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4.满目疮痍外文局 坐了四年牢,杨宪益回到了原单位外文局。他惊讶地发现,在他坐牢的几年里, 外文局的运动非但没有减弱,反而战火越烧越旺。" 清理阶级队伍" 的运动未完, 紧接着又来了" 清查5 .16分子" 的" 批、查、打" 运动。外文局大院仿佛变成了 反复厮杀的战场。截止到杨宪益被释放的1972年,大战的硝烟仍未散尽,留下一片 死伤狼藉。在1968-1973 年开展的" 清理阶级队伍" 运动中,两千多人的外文局, 被揪斗和被关进" 专政队" 的居然高达220 人(还不包括几十名被捕、被拘留及其 他" 现行反革命分子" ),占全局总人数的10.74%!( 均见《中国外文局大事记 》,新星出版社) 此外,这次运动中,除了这批公开被审查的二百多人之外,还有 196 人是" 背靠背审查" 的( 均见《中国外文局大事记》,新星出版社) 。两者相 加,在" 清理阶级队伍" 运动中被审查的人数就是四百多人!而在另一个所谓" 批 判极左思潮、清查5 .16分子" 的运动中,被" 隔离审查" 、" 办学习班" 及被点 名批判的又有270 余人( 均见《中国外文局大事记》,新星出版社) 。两次运动加 起来,被审查被冲击及被专政的人数就将近外文局总人数的一半!一个单位有如此 庞大的人数被" 整肃" ,即使与其他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相比,也算得上是" 重灾 区" 了。 事隔数年,四人帮打倒,新时期到来。外文局领导小组对那场人人自危的" 清 队" 运动做了结论。该结论说: 经过几年来的复查工作证明,外文局在清队中受审查的同志没有走资派、没有 叛徒、没有特务、没有里通外国分子,没有一个阶级敌人。凡是在清队中被错误地 揪斗、点名或关进专政机关、专政队的同志一律给予平反。对于在清队中死亡的同 志要公开给予平反昭雪。(摘自《中国外文局五十年大事记》) 至于所谓的" 清查5 .16运动" ,外文局领导小组在1979年的《平反决定》中 指出" 外文局没有一个'5.16' 分子,更不存在所谓'5.16' 反革命集团,外文局 的清查'5.16' ,完全是一个假案。" 虽然做出了彻底平反的决定,然而那些在运 动中死于非命的人却永远回不来了。据统计,外文局在文革六年(1966-1971 )中 " 自杀身亡" 的人数是23人(据《中国外文局五十年大事记》)!其中死亡人数最 多的是" 清队" 高潮的1969年。仅仅在那一年,就有8 位知识分子寻了短见。其中 就有杨宪益在回忆中特地提到的《中国建设》总编室主任方应旸和《中国建设》副 总编陈麟瑞。这两位文人,一个是获美国哈佛大学英国文学硕士学位、学贯中西的 老一辈知识分子;一个是年富力强、正日益成为《中国建设》的顶梁柱的业务尖子 ;这两个年龄相差二十岁的两代知识分子在同一年同一场运动中被逼而死,至今令 人唏嘘不已。 方应旸(1925-1969 ),江苏灌云县人,中央大学外文系毕业。1952年,中、 英文俱佳的方应旸从上海调来北京参与《中国建设》草创工作。近二十年来,他历 任设计组组长、编辑组组长,最后成为《中国建设》总编室主任。方应旸是有名的 干才。《中国建设》几十年的成就离不开他的杰出贡献。1968年11月初,他以莫须 有的" 历史问题" 被" 隔离审查" 。在残酷恐怖的政治高压下,他在两个月的时间 内被迫写了九十多份" 检查交代" ,仍然不能达到专案组的要求。专案组逼他承认 自己是" 美帝特务" ,威胁他:如不" 老实交代" 就" 抓到公安局" 去。在身心即 将崩溃之际,方应旸提出与妻子见一面,也被专案组拒绝。1969年1 月10日凌晨, 陷于绝望之中的方应旸跳楼自杀。年仅43岁。他去世时,三个孩子中最大的才5 岁, 最小的才5 个月! 就在方应旸去世当天,他的妻子来外文局上班时(方应旸的妻子王培珍也在《 中国建设》杂志社工作),专案组派人把她拦在传达室,当场叫她拿出《毛主席语 录》,命她念" 什么人站在革命人民一边,他就是革命派,什么人站在反革命一边, 他就是反革命派" 这一条语录。紧接着,外文局军宣队和造反派当着方应旸的遗孀 和闻讯赶来的弟弟的面开起了" 批斗' 特务、历史反革命分子' 方应旸" 的大会( 方应旸已死,只能缺席批斗),会上高喊" 方应旸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罪该万死 " 的口号( 王培珍访谈,2000年5 月30日,北京) 。当笔者于2000年采访王培珍女 士时,她和患病的大儿子方霖挤住在狭小的两居室单元宿舍里。三十多年来,她一 个人含辛茹苦带大了她和方应旸的三个儿子。如今,已到人生黄昏岁月的她只能活 在对方应旸的无边无际的怀念中。 陈麟瑞(1905-1969 ),笔名石华父,浙江杭州人。1928年毕业于清华大学, 1932年获美国哈佛大学英国文学硕士学位。1933年回国任上海暨南大学外文系主任。 此后他的一生,都在编辑和教学生涯中渡过,是个典型的" 书斋型" 知识分子。陈 麟瑞生前最后的职务是《中国建设》杂志社的副总编。他的朋友杨绛先生在一篇怀 念他的文章中说他是一个" 最随和、最宽容的一位朋友" 。就是这么一个最老实的 文化人,在文革中遭了厄运。他也在" 清队" 中被" 揪出" ,遭到" 抄家" 和" 关 牛棚" 。但是,和别的被" 冲击" 的人相比,陈麟瑞的遭遇并不是最惨的,他没有 被毒打,关了几天以后还被" 释放" 回家。所以他的自杀颇使人意外。岂不知,正 是这个老实巴交的人,心中有最固执的念头。他坚守着" 士可杀不可辱" 的底线, 在即将开他的批判大会的前一夜,喝滴滴畏农药自杀( 柳无非访谈,2000年4 月30 日,北京) 。他终于" 劈开生死路,退出是非门" 了(他的好友杨绛悼念他的词)。 当笔者于2000年4 月去访问陈麟瑞年过九旬的遗孀柳无非(她是我国著名诗人 柳亚子的女儿)女士时,才得知,陈麟瑞先生还是个卓有成就的剧作家。孤岛时期 和沦陷期的上海剧坛曾成功地演出过他写的多部剧作。这样一个学贯中西,多才多 艺的老实文化人,成了千万个文革牺牲者中的一个。 除了方应旸和陈麟瑞,外文局另外那二十一个无辜屈死者的姓名、生平和被迫 而死的经过,因种种原因,笔者没有细考。希望有心人会做这件事。使他们的死( 和所有无辜者的死)能成为历史的一面镜子,永远警示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