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6.中央大学柏溪分校 罗家伦让杨宪益去的不是位于重庆沙坪坝的中央大学主校,而是位于嘉陵江上 游方向一个村庄的分校,村庄名叫" 柏溪" ,离开重庆市七、八英里远。杨宪益被 聘为英语系副教授,戴乃迭(格莱迪丝的中文名字)因为没有大学英国文学的学位 (她得的是中文荣誉学位)只被聘为英语系讲师,尽管在实际上她的英文水平比英 语系的教授都要高。 他们的新生活开始了!尽管柏溪完全是农村,尽管那里的条件很差,走的是泥 泞的小路,住着草顶、泥墙的房子,但只要与心爱的人在一起,再苦的环境也是天 堂。他们正年青,一切艰苦都不在话下。柏溪和重庆之间没有公路交通,每个周末 他们都沿着嘉陵江畔步行四、五个小时回重庆小龙坎母亲的家,星期天下午再步行 一、二十里路回学校,他们非但不觉得累,相反感到沿途风景充满野趣,行走起来 兴致勃勃(杨宪益和戴乃迭热恋前后曾多次去英国北方湖区长途徒步旅行,他很喜 欢这种运动)。戴乃迭在自传中提到了当时那种" 空气里满是豆花和稻花的香气" 的徒步旅行。作为一个外国人,戴乃迭对普通中国农民的观察有她特殊的角度。她 说:" 当地的农民有一种天然的尊严,又有幽默感。在我看来,中国农村的农民即 使贫困、没文化,也总是一种古文明的后嗣。"(戴乃迭:《我觉得我有两个祖国》, 李晶译,《上海读书周报》2002年6 月7 日).戴乃迭的这种看法,在中国优秀的传 统文化屡遭摧残破坏的今天,显得格外的深刻和沉痛。 他们是学校最年轻的教师(杨宪益那年25岁半,戴乃迭还不到22周岁),二人 的行事风格也与中央大学其他老教师不一样,他们言语随便,对国内外大事都敢于 直率表态,令同事们侧目。学生们非常喜欢这两个与他们年龄差不多的老师,他们 经常在晚上到杨宪益和戴乃迭住的小屋里去拜访他们,请教问题、了解英国的情况, 有时干脆就去聊天。然而,好景不长,很快杨宪益戴乃迭就和学校当局发生了矛盾。 杨宪益在自传中说: 由于我们刚从英国回来,经常毫无禁忌地对学生谈论任何问题,因此被学校当 局视为危险的自由主义分子。当时中国共产党在重庆有正式代表,还有一张共产党 的报纸叫《新华日报》。由于官方的《中央日报》只发表官方的评论和消息,我决 定再订阅一份共产党的报纸。我想从两方面来观察事物。这被学校当局视为异端行 为,尽管他们公开并不说我做错了什么事。(杨宪益:《白虎星照命》,P103, 雷 音译) 从英国回来的杨宪益不懂得为什么订阅一张公开发行的报纸会是过失行为。然 而事情远没有结束,不久又发生了一件更严重的事:有些学生问戴乃迭对三青团是 怎么看的?乃迭直率地说她从来都不喜欢这一类组织,因为他们使她想起了纳粹的 盖世太保。她的话立即传到了学校当局的耳中。事态变的严重起来,这些话居然被 认为是反对国民党政府!不久学校里传出了谣言,说戴乃迭可能是英国共产党的特 务。因为除非有特殊的政治目的,否则一个英国的年轻女郎是决不会嫁给一个中国 的穷知识分子的。这个谣言的风源来自于他们的顶头上司--英语系主任张沅长。张 沅长留学美国,是罗家伦的内弟,他是坚定的国民党派,视共产党为洪水猛兽。如 果仅仅是政治观点的不同,事态还不会发展的那么坏,但张沅长却有个嗜好:偷窥 和监视别人的行动。他不仅自己身体力行,还发展了几个同" 好" 的学生盟友,指 使他们专门侦查和告发别人。张沅长的长相" 像只鼬鼠" ,他的尖鼻子时时都在嗅 着杨宪益和戴乃迭的一言一行,企图从中嗅出" 共党" 的气味。最后,他甚至乘着 杨宪益和戴乃迭去上课的机会偷偷地跑去搜查他们的房间和抽屉!采访中杨宪益说 : 其实那个时候我们是糊里糊涂的自由主义者,那个时候我觉得国民党当然是正 统,是我们的政府,但是我们是在一个国共合作的时代,国民党也好,共产党也好, 我们对他们两方面都没有偏见。