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7.留学生中的"左派" 把杨宪益这个" 大少爷" 和" 左派" 这个词儿联系起来似乎有些滑稽,但他却 自认是留学生中的左派。采访中杨宪益介绍说,在伦敦的中国留学生按政治态度可 分成红色、粉红色和蓝色这三派,蓝色派大多是与国民党蓝衣社有关系的人,以监 视别的留学生为主业,粉红色是中间派,而他属于红色派,尽管他根本不是共产党 员。 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严重的经济危机在西方各国蔓延, 资本主义制度的种种弊端暴露无遗;法西斯主义乘机在德国、意大利崛起,而西欧 各国的民主政体对希特勒、墨索里尼的挑战反应软弱,此时斯大林统治下的苏联提 出建立反法西斯国际统一战线的口号,这一举动大得人心,大大提高了苏联的国际 声望。苏联--这个新兴的社会主义国家成为了欧洲知识分子心目中的理想国,欧洲 的知识分子普遍转向左倾,社会主义思潮在欧洲乃至全世界成为一种主流,人称" 红色的三十年代" 。在这个大背景下来到英国的杨宪益很自然地接受了社会主义思 潮并阅读了一些马克思主义的书籍。杨宪益在《自传》中说: 上牛津大学以前我读过一些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书,在牛津时我又读了一些,但 从没读过马克思的《资本论》。我更喜欢读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和普列汉诺夫的 一些哲学随笔。那些日子我还读过托洛斯基的《俄国革命史》。一个中国青年人转 向马克思主义并非偶然,我那一代的大多数人都走了同一条路。对于中国人民来说 这是一个不可避免的历史趋向。对我个人来说,可能早期阅读的诸如意大利的爱国 者和政治思想家马志尼的《人的职责》,中国第一个共和国的缔造者孙中山的三民 主义和其他中国的和西方的前马克思主义及非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思想家的著作也帮 助塑造了我的未来。(杨宪益:《白虎星照命》P82,雷音译) 从这一段话可以看出杨宪益是以一种开放的心态接受马克思主义的。他同等看 待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精华和一些前马克思主义、非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思想家 的思想成果。杨宪益就是这样的一个" 马克思主义者" 。 作为东方被西方欺负的民族的一个成员,杨宪益接受马克思主义与他的民族主 义立场是并行不悖的。甚至可以进一步说,他之所以对中国共产党有好感,正因为 共产党一开始就高举抗日的旗帜,而国民党却不。当时国民党政府驻伦敦的大使馆 官员对抗日没有热情。杨宪益说" 他们只热衷于打麻将" 。因此杨宪益与官方的大 使馆保持距离。在英国,杨宪益的爱国情绪有时甚至呈现出狂热状态。1935年他从 英国给大妹的未婚夫罗沛霖寄了一本照相本,在照相本扉页上他用" 古风" 体写了 一首好几百字的长诗,第一句是" 呜呼,我生不逢……之盛世!" ,诗中他想象自 己像唐代小说中的义士虬髯公那样在海外建立了一个复兴中华的强国。信末署的日 期不是用公元纪年,也不用民国纪年,而是用了章太炎推算的" 黄帝纪元四千几百 几十年" ,以显示中国历史的悠久。这一特殊的纪年法给罗沛霖留下了极深的印象。 而这个有纪念意义的照相本及古风长诗都毁于文化大革命中。( 罗沛霖访谈,1994 年6 月20日,北京三里河) 奇怪的是,在政治信仰的问题上杨宪益对自己的看法与 别人对他的看法有较大的距离。他对待人与事的惯常态度和做法使许多人(包括他 多年的朋友)把他看成一个自由主义者,而不是一个左派马列主义者(特别是在出 现了斯大林这样的" 马列主义者" 之后又出现了自称" 毛主义分子" 的" 左派" 波 尔布特之后)。但他却坚定地说自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是一个左派。即使到了 二十一世纪的今天," 左派" 这个词早已经不那么吃香了,谈起三十年代他在留英 学生中是一个" 左派" 时语气仍然很自豪。在理论上他至今也不反对用激烈的手段 实现革命的目的。他的性格温和,但观点却往往很激进,这些矛盾之处让人感到困 惑。可能他在根本上只是一个诗人,不是政治家,更不是思想家。他像波德莱尔一 样,对" 革命" 的看法带有很大的浪漫主义色彩。 毋庸置疑的是,他对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决没有实用主义的色彩。作为一个富家 子弟他不是为了改变自身的经济地位、为了" 翻身得解放" 而信仰马克思主义的, 更不是把马克思主义作为" 你下台我上台" 的" 工具" 和" 武器" 。他对人间的苦 难和不平等现象永远不能无动于衷,在他眼中,共产主义的理想和中国古人" 天下 大同" 的理想永远是崇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