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6.在监狱这个社会大学校中 四年囚犯生活在杨宪益一生中是个独特的阶段。尽管对自己被捕感到意外,但 杨宪益很自然地完成了一个" 公民" 到" 囚犯" 的转变。因为他这个公民早已沦为 " 贱民" ,他被" 揪出" 人民队伍已近两年。在将近两年的时间里,他是人们随时 可以唾骂、批斗、侮辱和嘲弄的对象。对一个" 牛鬼蛇神" 来说,当时的社会环境 不啻为一个巨大的监狱。从大监狱来到小监狱,对杨宪益似乎并没有太大困难。人 对苦难的耐受力似乎是无限的。 经过两年多的频繁提审、威吓和讯问,从71年下半年起,狱方对杨宪益的提审 越来越松,后来就干脆不管他了。杨宪益的精神压力明显减轻。他也从一个" 新号 " 成了" 老号" 。四年中,他换过很多囚室,与社会上形形色色的人共同生活在一 起。他回忆了一些狱中的人和事: 我坐牢听到的名人不多。有一个是跟我同一个牢房的。我进去他刚给提留出去, 就是遇罗克。遇罗克是前几天刚公审,公审完把他拉出去枪毙了。他是一直到最后 不承认错。一直强犟到底。不过这个人我没见到面。还有一个人也没见到面,不过 我在的时候他也在,就是聂绀弩。聂绀弩这老头子还很倔,让他在牢房里头,他总 爱自己一个人跑。结果就给他腿上戴了死刑犯的大铐子,让他走不了路。结果他还 要跑。一跑摔了一交,把脑袋给摔破了,流了好多血。这是他们(同狱犯)跟我讲 的。还有一个是那时候有名的和尚。名字我想不起来了。是北大的一个学生。因为 失恋出了家。也是当时北京的一个名人。后来那个人也放了。 里头有一个是刘铁云的孙子,叫刘厚怙,是一个知识分子。他也倒霉,给抓进 去了。关了两年。这个刘厚怙也挺滑稽的一个人,他原来也是一个少爷,虽然刘铁 云没有什么钱留给他,也还算是个少爷出身吧。刚解放的时候他上了当。他们家在 天津有点铺子什么的,有点商业。他听了一次刘少奇的报告。刘少奇说大家放心, 我们现在是几个阶级共同专政。有民主党派,有共同纲领。我们是按照共同纲领办 事的。中国现在还很穷。我们资本主义还要搞几年。做买卖的我们还要扶持,还要 发展。是那么说的。所以他以为--他说看起来还可以做买卖。可到了后来就成了资 本家。后来资本家又完了。后来又把他抓进去坐牢。他没什么大问题。挺好的一个 年轻人。学问也不错。现在这个人去世了。他以前住在白云观里头,当道人。他做 过道教协会的副会长。 我们那儿住的人有两种情况,有的人关了一年两年,三年四年,像我那样后来 就放了。有的是关一阵以后就拉出去。事后才知道,拉出去就枪毙了。(杨宪益访 谈,1994年5 月16日) 当笔者问杨宪益" 拉出去枪毙的人有没有公审" 时,杨宪益说: 都有公审。不过公审都是形式主义的。走一个形式。等于说,就是拉到那儿开 一次斗争会。大家在一起喊喊口号,然后就枪毙了。枪毙人都在酒仙桥那儿。酒仙 桥桥底下是刑场。把人带去,一般的死刑犯都戴着銬子,然后从背后用脚一踢,一 踢就站不住了,就跪倒了。一跪倒,后面的人就拿手枪在你后脑勺上一枪就完了。 完事以后还要跟家属--来收尸的--还要跟他要子弹费。四毛钱还是多少钱。家属还 得给子弹费。没人收的呢,就拿一个芦席一包,或者是埋了,或者是烧了。(杨宪 益访谈,1994年5 月16日) 据杨宪益说,以上情况是一个被" 陪绑" 押往刑场的犯人亲口告诉他的。 