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分兵直下通南巴 1932 年寒冬,徐向前率领红军攀鸟道,履冰雪,战风寒,翻越过人迹罕至的 大巴山,直下通江县城。接着,兵分3 路展开:徐向前率十一、十二师西进巴中; 陈昌浩、王树声率七十三师北取南江;王宏坤率十师东向万源。 张国焘率总部及后方机关坐镇通江及苦草坝。一月之内,红军连战皆捷,共歼 敌3 个团,溃敌8 个团,占据通江、南江、巴中三座县城及周围大片地区。 在共产党员张逸民影响下,南江北部的土著武装任玮璋部2000 余人,起义参 加了红军。“斧头劈开新世界,镰刀割断旧乾坤。”大巴山下一派天翻地覆的景象。 人们纷纷传说着:“红军好厉害哟!”“龟孙子田冬瓜快垮杆喽!”“红军不拿百 姓一针一线,对穷人像兄弟一样哟!”“红军首领是哪一个?”“说是有个徐向前!” “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己平蜀未平”。四川,历史上就是封建统治者最难控制的 地方。孙中山高举义旗,号召推翻清政府,四川人民率先响应,发起轰轰烈烈的 “保路运动”,促进了辛亥革命的爆发。然而,这场革命,只把清朝皇帝赶跑了, 人民的斗争果实,被大地主、大军阀侵吞,实际上以失败而告终。四川境内,“诸 侯”蜂起,连年混战。蒋介石的中央政府和中央军鞭长莫及。只得暂时睁一只眼闭 一只眼,容忍所谓“川人治川”和军阀割据的现状。红军人川前,全省分别为刘文 辉、刘湘、田颂尧、邓锡侯、杨森、李家钰、罗泽州、刘存厚等军阀分割控制。1932 年10 月,一心想当“四川王”的刘湘,同刘文辉展开争夺成都的大混战,全省大 小军阀多被卷人。 12 月间,“二刘之战”再次爆发。以川北为大本营的第二十九军军长田颂尧, 站在刘湘一边,倾其主力30 个团西出成都参战,后方仅有10 几个团防守。 红军一举进据通南巴,就是利用了这个有利时机。 通南巴地区,位于川陕边。背靠巴山天险,俯视川东盆地,层峦叠嶂,林木际 天,河川纵横,土地肥沃,地势险峻,南低北高,进可攻,退可守。 当红军翻越风雪大巴山的时候,徐向前知道四川军阀正在混战,进军川北,有 可乘之隙。但是,红军能不能在这里站得住脚,搞块根据地,他还吃不准。 入川一个多月,他跋山涉水,多方调查,初步掌握了川北的敌情、民情、出产 及山形地貌,深感进军通南巴是着好棋,只要政策对头,把群众发动起来,红军就 一定能够立脚生根,创造红彤彤的新天地。 川北人民在田颂尧的残酷统治下,长年挣扎在饥寒交迫、水深火热的境况中。 军阀混战,更给群众带来了无穷无尽的灾难。正如一首民谣倾诉的: “军阀梳子梳,豪绅蓖子蓖,甲长牌头刀子剃,收款委员来剥皮。”军阀加在 人民头上的苛捐杂税,名目繁多,仅田赋税一项,就已收到五、六十年以后了。贩 卖鸦片烟,是四川军阀的生财之道,巴中一带又适宜种鸦片。田颂尧命令农民将大 片良田变为烟田,以供其盘剥和挥霍,川北成了兵匪为患,烟毒遍地,民不聊生的 人间地狱。群众曾奋起抗捐税,闹公堂,吃“大户”,盼“共产”。对此,成都的 一个报刊也直认不讳:“政治的腐败登峰造极,军官的蛮横亦是不可多见的。一方 面要扩充军队以购买装备,一方面要堆集财富,在此两种欲望之下,便只有尽其剥 削人民的能事,设立种种的苛捐杂税,田赋一年征收十年、二十年,都是极平常的, 于是人民生产力经营力低落了,农村开始崩溃,军人还是安然地剥索,于是农民逃 荒,土地荒芜。这样一个背景,便正是共产党蔓延滋生的佳地。”红四方面军入川, 田颂尧继续在成都参加混战。他在川北一角割地称雄,从未和红军较量过,认为乘 虚而入的红军,不过是些东流西窜的“残匪”,就更不放在眼里了。