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2.地位变化的背后 随着四人帮的垮台,杨宪益个人的命运发生了戏剧化的变化。首先,是公安部 派官员亲自上门向杨宪益和戴乃迭表示道歉;紧接着,他在单位的地位大变;原来 对他态度冷冰冰的党支部书记现在把他当作" 依靠对象" ;杨宪益由一个受雇佣的 普通翻译(从刘尊琪1955年被打倒以后杨宪益就从专家降为普通翻译)变成了《中 国文学》的副主编,后来又升为主编;三卷《红楼梦》英译本的出版更使杨宪益声 名大振;一时间,他和戴乃迭成了报纸、电台、电视台竞相报道的热门人物,成了 全国知名人士,他被冠以" 著名翻译家、红学家、中国百科全书的编委、中国社会 科学院的高级研究员" 等等一大堆头衔;他家经常高朋满座,许多艺术家、画家、 作家和各路" 名人" 都到他家聚会;一些当红作家都主动结交他们夫妇,希望通过 他们的翻译把自己的作品" 打到世界上去" 。 除了在单位里开各种各样的会议以外,他还到外地去参加各种" 研究会" 、" 讨论会" ;后来(1985年),他成了全国政协委员,每年都去全国各地参观访问, 受到各地政府部门高规格的接待;此外,从1979年开始(他1940年回国,整整三十 九年没有出过国),他每年都有机会出国。除多次回到母校英国伦敦牛津大学以外, 他去过卢森堡、法国、爱尔兰、西班牙、荷兰、瑞士、澳大利亚、印度和日本。 在杨宪益的一生中,这是他的第二次" 高峰期" (第一次高峰期从1949年至1955 年)。然而,和第一次" 高峰期" 一样,这次的时间也很短,仅仅四、五年的时间。 到了他写回忆录的1990年,当一切都" 尘埃落定" 的时候,杨宪益对于自己那段日 子的" 走红运" 有一个清醒的认识。他在自传中写道: 在当代中国,有一个十分有趣的社会现象:评价一个中国的知识分子不是根据 他(她)的学术水准或艺术造诣的高低,而是根据他(她)的政治或社会地位。如 果他政治上受到迫害,他就成了一个社会弃儿,成了一无是处的人;可一旦他免去 了罪人之身,恢复了名誉,他就会被冠以各种各样的荣誉和头衔,他就被认为是完 美无缺的人。我的荣辱升降的经历就证实了这一点。(杨宪益:《白虎星照命》261 页,雷音译) 当时的杨宪益,处于与中共的第二个" 蜜月期" 之中。然而,正如一位学者所 说的" ……为了实现经济建设的新承诺,也需要重视知识文化和重用知识分子。于 是,便形成了重新' 正位' 的特权阶级与知识阶层在邓记「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 撮合下的短暂蜜月。但在这个貌合神离的「婚姻」中,知识分子只是拉磨的驴,特 权阶级仍是磨坊的主⑨。" 杨宪益尽管当了几年《中国文学》的主编,对《中国文 学》面貌的改观起了不少作用;特别是开发了《熊猫丛书》,为新时期的中国对外 宣传事业" 立了新功" ;但是,他从来都没有真正掌握过《中国文学》的命脉,他 " 只是一个拉磨的驴" 。笔者采访杨宪益时,曾向他提过一个问题:为什么才当了 三年的主编,他就一再提出辞职?杨宪益的回答使我了解了事情的真相: 《中国文学》的主编从来都是挂名的。一开头是茅盾做主编,就是挂一个名。 也不上班也不管。我是惟一的还算管了两三年事的主编。当时我有一个助手殷书训, 何路是书记,我们三个人在那儿管事情。后来何路身体垮了,又来一个董良翚当书 记。殷书训是比较老的党员,还有一个将军的夫人,是延安来的,党员,真正管事 情都得通过他们。……这几个人都是老党员,把我一个新党员夹在里边。虽然说是 叫做" 主编" ,实际上事情决定还得要跟他们商量。他们同意了才能办。 我惟一做过的一件事就是把《熊猫丛书》弄出来了。《熊猫丛书》是我的主意, 但还要经过当时的书记的同意。还是何路同意--答应了我,我们才办了《熊猫丛书 》。我就是办了这件事,别的事都不经过我管。业务方面有殷书训,人事方面有董 良翚,主要是这几个人作决定。我觉得在那儿有点多余了,没什么意思。(杨宪益 访谈,2001年5 月8 日,小金丝胡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