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5.孩子们回家 杨宪益在狱中每当回想往事时,就会想起他的三个孩子。他时时感到几十年来 一心扑在他自己的事情上,忽视了三个可爱的孩子;出狱后,杨宪益陆续了解到他 和戴乃迭的被捕给所有亲人带来的灾难:他七十多岁的老母亲被罚天天扫马路,他 的三个孩子成了无家可归的" 狗崽子" ,发配到了天南海北;就连他的两个妹妹和 妹夫也立即作为" 特嫌" 被" 隔离审查" 了八个月至两年。他感到自己连累了亲人 们,特别是对不起自己的三个孩子,他决心弥补这一切,他要让他们回家。 杨宪益通过努力,陆续把两个女儿和儿子从河北沧州、东北吉林和湖北鄂城调 了回来。但是,杨宪益在很久以后才意识到,把" 人" 调回来容易,可要把" 心" 重新拢在一起就不容易了。" 文革" 已经毁坏了他们的家庭,有些东西已经失去, 永远都不会回来了。 当杨宪益和戴乃迭在1968年被" 北京市军管会" 当众" 逮捕" 时,杨宪益 的三个孩子和他所有的亲人(恐怕除了他的母亲之外)都或多或少地相信了" 政府 " 的话(在1968年,林彪还没有" 出事" ,党和领袖的威信还很高):既然政 府和公安部门敢于公开把杨宪益和戴乃迭抓了起来,肯定是掌握了他们确凿的" 间 谍活动" 的证据。在" 党、革命、人民" 和自己" 有罪" 的父母之间,他们当然要 站在" 党和人民" 一边,与自己的父母" 划清界限" 。但是,他们的这番痛苦的挣 扎换来的却是更深的痛苦。因为他们发现,不管他们怎样表示要" 忠于党忠于毛主 席" ," 跟着党干革命" ,他们仍然脱不了" 间谍子女" 的恶名,他们身上的污点 永远洗不掉,他们永远被人看不起,永远遭人歧视。杨宪益的小女儿、当时19岁的 高中生杨炽在回忆中谈到,当时即使是插队落户也要按家庭出身分三六九等。她只 能去" 最差" 的地方: 那时候家庭出身好的可以干这个干那个,可以去当兵,可以到内蒙兵团、到陕 西去插队。陕西是极穷的地方,还得出身好才能够格。完了以后是山西,山西就差 一点了。然后就是在北京招工的,一般是工人子弟。还有云南,到云南兵团也得过 的去的家庭才能去。最后剩下的一帮是家庭出身极坏的,什么都不够格。加上学校 里的一帮小偷流氓,还剩下二百多人。后来吉林来北京招人,学校动员大家报名, 报了二百二十人,都是没有别的出路的。但是后来要迁户口,大家就都不去了。最 后迁户口的就是二十二个人。我就是一个。我们都是绝望了,在北京没饭吃,就插 队走了。(杨炽访谈,1999年6月25日) 杨炽说,她当时的生存之道就是" 在夹缝中求生" 、" 尽量别让人家注意到我 " 。她回忆了一件事,从中可以看出她是怎样在提心吊胆之中生活: 我是69年4 月份下(农村)去的。头一年冬天就回北京(过年)了。东北冬天 没有什么活儿干,一般知识青年都要回北京的。我们集体户22个人一同回北京。头 一晚上我是住在一块儿插队的同学家里。第二天早上我就到了百万庄,我五姑(杨 敏如)住在那儿。我没敢进她家门。我就到(她家)对面的一个楼。我心想,我要 爬到楼梯上面去,楼梯上面有窗户,他们家住三楼。我想我可能看到他们家里边的 情况:是不是人都在?是不是还住在那儿?是不是没事的样子?但是我们两人没联 系。我看完了以后就到河北沧州找我姐姐去了。(杨炽访谈,1999年6 月25日) 杨炽的这一番描述像是某个" 反特" 电影中的画面。她在北京已经举目无亲, 惟一的亲戚家她又不敢去,怕被怀疑成" 黑串联" 。因为在" 以阶级斗争为纲" 的 时代,普通的亲人见面甚至写信都可能变成" 阶级斗争新动向" 而酿成大祸。杨敏 如的回忆证明了这一点: 他们一被捕,我们两人立刻就都是" 特嫌" 了。他(罗沛霖)就回不来了。我 很快地也隔离了。家都完了。我母亲立刻就扫街了。作为特嫌写交代。你知道我多 难写吗?就是他们进监狱以前的十天,每天有什么来往都得写。一段一段地写。今 天什么时候见到乃迭的?你们都说了什么话?你为什么送她一个被子?他们难道没 有棉被吗?你送的棉被里有什么东西?把棉被都撕了,查里头有什么东西。那简直 就像特务来了一样!…那时杨荧(杨宪益的大女儿)住在百万庄(外文局宿舍), 不能到我家来。给我写了个条儿:" 我们都很好。……外面有个小狗,我们现在玩 那个小狗。" 他们(审查人员)就觉得" 外边有狗" !跟《红灯记》一样!这一下 就要了我的命了!(杨敏如访谈,1994年6 月25日) 今天没有经过文化大革命的年轻人,看到上面的叙述会以为是笑话。可这不是 天方夜谭,而是实实在在的真事。 经过几年的" 六亲不认" 的日子之后,突然传来父母被" 释放" 回家的消息, 杨宪益的儿女们反而有些将信将疑。这些年来(从1966年起),他们耳里听到的尽 是父母(尤其是父亲)的" 反党、叛国" 的" 罪行" ,怎么一下子他们就" 没事" 了? 杨宪益的妹妹杨敏如在回忆中谈到当时杨宪益的三个孩子面对自己家庭的" 大 起大落" 无所适从的迷茫心情: 当时总理向他们道歉,叫所有专家的孩子都从外地回来。可怜哪,所有的孩子 都不到家里去,都到我这儿来:" 五姑,我们怎么办?" 我说" 回家!已经没有问 题了,你们还不回家?(领导上)叫你们回来的。" 他们觉得他们是敌人嘛,要不 要划清界限?(杨敏如访谈,1994年6 月21日) 杨宪益的小女儿杨炽在谈到这个问题时说: 当然,我们开始回来觉着有点别扭。因为--虽然我也没有到哪儿去揭发过他们, 或者跟他们表示什么划清界限,但是这么多年来就是这个事实。可是现在又好了, 他们又没事了……反正有点别扭。(杨炽访谈,1999年6 月25日) 孩子们回来以后,杨宪益和戴乃迭忙着操心他们的工作、学习和被耽误了的婚 姻大事。杨宪益在回忆中说,从1972年出狱到整个70年代末,他和戴乃迭把 主要精力都花在孩子们身上了。他们操办了两个女儿的婚事,又想尽办法让两个女 儿去美国留学。杨宪益想用这一切来弥补文化大革命对他的孩子们青春的耽误。 但是,杨宪益很快就发现,有些事情是无法弥补的。他们的儿子杨烨,由于受 到的创伤太深,神经系统出现了问题,且病况日益加重,难以复原。他们的家庭为 此遭到了很大破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