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7.父与子(二) 杨宪益和杨烨这一对父子,表面上区别很大:杨宪益处处落拓不羁,满不在乎 ;杨烨却细腻含蓄,有点神经质。但在骨子里,父子二人却十分相像:在关键时刻 表现出男子汉的硬气,决不服软,决不轻易放弃。杨炽在回忆中曾谈到童年的一件 往事,可以作为上述看法的一个注解。当时她四、五岁,哥哥杨烨带着她和一帮孩 子们爬到外文局楼顶上玩,惊动了大人们。他们找出这次行动的" 罪魁祸首" 杨烨, 向杨宪益告了状。从来不打孩子的杨宪益居然动手打了小女儿几巴掌。小杨烨为了 躲避惩罚,整整一夜没回家睡觉。他宁可露宿野外,也不向父亲的" 强权" 低头。 那一年,杨烨十二岁。 这一次,倔强的杨烨做出石破天惊的决定,搅得全家不得安宁。他在家中不说 汉语,断绝了和家人的交流,只有惶惶然的妈妈戴乃迭和儿子对话。杨宪益对杨烨 的" 怪癖行为" 十分生气,他不能容忍儿子从" 极左" 跳到了" 极右" ,更不能容 忍儿子要做英国人!他大发脾气,骂儿子是" 混蛋" ,父子关系日益紧张。杨敏如 在回忆中分析了杨宪益当时的思想轨迹: 你看杨宪益这个人,他儿子一百八十度大转弯成了外国人的时候,他就比他极 左的时候还恨他。他能容忍极左,因为他也有极左思想。他不能容忍一个人成了外 国人了,最不能容忍了。你就知道他住在友谊宾馆(1994年6 月杨宪益搬到友谊宾 馆去住)多别扭了。他不要当外国人!(杨敏如访谈,1994年6 月21日) 杨炽的回忆中也谈到了父亲和哥哥的矛盾: (起先)我爸爸觉着他思想上(有问题),实际上他很快表现的不是思想问题 而是精神上有毛病。但是我爸爸很长时间都不能够接受这个事实。他觉得--他按中 国人传统的想法,觉得精神病是一种弱点,好像人格上的缺陷--你怎么能够这样?! 所以家里边就不是很愉快。……我爸爸认为' 我自己在文化大革命初期也有很大的 精神压力,我也有过幻听幻觉现象,但是我没有崩溃,你怎么会这样' ?!(杨炽 访谈,1999年6 月25日) 杨敏如、杨炽的分析和回忆揭示了父亲和儿子之间巨大的心理隔阂和误解。杨 宪益不理解儿子的痛苦,也没有试图去接近和理解他的内心。两个性格刚毅的男人 之间发生了激烈深刻的碰撞(这种碰撞不表现在外表,而是在内心深处)。福柯在 《疯颠与文明》中有一个重要的观点:当世界处于极度荒谬之时,真理往往是通过 " 疯颠" 的中介来揭示的。疯颠与艺术作品共同诞生,迫使世界对自己提出质疑。 通过这种与艺术作品共始终的疯颠,世界在历史上第一次成为有罪者。 杨烨虽然不是艺术家,但他所有的疯癫行为都是针对世界的不合理而来。而且, 惟其" 疯颠" ,才有惊世骇俗的力度。可惜的是,杨宪益没有这样想;作为父亲, 他没有尽量与儿子的" 非理性" 行为进行沟通。他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与世俗的认识 没有什么两样。当然,从世俗的角度来看,杨烨的这种" 病态的反抗" 已经远远超 出了一般人能够理解和容忍的限度(直到现在,人们说起这事时,即使最善意的说 法也只是以" 他有病" 来解释一切)。 父亲的反对和家人的不理解使杨烨更加孤独,他越来越躲避人群,最后,他干 脆以自闭来对抗。他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不洗脸,不换衣服,不吃饭,不见人。他 表现得越来越" 疯" 了。然而,杨烨并没有停止" 成为英国人" 的奋斗。在经过多 方努力之后,他采取了最大胆、也是最危险的行动--闯英国驻华大使馆。他多次失 败,但是他绝不气馁,而是再接再励。有一次他拿着母亲的护照居然骗过了卫兵, 成功地闯进了大使馆。当然,他最终被" 送" 了出来,并被公安局拘留。 杨烨的行为使杨宪益和戴乃迭焦头烂额,无计可施;连外文局领导也为此而大 伤脑筋。最后,周恩来亲自过问此事。他做出了决定:同意杨烨到英国去。戴乃迭 在征得姐姐希尔达同意后,请了假,匆匆忙忙地送杨烨去了伦敦。时间在1975年底。 杨敏如回忆了杨烨临走的一些细节: 最让我难过的是,他走了,把他的书都烧了,都不要了。他也懂得不会回来了。 他就留着他的团员证、毛主席像,一点儿东西,他把它包起来。好像他觉得这一段 生活已经过去了,我还很珍惜,还都保留着。所以这孩子可怜极了!什么错都没有! 要是差一点的孩子,出来以后骂骂咧咧的' 共产党真可恶' 什么的,都不会得这种 病!(1994年6 月25日) 到最后,杨烨和父亲的关系近乎破裂。他不承认自己是杨宪益的儿子(他承认 戴乃迭是他的母亲)。他认了一个英国干爹,此人是杨宪益和戴乃迭的友人菲力克 斯.格林;杨烨给自己起了个英国名字:大卫.格林(David Greene),用的是干 爹的姓。他到死都用着这个名字。至今,他的墓碑上刻的仍是:David Greene(1942-1979)。 这是一个悲惨的故事。它造成的伤痛毁坏了杨宪益和戴乃迭的后半生,并影响 了杨家几代人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