在众多难友中,杨宪益对一个原志愿军战士的印象特别深。这个前志愿军士兵 竟然为了爱情不惜偷渡国境,他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有一天我搬到一个新牢房,一个很小的牢房,只有四个人。我跟一个年轻人躺 在一块儿,熟了,我就问他为什么进来。他给我讲了一段故事,很有传奇味道。他 参加过抗美援朝,在抗美援朝中间跟北朝鲜的一位姑娘发生恋爱了。就有感情了。 抗美援朝结束他回来了。回来了以后还算是有功的人,到了北京给他分配了一个挺 好的工作,就是北京整形医院里当会计,管钱。他在管钱时也偷偷摸摸地私用过公 款两三百块钱。数目不大。可是以后他跟他爱人关系不怎么融洽,总想在北朝鲜的 那位姑娘。他忽然烦了,要到北朝鲜去,不做中国人了。他想到北朝鲜去找那位姑 娘结婚。他因为当过兵,游泳挺好。他说鸭绿江我也很熟,什么地方可以艀过去我 都知道。结果他就艀过去了,偷渡上岸了。上岸后给北朝鲜方面的守卫抓到了。他 去以前,中国跟北朝鲜正有一度关系紧张。北朝鲜是跟苏联站在一边的。所以他想, 我到北朝鲜去就骂中国共产党怎么怎么不好,这样不就正合他们的口味了吗?他身 上带了一本小红书(毛主席语录)。他自己跟我讲他把小红书从口袋里拿出来,往 地上一扔,还拿脚踩了几脚,表示他对中国共产党的痛恨。人家也没什么表示就把 他关起来。过了几天把他装在一个邮包里给寄回(东北)来了。他不知道,就在他 骂毛主席的时候,正好周恩来又跟北朝鲜的关系弥补好了。正是请北朝鲜的人回到 北京来的时候,情况又变化了。北朝鲜跟我们又是战友了。结果就把他邮寄回来了。 他当然又是偷渡又是反革命。可是因为他过去是抗美援朝的军人,所以审问了他以 后对他还客客气气,把他从东北运到北京来,就住在我们那个牢房里。头一天我还 问他:你觉得将来会对你怎么样?他说我这事没什么了不起的,大家对我挺客气, 在东北吃的也不错。我挪用过两三百块钱公款,也交代了。顶多不过是让我退赔两 三百块钱吧。第二天早上起来,一大早,叫他卷铺盖,他高高兴兴地跟我们说再见, 走了。过了一天,我听说他拖出去枪毙了。(杨宪益访谈,1994年5 月16日) 杨宪益说,在监狱里跟别的犯人关系处的好坏对狱中生活影响非常大。万一跟 别的犯人搞不好,就会受很多罪。他提到一个老天主教徒的遭遇: 有一个老天主教徒,到那儿每天唱祷告,唱圣母玛利亚,在被窝里头跪着唱。 大家就欺负他。用被窝把他蒙起来揍他。看监狱的人对他态度也不好,常常把他提 留出去问。交代的他们不满意,他们就用凉水滋他,冻的他要死。他挨过好几次揍。 还有两个犯人后来浑身浮肿死掉了。可是我没受什么罪。(杨宪益访谈,1994年5 月16日) 杨宪益尽管没有遭受过那位天主教徒那样的皮肉之苦,但是他也屡屡被一些同 狱的小流氓欺负。笔者曾经采访当年和他同一牢房的外文局造反派邢军(邢军这个 外文局有名的" 革命造反派" 和杨宪益这个" 资产阶级反动权威" 先后沦为" 阶下 囚" ,被关在同一间牢房中,是文革中的典型现象。类似的荒诞剧曾在全国范围内 一演再演,引人深思),邢军提供了宝贵的材料,使我们可以进一步了解杨宪益在 狱中生活状态,他说: 我是71年年底到72年年初和他(杨宪益)在一起的。我71年5 、6 月份抓进去 的。先把我关在秦城监狱,一看我级别不够,又把我转到北京看守所去了。和他关 在一起。