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不言败——加利回忆录 布特罗斯·加利 著 张敏谦、钟天祥 等译 第一章 美国的支持:得而复失(1991一1992) 随着我任联合国秘书长五年任期临近结束,我的一些朋友。同事以及联合国的 会员国要求我谋求连任。他们认为我使联合国秘书长这一职务的独立性得到了加强, 而且干得不错。以前的历任联合国秘书长都连任两届;如果我不谋求连任,那将是 我对自己的祖国——埃及和非洲的轻蔑。我同意这一观点。而且说实在的,我的自 尊心和成就感也驱动着我谋求连任。然而,谋求连任是有风险的:1996年是美国的 总统选举年。联合国秘书长与美国总统的选举只是每隔20年才在同一年举行。我深 知联合国秘书长的选举可能会受到美国国内政治的左右。事实确实是这样。 1996年1月,我应邀在牛津大学演讲。我的两位前任达格·哈马舍尔德和哈维尔 ·佩雷斯·德奎利亚尔曾分别于1961年和1986年在该校演讲。两位前任均在演讲中 谈及了秘书长的作用。虽然当时的国际情况与我的两位前任担任联合国秘书长时有 显著差别,但我还是谈及了秘书长的作用。我的演讲强调了联合国秘书长独立于国 家之外行事的重要性,就像联合国宪章所规定的那样,并且还强调了迫切需要寻找 新的途径为联合国的行动筹措资金,因为美国拒绝支付联合国会费。 我的演讲激怒了白宫和美国国会。我的助手们以及美国两党的发言人都注意到 我在过去的五年里太独立了。美国参议院指责我建议对国际机票少量征税用来资助 联合国的开支是蔑视美国宪法,企图把税收强加给美国公民。虽然我仅仅是在重复 佩雷斯·德奎利亚尔五年前首次提出并得到我支持的一个想法,但是华盛顿的联合 国新闻办公室在描述华盛顿对我在牛津大学演讲的反应时使用了“火的风暴”一词。 美国国会两党的四十多位众议员联署了一封信批评我。 1996年2月中旬,我在纽约市萨顿广场的联合国秘书长官评举行的招待会上请求 与我的两位朋友——美国前国务卿赛拉斯·万斯和卡内基公司的总裁戴维·汉伯格 说几句话。我需要他们的建议。我究竟是应向公众宣布我将竞选连任联合国秘书长, 还是回避这个问题,让这个问题在美国总统选举期间“悬而未决”? 赛拉斯的回答是,应该尽可能让美国总统和联合国秘书长选举这两件事在公众 的心中成为两个独立的事件。当时,我经常受到共和党主要的总统候选人——参议 员鲍勃·多尔的嘲弄和攻击。他把我的名字嘲弄地念成Bootrus(加利秘书长名字的 拼写是Boutros译者注),听起来好像是一个嘲笑的人群,而且他声称美国军队是在 我的“指挥”下服务。毫无疑问,这些将会引起他的听众的注意。右翼的总统候选 人则对美国人说,联合国是一个使他们丧失主权的全球性阴谋集团,而且还说那架 属于联合国的“黑色直升机”一直在落基山脉地区几个州的上空飞行是为联合国接 管美国做准备。为此,赛拉斯说,可能我应在当时,即IWe年初,在美国各政党仲夏 召开的全国大会之前宣布参加竞选连任。我当时并不太肯定是否应宣布参加竞选连 任。我担心一旦宣布这一消息反而会激起美国的反对。我请求赛拉斯和戴维替我悄 悄地进行调查。 不久,《外事》杂志季刊刊登了我在牛津大学的演讲内容。我在该演讲中强调, 对联合国的可信性来说,一位独立的秘书长是至关重要的。编者按把我这篇文章的 发表理解成是对美国的故意挑衅。我的文章被说成是一份象征我意欲竞选连任的蒙 着薄薄面纱的宣言。 不受支持 4月14日,星期天早上8点,万斯和汉伯格来看我。赛拉斯显得非常窘迫,不知 如何开口。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张小纸条,给我读了来自克里斯托弗国务卿的消息: “政府已经决定不支持你连任。” 我告诉赛拉斯和戴维说,我对这张便条感到吃惊,但是即使美国投否决票我也 不会改变自己的主意。我说:“非洲、拉丁美洲、俄罗斯、法国和中国都强烈表示 支持我。”我请求万斯和汉伯格对克里斯托弗措辞尴尬的便条以及我自信的反应保 守秘密,因为这事一旦传出去,我将无法继续在联合国正常工作,何况在未来的几 个月里要做的事情还很多。