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3.转折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延续了八年的抗日战争终于以 中国人民的胜利而告结束!杨宪益内心充满了欢欣。他在自传中说: 尽管连日来阅读过报纸,我们都知道战争已经结束了。但这个消息仍然是极大 的惊喜。经过八年漫长的、精疲力竭的战争以后,生活的新篇章似乎开始了。顷刻 间战争已经远去,我们都兴奋地谈论着未来。另外两位杨先生(杨荫浏和杨仲子) 谈到要回到下江老家和学院去。乃迭和我对未来没什么计划。我们不想回天津老家, 觉得还是跟着编译馆回南京好。(杨宪益:《白虎星照命》,P140- 141, 雷音译) 由于所有的人都要沿着长江回老家,运输成了大问题。一些与官方有关系的人 可以捷足先登。梁实秋是国民参政会的参政员,有专机送他们到南京,接着他从南 京回到北京老家了。卢冀野也走了。杨荫浏和杨仲子先生也先后各自回到他们的学 院。" 三杨楼" 里只剩下了杨宪益一家。他只能和国立编译馆的大多数人一起耐心 地等待下去。英国大使馆的朋友曾提出带他们全家跟大使馆的汽车到南京,杨宪益 谢绝了。 抗战结束,国内的形势发生很大变化,国共矛盾开始上升为主要矛盾。在这个 大形势下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活动和打算。杨宪益在回忆中谈到了他这一时期的思想 活动和变化: 抗日战争结束的时候国民党统治区的物价已经开始上涨了。老百姓对国民党统 治的怨言也越来越多了。那个时候我的经济情况也是感到几百块钱越来越不够用了。 虽然我们是两个教授的工资,可是添了个大儿子,头一个儿子花钱多一点,所以那 个时候觉得生活一年不如一年。…… 我对国民党那个社会越来越觉得腻味,又有传说说日本投降了以后又要搞内战, 又要打。我们那个时候很腻味,对国民党方面越来越不喜欢。(1994年4月2 6日采访) 那时,发生了一件事,对杨宪益刺激很大。这件事竟成为杨宪益决定参加反对 国民党地下活动的一个导火线。1946年春天,杨宪益收到好友向达一封充满悲 愤感情的信,信中告诉杨宪益,著名中西交通史学者冯承钧(1887- 1946) 先生因贫病交加不幸去世。死后家里穷的连棺材也无钱购置。忠于友谊的向达不得 不四方求援募捐。杨宪益说: 我对冯承钧一直是很佩服。向达又是我很要好的朋友,也是我很佩服的人。向 达的信里发牢骚,说现在的知识分子越来越穷,越来越倒霉了。说他(冯承钧)的 儿子那时候很穷--他儿子就是文艺界很有名的冯牧--说他的丧事没有人帮忙。向达 跟我募捐,我手头大概有个二百块钱,我就给他寄去了。我那时也非常愤怒。我那 个时候就决定了,看起来国民党不行了,非得要共产党过来也可能好一点。(19 94年5月6日访问谈话) 杨宪益还谈到促成他思想转变的几件事: 重庆还有一个大隧道惨案。有一次日本人轰炸,好几百人躲在一个防空洞里。 那个洞是有人看管的,有个铁门。看门的人去打麻将去了,两天没回来。结果回来 以后里头的人全给憋死了。惨的不得了,憋死了好几百人。拿铁钩子往外钩,一大 卡车一大卡车地运走。外电也报导这个事情,说我们这儿把人不当人。有的人还没 有断气,结果也扔到卡车上就死了。 还有,我在马路上看到一个伤兵,打摆子,躺在地上。结果衣服全给人家偷走 了。满脸的苍蝇,人还没有死,可是谁也不敢去帮忙。因为那个时候在重庆谁要是 做一点善事,帮助穷人什么的,就有共产党的嫌疑,就有特务来钉梢。这种气氛非 常压抑。(1994年5月6日谈话) 当时,一位叫赵超构的记者去延安访问后回来写了一本书《延安一月》。尽管 作者对" 丁玲艾青他们讲话都是一个调子" 的现象表示了怀疑,但是他还是热情地 赞扬了延安的" 廉洁" 和纪律。这本书对杨宪益的选择起了一定作用。他说: 他(赵超构)到延安去观察了一个月,谈到那里比较廉洁,比较有纪律。当然 他也说了一些批评。他说丁玲艾青他们讲话都是一个调子,都一样。