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3.杨宪益的变化 从外表上看,狱中出来的杨宪益除了脸庞有些苍白虚胖以外,没有什么大的变 化。但是,朋友和同事却观察到,他变了。整整一千四百六十天身心失去自由的关 押和每天24小时全天候的监视(更不用说逼供、恐吓和死亡的威胁),在他心里印 下了深深的烙印。过去那个放言无忌毫不在乎的杨宪益不见了,他成了一个" 顺从 听话" 的" 良民" 。细心的友人甚至注意到他的眼神、举止的变化。在杨宪益出狱 第二天就去看他的邹霆描述了刚出狱的杨宪益给他的印象: 出来开门的杨宪益着实让我吃了一惊。这还不是因为杨宪益在狱中被推光的" 秃头" ,而是他的脸色、皮肤和尚未恢复正常的眼神。这一年,杨宪益还只有57岁, 但一千五百多个日日夜夜是在铁窗大墙之内度过的,粗劣的囚粮牢饭以及不见阳光 的日常生活,加之一度存在着" 逼、供、信" 以及死亡的威胁,对于妻儿的刻骨思 念,使一个一向乐观、一贯以" 老庄之道" 的眼光看待事务的杨宪益,蒙上了一层 厚厚的晦气和霉气。(邹霆:《永远的求索》,325 页,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身体出了监狱,但是精神仍然被禁锢,这就是当时杨宪益的状况。他甚至在相 当一段时间内,改变不了" 囚徒" 的习惯。他的同事熊振儒提起一件事,令人震惊 和深思: 四年牢坐了以后,对他(杨宪益)影响很深很大的。杨宪益出来以后,一听到 说" 杨宪益" ,他就" 是"-- 蹦地就跳起来了。在牢里的那一套啊!就是管教人说 " 杨宪益" ,他" 是!" 就站起来了,就发颤。监牢那一套有四年时间,习惯了那 一套。一提杨宪益,跟他一说话," 蹦" 就站起来了。就跟牢里犯人一样。我们看 了以后很难受,一个老知识分子怎么这个样子了?…过了很长一段时间,半年多才 (恢复)过来。…那时,他人好像有种发呆的样子。坐牢时间长,有点发呆了。( 熊振儒访谈,1999年12月26日) 其实,杨宪益的变化,不自坐牢起。自从1966年7 月他被" 揪" 出来以后;自 从他被" 揭发" 有" 反对毛主席" 的" 反革命言论" 和其他" 三反言行" ,被打成 " 牛鬼蛇神" 后,他就开始变了。读者当还记得,这个过去从不言怕的人在自传中 第一次公开承认:在" 红八月" 里他" 真的害怕" 了。他怕什么?笔者在前面分析 过,他是害怕" 被开除出革命队伍" ,害怕成为" 革命熔炉的弃儿" 。正因为他当 时认可文化大革命,拥护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所以他内心深处会有撕裂,会有大 的矛盾冲突,他才会一度精神分裂。后来,是深厚的中国文化传统的修养和他幽默 达观的性格帮他渡过了精神危机。然而,此时的杨宪益已经变了,他渐渐地习惯了 他的" 新身份" :作为一个" 牛鬼蛇神" ,他成了一个" 非人" ;每一个" 革命造 反派" 都可以命令他,侮辱他,对他呼来喝去。 1968年4 月下旬,他被" 当众逮捕" ,进一步标志着他已被公开" 清除" 出" 群众队伍" ;随之四年的牢狱之灾,他面临随时会被" 拖出去枪毙" 的命运,他的 生命早已毫无尊严可言。正如他在自传中所写: 上头的人告诉看守:所有这些犯人都是地球上的渣滓;看守们对我们极度蔑视, 好像我们都是些低等动物。(杨宪益:《白虎星照命》241 页) 毫不奇怪,杨宪益从这样的境地猛然重新回到" 人间" ,一下子会改变不了囚 徒的习惯。然而,难以改变的,不仅是囚徒的习惯,更是囚徒的心理。 杨宪益在口述历史时,曾经提到他蹲过的监狱。那座楼被称为" 八卦楼" (也 有犯人叫它" 八角楼" 、" 王八楼" ),这座楼酷似法国思想家福柯在《规训与惩 罚》中提到的" 全景敞视圆形监狱" : 陶然亭白纸坊旁边的监狱从前叫第一模范监狱。很坚固。里面有一个八角楼。 说是八个角的。特别建筑的一个楼。楼里头分着很多牢房。