我请赛拉斯和戴维转告克里斯托弗,我打算在美国总统 的竞选期间对自己的未来悄悄地保持“悬而未决”的态度。虽然11月5日之后我将自 己宣布角逐第二个五年的任期,但是我想向美国政府保证,在我的工作——主要是 联合国秘书处的改革——打下牢固基础之后,我将在第二届任期届满之前辞去联合 国秘书长职务。 八天之后,克里斯托弗从耶路撒冷给我来了一个电话。我竞选连任的事让他认 为这么重要,使得他打断在中东的日程安排给我来电话,让我感到吃惊。他说话时 拐弯抹角,明显担心自己的电话可能会受到监听。不过,我明白他是想向我证实克 林顿政府已经决定“不支持”我。为了让任何碰巧听到电话的人都明白,我说: “尽管美国反对,但是我将仍然参加竞选连任。”lop年5月3日,《华尔街日报》刊 登了一篇题为“再见布特罗斯”的文章,说美国政府已经决定不让我继续担任联合 国秘书长职务。毫无疑问,这是官方披露的消息。美国已经开始采取行动。《新观 察》的编辑让·丹尼尔告诉我说,美国已经邀请西班牙的总理费利佩·冈萨雷斯作 为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不,”冈萨雷斯回答说,“现在已经有一位好秘书长了。” 5月13日,星期一一大早,沃伦·克里斯托弗求见。我们的会见是在秘书长纽约 市官味的大厅进行的。大厅的两头各有一个壁炉,其中一个壁炉上雕着乔治·华盛 顿和本杰明·富兰克林的头像,而我们就座的大厅另一头的壁炉上则雕着托马斯· 潘恩和阿历山大·汉密尔顿的头像。跟往常一样,克里斯托弗的衣着剪裁得无可挑 剔,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并且使我想起了在旧金山举行的联合国50周年集会上, 我夫人赖姬曾经问他的西装是哪里制做的。克里斯托弗提到了萨维罗的一个名叫切 斯特·巴里的裁缝。我的大管家端来了中东风味的糕点和咖啡。客人胃口很好,但 是谈话中显得窘迫,并采取了守势。他说到我官邪来的目的是为了证实他在耶路撒 冷电话中所说的消息,即克林顿政府已经决定我不应连任联合国秘书长。“为什么?” 我问道。 克里斯托弗说“鉴于我跟他的友谊”,他无法回答我的问题。我说:“说吧, 克里斯,作为一个朋友你欠我一个回答。”接着,我说:“为了知道我究竟犯了什 么错误或者我究竟做了什么事使得美国政府这样做,这个回答对我很重要。”我说, 作为联合国秘书长,首先要考虑的事情就是美国与联合国的关系。“美国是惟一的 超级大国,”我说,“这意味着美国不喜欢多边贸易这一概念。”美国与联合国之 间一直存在紧张和争论。“这很正常。”我说,“我究竟做了什么使得美国作出这 个反常的决定?” 克里斯托弗一次又一次地说他不能告诉我原因。我说:“你是一个杰出的律师, 为什么不在克林顿总略那里替我辩护呢?”克里斯托弗微微一笑。“我是总统的律 师,”他说,“不是你的律师。”我提到,尽管联合国的其他会员国反对,但我还 是任命了很多美国人在华盛顿为联合国工作。我说,我这么做是因为我需要美国继 续支持我的工作。克里斯托弗没有回答。 他要离开的时候,我请他到我的藏书室去。从藏书室可以鸟瞰到一片草坪以及 大型游艇和拖船来往穿梭的伊斯特河。我送给他一本《法约姆的肖像:古代埃及的 面孔》。古代埃及法老时代末期,棺盖上画着石棺内被制成木乃伊的人生前的肖像。 在开罗附近的一片沙漠中发现了一个保存完好得令人感到不可思议的“法约姆肖像”。 我对克里斯托弗说,我曾经想拥有这些漂亮工艺品中的一个,但是由于费用太高, 我只能通过我此时希望送给国务卿的这样的一本书来欣赏它。克里斯托弗看上去很 高兴,而且对该书很感兴趣。后来,我们再次谈到那个严肃的话题。他坚决要求我 对我们的谈话保密,并要求我不要将竞选连任的意愿披露出去。我欣然表示同意, 因为公开此事将会对我的工作造成损害。由于媒体将会知道我跟克里斯托弗的会面, 分手时,我们一致同意对传媒说我们讨论了联合国的财政危机。 虽然克里斯托弗拒绝告诉我美国决定我任期届满后必须下台的原因,但是我知 道答案可以从1996年美国总统竞选的政治动态以及在过去五年里所发生的值得注意 的事件中找到。 