追击红军的胡 宗南、刘茂恩等蒋介石的嫡系部队,要从陕南入川“进剿”,田颂尧怕请神容易送 神难,拒绝他们进来。盘踞宣汉、达县的老牌军阀刘存厚,忧心忡忡,致信田颂尧 示意他罢战成都,回兵“剿赤”。田颂尧满不在乎地回信说:“区区之灾,何以老 师费心!”他的如意算盘是,待成都之战取胜后,再搬师“回剿”,通南巴仍是田 家的天下。徐向前后来回忆说:当时,蒋介石和四川军阀之间,四川军阀本身之间, 都有矛盾。我们利用这种矛盾,一是四川军阀正在成都混战,盘踞川北的田颂尧出 兵参战,后方空虚,首尾难顾。二是四川军阀历来割地自雄,不愿意让蒋介石的势 力进川。所以,追击我们的刘茂恩部已经从陕南进万源,又退回去了;胡宗南部已 经从汉中进到川陕交界的地方,爬上了巴山,但四川军阀也没有让他们进川。假定 那时没有四川军阀的混战的局面,我军入川,他们就会一致对付我们,红军处境就 困难得多嘛!假定那时四川军阀和蒋介石之间没有矛盾,蒋介石就可以从汉中调部 队过来,两边一压,我们不仅很难进川,就是进去了也不容易站稳脚跟。 红军总部设在通江县城,徐向前和前线指挥部住巴中。部队经过两个月的艰苦 转战,有了落脚地,有了粮食吃,有了衣服穿,涤尽满身征尘,面貌焕然一新。战 士们兴高采烈地说: “红军就是离不开山,离了大别山,到了大巴山。”“有山就有红军,通南巴 可真是落脚的好地方!”红四方面军领导人决定:抓紧时机,深入发动群众,开展 土地革命斗争,建立以通南巴为中心的川陕革命根据地,并充分做好迎击敌人进攻 的准备工作。徐向前根据周围的敌情,将三个师部署于巴中、南江一线,对付田颂 尧的反扑;以一个师部署于通江及其以东地区,牵制刘存厚部,并保障战略后方的 安全;另以少许兵力监视陕南的敌人。 川北没有经受大革命洗礼,共产党的活动一直处于薄弱状态,群众对共产党知 之甚少。红军新来乍到,要立脚生根,关键在于发动群众。徐向前和陈昌浩要求各 部队组成工作队,分片包干,分兵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建立各级红色政权 和群众组织。徐向前在一次干部会上说:“天下穷人是一家,群众对你有了‘一家 人’的感情,才能相信你的宣传,跟你闹革命,否则,雷打他也不会动弹的。要使 群众相信,红军就是穿上军装、拿起武器的穷人,是穷苦人自己的队伍,是全心全 意帮助穷人翻身解放的。”工作队的干部、战士按照徐总指挥的指示,深入到老乡 家里,什么脏活累活都干,很快就打破外地人同本地人、军队同老百姓之间的界限。 农民渴求土地和粮食。 “打倒土豪劣绅”、“土地归农民所有”、“破仓分粮”、“平分土地”等口 号,有极大的动员力、号召力。有了红军撑腰,“精巴子”们敢于起来向地主老财 讨还血泪债了。土豪劣绅丧尽往日的威风,被农民踩到脚下。每次开仓分粮,就像 赶集似的,从四面八方涌来衣衫褴褛的人群,互相诉说着红军的恩德,欢天喜地, 领回了分得的粮食、财物。1933 年2 月中旬,在通江县城召开了川陕省第一次工 农兵代表大会。大会宣布以《中华苏维埃宪法大纲》为根本大法,通过了《川陕省 苏维埃临时组织法大纲》,正式成立了省工农民主政府,将现有地区划为红江、赤 江、赤北、南江、巴中五县和巴中特别市及陕南特区,建立各级苏维埃政权机构。 赤卫队、儿童团、宣传队、俱乐部、洗衣队、缝纫队、运输队、代耕队、耕牛农具 合作社等,如雨后春笋般地建立起来。从县城到乡村,结成一张纵横交织的巨网, 把大多数贫苦农民团结和组织起来。依靠这些组织,红军的粮食、兵员、服装、运 输等问题,都较好地得到解决。少数地主武装的叛乱活动,也及时被粉碎了。川北 妇女勤劳而勇敢,是一支革命生力军。