下,告诉沈阳负责跟我们联系的同志:“我们不准备去沈阳了!”“什 么?”人家一听就急了:“不能缺您这一对,辽宁的观众喜欢看你们的演出!”尽 管人家这么盛情,我们仍是婉言谢绝了。我们有我们的理由。一年一度的春节马上 就要到了。全国人民都愿意在这欢乐的节日里,欣赏到一两段水平高一点的相声。 而出了点名的演员在这个时候不能拿出点像样的东西奉献给人民,总觉得是非常遗 憾的事。拍电影的那点遗憾还没在头脑中消失,我们能不接受教训吗? 回到北京后,修改了业余曲艺作者王增贤的作品《棒打与溺爱》,我们自己创 作了《男子汉之歌》这个小段,反映还算可以。春节前夕,海洋局在北京召开“海 之春”文艺晚会,无论如何要请我们参加。我们谢绝,他们都快要哭了,一股劲地 恳求:“你们和群众见见面就行!”哪儿有这样的道理,演员在剧场和群众见面, 不说话,摆摆手就走,那不是演员演出,那是领导人接见。演吧,可又没有符合 “海之春”这个主题的节目呀。怎么办?写!临演出的前两天,我和文华熬了两夜。 我们忽然回忆起去年在青岛深入生活的情形。我们在水警区的海军基地舰艇上,看 着那么多的仪器,那么多观通装置,曾经闹过不少笑话。那么,向首都的人民,向 全国的观众介绍介绍我们的感受不行吗?两夜没白熬,我们写出了相声《船与海》, 在“海之春”晚会上演出,收到了非常强烈的效果。我和文华都暗自庆幸,因为没 想到逼出个还算不错的节目。就在上台前,我和文华还有一段小小的“摩擦”呢。 这个节目是我执笔的。后面,我安排了由我演唱一段苏小明的歌《军港之夜》, 然后安排文华朗诵歌词:“军港的夜呀,静悄悄,水兵水兵快点儿睡觉,铺好被窝, 放好枕头,脱下鞋帽,不要乱吵。”背词儿的时候,文华问我:“这能乐吗?”我 犹犹豫豫地回答:“能……吧。”文华摇摇头,问我,“要是观众不乐怎么办?” 问得我也没主意了:“那……咱们先试试吧!”在正式的演出中“试一试”?我们 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走向了工人体育馆那圆场中直立的两个麦克风…… 《船与海》的演出出乎意料,或者说也在意料之中。文华一朗诵,观众哗然了, 笑声与掌声淹没了文华的最后一句话,我们几乎是在欢呼声中走下来。乐得我进后 台眼睛就去盯摄像机。摄像机正在摇向欢腾的观众。文华擦了一把汗问我:“这个 效果怎么那么强烈?”我喜形于色地回答:“苏小明的歌大伙都熟悉,您把她的词 一变,大家当然要乐了,因为生活中把您‘包袱’的条件全铺垫好了。”别看当时 说得那么有理,10 分钟以前,我的腿还直哆嗦呢! 这次演完后,文华老师跟我说:“以后我也得听歌了,得跟时代。”望着他深 邃的目光,我也在考虑:时代在前进,艺术在前进,要跟上前进的步伐,就要不断 地自己给自己施加压力。任何一点放松,都会使自己成为落伍者。而任何一点努力, 都会得到相应的报酬。观众对我们一老一少,有点偏爱,那么热情地希望在各个晚 会和场合见到我们,这对我们来说,并不是件多么值得炫耀的事,因为我们得拿出 像样的作品才行呀。我在写给《人民日报》的一篇文章中说:”人民爱你,人民的 儿子。这股爱不是扭捏的、含蓄的,是热情的、奔放的。你,人民的演员,怎样去 报答人民的爱呢……”在1980 年的《北京晚报》上,我国的著名数学家华罗庚曾 寄语青年:要循序渐进!我走过的道路,就是一条循序渐进的道路。我理解老一辈 的谆谆话语,那是告诫我们:在走向成功的道路上,没有捷径,没有诀窍,靠的是 艰辛的劳动和对事业执著的追求。我在《姜昆李文华相声选》的后记中给自己立了 这样一道“军令状”:这个集子是1977 年到1980 年的作品。过4 年,我们再出 一本这样的集子。如果一本比一本强,我们就继续写相声、说相声。 如果真像俗语里说的“奶奶过年,一年不如一年”,那我们就改行,该干点什 么就干点什么。这些话不是讨俏,是深思以后发自肺腑而说的。 自写出《如此照相》之后,我和李文华陆陆续续创作了不少相声,但是哪一个 的影响也没超过那一段。