国际选举的政治 我在联合国的经历大约是五年前开始的。一次简短的谈话改变了我的生活。19 91年5月,在与埃及总统胡斯尼·穆巴拉克从开罗飞往巴黎的途中,穆巴拉克总统说 他打算提升我为负责外事的副总理。“此外,布特罗斯,由于你喜欢工作,我还将 让你担任需要加强控制的移民部的部长。”移民部负责管理300多万移居阿拉伯世界、 欧洲、澳大利亚、加拿大以及美国的埃及侨民事务。 作为穆巴拉克的新副总理,我接受特殊的外交使命。1991年6月,在代表他到尼 日利亚的阿布贾参加“非洲统一组织”首脑会议期间,在一次领导人的秘密会议上 提出了联合国秘书长职务的话题,因为那一届是轮到从非洲国家中选举一个人担任 该职务。会上提出了喀麦隆、加纳、尼日利亚、塞拉里昂和津巴布韦等国的候选人。 加蓬总统奥马尔·邦戈说:“名单上没有一个人是说法语的。”有一个人接着 说,“这些候选人都来自西部非洲。”于是,邦戈总统对我说:“布特罗斯,你为 什么不毛遂s荐呢?你懂阿拉伯语、法语和英语,你能够成为一个杰出的联合国秘书 长。”我认识这些领导人已经超过15年了。我为非洲的合作创立了一个由我领导的 每年预算达数百万埃镑的特别基金。该基金使得我每年能够选送数百名埃及专家到 其他非洲国家工作,并从其他非洲国家接受数百人到埃及进行培训。尽管基金并不 大,但是知名度很高,而且说明了非洲国家领导人突然决定考虑让我来担任联合国 最高职务的原因。 我用阿拉伯语写了第一本关于联合国的书。1954年,在哥伦比亚大学做访问学 者时,我曾经有过到联合国工作的想法。有一段时间,我曾希望成为总部在巴黎的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领导人。近年来,我则在考虑联合国秘书长的职务。冷战时期, 联合国被超级大国撇到了一边,我并没有想当联合国秘书长的欲望。不过,现在联 合国可以真正起到作用,并且存在将我多年来的想法付诸实施的机会。 我对非洲统一组织首脑会议的主席尼日利亚总统易卜拉欣·巴班吉达说,推荐 我担任联合国秘书长这个职务,我感到非常荣幸,但是必须要得到穆巴拉克总统的 首肯。非洲国家的总统几乎是异口同声说他们将会征得穆巴拉克的同意。 当我把在阿布贾所发生的一切报告穆巴拉克总统,并告诉他我对这个职务感兴 趣时,他的反应并不热烈。他说,“如果你竞选失败,那将是埃及的失败。” 我说:“总统先生,在选举中,一个人可能会当选,也可能会落选。虽然我是 你的内阁成员,但是我在参加国会议员的竞选时也是冒了风险的,我也可能会落选。” 我与埃及的新任外交部长和总统顾问讨论了我当选的可能性。他们都说,我要是当 选,对埃及来说将是一件了不起的事,但这可能不会是一件容易的事。穆巴拉克总 统的态度仍然显得勉强。他刚刚把我提升为副总理,而我现在却想离他而去。1991 年6月16日,他最终同意我参加竞选。在短短的一个月里,我的生涯产生了根本的和 出乎意料的转变。 竞选联合国秘书长通常是一个令人感到痛苦的经历。最近,时事评论员哀叹缺 少一套具体的挑选联合国秘书长的标准。他们说,以这样一个不具备完善制度和体 系的乱糟糟的方式,为“世界上最难应付的工作”挑选“世界上最高级的外交官”, 是荒谬可笑甚至是不光彩的。他们提出制定候选人的标准,让候选人由一个委员会 进行审查,就像挑选一个罗兹奖学金获得者或者大学校长一样。亚里士多德在他的 《政治学》一书中支持这一立场,说:“当选的人应通过游说来获得该职务是不合 适的;最杰出的人应该得到任命,不管他是否选择了该职务。” 可是这样一来将会使联合国成为另外一个国际官僚机构。联合国宪章的起草人 把这个问题留给变化中的国际需要来决定,只是规定“秘书长由大会根据安理会的 推荐任命”,其余问题则留给复杂的政治去解决。 根据规定,秘书长办公室没有权力,然而它却是关键性的。秘书长没有财政基 础,对联合国大部分系统内所发生的一切没有实际发言权。在会员国的财富、影响 力和面积大小方面差异很大的一个世界性组织中,秘书长通常作为一个支轴为各国 间的合作服务。不过,所有的这一切都一而再再而三地归结为政治。 我在期待着竞选联合国秘书长,并把它作为一个奇妙的冒险活动。