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5."特权阶级"和"贱民" 很难想像,一个人同时既是" 特权阶级" 又是" 贱民" 。而这恰恰是杨宪益在 1955年之后到1966年文革前的生存状态。这是一个奇特的悖论状态,带有那个时代 特有的荒诞性。就像电影中的两极镜头--特写和大全景相对照,突显出杨宪益与普 通中国知识分子境遇的不同之处。需要说明的是," 特权阶级" 指的是他的经济待 遇,而" 贱民" ,当然是指政治待遇。 解放后,中国实行" 一边倒" 外交,基本上与西方国家断绝了来往。原来在中 国居住的西方国家的侨民在解放前夕大都离开了中国,除了少数" 兄弟党" 派到中 国工作的外国专家以外,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中国土地上几乎没有任何西方人士。 所以,像戴乃迭这样地道的英国籍的知识分子简直就成了" 稀有动物" 。戴乃迭的 " 使用价值" 渐渐为当局所觉察。1954年,国家成立" 外国专家局" 后,戴乃迭以 一个" 外籍工作人员" 的身份开始享受" 专家" 的待遇。那时," 外国专家" 可以 享受不少的特权。比如,他们可以和" 中央首长" 一样,每年夏天免费去北戴河避 暑、疗养(杨宪益则以" 专家家属" 的身份跟着去北戴河)。他们可以到专门为外 国人服务的" 友谊商店" 去购买市面上买不到的紧俏物品,他们的工资也大大高于 同级的大学教授。于是,戴乃迭的工资一下子高过杨宪益两三倍,就这样,杨宪益 的家庭提前几十年就实行了" 一国两制" (指经济生活方面)。而杨宪益,也就" 沾夫人的光" 过着比普通中国知识分子宽裕的生活。关于他的" 生活特权" ,杨宪 益在回忆中曾谈到,当他们住在公安部提供的" 大院子" 里时(那时正值三年饥荒 年代),戴乃迭从" 友谊商店" 买了面包、点心和罐头回来,邻居们都带着又羡慕 又嫉恨的眼光看着她。小孩子们跟在后面唱起了顺口溜: " 苏联老大哥,挣钱挣的多。 苏联老大嫂,挣钱真不少。"(杨宪益访谈,1994年5 月16日,北京百万庄) 拿 今天的标准看,戴乃迭当年购买的物品全是生活基本必需品,根本谈不上什么奢侈。 可是在1959-1961 那三年中,全中国人民都在挨饿(农村总共饿死数以千万计的老 百姓),戴乃迭居然能随便买到黄油、罐头和" 高级点心" ,他们家自然成了" 众 矢之的" 。这一股" 仇富心理" 一直埋藏到了文革时期。到了1966年的" 红八月" , 杨宪益曾经居住过的东城八宝坑船舨胡同居民委员会还派人到外文局,要把杨宪益 " 揪" 回街道去批斗。外文局的领导没有同意他们的要求,使杨宪益逃过了一" 劫 " 。杨宪益说,如果到了街道上,他有可能在恐怖的红八月里就" 被街道的人打死 了" 。( 杨宪益访谈,1994年5 月16日,北京百万庄) 但是,与生活上的" 特权" 相对照的是,杨宪益在政治身份上却越来越向下滑,最后,甚至滑到了" 贱民" 的 边缘。所谓" 贱民" ,当然是一种比喻。众所周知,自从解放以后,中国大陆当局 就在国民中搞起了三、六、九等的等级制。这些等级不是以种族划分,而是以" 阶 级" 来划分的。" 红五类" (工人、贫农下中农、革命军人、革命干部)在最上层, 而地、富、反、坏、右在最底层,他们是不可接触者,是被" 专政" 的人。凡被戴 上地富反坏右帽子的人,立即会被所有的人抛弃,就连他们的骨肉至亲都会和他们 " 划清界限" 。人们在路上看到这些人,都会躲的远远的,唯恐避之而不及。这些 人自己永无出头之日不说,连他们的子女,甚至孙子孙女都会在生活的一切领域受 到不平等的待遇;参不了军,入不了党(团),上不了大学,提不了干。永远只能 呆在最底层。杨宪益虽然在表面上还没沦落到这个地步,可实际上,离开这一步也 不远了。 杨宪益变成" 不可接触者" ,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他有一个" 外国老婆" 。 在改革开放后的今天,涉外婚姻早已不是希奇事,可是在大讲" 阶级斗争" 的年代 里,家中有个外国老婆可是个" 奇事" 。当时,凡是有" 海外关系" 的人都会受到 怀疑,他们被认为是潜在的" 里通外国" 者而处处受歧视。在这样一个社会背景下, 可以想见,杨宪益和戴乃迭这" 一对儿" 在一般人眼里是多么" 另类" ,而他们的 家又是多么" 古怪" 和" 危险" 。仅此一条,就足以使大多数人视与杨家交往为畏 途了。 除了上述原因,杨宪益的" 历史嫌疑" 和他的" 修正主义观点" 使他更成了一 个" 危险人物" 。六十年代初,外文局的党团组织纷纷告诫当时的年轻人,不要到 杨宪益家去,要与杨宪益保持一定距离。杨宪益的同事吴善祥回忆说: 领导上当时对他(杨宪益)的看法是他是一个修正主义者。我记得在一次会上, 何路(雷注:《中国文学》领导人)念了一首诗,有八句,最后一句是" 每依北斗 望旌旗" 。