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到北京去 1951年春(在选举风波之前),北京曾经来过一纸调令,要调杨宪益和戴乃迭 到毛选翻译委员会去工作。这是他的老朋友向达向钱钟书建议的,钱当时是毛选翻 译委员会的负责人。翻译毛主席的著作,这在当时是一项人人称羡的事,可是杨宪 益却拒绝了老友的好意。他在自传中说: 在当时,翻译毛主席的著作对一个中国知识分子来说是最受尊崇的工作,而且 我们将会得到中国大学教授的最高薪水。当正式邀请信到达南京市委统战部时,他 们对我说他们高度评价我在南京的工作,不愿意我到北京去。但这是中央政府的决 定,所以他们无法阻止。但是,选择权在我。如果我自己想继续留在南京的话,可 以留下来。在干了近两年的统战工作以后,我很愿意回到学术工作上来。但是我不 想翻译毛主席的政治哲学著作,而更愿意翻译中国古典文学著作。所以那件事就擱 下了。我也不愿意离开南京,我刚买了一所很好的小平房,院子里的两棵木兰花正 含苞待放。若干年以后,在中国的一场又一场的政治运动中,我拒绝参加英译毛主 席著作的事被提出来,作为我不尊敬毛主席的证据。我不得不为自己这一件不可原 谅的" 罪行" 进行大批判。(杨宪益:《白虎星照命》,P180-181, 雷音译) 当时" 组织上" 居然能允许杨宪益按照自己的意愿办事,拒绝参加翻译" 伟大 领袖" 的" 红宝书" ,这说明刚解放时党内的个人崇拜还没有发展到文化大革命那 么疯狂的地步。但是党没有忘记这件事,到了六十年代,这笔旧账就翻了出来,作 为杨宪益" 反对伟大领袖" 的" 铁证" 。 1952年夏,正在杨宪益准备到复旦大学去报到时,北京又来了一纸调令--调杨 宪益和戴乃迭二人到北京参加" 亚太和平会议" 的翻译工作。这次不是" 商调" , 而是" 政治任务" ,非去不可。" 亚洲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 是建国之后由新政府 组织召开的头一次大型国际会议,将有37个国家的代表近400 人参加,需要大量一 流的翻译人才。这次的临时调动又一次改变了杨宪益的人生轨迹。从此,杨宪益和 戴乃迭成了半个多世纪的北京居民。在北京,他们接续了重庆中央大学时期和编译 馆时期就开始的翻译生涯,并为此劳动了整整的后半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