我引证了亚 里士多德的话来反驳他自己。他说“人类是政治动物”,但是没有说“人类是任命 动物”。我承认自己是政治动物。在制定竞选方案时,我意识到赢得秘书长的职位 必须具备三个必要条件:我自己国家的支持;作为我所在地区或者大陆的代表的可 接受性;熟悉世界各地的问题和领导人。我必须使自己的竞选政治化以获得关键的 国家、地区、集团以及国际组织的支持。我这样做不仅是为了要赢得这个职务,更 重要的是为了以后能够更好地开展工作。 法国的支持将是必要的。巴黎决意要让联合国继续把法语作为传统的外交语言, 给予它应有的地位。我使埃及加人了法语区联邦,而且我与法国总统密特朗有私交。 法语区联邦这一世界性组织的国家都使用法语,拥有共同的文化背景。除了法国之 外,我还需要安理会其他常任理事国如英国、中国、俄罗斯,特别是美国的支持。 我请美国国务院前礼宾司司长约瑟夫·华纳·里德大使代表我跟布什总统打招 呼。里德大使举止高雅、非常谦和和有才华,他对世界的那种嘲讽的观点我很久以 来一直都很欣赏。7月份,我在开罗会见了美国国务卿詹姆斯·贝克。我发现他很友 好,但是他感兴趣的是来自非非洲国家的候选人。除了来自非非洲国家的对手之外, 我在非洲还有另外一位竞争者。他就是津巴布韦的资深经济部长伯纳德·奇泽罗。 奇泽罗拥有在联合国系统工作的经历,而且得到了英联邦国家和英国的支持。奇泽 罗用法语跟我交谈,表明他同样说莫里哀的母语(即法语,译者注)。我跟奇泽罗 非常熟悉,于是我取笑他说:“如果你想得到法国的同意,你不仅必须会说法语, 而且还必须用法语的腔调来说英语。” 乔治·布什的顺访 回到开罗,穆巴拉克总统给我一封要我亲手交给布什总统的信。9月10日,我在 法国外交部得到确切消息说美国国务院反对我作为候选人。 9月13日,我到白宫去见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将军。按照预 先的安排,布什总统将顺道进来打招呼。这是因为斯考克罗夫特说,如果我走进了 椭圆形办公室,布什总统将不得不公开接待其他候选人。布什总统给人印象深刻, 个头很高,看上去很强壮,比在电视上和报纸的照片看起来要仪表堂堂得多。他对 中东局势——穆阿迈尔·卡扎菲和萨达姆侯赛因——远比对穆巴拉克总统关于推荐 我作为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的信件感兴趣得多。 在国会山,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克莱博恩·佩尔对我说,他支持萨德鲁 丁·阿迪·汗王子作为候选人。他是伊斯玛仪派穆斯林精神领袖的儿子,是前联合 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我的老朋友作家阿诺德·德·博什格拉夫告诉我说:“白宫 早已决定让萨德鲁丁·阿迪·汗作为秘书长候选人。”看来,除了发展中国家,很 少有人知道本届联合国秘书长“轮到非洲国家”担任。 在这一次短暂的美国之行后,我以自己几乎已经忘掉的角色,即移民和侨民事 务国务部长的身份访问加拿大,会见在外散居的埃及人。在握太华,我拜会了布赖 恩·马尔罗尼总理。他只是听我谈自己对联合国职务的希望,没有发表任何评论。 我很快就了解到他不作任何评论的原因。马尔罗尼曾经是布什总统心目中联合 国秘书长的第一人选,但是白宫了解到支持马尔罗尼将会触怒不想让来自“北半球” 富裕工业国的人担任这一职务的非洲和第三世界国家,于是,布什总统不得不将目 标转到他认为发展中国家可能会接受的萨德鲁丁·阿迹·汗。 在这一次旅行期间,我还拜访了《纽约时报》的编辑A·M·罗森塔尔。他直截 了当地问我,“你想当秘书长吗?”“当然,”我回答说,“这正是我来拜访你的 原因。”罗森塔尔大声地说,“终于有人诚实地说出自己需要什么了!” 1991年9月下旬,我陪同穆巴拉克总统对莫斯科进行正式访问。在苏联的8月失 败(即8.19事件,译者注)之后,莫斯科正处于混乱之中。