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艰难的日子 1943年初,杨宪益和戴乃迭带着几个月的儿子杨烨一路颠簸回到了重庆。 杨宪益应一位牛津时的同学朱延丰的邀请,去刚成立的" 中印学会" 当研究员,戴 乃迭则在中央图书馆当研究编辑。这是他们回国后第一次不在一个单位工作。由于 两个单位都没有房子,他们暂时住在南开中学宿舍,和杨宪益的母亲、妹妹住在一 起。 由于中国和印度同是世界上两大文明古国,佛教又把两国的文化联系在一起, 杨宪益很乐意从事中印文化的研究工作。但是,当他到了" 中印学会" 以后,却发 现那儿的情形不尽如意,他的顶头上司朱延丰十分无能: 朱延丰虽然是清华大学历史系毕业的,是陈寅恪教出来的学生,按道理应该是 很了不起的,其实朱延丰这个人不行,他作为庚款留学生到牛津大学去读一个B.Litt 学位,就是跟钱钟书一样两年毕业的学位,他吭哧吭哧搞了三年,学位都没有拿到, 这么一个笨人。我到中印学会去以后,朱延丰忙着盖房子,又忙着找戴传贤(季陶) 要钱,就忙这些事儿。……我一个星期去两天,给他们翻一本印度音乐的书。我去 了以后就发现这个朱延丰除了无能、没有主见也没有学问以外,还有一样不好,就 是有个老婆非常凶。两个人整天打架。不但是文打文骂,而且还武打。他是挨打的。 我正在那儿翻译印度音乐的书或者正看一本书的时候--我的名义是研究员--乒乒乓 乓那边就打起来了。有一两次是一个盘子飞过来了," 咣当" 从我头顶上就飞过去 了。他那位夫人还喜欢砸东西,盘子碗乱扔。所以我说这不是个地方,得离开了。 (杨宪益访问谈话,1994年4月26日,北京) 杨宪益的情形如此,戴乃迭就更差了。自从生了儿子杨烨以后,她的身体就没 有复原。带孩子那么辛苦,还要上班。她与杨宪益行事风格不同,无论干什么都极 其认真。杨宪益坦承他教书从未备过课,想到哪儿讲到哪儿,十分轻松。而戴乃迭 则每课必备,费时超过杨宪益几倍。到重庆后她又患了疟疾,连续发烧腹泻,吃了 大量奎宁,身体很受损害。更使她苦恼的是,与婆婆住在一起她感到不自由。徐燕 若夫人有一整套带孩子的经验,她看不惯儿媳的" 自由哺儿法" ,老少两代人本来 就有代沟,加上东西文化间的差异,更使乃迭经常感到无所措手足。杨敏如回忆说 : 她(乃迭)像她母亲一样,不会管孩子,就让他自己活着,不懂。她不会抱孩 子,就老把孩子这么夹着,嘴里叼个烟卷,可怜哪,那小孩像一个小狗一样,是趴 着睡觉的。(1994年6月20日谈话) 看到自己头一个孙子被这么带,徐燕若心疼的不得了。但对儿媳又不好直说, 婆媳之间总有点嘀咕。杨敏如举了个例子: 在重庆时,生活很苦,乃迭天天到图书馆工作,回来还要做小衣服,小衣服是 给她儿子的。等她去上班了,我母亲就会说:" 你看看,这叫什么活儿?" 我说" 别动,别动,你不能动。""我不动,不动,我就给你看看。" 但是一会儿,她就把 它都拆了。" 乃迭呀,不是这么做的,这么做不对,我给你缝好了。" (可)人家 不愿意--,我母亲叫人没办法,她都是好心。要是你自己的妈,你就都懂了,一个 儿媳妇,她受不了这个。……(杨敏如访谈,1994年6月21日) 1943年上半年就这样过去了。那半年是戴乃迭到中国后艰难的日子。经过 这一段婆媳的共同生活,老少两代人都明白,她们之间只有保持一段距离,才可以 永远相处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