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7.反右(二):向达的遭遇 杨宪益的很多好朋友在反右运动中成了右派分子,使他很震惊。但对他震动最 大的却是,他一向敬佩的老大哥,历史学家,北大历史系教授向达被打成了右派! 向达的悲剧对杨宪益的思想" 转变" 起了大作用,值得专门介绍一下这位已经故去 近四十年的出色学者。 向达(1900-1966 ),字觉明,湖南溆浦人,土家族。南京东南高师毕业生。 1930年开始任北京图书馆编纂委员会委员。1935年,向达受北京图书馆馆长袁同礼 委派到英国进行学术考察。从1935年到1938年,向达在牛津大学图书馆和大英博物 馆抄录了大量被英国人斯坦因掳去的敦煌卷子,写出开拓性著作《记伦敦的敦煌俗 文学》和《伦敦所藏敦煌卷子经眼目录》,奠定了向达在敦煌研究上的权威地位。 回国后,向达于1941年、1943年两次赴敦煌实地考察莫高窟,在没有经费没有物资 的情况下,在零下20多度、" 连火都生不起" 的房间里写出了《论敦煌千佛洞的管 理研究及其他连带的几个问题》,批评张大千破坏敦煌壁画的行为,并呼吁将敦煌 千佛洞收归国有。文章在重庆《大公报》连载三天,举国轰动。在他的呼吁下,1943 年成立了" 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 ,从此敦煌莫高窟开始了新的历程。 当杨宪益与向达在伦敦相识时,他刚刚20岁,而向达已是35岁的壮年人了。两 人的家庭背景,生活经历有天壤之别,一个是娇生惯养的大少爷,一个却是刻苦奋 斗的贫家子弟。奇怪的是,这两人却特别" 投缘" ,向达身上有一种气质使杨宪益 一见面就信任他。几十年以后,杨宪益说起向达时拿他与钱钟书作比较: 向达是一个湖南人,像一墩木头似的挺扎实的一个人。看起来很老实,可是实 际上很幽默也很热情,跟他表面上看起来不一样。他很纯朴,很用功。他在历史系 的同事跟学生对他的印象都很好。 向达跟钱钟书是好朋友,向达很器重钱钟书。通过向达我才跟钱钟书熟起来的。 钱钟书不大好交友,他光看书,书呆子,不大关心政治。钱钟书这个人在英国的时 候我们就常常笑他,他书呆子脾气很重可是又非常聪明,谁都瞧不起。他在牛津的 时候就是著名的看不起人的、说挖苦话的一个人,就是《围城》里头描写的方鸿渐 那个意思,差不多。钱钟书就看得起两个人,一个是向达,一个是我。他叫我小杨。 虽然我比他年轻,可是对我还比较看得起。 钱钟书那个时候还少年气盛,而向达吕叔湘已经做过几年教员编辑了。(杨宪 益访谈,1994年4 月26日) 几十年来,向达--这个像木头墩一样的土家族人是杨宪益最信任的人。当初, 像" 反蒋" 、寻找" 地下党" 这样的机密大事,杨宪益只跟向达一个人商量。在学 术上,因为向达的影响,杨宪益一度研究起中西交通史并写出了许多短小精悍的文 章,差一点走上研究历史的道路。杨宪益非常了解向达对国家的赤胆忠心,也了解 他对共产党的真心拥护。抗美援朝战争爆发时,向达把他最小的儿子送上了朝鲜前 线。这样的人,怎么会" 反党" ? 关于向达在反右运动中的悲剧,杨宪益透露了一个细节:向达因为与他的领头 上司,北大历史系主任翦伯赞" 关系不好" 而遭厄运。杨宪益说: 向达,我觉得是非常正直非常简单的一个老头子,绝对是好人一个,一直是非 常爱国的,结果那时候也给划了右派。他因为跟翦伯赞关系不大好就划了右派,可 是后来翦伯赞弄的比他还惨。向达自从那回被划了右派以后,虽然一年就摘帽了, 可是就背上了一个包袱,他就从历史系教授改到北京大学图书馆去工作了。先做图 书馆馆长,到了文革时又算旧账,图书馆馆长也不让他当了,斗他,把他斗死了。 翦伯赞也给斗死了,他服毒了。(杨宪益访谈,1994年5 月16日) 作为历史的知情人,杨宪益的揭露使我想起了下面这一段话:" 政治帽子从来 都是报私仇、泄私愤的最好工具。地位与学术的竞争、各种名利地位造成的人与人 之间关系的紧张,使得知识界永远四分五裂。极左政治整人的实际机制,就是通过 调动某人周围的对立面、对立力量、被威胁到的人或者学术上处于弱势地位的人来 进行的"(王学典、孙延杰:《顾頡刚和他的弟子们》,山东画报出版社) 。中国大 陆上一场又一场的运动,一批又一批知识分子的倒下,无不证实上述论断的正确。 往往这一次运动的" 左派" ,到了下一次运动又成了新的" 右派" ,命运比他们整 过的老" 右派" 还要惨。可悲的是,身处这个" 斗兽场" 中的角斗士--中国的知识 分子们竟毫无自知之明,他们总要" 乐此不疲" 地把这场闹剧循环往复地演下去。 到了尘埃落定的今天,当年的" 劫后幸存者" 们痛定思痛,写出了像《思痛录 》那样的大彻大悟的书。而翦伯赞和吴晗没有周扬韦君宜那么幸运,没有能够活到 这一天。 关于向达的死,历史学家邓广铭(他是向达在北京大学的同事)向笔者透露了 某些细节。他说: 向达是文革中第一个去世的。66年9 月27日,国庆节快到了。人民大众开心之 日,就是我们这些反革命分子难受之时(雷注:这是文革中使用最多的一条毛语录)。 学校命令我们立即下乡,向达也去。下乡以后,分为两组。一组是严重的牛鬼蛇神, 二组的罪行较轻。我在二组,向达在一组。那时他有尿毒症,腿肿,走路疼痛。他 去跟监管的医生说,医生只给他消炎片,也不让他看病。哪知他这病不能吃消炎片, 越吃越坏。我们是10月14日回北京的,向达他们不能回家,因为" 问题严重" 。他 10月底就去世了。(邓广铭访谈,1996年12月25日) 据记载,向达去世的确切日子是1966年11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