穆巴拉克对我说,在他 与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秘密会谈时,是戈尔巴乔夫先提到我的名字的,并说他将 坚决支持我。我与莫斯科有着长期建立起来的关系,并且曾经在安瓦尔·萨达特总 统1979年与苏联决裂后致力于恢复埃苏关系。我当时是埃苏友好协会的会长。这是 我刻意追求的一个职务,因为我是一个亲美人士,而且我不希望该职务落到一个可 能会暗中破坏美国中东政策的人手中。后来,戈尔巴乔夫告诉我说,在我们离开莫 斯科后,英国首相约翰·梅杰给他打电话,推荐挪威的首相格罗·哈莱姆·布伦特 兰担任联合国秘书长。戈尔巴乔夫回答说:“我们已经向埃及作出保证了。” 朋友的一封信 回到开罗后,我给美国驻埃及大使法兰克·威斯纳打了一个电话,告诉他莫斯 科支持我,以便让他把话传给美国国务院。我在寻求支持,但是不知道如何与华盛 顿打交道。罗伊·阿瑟顿大使联络卢修斯·巴特尔、赫尔曼·艾尔茨和尼古拉斯· 维里奥兹等曾在开罗任职的大使们给布什总统写了一封信。阿瑟顿告诉我说,如果 不是禁止美国现政府的官员这样做的话,威斯纳也会在信上签字。“根据我们的判 断,”四位大使写道,“布特罗斯- 加利博士具有在未来几年里领导联合国这个机 构所需要的声望、广泛的经历、国际的尊重和知名度、智慧和创造力以及外交技巧。” 里德亲手把这封信交给了布什总统。后来,里德告诉我说贝克不同意布什总统提名 萨德鲁丁·阿迪·汗,他不喜欢萨德鲁丁在海湾战争期间对伊拉克和科威特的联合 国人道主义项目的管理。贝克支持荷兰的前外交部长汉斯·范登布鲁克作为候选人。 10月份,在纽约召开的联合国大会会议上,当里德告诉贝克下一届联合国秘书长必 须从非洲国家的候选人中产生时,他与贝克进行了激烈的辩论。此时,非洲国家所 有的其他候选人实际上都已经被排除了,伯纳德·奇泽罗和我并驾齐驱参加竞选。 11月20日,星期四的早上,我在巴黎的克里昂酒店会见了美国负责国际组织事 务的助理国务卿约翰·博尔顿。他告诉我说,他与哈维尔·佩雷斯·德奎利亚尔秘 书长“意见不一致”,他明显感到佩雷斯·德奎利亚尔对美国的利益不够关心。我 让博尔顿确信我非常尊重美国的政策。我说,“没有美国的支持,联合国将会瘫痪。” 与我见面之后不久,博尔顿在国会做了一个强有力的说明,宣称“对于维护世界和 平来说,联合国的维和行动仍然是最好的交易之一。”显而易见,博尔顿是在告诉 国会,“全世界花在联合国维和行动方面的费用是购买武器装备费用的九牛一毛。” 当天晚些时候,埃及驻美国大使阿卜杜拉·拉乌夫·里迪在巴黎告诉我说,贝 克准备支持我。这消息会是真的吗? 我曾飞往波恩请求德国外交部长汉斯一迪特里希·根舍帮助我获得美国的支持。 当天晚上,决定性的投票就要在纽约的联合国总部举行了,可是精疲力竭的我睡着 了。午夜时分,房门口的嘈杂声和一个带着胜利喜悦的大叫声吵醒了我:“我们胜 利啦!我们胜利啦!” 第二天早上,我给我的妻子赖姬和穆巴拉克总统打了电话。他们说开罗沉浸在 喜气洋洋的气氛中。一群群人在街上相互祝贺,全城喇叭齐鸣,仿佛埃及赢得了足 球世界杯。阿拉伯人第一次当选为主要国际组织的领导人!我给密特朗总统去了电 话,向他表示谢意,并且拜访了德国外交部长根舍。“我就知道你会赢。”他说, “我的赌注总是投在获胜的马上。”当天下午,我在德国收到了布什总统的贺电。 后来,有人告诉我说,由于布什总统未能就候选人问题与贝克国务卿取得一致意见, 所以没有给美国驻联合国的代表托马斯·皮克林明确的指示。在选举我为第六任联 合国秘书长的投票中,美国投了弃权票。 我的就职仪式是12月3日在纽约举行的。我用阿拉伯语宣誓,而就职演说则用阿 拉伯语、英语和法语。我引述了中世纪穆斯林哲学家法拉比的话。他曾梦见“公正 的城市”。我说,最伟大的梦想将是一个公正的国家组织,而且我希望联合国将实 现这一梦想。在演讲中我还谈到了未来五年工作的主题:和平和通过外交斡旋防止 冲突;通过发展,缩小南北半球之间的差距;通过改革让联合国准备迎接冷战后的 挑战;不但要在国家内部实现民主化,而且还要在这一国际系统内的国家之间实现 民主化。 南非总统纳尔逊·曼德拉碰巧在纽约。