我一进去就认出他,他没认出我。那时一个房间关十来个人。我一进去就 说" 哦唷,他妈的这老头怎么和我关在一起?!" 后来过了两天--我坐(班房)在 和他隔一个人--我说老杨你不认识我?他说不认识,你是七机部的?我说我是外文 局的。他一听" 啊" 了一声。我说我叫邢军。他说这个名字很熟。那时候文化大革 命,都知道我。他说" 你们怎么会进来的?你们是毛主席红旗下长大的人,怎么会 ……" 我说文化大革命乱套了,外文局体系的冤假错案,你可千万别相信。……就 这么聊到一起了。 老头挺幽默。我说你是怎么进来的?他说我和我爱人喝了一瓶酒,喝的醉醺醺 的把我抓起来。第二天我还问" 这是什么地方?" 他们说" 监狱,老头儿!" ," 一进门就闻到你满身酒味儿,你不是酗酒闹事的吧?" 这都是他和我聊的。 我说听说你是里通外国给抓起来。你怎么里通外国了?他说你想我老婆是外国 人,这本身就是在里通外国么。哦--是这么个" 里通外国哇" !挺逗。 我说你过去享受的太好了,现在吃窝窝头习惯吗?他说这个窝窝头也挺好吃的, 越嚼越香吃出奶油蛋糕味儿来了。他这个话说的很含蓄,带有讽刺。共产党的监狱 好像吃的很好,其实是吃这玩意儿!我说你爱人在下面(当时杨宪益已知道戴乃迭 也被关在同一所监狱里)不还是喝着牛奶吃面包啊(当时外国犯人的伙食比中国人 好),你在这儿,咱俩只能吃窝头啦。他说什么?" 她鼻子比我大,眼睛比我绿, 所以有区别" 。老头很幽默。 那时,在里面的我认为大部分都是好人,百分之八、九十都是冤案。可监狱里 面也有坏人,地痞流氓一类的,欺负他。叫他" 老反革命,给我洗衣服!" 让他给 他洗衣服。我说老杨你凭什么给他洗衣服?你能洗他为什么不能洗?洗背心洗裤衩 的。杨宪益不会洗衣服。人家洗衣服是搓的,他洗衣服怎么洗?像敲锣镲,咣咣( 用两手比划)这么敲的。我说老杨你这么洗衣服?他(压低嗓子用气音)说" 不要 惹他不要惹他" 。我也年轻,我是部队下来的,我怕什么?我爱打抱不平,又和他 一个单位。我(对那人)说你以后别欺负老头,他可有学问了。" 他妈的你怎么知 道?" 我说你他妈的!你敢动我一下?老子马上打死你!那个人一看怵了。那里面 谁横谁厉害你知道吗?不讲理的,谁横,谁能打就厉害。我看不惯了,就说跟他们 干!刚进去,你悚了他就欺负你呀⑷。(邢军访谈,2000年3 月18日) 由于邢军的保护,以及杨宪益有" 学问" ,使狱友们渐渐对杨宪益越来越佩服。 说起学问,邢军举了一个例子: 那时候学毛主席诗词,有一句诗" 帝子乘风下翠微" ,有些人不懂什么叫帝子 乘风下翠微?我说这事你们要问老杨了。因为毛主席诗词就是他翻译的。老杨就说 在湖南什么地方有座山," 帝子" 是第几个皇帝……大家一听,说的合情合理。有 的小流氓就对他很尊重。说老头儿不简单呀。我说你看,是不是有学问?你们他妈 的还老欺负他。后来对他就很佩服。个别人还叫他杨老。他说千万别这样叫,这里 边不能这样称呼。(邢军访谈,2000年3 月18日) 狱友们最佩服杨宪益的是,他居然在毫无信息的情况下," 预測" 到林彪出事。 杨宪益在回忆中多次谈到此事,并为自己的" 先见之明" 深感自豪: 那时候我们只能看《人民日报》,别的东西不给我们看。外面的消息我们又不 知道。我就从《人民日报》的字里行间看外面的情况。我看到先是批判陈伯达,最 后黄永胜也不见了。