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三等生和四等生 从幼年起杨宪益就不是一个用功读书的人。他读书一是凭天分,二是凭兴趣。 天分高使他读书从不感觉累,别人费半天劲儿啃不下来的书他玩儿着就读下来了; 他感兴趣的书可以废寝忘食地读,没兴趣的书就丢在一边看都不看。他之所以能在 儿时背出枯燥的" 四书五经" 主要是靠超凡的记忆力和魏汝舟老先生的教书有方。 魏老先生善用鼓励法,启发杨宪益读书的兴趣。老师的" 夸奖" 使杨宪益产生了一 种遇到" 知己" 的感觉,这种感觉对杨宪益很重要,使他的精神得到了滋润和营养 (杨宪益一生都渴望和寻找着这种" 知己感" ,但很少寻求到)。来到英国以后, 尽管牛津大学有许多优良的传统使杨宪益获益匪浅,但他对" 两耳不闻窗外事,一 心只读圣贤书" 的书斋生活却不感兴趣。他虽然不象陈寅恪、梁宗岱那样只重学问 而不攻读学位(梁宗岱在法国留学时听从大诗人瓦雷里" 求学要重实学,要注意吸 取西方文化的精华,而不要图虚名,不要钻某一门科学的牛角尖" 的劝告,没有攻 读任何学位)( 甘少苏:《宗岱与我》,重庆出版社) 。但他对学分的高低却抱一 种洒脱的态度。他在自传中说: 来到牛津时,虽然我的希腊文拉丁文的程度很差,但我感到有足够的智力去应 付考试,从没有为通过考试而苦读过。我从不为毕业考试能否得到高分而发愁。对 英国学生来说得高分是相当重要的,考一个头等可以使你在政府部门得到一个好工 作。可我知道,即使考一个头等对于也我毫无意义。我是要回中国的,无论得什么 学位和分数总是能在大学找到一份工作。(杨宪益:《白虎星照命》P58,雷音译) 话虽这么说,但为了通过希腊拉丁荣誉学位的第一次考试(HonourModerations) 杨宪益还是作了一些努力。他在1937年暑假摒弃一切社交活动,躲到康沃尔一个叫 拉莫纳的偏僻小渔村攻读了一个月。可是这次的努力却以失败而告终。失败的原因 说起来很可笑,竟然是太寂寞了,无人和他说话!他在自传中说: ……女房东是一个非常安静的妇女。她照顾我的一日三餐并提供其他的服务, 但是任何时候都不打扰我,也从不试图与我交谈。拉莫纳有个小酒店,每次我去到 那儿,常去酒店的当地渔民们只是友好地向我点点头,却羞涩地与我保持着距离。 他们好奇地看着我,但从不问我任何问题。我也不能参加他们的任何谈话,因为他 们都有很重的地方口音,是一种陌生的很难懂的方言。他们互相之间谈的都是当地 的一些事情,我对此一无所知。所以我和他们任何人都没交上朋友。就连草场上的 牛都很害羞,并对我存有戒心。我想,在那个偏僻的地方他们从来没有见到过像我 这样的陌生人。读了几天埃斯库勒斯和色诺芬以后,我感到非常的厌烦。(杨宪益 :《白虎星照命》P63,雷音译) 最后的结果是在那一个月里杨宪益看的鬼故事和惊险小说反倒比应该读的正经 书还要多! 波德莱尔晚年去布鲁塞尔时,因为那里的街道" 没有橱窗" 而感到" 气愤" ; 狄更斯在外出旅游时也常常抱怨没有" 热闹的街道" 。如果和他们相比,杨宪益因 为在拉莫纳隐居的一个月中找不到一个可以说话的人而感到" 厌烦" 就毫不奇怪了。 杨宪益的英文导师爱得蒙德.布伦顿可谓是他的知音,布伦顿在与杨接触过几 次以后对他说:" 你不大用功,如果你用功的话,可以得二等。一等你得不了,因 为你的基础不如英国学生。如果不用功,那就得三等四等,但不至于不及格。"(杨 宪益访谈,1994年5 月10日,北京百万庄) 杨宪益走了一条" 不用功" 的路。抗日 宣传、编杂志、组织中国学会的活动、搞翻译、写剧本(除了剧本《平型关》外杨 宪益还以吴王夫差和西施的故事为题材写了名为《夜色笼罩着紫色的大地》的三幕 英文历史剧,该剧由他的昔日同学李亚福担任出品人,聘请了伦敦著名女演员迪安 娜温娅德(DianaWynyard)扮演女主角,后因欧战爆发而没有公演)……还有--谈 恋爱,这一切占去了他的大部分时间。结果,他的希腊拉丁文考的是三等,而英文 更惨,考了个四等!杨宪益自嘲地称自己是" 稀有动物" ,因为每年考四等的学生 只有一两个,比一等生还要少。尽管如此,他还是在1940年得到了牛津大学的荣誉 学士学位,他的名字登上了当年的《泰晤士报》。在英国,名字能以荣誉学士的资 格登上全国最大的报纸《泰晤士报》是一种殊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