他的出席给第一位来自非洲国家的联合 国秘书长的就职典礼增添了特殊的象征意义。 12月5日,星期二,我在华盛顿会见了贝克、斯考克罗夫特、劳伦斯·伊格尔伯 格和博尔顿。会见时的气氛很热烈。我对他们比对联合国复杂的机制要熟悉得多。 布什总统在椭圆形办公室接见了我。会见时,我强调了改革联合国秘书处的承诺。 从白宫出来时,我避开了记者群,到一个医院去探望一位埃及的社论撰写人和前总 统萨达特的密友穆萨·萨布里。穆萨·萨布里像往常一样表情丰富,并且脑子里充 满好奇。他想了解所发生的情况的每一个细节。我跟他曾在一起经历了很多困难时 光。他得了癌症,时间已经不多了,我知道自己很快就要失去一位同事和亲密朋友。 回到开罗后,我辞去了副总理、移民部长、国会议员、民族届主党领导成员以 及非洲研究会会长、埃苏友好协会会长和我多年前创办的《国际政治》总编的职务。 在我参加的最后一次国会会议上,国民议会主席法特希·苏鲁尔说:“任命你 为联合国秘书长是每一位埃及人、阿拉伯人和非洲人的光荣……在这一历史时期选 择你这样一位学者、政府部长和国会议员担任该职务,对埃及的外交是一个贡献。” 他的讲话一次又一次被掌声打断。赞扬是一杯使人陶醉的酒,沉醉于其中是容易的。 不过,这些掌声是给埃及这个民族和全体埃及人民的,议会的所有议员都对给予我 们国家的这一国际礼物充满自豪。 1991年12月18日,胡斯尼·穆巴拉克总统给我举行了一个仪式,拥抱我并授予 我一枚尼罗河大勋章。在给我别上勋章的时候,他小声说:“我要弄坏你的西装了, 不过你可以在纽约买一套新的。”穆巴拉克总统和我都喜欢漂亮的西装。很久以后, 当一个批评家把我称为“历史的西装”时,我只能一笑了之。就这样,我在69岁时 开始了新的生涯。 在萨顿广场的房子 位于萨顿广场3-5号的乔治时代风格的4层楼建筑,是J·P·摩根在本世纪30年 代为他的一个女儿建造的。后来,科宁格拉斯的阿瑟·霍夫顿买下了这幢房子,提 出把它送给美国政府,作为美国驻联合国代表的官邸。他的捐赠被美国政府拒绝。 1972年,在美国联合国协会为联合国秘书长寻找合适官邸的时候,他把该房子送给 了这一民间组织。 可是,有人对我说我不能搬进去,因为该楼很快就要进行全面维修和重建。我 的前任已经批准了一个二至三百万美元的预算。该房子的房顶要更换,所有的窗户 都要装上防弹玻璃,而且整栋房子将要安装空调。空调是“雅库兹牌”的。工程进 行期间,我将住在沃尔多夫- 阿斯托里亚,月租金是高得不可想象的40万美元。我 怎么能够以这么高的租金住在沃尔多夫呢?在我看来,那栋房子很漂亮,而且认为 没有安装防弹玻璃的必要。我检查了一下屋顶,认为对它稍作维修便完全“可以” 了。我不想让那些官僚们像对一个阿拉伯酋长一样对待我。我决定对萨顿广场的房 子进行几周的基本维修之后就搬进去。 在埃及,太阳升起意味着生命,这正是所有法老的坟墓都坐落在尼罗河西边的 原因。我们在开罗的家就能看到太阳从尼罗河上升起的壮丽景致。赖姬和我对我们 在萨顿广场的房子能够俯瞰伊斯特河感到非常高兴。我们设法将房间布置得使自己 联想起在开罗的生活。我把从中国、埃及、印度、伊朗、日本和叙利亚等国收集到 的大量的铜鸟藏品摆出来了,其中有一些钢鸟的体积很大。我把自己收藏的奥斯曼 帝国的抄写员和高级秘书使用的笔盒陈列在书房里。我从学生时代起就开始收藏笔 盒。我母亲把曾是历史学家的爷爷的笔盒给了我,说:“给你这个笔盒是因为你现 在是家族里的学者。”我们在都市艺术博物馆工作的朋友把法国艺术家的油画租给 了我:藏书室里挂了两幅马蒂斯在摩洛哥时代创作的油画,大客厅的两头分别挂了 一幅迪菲和于特里约的油画。我们在巴黎居住时就很喜欢这些艺术家的作品。小书 房里,我们挂的是一幅莱热的油画。餐厅里,我们挂了一幅坎金斯基的油画,摆了 一尊阿尔奇片科的雕塑,并把它起名为俄国厅。我把从埃及运来的两尊公元五世纪 和六世纪的科普特雕塑以及一个同时代的津巴布韦石头面具并排摆设,产生了惊人 的效果。 1992年年初,我把周末的大部分时间都花在了艺术品、书籍和古董的整理上。 我在联合国的办公室也搞了一些类似的布置,挂了一幅从现代艺术博物馆租来的基 斯·范东恩的油画。