他说社会上人 讲话怎么会都是一个调子呢?有点怀疑。不过,除此之外,他觉得延安那方面的管 理要比重庆的污七八糟要好得多。(1994年5月6日谈话) 杨宪益对延安的好感有一个" 远因" ,那就是共产党坚决抗日的态度。当蒋介 石一心想" 攘外必先安内" 时,共产党却高举起" 捐弃前嫌,一致抗日" 的旗帜, 并且促成了" 西安事变" 的和平解决。杨宪益在英国看到贝特兰写的《西安事变》 一书使他对共产党的所作所为感到钦佩,那时他就" 心仪" 延安了(按:这是中共 一贯的宣传,直到百岁老人张学良临死前的《口述历史》才揭开了历史真相:中共 主张" 杀蒋抗日" ,而张学良才是主张" 拥蒋抗日" 的)。193 7年杨宪益在给朋 友和未来的妹夫罗沛霖的一封信中说" 我们都要到麦加去" 。罗沛霖一直以为杨宪 益信上的" 麦加" 是指莫斯科,几十年后他当面问杨宪益,才知道当时杨宪益心目 中的" 麦加" 不是" 世界革命的中心" 莫斯科,而是延安。( 罗沛霖访谈,1994年 6 月11日,北京三里河).抗战中期杨宪益从英伦回国后,他多次动念去延安。抗战 后期他在北培时甚至给重庆新华日报社写过一封信询问是否可以坐新华日报的汽车 到延安去。郭沫若代表新华日报给他回了信。信中婉言劝解杨宪益打消去延安的念 头。说他家累重,去延安一路上风险又大,不要去了," 在蒋管区也一样做革命工 作" 。( 杨宪益访谈,1994年4 月26日,北京百万庄) 尽管延安没有去成,但杨宪 益却记住了" 在蒋管区也一样做革命工作" 这句话。杨宪益回忆说: 我看到的这些事情使我感到越来越气愤。我觉得自己在这儿埋头搞点翻译教点 英文实在没意思,还得参加一些政治活动。我回来就预备参加抗日战争的,现在抗 日战争都结束了。可是又碰到国民党和共产党的矛盾,看起来是共产党那面好,我 应该改。可是我拉家带口的没法子跑到延安那边去,我就想找一个地下党,跟他们 取得联系,搞点政治活动。我给向达写了一封很长的信。因为我比较相信的就是在 乐山的向达。(1994年5月6日谈话) 在给向达的信中杨宪益明确表达了要参与推翻国民党政府的政治活动。( 杨宪 益:《白虎星照命》).杨宪益做出了这个决定,并毅然决然投身到实际行动中去。 在此后几年中,他在国民党的" 首都"-- 南京利用他的特殊身份冒着很大风险从事 反抗运动,成了一个没有共产党员身份的" 地下工作者" 。他的这一个决定以及他 那几年的实际行动,显示出杨宪益的性格与一般中国持自由主义态度的知识分子相 比有他的" 特殊性" 。在杨宪益留学的二十世纪30年代,马克思主义和苏联式社会 主义思潮盛行于欧洲,杨宪益受到这种思潮的影响。这无疑是他日后倾向共产党的 思想基础,使他走上了与一般持" 在合法秩序下的渐进变革" 立场的自由主义知识 分子不同的道路。但是,当时留学于欧洲的中国学生不乏其人,受" 红色思潮" 影 响的大有人在。可在他们之中唯有杨宪益成了一个" 地下工作者" ,这不能不令人 在思考" 社会思潮" 的因素之外,再深思其" 个性" 的根源。他小时候最钟爱的人 物是齐天大圣孙悟空,这个在铁扇公主肚子里大闹天宫的捣蛋鬼似乎与杨宪益有某 种不解之缘。在青少年时代,杨宪益最喜欢大仲马的《三个火枪手》,书中剑客们 的豪爽幽默的性格,行侠仗义的行为和他的浪漫主义性情十分相投。表面上看来, 杨宪益似乎仅是落拓不羁,不拘小节,什么都不在乎,内心却充满" 激昂慷慨" 的 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情怀。在平时,这种情怀淹没在" 嘻嘻哈哈、饮酒做诗" 的外 表之下。到了关键时刻却往往会" 一发而不可收" ,做出" 出格" 的举动。" 路见 不平,拔刀相助" 就是他在某些时刻做出的选择。他的这一个性使他对" 革命" 比 对" 改良" 更容易接受。不管是好还是不好,他的这一个性一直保持到晚年,可称 的上是" 老而弥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