八角楼中间有个楼梯可 以上到顶上,可以站在上面放哨。如果有犯人逃跑的话,上面可以用机关枪扫射。 是防备非常之牢固的一个地方。(杨宪益访谈,1994年5 月16日) 这种极为严厉的囚禁和监视,不仅禁锢了人的身体,也囚禁了人的心灵。正如 福柯所说,在这样的居高临下无所不在的" 监视目光" 的压力下,久而久之," 每 一个同志都变成了监视者" 。再进一步,每一个人都会逐渐地自觉变成自己的监视 者," 自己变成了自己的狱卒" ,实行" 自我监禁" 。这种自我监禁正是权力统治 的" 最高级表现" 。 杨宪益在相当一段时间内,自觉或不自觉地处于这样的" 自我监禁" 的状况下。 这是杨宪益最大的变化。 " 圆形敞视监狱" 是英国思想家边沁(1748-1832 )在18世纪末发明的。几个 世纪以来,在西方各国,不仅所有的监狱改造计划都以" 圆形监狱" 为蓝图,而且, 这种圆形监狱的概念后来广泛推广到了学校、兵营、医院和工厂,统治者建立了人 事档案,建立了奖惩制度,监禁逐渐趋于普遍化和日常化。因此,福柯称它的发明 者边沁为" 警察社会的猎犬" ,把他的发明称为" 人类心灵史的重大事件" 。 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是" 每一个同志都变成监视者" 的最极端、最疯狂的时期。 杨宪益在这个时期的心理变化和他的" 自我监禁" ,可以在他的英文《自传》中找 到例子。当时,林彪虽然倒台了,但江青和她的党羽依然大权在握。他们发起了" 批林批孔批周公" 、批黑画、批邓等一系列运动。对于他们的倒行逆施,杨宪益再 也没有公开表示过反对,他对这一切抱" 冷眼旁观、玩世不恭" 的态度;甚至还参 加了批邓的" 大游行": 江青倒台以前,她和她的党羽发起了批邓运动。他们要求所有的政府机关工作 人员都上街举行反邓示威游行。他们要我也去。我没有拒绝。那个时候我早已变得 相当虚伪,不再发表任何不受欢迎的评论了。那次的所谓" 群众游行" 完全是一场 惨败。街上的群众明显地没有任何热情,文化革命初期的那种疯狂的歇斯底里已经 消失殆尽了。 江青还策划举行了一个黑画展,批判某些中国画家的画。她认为这些作品颓废 和反共。一个老画家画了一个太阳,太阳的颜色有点粉红,被认为是攻击了毛主席。 另一个青年画家黄永玉--我五十年代就熟识的朋友,我们翻译民间长诗《阿诗玛》 时他为该书画了几幅美丽的插图--画了一幅猫头鹰,猫头鹰的一只眼睛是闭着的。 这被指控是对中国的社会主义有偏见,因此也是反共的。每个像我这样的政府工作 人员都要去参观" 黑画展" ,接受" 再教育" 。…当然,所有这一切都是莫名其妙 的胡说八道,但我还是很顺从地去看了画展。我已经学乖了,知道任何异议都是毫 无用处的。(杨宪益:《白虎星照命》254 页,雷音译) 2001年11月,文革中曾参加四人帮的御用写作班" 梁效" 的北大教授周一良逝 世以后,他的儿子写文章追忆父亲的一生,沉痛地揭露了一个基本事实:1949年以 后,知识分子要想在中国大陆坚持独立人格是" 无异求死" ,这真是一语中的! 其实,聪明的人很早就看破了这一点。先知先觉如储安平者更是早在1949年以 前就预言:在国民党统治之下," 自由" 是个多与少的问题,而在共产党统治下, " 自由" 将是有和无的问题。几十年来," 胡风分子" 、" 右派分子" 、" 右倾机 会主义分子" 、和各种各样的" 反动知识分子们" 都以他们的命运一而再、再而三 地证实了这一点。因此在中国," 说真话" 是最稀有的社会现象。一般人说起话来 总是" 唯上唯官" ,就连普通老百姓都懂得" 关键时刻不能说真话" ;而杨宪益在 过去却往往不明白这个道理,他在这个问题上长期以来显得十分愚钝。 可如今," 不谙世事" 的杨宪益也终于在" 批斗、监狱、死刑的威胁和无处不 在的监视" 的" 威力" 下明白了这一点。他也开始说违心的话,办违心的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