可是结果在罗家伦他们看起来这就大逆不道了,就 监视我们,还搜查我们的东西,这种事情发生过好几次。(杨宪益访问谈话,19 94年4月24日,北京) 这种异乎寻常的行为令这两个" 口无遮拦却心无恶意" 的年青人大大地愤怒了! 的确,身在英伦六年的杨宪益对国民党和共产党本来都没有什么成见。共产党反对 帝国主义,主张" 穷人翻身得解放" ,国民党也主张" 民族、民生、民权" 这三民 主义,二者有共同之处。何况现在两党正在合作抗日,共产党早已是公开合法的政 党了,国民党当局怎么还如此防范、排挤和压迫其他党派呢?正是这种" 非我族类 其心必异" 的专制和独裁的做法把杨宪益进一步推到了共产党那一边。正好杨宪益 的大妹夫罗沛霖主动提出带他去重庆新华日报办事处(罗在上海交大毕业后曾去过 延安),他去了。在那里他见到了解放后任中央统战部部长的徐冰,徐冰对杨宪益 鼓励了一番,希望他多做中西文化交流的工作,还建议杨翻译一点狄更斯的东西, 说狄更斯是" 有点进步思想" 的作家。听说杨宪益有志于历史学,徐冰还为他写了 两封推荐信,分别向左派历史学家邓初民和吕振羽推荐杨宪益。采访中笔者问杨宪 益当时去新华日报办事处的动机是什么,他说: 一方面是好奇,另一方面是因为学校里的国共磨擦的压迫,就感觉到比较倾向 共产党这一边。被他们逼的,逼的向左的方面靠拢了。当然共产党方面的宣传作的 也比国民党好,好像年轻人都相信共产党是抗日的,国民党是不抗日的。当然在政 治上蒋介石的确是想更多的向日本人让步,共产党作为一个在野党就可以更号召群 众起来抗日。两个党地位不一样。……那一年就是这样子给这些政治的东西搞的乌 七八糟的。(杨宪益访问谈话,1994年4月24日,北京) 徐冰的两封推荐信又被" 鼬鼠" 偷看过了。" 鼬鼠" 找杨宪益谈话,装出一副 老大哥的样子告诫杨宪益交友要" 慎重" ,但他的话里隐含着许多威胁的暗示( 杨 宪益:《白虎星照命》105 页) 。第二年夏天,尽管学校当局仍然给杨宪益发了聘 书,却没有发给戴乃迭聘书,这意味着他们不能再在这里呆下去了。 就这样,杨宪益回国的第一年就遭遇到国内这种不正常的政治空气,并且与国 民党的一党专政的法西斯作风发生了正面的冲突。在杨宪益看来,各个政党都有平 等的权力,公开竞争,人民才是裁判官,人民有权对他们作出自由的批评和取舍。 但是,这种政治观点不仅独裁的国民党不容忍其存在,后来执政的共产党也不容许 其存在,两个政党尽管互相打的你死我活,但在对待人民的态度上却是高度一致的。 对这一点,晚年的杨宪益有十分清醒的认识,他在英文自传中有一段耐人寻味的文 字: 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都是按照苏联或者德国的模式组建的,他们都把自己挑选 出的青年人组建成青年团,这些青年团员将来就加入国民党或共产党。尽管国民党 和中国共产党相互之间是敌人,但他们遵循的却是同一个模式。如果那些学生问格 莱迪丝对共产主义青年团的看法,她的回答也可能是同样的。她反对一切极权主义 的强制纪律。(杨宪益:《白虎星照命》,P103,雷音译) 在极权主义统治下,一切持自由主义政治态度的人都没有容身之地。杨宪益和 戴乃迭的一生证明了这一点。他们在四十年代被国民党当局怀疑为" 共产党间谍" , 被排挤出中央大学;到了六、七十年代又被共产党当局指控为" 帝国主义间谍" , 双双投入监狱四年之久。杨宪益在他的晚年大声疾呼地为人民争取表达自己意愿的 权利,是积他一生的经验和政治智慧而行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