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8.大门为落魄者而开 1957年的反右运动进一步毒化了社会空气。被当权者鼓励的" 背叛和告密" 、 " 落井下石" 之风盛行于世。组织上提倡妻子、丈夫和子女与" 有问题" 的亲人" 划清界限" 。多年的朋友断绝了联系。社会空气一片肃杀。杨宪益回忆说: 反右在文化界是个很大的震动。以后很多朋友就见不到面了。萧乾这些人多少 年都没有来往。一会儿听说这个人怎么死的,那个人是怎么死的,这个影响弄了好 多年。(杨宪益访谈,1994年5 月16日) 在这种严峻的空气下,一般懂得一点" 人情世故" 的人,对事物总会作出" 趋 利避害" 的选择;但是," 不谙世事" 的杨宪益,却经常做出使别人吃惊的举动。 冯亦代曾向笔者说起,当他被划为" 极右分子" 后,在单位里一下子变得" 不是人 " 了。而杨宪益好像没事一样,照样跟他一起" 打乒乓" 。更有甚者,杨宪益还在 小组会上公开为右派分子" 鸣冤叫屈" 。杨宪益回忆说: 在反右的时候(上面)问我你对反右运动怎么看法,我说有很多人我都不认识, 罗隆基我见过面,跟他来往过一两次,其他的我对他不够了解。原来觉得他也是一 个到过国外的知识分子,也很谈的来。可是后来大家都说罗隆基这个人怎么坏怎么 坏,我说我对他不够了解,也不能给他辩护了。可是有的人跟罗隆基不一样。像向 达,像冯亦代。冯亦代做极右分子恐怕也还不够吧。顶多有的时候有一点右。但是 你不能说是极右分子。太过头了吧。还有像向达,我认为绝对是好人一个,爱国的, 一直是爱国的。就是跟翦伯赞关系不太好。这个人划右派我想不通。这话我明白的 在小组会上说了。(上面)对我也没有说什么,不过反正觉得你这个人总是立场有 问题。(杨宪益访谈,1994年5 月16日) 杨宪益在那种寒冰似铁的日子里依然保持着一片古道热肠,突出的例子是他对 " 反党分子" 邹霆长达二十多年的友谊和帮助。邹霆(1927- ),山东济南人,解 放前参加革命,解放初在南京军管会文艺处当干事,与杨宪益相熟。他在1953年以 莫须有的罪名被柯庆施打成" 反党集团头子" ,被开除公职,1955年又因与路翎的 友谊被打成" 胡风分子" ,关押在监狱三年。就是这样一个穷途末路的" 双料反革 命" ,当他1953年秋冬踏进杨宪益在南河沿的家门后,得到了意想不到的善待。杨 宪益拿出五粮液和巧克力款待他,给了他人间最宝贵的温暖。他对笔者说: 有一天晚上我去看他,他已经听说我失踪过好几回了。我说不是失踪,是政治 审查。我说你要是觉得不方便我就不来。你是专家,又有这么多外籍专家在一起。 他说没关系,你要来就来,没事。我们两个人喝酒聊。他说你就是锋芒毕露,年少 气盛,太狂了一点,得罪了一些人。其实我知道你有什么呢,至于说你有海外关系 等等,那都是欲加之罪。他就这样给我平了个反。我很感动。我说难得啊,因为他 还在位啊!是周总理把他们调到北京,要重用的。我心里很感动。还不光是物质上 的帮助。别的朋友根本就(把我)拒之门外了。(邹霆访谈,1995年12月28日) 以后的几十年,邹霆每一次到杨家,都得到始终如一的" 老朋友" 的对待。杨 宪益多次在钱物上帮助邹霆,以救他断炊之急。 只有经过五、六十年代严酷政治环境的人,才能体会到杨宪益这样对待一个" 被管制分子" 的难能可贵之处。杨宪益的确因此受到了政治上的牵连。除了文革中 的大字报" 揭发" 以外,杨宪益的顶头上司何路就当面说他" 你这个人就是爱招苍 蝇" 。 杨宪益家的大门,不仅为本国的政治失意者而开,还为很多外籍" 流浪者" 敞 开。杨宪益的女儿杨炽在谈起这个问题时,认为她的父母在中国改革开放以前的几 十年里起了一个" 中国政府意识不到的" 的" 民间对外交流的桥梁作用" 。她说: 那些年,中国的外国人很少,如果来了一些外国专家、学者、汉学家或者学汉 语的学生,他们没有别的地方去,没有能够放松的地方,没有一个文化上没有隔阂 的地方来交谈,所以我们家提供了一个场所。那时候的一些年轻的汉学家,包括来 工作的一些外国专家,非常喜欢到我们家来。他们(杨宪益戴乃迭)那时候交了很 多朋友。那些人是真的朋友。(杨炽访谈,1999年6 月25日) 杨炽谈到了杨宪益为一些彷徨而茫然的年轻人提供庇护的情况,她提到了《西 游记》的译者、英国人詹纳尔和他当时的妻子狄丽亚的名字: 詹纳尔和狄丽亚他们来的时候都很年轻。狄丽亚大概二十岁都不到,跟我们的 岁数差不多。他们几乎每天晚上都在我们家过。要是没有我妈妈爸爸在这儿,这些 外国年轻人真是很难过的。我们家好像收容站似的。(他们)跟中国人交谈,你外 语不够,他汉语也不行,再说文化上有很大的差距,很多事情都没法理解。狄丽亚 刚来时很小,她知道中国是专制的国家,很怕说错了话。到了夏天她听见知了叫, 英国没有知了,她以为是工厂的声音。她一直不敢问,她觉得万一要是军工厂呢, 就不敢问。特别可笑( 比尔.詹纳尔在戴乃迭去世后写的悼念文章中说:" …戴乃 迭他们家成了我的第二个家。…当时有很多像我一样,从外国刚到北京不久的教师 和翻译。戴乃迭接济并照顾我们,为我们提供了一种难得的放松。" (载杨宪益主 编《我有两个祖国》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李晶译)这段话可以作为杨炽访谈的佐 证。) 。 还有几个年轻人,有一个人把他分到武汉教英语,刚去了几天就回来了。(那 里)没有一个人可以和他说英语的,等于发配到了一个没有人交流的(地方)。他 回到北京就赖在我们家不走了,最后这个人到了日本。 那时候来来往往的,这个来了那个走了,我觉得我们家有点像--不是一个旅店 也是一个--人家说" 杨家黑酒店" 。每天晚上都有人来。都是这些外国人。 我觉得我父母那几十年起了很大作用。虽然说起来就是来玩一玩,放松放松, 但是还是帮助人家了解中国。而且我爸爸对政局和形势应该怎么理解怎么分析他永 远有很多见解,说不完的话。他随时可以给你提供很多分析,你想明白什么事他就 给你讲。(杨炽访谈,1999年6 月25日) 杨宪益这种无拘无束迎送天下来客的气派和作风,在那样一个空气肃杀、控制 严密的环境下,真是一个大大的" 异端" !李长之先生(杨宪益在国立编译馆的同 事、北师大教授)曾经这样评论杨宪益:" 宪益是杜少卿(《儒林外史》中的角色) 一流的人物" ,这个比喻生动有趣,对杨宪益的精神风貌捕捉的很准确。杨宪益的 " 英雄本色" 体现于:在一个密不透风,几乎没有任何个人生存空间的社会中,他 藐视" 阶级斗争" 的" 清规戒律" ,依然保持了" 我行我素" 和" 豪迈率真" 的天 性。 当然,他为此又受到牵连。他的家被称做" 杨家黑酒店" 。对此,杨宪益仅是 一笑了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