我们确实感到能保住不断地演出新的节目,就已很费力了。 我们也益发感到艺术的功力和造诣与观众日益对我们高涨的要求实在是不相称的。 但是,有的时候,对人们不理解我们的创作意图,也常常耿耿于怀呢。 1981 年的6 月份,我和文华来到陕西的歧山,这里有一个汽车制造厂。 和我同年级的许多同学,都分配在这里,他们有的当了车间主任,有的当了党 支部书记,大部分同学都是这个厂里的技术骨干。我们在这个山沟里呆了近一个月, 写出了相声《红茶菌与打鸡血》、《歌迷理发》和《想入非非》。 回到北京一实践,《想入非非》的效果不错,我们带着这个节目参加了8 月份 在天津举行的全国北方片曲艺调演。 《想入非非》这个相声,写了一个青年人一心要写电影剧本成名。他把“水浒” 读成“水许”,不知道曹雪芹是男的还是女的。但他立志要把自己的剧本搬上银幕, 目标是夺奥斯卡金像奖。漫无边际的幻想,促使他写了足足有四斤半稿纸的脚本。 结果投稿以后,电影编辑告诉他文化水平太低,基础知识较差,没有采用他的“大 作”。他埋怨这些编辑“不支持青年人的创作”,提出了“即使不采用也不要紧, 可以先把稿费给我嘛”的要求。结局是一气之下扛着剧本,到废品收购站卖废纸了 事。我了解这样的青年,他们看问题很敏感,他们的事业心很强。但是,他们缺乏 一种讲究实际的精神,遇到挫折以后就自暴自弃。我想通过这个作品告诉人们这样 一个道理:实际些,再实际些。 我满怀信心地来到曲乡天津。各路人马云集,济济一堂的情景,使我下决心要 在汇演中放响这一炮。那个时候,从观众到曲艺界的老师和同行们,都想看一看姜 昆、李文华拿出什么样的节目参加全国性的调演呢。 曲艺界的相互观摩可是个硬碰硬的场面。全是同行,有天大的本事,十个“包 袱”能“响”一半就算不错了。那天同行们观摩我们的节目,大概也有捧场的因素 吧,效果还算可以。在同行中能演成这样,我们的自我感觉就已经很满足了。可是 一到讨论作品时,人们对《想入非非》的异议竟是那么多,使我感到十分突然。 曲艺界的评论家薛宝馄,曲艺作家王鸣录,都是我尊敬的老师。但我们在一起 讨论作品时,却常常出现剑拔弩张的场面。这回涉及到自己的作品,我没有以诚相 待,因为我怕人家说我孤芳自赏,听不得不同意见。薛宝馄说我:“这个作品的主 题是两个,一个比较隐晦地嘲讽了电影界目前存在的弊病,一个是直接嘲弄了一个 无知而狂妄的青年。但是两个主题没有有机地结合。”王鸣录则说:“要是我写这 样的青年,我要歌颂!那么敏感的洞察力,那么坚强的毅力(指写四斤半稿纸的脚 本),只要努力不懈,一定成功。你讽刺的正是希望。”虽然我仍是洗耳恭听,但 心里已经是忿忿然了:这样的小伙子,我认识的有一大堆。他们完全有可能对世界 知道得很多,但他们不知道中国。曾经有一位小伙子写了一篇作品给我:“姜昆同 志,这是我一年多时间的血和汗汇成的相声。你如果不辜负我们这里姜昆迷及青年 对你的希望,你就把它说出来!”我看后,实在对不起,辜负了他的希望。甭说别 的,他写给我的信的地址是“北京体育团”,他不知道曲艺,他以为我们和体操队 大概住在一块儿了。我不能把美好的想象和成功的事实当成一回事。想与成,当然 有关系,但是中间有一段颇为遥远的距离。这就是我的看法,这就是我自以为是的 理论。 我寄希望于评比。结果是我的作品没有被评为一等奖,没有获得进京汇报的资 格。和许多作品一样,我们的《想入非非》只获得了带有安慰性质的全国创作、演 出二等奖。讲老实话,我是抱着夺一等奖的希望来的,落选后懊丧的心情可想而知。 我真不服气。回到北京后,文化部负责演出的同志和我商量能在北京公演的时 候帮忙,参加演出。我回答:“人家都是一等奖,就我是二等奖,多寒碜呀。”过 了没多久,文化部着手组织国庆文艺晚会演出节目,点名让我参加。 我执意坚持要演《想入非非》,他们答应了。演出的效果很好,赢得了观众热 烈的掌声。我没有用阿Q 的方法,俨然以胜利者自居。我在想:一个作品的成功与 否,也许不可能在很短的时间内得出结论,我寄希望于将来。 