何路已经掌握他整首诗的内容。当时空气很紧张。领导很注意他有什么 举动。对他的使用是控制使用。当时很注意海外关系嘛,而且他的老婆又是外国人, 他经常往使馆里跑,所以对他的怀疑是很直接的反应。对他们夫妇两个人都很怀疑。 ……原来我经常到他们家里去的,后来开会,领导对我们这些年轻人说他们有什么 问题,我们就不敢去了。因为我是共青团员,团小组经常灌输阶级斗争观念,对什 么人应该有警惕,其他同志也说,要我注意,老杨那里不去为好。(吴善祥访谈, 1999年12月29日) 在" 苏共二十大" 问题上,由于戴乃迭和杨宪益观点相同,她也被看作是" 修 正主义" 。他们的同事赵学龄说: 赫鲁晓夫20大秘密报告以后,戴乃迭因为受英国专家史珍妮的影响,史是英共 老党员,她支持苏共的观点,戴乃迭也是倾向那种观点,杨宪益也是这个观点。所 以就特别引起对他的不信任。现在看起来,戴乃迭尽管一直是在中国,她毕竟是受 西方文化的影响,她觉得我有什么看法讲一讲,这无所谓的,很正常的事。咱们中 国就一刀切,两条线,成了敌我问题了。她没意识到这个问题。……后来文化大革 命她(从牢里)放出来之后,她跟我说她不懂政治,她说我实际上是个家庭妇女, 我并不懂政治,我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她没有觉得是在搞政治。所以我觉得,一个 很大的误会就是,她觉得很自然的事情,可咱们把她当了阶级敌人了。这是很可笑 的事情。(赵学龄访谈,1999年12月4 日) 戴乃迭的确非常不懂" 政治" 。她不知道人们在表面上对她的尊重和友好态度 之外,背地里却另有一套;她不知道作为一个" 外国人" ,她永远被怀疑" 有异心 " 。她更不能理解,她虽然拿着高工资,享受着别人不能享受到的生活待遇,实际 上却是一个受歧视的人,她的子女和亲戚也因她而受到牵连。她不能理解中国的这 些奇奇怪怪曲里拐弯的事情。 1958年,戴乃迭申请回国探亲,她到中国已经将近二十年了!1940年,21岁的 英国妙龄女郎格莱迪丝义无反顾地跟随她的爱人杨宪益来到了战火纷飞的中国,一 晃二十年过去,她成了一个中年妇女,三个孩子的母亲。可她还从来没有回过国, 没有见过她久别的亲人。刚解放时,政权变更的动荡和三个稚龄的孩子使她无暇顾 及探亲之事,现在孩子大了,她可以回国探望八十高龄的母亲了。可是,这个在今 天看来很简单的人之常情的事在当时的" 组织" 眼里却成了天大的难题。她申请了 好几年都不批准。领导的理由是她的工作" 很重要" ,单位里" 离不开她" 。真正 的理由当然是" 政治上" 的。后来,他们的朋友路易.艾黎给她出主意,让她直接 给周恩来写了一封信,周恩来发了话,外文局才突然改变态度,同意她回到英国, 与阔别二十年的母亲见面。起程时,已到了1961年,她为这事整整申请了四年。那 一次,戴乃迭带着12岁的小女儿杨炽回了一趟英国,总算和八十岁的母亲塞林娜见 了一面。这是她解放后与母亲唯一的一次见面。1970年,当89岁的塞林娜逝世时, 戴乃迭已入狱两年了。塞林娜直到去世,都不知道戴乃迭究竟是死是活。 杨宪益的妹妹杨敏如曾对笔者说过一件事,她丈夫罗沛霖文革前有一次去英国 出差,组织上再三叮嘱他对杨宪益和戴乃迭" 保密" ,免得戴乃迭要借此机会和英 国方面" 联系" 。由此可见对戴乃迭的高度" 提防" 。 戴乃迭受到不公正待遇的一个重要例据,就是她的儿子杨烨考大学的遭遇。 杨烨(1942-1979 ), 是杨宪益和戴乃迭唯一的儿子,是戴乃迭的心肝宝贝。 他从小就聪明过人,活泼可爱。他在小学中学都是有名的" 全面发展" 的好学生。 学习成绩总是名列前茅,还得过北京中学生长跑比赛冠军。1960年杨烨高中毕业该 考大学了,戴乃迭希望儿子上" 燕京大学" ,也即解放后的" 北大" (戴乃迭是这 样理解搬到燕京校园的" 北大" 的)。她的父亲戴乐仁曾在" 燕京大学" 大学担任 化学教授,她的部分童年就在燕大校园中渡过,因此戴乃迭对这所大学有非同一般 的感情。杨烨报考了北大理科某专业,考试成绩符合录取线,却在最后一分钟被另 一个分数不如他的干部子弟取代。这件事对杨烨的打击之大,足以影响他的后半生。 杨烨为什么会被刷掉?杨宪益的妹妹杨敏如说: 他(杨烨)考北大,完全考上了。分数都好。他不是后门挤掉的,就是我们国 家的政策,觉得这是外国人的孩子,就不能(碰)保密的东西。就给他弄到北京工 业大学去了。这个给他一个很大的刺激。(杨敏如访谈,1994年6 月21日) 戴乃迭还蒙在鼓里,没有人把真正的" 底" 交给她。她无法接受这个事实。她 多次敦促杨宪益找有关人士想办法,都无济于事。她埋怨杨宪益对儿子不关心。从 这件事开始,杨宪益的家庭开始出现裂痕。从此,父母与儿子之间(特别是父亲和 儿子之间)渐渐越走越远了。此是后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