后来,当“快乐的”洛克菲勒夫人造访我在第38层的办公室时 高兴地大声说,“那幅范东思的油画是我的!”她把那幅油画租给了现代艺术博物 馆,而她家里挂的则是一幅复制品。 使命的第一顺序:改革 到联合国秘书处大楼第38层上班一个星期后,我开始意识到联合国远远没有做 好在国际事务的中心舞台发挥作用的准备。它的工作并比不上大国的外交部的水平。 联合国直到1992年才勉强开始获得当时涉及世界事务的政府部门、商业和学术机构 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信息技术。联合国的职员中不乏热衷于联合国事业、有才华和受 过良好教育的人,但是人浮于事、作风涣散,有些职员还失去了联系。在一定程度 上这是联合国的工作在冷战期间受超级大国淡化的结果。联合国一些官员的工作和 相当部分的收人来自他们本国的政府,因此他们不是专心去做自己的本职工作,而 是经常考虑他们的交往对自己国家的影响。从总体上看,联合国文职人员的工作缺 乏联合国宪章所要求的效率和独立性。 作为一个秘书长,我本身并没有改变这一系统的权力,但是我立即着手进行了 一些大幅度的改革。我从收到的第一份简要情况中了解到,秘书处由“大约35个部 门”组成,好像具体数字并不清楚。我给自己定了一个m天的期限来使秘书处的机构 合理化,使其效率更高,并且很快着手改组联合国总部的“指挥所”一一第38层。 我的办公室位于该层的北端,可以俯瞰到伊斯特河。不久,我便高兴地发现一些小 鸟在我办公室的窗子外忙忙碌碌,很明显它们是在筑巢。有人告诉我说,这些小鸟 叫墨西哥朱雀。我对这些小家伙竟然能够在离地面这么高的地方在强风中进行工作 感到惊异。我怀疑自己是否也有这种能力。 佩雷斯·德奎利亚尔秘书长在向我移交工作的时候对我说,“如果你能够取消 一个或者两个职位的话,你的工作量就会增加很多。”我想做的远远不止这些。19 92年二月,我宣布了第一个改革计划,把联合国的职能部门合并成几个职责明确的 部门。例如,我把以前的安理会事务署、特别政治问题署(主要是处理非殖民化问 题)、反种族隔离中心、大会事务署、裁军署以及研究室等6个部门合并在一起,成 立了政治事务署。后来,我取消了发展署署长、负责海洋法的副秘书长和负责会议 服务的副秘书长等18个高级职位。削减这些职位节约了大约400万美元。此外,我还 停止了数十位高级官员直接向我报告的惯例,下放某些行政权力。其他改革的目的 是为了减少财政预算和雇员。 我决定大幅度地减少重叠的机构以提高工作效率,但是几乎所有被我调动职务、 降级和免职的雇员都向其所在国政府求助。这些雇员所在国的代表包围了我,要求 知道我为什么对他们的国家采取惩罚性措施。我公开批评联合国的官僚主义甚至比 我服务了超过40年的本国政府还要严重,这招来了雇员们的反感。 联合国即将被赋予新的前所未有的责任,但人们发现它已经到了破产的边缘, 这一消息最让人感到吃惊。佩雷斯·德奎利亚尔在联合国大会所作的告别演说中说, 尽管付出了艰苦的努力,但是他不得不承认自己失败了。由于美国拒绝履行法定义 务,按时支付全部的应付款项(正式地说是它“已确定的捐款”),其他很多国家 认为拖欠联合国会费没有什么,并声称在美国缴纳了拖欠的会费之后才会支付。 据估计,我上任的时候各国拖欠的联合国会费接近10亿美元。这些拖欠的会费 中约有一半与日常开支的预算有关,有一半与维和行动的费用有关。在159个联合国 会员国中,只有67个国家缴纳了全部会费。联合国一直在利用现金储备来支付当时 的业务开支,但是到1991年8月,现金储备已告枯竭。除了向几个有偿付能力的维和 行动借款来维持机构的运转,联合国没有其他选择。一走进自己的办公室,就有人 告诉我说“秘书长求助于特别安排和临时措施的办法事实上已经用完了”。交接工 作时,佩雷斯·德奎利亚尔曾交给我一套结束财政危机的建议。这套建议包括商业 借贷和对未按时支付的会费征收利息。他的别出心裁让我非常感激,但是我认为这 些建议无法得到支持。 我知道,要真正改革联合国,我必须立即作出令人感到震惊的决定。1992年5月, 我为支付会员国进行更多的联合国维和行动的新需要提出了一系列办法,但是没有 具体推荐采用哪一个办法。