徐向前率红军刚翻过大巴山,就见打赤脚的 女孩子跑来,主动给部队带路。田野里、山坡上,见到的多是妇女在劳动,砍柴、 背粮、挑粪、耕田。有些妇女身后背着娃娃,照样干活。妇女们挣扎在水深火热中, 流行的说法是:“马有笼头猪有圈,婆娘有个男子汉。”“只有男州,没有女县。” 她们不仅受军阀、地主、官吏的剥削压迫,而且受夫权的统治。男子大都染有抽鸦 片的恶习,“瘾君子”的劲头上来,卖儿、卖女、典妻,使妇女的命运更为悲惨。 红军来了,提倡男女平等、婚姻自由,规定妇女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使她们见到 了天日。第一次省工农代表大会,就有30 多名妇女代表出席,有11 名被选进省 苏维埃机构工作。广大妇女积极参加革命活动,踊跃参加妇女委员会,参加红军。 方面军组建了妇女独立营(后改编为独立团),成为中国工农红军的唯一正规妇女 武装队伍。 川北的土匪很多,啸聚在高山密林间,打家劫舍,绑架杀人,群众恨之入骨, 叫他们“棒老二”。红军入川后他们与逃进山林的恶霸地主、散兵游勇狼狈为奸, 经常偷袭红军,残害革命群众。各种封建会道门组织也在土豪劣绅的操纵下,发展 会员,囤集枪支,伺机发动叛乱。巴中有个“盖天党”,会员达2000 多人。徐向 前、陈昌浩采取军事打击与政治瓦解相结合的方针,令各部队剿灭土匪,解散会道 门组织,一批土匪和会道门头目、骨干,被活捉公审。群众高兴地说:“有红军在, 我们再也不怕‘棒老二’了!”为了分化敌人,红军总部以张国焘、徐向前、陈昌 浩的名义,致书刘湘、杨森、刘存厚等人,提出互不侵犯。陕南的孙蔚如部是西北 军的,与蒋介石有矛盾,与川军井水不犯河水,是红军的重要争取对象。红军总部 曾派出徐一新等去陕南与孙蔚如谈判,双方达成互不侵犯默约。 2 月的川北,春意盎然。葱绿的群山,散发出沁人心脾的清新气息。“爆竹一 声除旧岁”,一年一度的新春佳节来临了。通南巴的人民在欢庆翻身解放的节日里, 自编自唱一首山歌: 红军同志来这方, 夺回了地夺回了田。 半夜三更出太阳. 夺回了房产夺回了权。 一打虎,二打狼, 穷人从此伸腰杆,穷人掌印坐天堂, 有吃有穿比蜜甜。 昂首阔步挺腰杆, 锄头下面开金花,压迫剥削一扫光, 锄头下面长粮棉。 财主见了把头低, 大爹干活哼小调,老爷见了躲一旁, 婆婆走路像风旋。 乾坤扭转来, 这场喜事是谁办? 世道变了样, 巴山来了徐向前。 节日对于徐向前己几乎是陌生的了。多年戎马生活,使他从未安安静静地过一 次新春佳节。无忧无虑、无牵无挂欢度春节的情景,只保留在对童年生活的回忆里。 春节,他正在巴中县城的一座房舍里,全神贯注地思考着对付敌人反扑的作战计划。 外面的节日气氛,像是与他无缘。几名参谋不声不响下棋、看书,谁也不去干扰总 指挥。谁都知道总指挥的习惯:在他集中精力思考作战计划时,最需要的是沉静。 只有电台工作人员送来电报,才能暂时打断他的沉思。 入川以来,徐向前不断考察通南巴的地形,地图上的一些山岳、河川、隘路、 村庄,都深深留在他的记忆中。如果敌人发起进攻,采取什么作战方针?主力向哪 里集中?决战的战场选在什么地方?如何组织反攻?都是他日夜思索着的问题。 红军总指挥部电台室,也弥漫着紧张、严肃的工作气氛。电台是红军的耳目, 首脑机关的神经中枢。早在1931 年,党中央就从上海派了受过专门训练的宋侃夫、 王子纲、徐一新、蔡威等到鄂豫皖苏区,组成了红四方面军的电台小组。当时红军 没有电讯器材,主要靠从敌人手里缴获:有时也通过党的地下工作人员从城市里购 买。徐向前异常重视电台工作的建设,规定各部队缴获的电讯器材一律上交总指挥 部。