在这个问题上,几年来我一直是相当固执的。 四 1982 年的春节,我和李文华演出了反映计划生育工作的相声《祖爷爷的烦恼 》。群众拍手称好,计划生育委员会大加赞赏。其实,这个作品不是我写的,它的 作者是北京部队文工团的牛群和崔喜跃。 牛群是个有希望的相声作者。有一次他到我家来,提起要拜我为师,把我吓坏 了:“那怎么行,我还没出徒呢。再说你属牛、我属虎,你还是我的哥哥呢。”他 看我推辞,只好作罢,但是我们约定:互相帮助。他从他的军用书包中一下子掏出 了几篇作品给我。我当时在曲艺界写相声被人称为快手。记得在青岛时,常宝华老 师他们正在慰问部队,我们和他们住在一个招待所,早上临出发以前,我和他谈了 一个构思。晚上他们演出回来,我就拿出初稿向他征求意见了。第二天,又是这样 写出了一篇。到了第三天,他一进门就问:“把第三篇给我念念吧!”逗得屋里的 人全笑了。可是和牛群创作的作品数量一比,我自愧不如了。我选了两篇,一篇是 《祖爷爷的烦恼》,一篇是《鼻子的故事》。经过修改,我和文华把这两篇作品搬 上了舞台,效果都很不错。我高兴地给牛群写信:“我过去曾立志,我在舞台上只 演自己的作品。看来这是个幼稚的想法。你们这两个作品真不错,推着我向前走了 一大步。我还要告诉你,这两个作品还都结了丰硕的副产品了哪!”我指的副产品 是:全国计划生育委员会看我的相声起到了宣传计划生育的作用,就和文联协商推 选我当了全国计划生育协会理事。另一篇《鼻子的故事》发表后,也被山东《群众 文艺》编辑部评为优秀作品一等奖。我在信中开玩笑地和他说:“以后有计划生育 方面的问题,我帮你解决。”其实,小牛那时还没结婚呢。 我总结了一下,包括这两个作品,我已经演出了别人写的三个节目了。 我想我应该开辟更宽的道路供自己行走。以自己的创作为主,以别人的创作为 辅,这样不就能满足社会对我们的日益增长的要求了吗? 我告诉爱人:“静民,群众的来稿,我有时看得匆忙,你抽空也看,耐心一点 儿,你觉得有希望的,就告诉我。”我想相声演员的妻子,对相声的了解会比一般 人多一点儿。她真认认真真地给我看,并且帮助我出主意:哪一篇该用,哪一篇应 该提一些具体意见供作者参考。当然,也有根本不理我她就擅自处理的。那是在接 到一封上海姑娘向我求爱的信,她写了一封措辞严厉的信,连同姑娘的照片在接到 信不到半个小时后就处理得利利索索了。 每天接到观众的来信太多了,我几次想动笔写一篇散文“信笺游”,谈一下我 从那热情洋溢的来信中所获取的营养和一些感受,可刚一开头就再也搜不出词儿来 描绘自己那奔放的情感了。看来我的文化水平只能对付着写我熟悉的相声,写散文 的事情等我提高一下文化水平再说吧。 春节演出《红茶菌与打鸡血》后,我收到了两封很有意思的信。说来话长,1981 年的夏天,全国风行喝红茶菌饮料,一时间红茶供应紧张,泡红茶菌的罐头瓶子成 了时髦品,连百货商店盛香脂的大敞口瓶都脱销了。报纸和杂志上也连篇累犊地发 表了关于红茶菌功效的文章,有一些文章把红茶菌吹得神乎其神,似乎红茶菌有长 生不老医治百病的功能。我依此写出了《红茶菌与打鸡血》,回顾十几年前风行的 打鸡血,讽刺了这种情形。 两封信的第一封是北京高级党校的一位教授写来的,他首先肯定了我宣传红茶 菌起了一定的作用,接着就批评我不应该把红茶菌和毫无科学根据的打鸡血联系起 来,他说这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事情”,而且“有损红茶菌的形象”。这位热心的 教授寄来了一大本关于红茶菌的资料让我学习,希望我能从正面来宣传这个新事物。 后来我了解到,这位教授是我国第一个在报刊上宣传红茶菌效用的倡导者。 另一封信是上海的一位八十六岁的老翁寄来的。这位老同志从50 年代起就致 力于打鸡血的推广和研究。他说:“尽管我的提议几十年来,遭到种种非议,但是 我志坚意强,相信科学的打鸡血一定能为人民服务。”这位老翁一直坚持打鸡血, 而且“自信能活一百岁”。