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2.解放 1949年4 月21日凌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和中国人民解放军 总司令朱德发出了《向全国进军的命令》,中国人民解放军二野三野百万大军发起 渡江战役。国民党的千里江防全线崩溃。1949年4 月2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占领南 京。杨宪益作为历史的见证人,怀着" 欢欣鼓舞" 的心情迎接了南京的解放。他在 自传中说: 在4 月22日,南京解放前夕,中共兵临长江北岸,面对着南岸的南京和其他城 市,准备作最后的攻击。而在南京,所有国民党的主要官员和将军们都已逃跑,只 留下很少部队守城。全城一片死寂,大多数商店都很早关门,生怕盗窃和抢劫。不 过那晚什么事都没发生。大多数人晚上都呆在家里。我们也不到八点就早早地关了 门。夜深时可以听到对岸浦口发出的单调而沉重的隆隆炮声。我睡的很香,对即将 到来的事感到欢欣鼓舞。尽管我不知道未来的共产党政府到底会怎么样,但我对在 国民党统治下看到和经历的一切感到深恶痛绝,我认为,生活在任何别的政权之下 也会比国民党政权好。(杨宪益:《白虎星照命》,P166, 雷音译) 第二天,杨宪益夹在人群中欢迎解放军入城: 第二天早上起来挺安稳。到了八点来钟,听说共产党已经从浦口那边开过来了。 我就跟许多人跑到马路上看。大学的学生组织里头有共产党,也有普通群众,(他 们)在街道上准备的开水、饼干欢迎,我们在那儿看,看到解放军过去,纪律非常 之好,我们就拍手,有的人拿着开水给他们喝,他们说谢谢,也不停,就一直开过 去。 军队向中山陵方向开去,路上经过了总统府,他们就进去把总统府占了。国民 党呢一枪也没放,都跑光了。南京等于是和平解放了。听说国民党军队跑的太快了, 解放军追都追不及。(杨宪益访谈,1994年5 月9 日,北京) 南京一解放,城里的地下组织都活跃起来了。共产党的地下组织、民盟、民联、 九三学社等组织一下子都冒了出来。他们成立了临时的" 治安委员会" ,开会讨论 如何为新政权出力。大家积极性空前高涨,纷纷为新政权出谋划策。有人说" 先把 国民党的中央日报的地方拿过来,改办《新华日报》" ,不少人到报社去帮忙,杨 宪益的战友萧亦五就去了报社。而杨宪益,因为是编译馆的负责人,他的任务是" 保护编译馆" 。他很积极地完成这个任务,并且亲自" 手提棍棒" 值夜班巡逻编译 馆大院。几十年后他回忆起当时的一幕,不知怎么又产生了一种" 荒诞" 的感觉: 我的责任是保护编译馆,不要损失。结果很滑稽,我跟萧亦五两个人组织大家, 说是夜里头怕不完全,有人抢东西偷东西,共产党开进来以前我们得轮流守夜。守 夜是从晚上九、十点钟以后一直到第二天早上,一个人拿一个木头棍子,我也拿一 个木头棍子,满院子巡逻。(杨宪益访谈,1994年5 月9 日,北京) 院子里闃无人迹,值了几夜一个小偷也没抓着,守夜就这么不了了之地结束了。 当时,杨宪益和他的战友们的确怀着诚挚的愿望要把" 国立编译馆" 这个经营了几 十年、有着相当雄厚学术力量的学术机构完好无缺地交到共产党手里。他们做梦也 想不到编译馆最后的结局是被" 取消" 。从此,一大批训练有素的知识分子和专业 管理人员星散各地,学非所用;编译馆的那个令杨宪益怀念不已的藏书丰富的图书 馆也" 书毁馆亡" 了。 在那个阶段,杨宪益和编译馆的同人把原馆长赵士卿从上海叫了回来,开了一 个" 斗争会" 。杨宪益回忆说: 我们把原来的馆长赵士卿--他本来想跟国民党跑台湾的,没有跑掉,没有船、 飞机了--他在上海,我们把他又叫回来了,回来了就开了一次斗争会,没有打他, 就骂他。把他骂的灰溜溜的走了。(杨宪益访谈,1994年5 月9 日,北京) 同是知识分子的杨宪益和他的战友们,开批判会" 斗争" 了政治信仰不同的另 一位知识分子。在当时那个" 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 的年代里,向一 个失败的政治对手投掷石块似乎是天经地义的事。更有甚者,那一段时期,一大批 有代表性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都在报纸上写文章批判自己的" 改良主义" 和" 历史 唯心主义" 。从此," 批判别人" 和" 批判自己" 不再只是昔日" 解放区" 的特产, 而成了全中国的社会风气。知识分子们自己开了这样的头,以后的日子就可想而知 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