他经常同电台工作人员吃、住、行军在一起,帮助他们解决工作和生活中的实 际困难。特别是在艰难的西征转移途中,他十分注意电台小组的安全,选最好的马 给他们用,突围时派部队保护他们,被敌人切断时无论如何也要先把他们接应回来。 现在电台小组探知田颂尧即将回师进击通南巴的信息,正不分昼夜侦听敌人电讯联 络,分析敌人的种种动向,随时向总指挥部传递。从情报获悉,四川军阀的成都混 战暂告结束,蒋介石任命田颂尧为川陕“剿匪”督办。田颂尧宣誓就职后,委任二 十九军副军长孙震为“前敌总指挥”,主力部队开始东调。军情越来越紧急了。方 面军总部决定在通江召开紧急军事会议,商讨粉碎敌人进攻的对策。 徐向前总指挥带上参谋和警卫人员,翻山越岭,从巴中赶到了通江。通江是座 一面傍水、三面临山的小县城。人口不多,只有几百户人家,远不及人烟稠密、商 业兴隆的巴中县城那样繁华、热闹。在城里有座小巧玲珑的公园,红军来到后命名 为“列宁公园”。站在公园的小山包上,就能俯瞰县城的全貌。尽管这里十分偏僻, 交通不便,但却有座修筑得相当坚固、讲究的天主教堂,矗立在县城中心,与一些 破旧不堪的民房成了鲜明对照。离教堂不远,是座颇具规模的孔庙,正殿和两厢的 偏殿足能容纳四五百人。西北军委和方面军总部的办公机关就设在教堂和孔庙里。 军事会议在列宁公园张国焘的办公地点召开。出席会议的有张国焘、徐向前、 陈昌浩、王树声、曾中生、周纯全、傅钟等人。表面看来,红四方面军的主要领导 是三巨头: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但实际上,大权在握的是张、陈二人,张国 焘有中央代表、西北军委主席、中华苏维埃副主席的身份,一贯搞家长制统治。陈 昌浩虽然最年轻,但曾是莫斯科中山大学的活跃人物。他能写能讲,又是方面军的 总政治委员,说话很有份量,有时连张国焘也不得不让他几分。有一次,陈昌浩签 署布告,把自己的大名写在前面,张国焘名列第二。张国焘看后自然不舒服,但又 不便质问陈昌浩,曾私下对别人念叨:“是军委主席大还是总政委大?这样签署布 告行吗?”平时,陈昌浩拿定主意要干的事,张国焘一般都同意,如果徐向前持不 同意见,他们就两票对一票,使徐向前孤掌难鸣。但是,张国焘和陈昌浩对徐向前 的军事才华又不能不倚重和依赖。只是在政治方面,很少要徐向前参与重大问题的 决策。徐向前分工管作战,大部分时间在前线,因这次要确定抗击敌人的战略方针 和部署,张国焘才要他赶回后方参加会议。 从实际出发,规定战略战役方针和战术原则,是徐向前用兵的重要特点之二。 他在发言中首先分析了周围的敌情、川北的地形特点和敌人可能进攻的主要方向, 建议以“收紧阵地”、“决战防御”的方针打破敌人的围攻。 即先以少许兵力,卡住山险隘路狭谷,凭险坚守,节节抗击,逐次向心退却, 诱敌深入,消耗和疲惫敌人;待敌人兵力分散、疲劳沮丧攻势衰竭时,我军再举行 反攻,重点突破,两翼迂回,一举歼敌。针对有的人留恋以往的战法的思想情绪, 徐向前说:“这与鄂豫皖不同,那里的情形适合打运动战,搞“围点打援”,搞远 距离奔袭,这里就得靠阵地战和运动战相结合,要搞新的打法。我们的退却是为了 反攻,退却的终点要看情况而定,必要时准备放弃通江,但是绝不能离开根据地, 退到巴山以北去。”他的发言,引起了热烈讨论,许多人深信徐向前的指挥才能。 完全同意这一新的作战方针。会议确定作战事宜由徐向前负责,政治动员、群众工 作、后方工作、肃反工作、支前工作由张国焘、陈昌浩、周纯全等人负责。 会后,徐向前即返抵巴中前线,向各师进行具体部署。 -------- 泉石书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