他在信中批评我:“幼稚可笑,孤陋寡闻,信口开河以 取众人之宠,实在可鄙。”措辞真够尖锐的。一篇作品,把我弄得个猪八戒照镜子, 两头不是人。 五 1982 年是值得纪念的一年。这一年有两件大事可以很好地写一写。一是我们 来到了香港演出,北方曲艺历史上第一次轰动了这个弹丸之地。二是去香港前,我 和文华在北京电视台拍摄了电视小品《大能人》。 还是原来长影的那位导演林汝为,她调到北京电视制片厂工作来了。头一件事 她就找我和文华一起拍电视片,剧本就是发表在《人民日报》上的一篇小说。我余 惊未消,连连推辞,可这位林导演有她的理由:“过去你不愿意拍的那是电影,可 今天这是电视,是你的本分。再说,你过去嫌时间太长耽误你的工作,可这次咱们保 证一个星期就拍完它,你还犹豫什么?”嘿,她居然把我说服了。当然,我也有我 自己的考虑。相声,已经从剧场走上了电视荧屏,然而,它仍然保持着本来的面目。 按现在观众对艺术节目的质量的要求来看,用不了多少时间,人们也会对相声这种 形式不满足。这样,作为广播电视演员,就必须抽空去研究在荧屏上的感受与相互 的结合。我的心中已经隐藏着一边搞相声一边搞电视喜剧的想法。这次不正是我找 一找在镜头前感觉的好机会吗?琢磨了一段时间,尽管去香港演出的排练很紧张, 我们仍是愉快地答应了。 我爱人不理解:“拍什么电视剧,你不是说过以后不拍电影了吗?”我笑着回 答:“此一时也,彼一时也。”这个电视剧全部用外景,拍摄地点就在四季青公社。 我演主角大能人。 服装师问我:“你认为大能人应穿什么颜色的衣服?”我答非所问:“生活。” 我的意思是不要特地制作,看人家社员穿什么,找一件合身的就行。化装师和我商 量:“你认为大能人的脸上的基调是什么?”我回答:“邋遢!”我觉得不应让这 个人漂漂亮亮的,一定是土里土气的才行。 我们的剧本就是一张报纸,只是导演那儿有一个简单的分镜头本。林导演根据 我们的要求提出:只有七天,完也得完,不完也得完。真是有点拚的劲头,近一个 小时的片子,七天内硬是准时拿了下来,把全体人员都累晕了。 后来看了样片,我笑了——为自己过火的表演笑了。我承认自己的失败,但是 没有后悔。我真想告诉别人,如果让我从头再拍一次这个片子,我会拍得比这个好 得多。以后我了解到,原来凡是电影演员在拍过电影以后大都有这样的感觉。我觉 得这是一次入门的学习。 电视剧的最后一个镜头拍完,车子就把我和文华送到了坐落在北京丰台路口的 京丰宾馆,开始了赴港演出的排练。 我的心情很不安。过去我在兵团时,无论演什么节目,上台前,心都没有过劲 儿的跳过。现在在北京,或是说在全国的各个剧场演出,也从来没有过度紧张。可 一提起去香港,心里总是有初登台时的感觉。我对马季老师说: “马老师,您说香港演出的效果能有内地好吗?”“从咱们在广交会为港澳同 胞演出的效果来看,应该好。”“可有一次我为香港来的青年朋友演出,他们却一 句也听不懂。”“是啊,我也遇见过,所以现在不太好说。”“香港人对咱们了解 吗?”“几乎都知道侯先生,咱们就恐怕够呛。”“您还可以,您在广州演了那么 多次,广州人都知道有个‘马怪’(广州话马季的读法),我可就吹了。”“那‘ 吹’什么?放心演,你能征服内地几亿观众,那儿的观众就征服不了?”就是呀, 多少年来,我自己对自己真是相信的,大概是靠着这种自信,我才走过了坎坷的道 路。今天,怎么能忘记历史呢!就算是不相信自己,还应该相信相声这朵艺术之花 的魅力呢! 就是靠着这枝长在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土地上的艺术之花那迷人的魅力,在香 港,多少人为故土的乡音而陶醉,多少人为那妙语联珠而笑出晶莹的泪花。在那里 的演出比我所预期的效果好得多,香港报纸称赞:“继女排之后又一次轰动香港。” 写于1983 年 -------- 泉石书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