71年,那一年忽然沉默的很,林彪的名字也不见了。到了国庆, 这一年的十月一日特别的不同。我注意到西哈努克来的致敬电。西哈努克跟我们是 最熟的。他平常写的是毛主席,然后是林副主席,然后是别人。他这回忽然改了, 不提林副主席了。光提毛主席,然后就是周总理,跟以往不一样。另外就是过去林 彪每次十月一日他都要登天安门,都要嚷一阵子。声音就跟我们过去在英国听的希 特勒一样。有点歇斯底里,嗓子挺哑的在那儿嚷。这一年他也不露面了。我心里想, 看起来林彪也完蛋了。我们每个人手头都有一本小红书,毛主席语录。前面有一个 再版前言。平常我们每天都要背诵再版前言的。那时候背的很熟,现在想不起来了。 不晓得为什么我就觉得挺开心的。我就把我那本小红书上的再版前言给撕掉了。正 好那时候有一个年轻的打砸抢分子给关进来了。那个人偷偷跟我说:听说林彪出事 了。我说不知道。大家说不会吧,林副主席怎么会出事呢?后来果不其然,一天下 午忽然查监的人很严肃的" 啪" 进来了。那时离十一已经过了几个月了。说你们把 红小书全交出来。我们就都交出来了。他就一本一本的翻。翻了一本,就放在一边 拿走了。又翻一本,又拿走了。我的那一本呢,一翻他愣了,好像没有再版前言; 又翻,翻了几次。他也不说话,想了想也不说什么就" 嘣" 地扔给我了。大家就纳 闷了。说怎么我们的红宝书全给没收了,你的那本不给没收?我没说什么,就笑笑。 我说再过几天你们就明白了。后来又过了几天,证实林彪出事了。所以这个事我有 先见之明。我很得意,非常之得意。一直到今天想起这个事还挺得意。别的年青犯 人都挺佩服我:诸葛亮!坐牢期间最得意的大概就是这么一件事。(杨宪益访谈, 1994年5 月16日) 从此,杨宪益的难友们对他无比佩服。杨宪益在回忆中说起他教他们唱苏格兰 歌曲《罗蒙湖》、《友谊地久天长》,背中国古诗。他把白居易的《长恨歌》一句 一句地教给他们。年轻的" 打砸抢分子" 们如饥似渴地跟着学,从头到尾跟着背。 牢房里洋溢着动人的学习气氛。杨宪益还提到一个工人对他的友谊: 有一个年青犯人,还给我缝了一个艺术品。牢房里不许用针线,不许有任何尖 的东西。他从地板上抠木头缝儿,抠了点尖的木头片儿,做了一个木头针。他用手 绢给我缝艺术品,缝了一幅松树。他做了几个月做成功的,很好的一个艺术品。不 过就是很脏了。我出来以后阿姨不知道,她给我扔了。挺可惜。不然的话可以留个 纪念了。(杨宪益访谈,1994年5 月16日) 笔者在采访中问杨宪益:在坐牢时,您对自己的前途命运是怎么想的?有没有 什么预测?有没有害怕?杨宪益回答说: 我怎么样也枪毙不了--除了一开头的时候很难说,那时候谁都难说怎么样。不 过到林彪去世了以后,情况就缓和的多。知道怎么样也判不了死罪。有犯人问我: 将来把你放出去你估计会怎么样?你还能喝酒吃肉吗?我说到时候看给我多少钱? 要是给我的工资是二、三十块钱以里,我就不喝酒不抽烟;要是三、四十块钱左右 我也许不吃肉了,还可以抽一支烟;要是再多一点我就又抽烟又吃肉又喝酒。(杨 宪益访谈,1994年5 月16日) 这是狱中的杨宪益对自己" 前程" 的" 最高憧憬" 。无独有偶,季羡林先生在 口述历史时曾对笔者说,他在牛棚中也曾展望过自己的" 前程" ,他的" 最高奢望 " 是到农村做一个农民,终老此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