我所提出的那些办法中,有一些源于我的前任。我向会 员国要求一笔5000万美元的紧急维和专款和一笔10亿美元的捐赠基金。我建议说, 对国际机票征收极少的税收,对武器转让征税,对拖欠的联合国会费征收利息,以 及从国防开支预算中支付联合国的维和费用可能会一劳永逸地解决联合国的财政危 机。从国防开支预算中支付联合国的维和费用将会表明,与世界上主要国家庞大的 军费开支相比起来,联合国的维和费用是多么的微不足道。但是,由于联合国在濒 于破产边缘时资金需求量增加了四倍,我不得不考虑用新的办法来筹措资金。 《沃尔克- 绪方报告》 我请求美国联邦储备银行的前主席保罗·沃尔克和日本银行的前副总裁绪方修 次郎召集一个独立的国际顾问小组来考虑联合国的财政危机。12个月后,他们提交 了一份报告。该报告强调了“联合国所需资金与其财政基础的微不足道和不稳定之 间的悬殊差别”。 沃尔克和绪方说,联合国“仅仅为建立全球性社会制度提供了现有的框架。在 实施所有必要的严格管理和金融经济时,它必须拥有财力——与我们的社会在武器 方面的支出成比例的小额捐赠一一来为联合国宪章所规定的这一伟大事业服务”。 该报告的主要建议有:所有国家必须按时全额支付他们应缴纳的联合国会费, 联合国应被授权对延期缴纳的会费收取利息,各国政府应将联合国的维和费用包括 在其国防预算中,以及用3年时间为维和设立一个4亿美元的周转性储备基金。 这份报告的极大优点在于它简单明了地表明了:联合国至关重要,它的会员国 必须缴纳应付费用。很多读者认为,该报告的矛头是明确地直接对准美国的。我亲 自把沃尔克和绪方撰写的报告交给了布什总统,并给了每一个联合国会员国一份。 后来,我把该报告转给了联合国大会,可是大会并没有采取任何行动。 布什总统问我需要什么类型的美国人作为我的职员。“你对改革感兴趣,”我 说,“因此,给我一个将会表明联合国非常赞同改革的优秀的行政管理人员。”布 什向我推荐了前宾夕法尼亚州州长、美国前司法部长理查德·索恩伯格。我任命他 为负责行政管理的副秘书长。索恩伯格对人道主义问题非常感兴趣,特别是对残疾 人问题。有一次他邀请我参加他在联合国举行的一个招待会。当他把我介绍给一位 代表时,我下意识地伸手跟他握手。可是那位代表没有右手。我把手伸向他的左手, 出乎我意料的是,他连左手也没有。他微笑着对我说,“请把手放在我的肩膀上。” 我这样做了,但是他的勇气让我感动得说不出话来。我让索恩伯格负责改革的问题, 并说不管他提出什么建议我都会支持他。因为我相信联合国必须注意经济、社会和 政治决定起作用的“领域”,一个统一的联合国出现在其会员国面前,将会增强联 合国的各种努力的影响。美国同意并建议我任命联合国驻外协调员。我坚决主张在 有关国家的首都的每一个联合国项目都在一栋单独的或者综合楼办公,以便加强支 持系统和大幅降低开支。 我作为秘书长的第一次旅行是视察联合国在加纳阿克拉的一个现场办公室。这 个现场办公室的不同部门被一堵墙隔开,而且墙的每一边都有各自的行政组织。我 发火了,要求他们立即将那堵墙推倒,现场的官员都惊得目瞪口呆。 以前,我从一个国家的首都到另外一个国家的首都参加外交招待会时,主办国 使馆外停着数辆挂着联合国蓝旗子的车辆,这一荒谬景象曾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我既然是秘书长,我将在不削弱这些机构履行他们各自的职责的情况下合并联合国 在会员国首都的代表机构,并保证只有一个“联合国代表”。 幸运的是,我得到了一个革新的机会。联合国正在前苏联新独立的共和国首都 设立代表机构。从1992年冬至1993年,我成功地在七个国家的首都设立了“临时办 公室”。与设在其他国家的代表机构不同的是,这些办公室在共同的地点办公,办 公室的负责人具有联合国代表的头衔,他们不仅负责协调联合国的发展和人道主义 项目,而且还负责调停以及包括社会情报在内的其他政治活动。在代表是从纽约的 联合国秘书处而不是从其他机构选派的三个国家的首都,存在潜在的机构上的和动 产方面的问题。不过,在这一小小的成功的鼓励下,我成立了一个特别工作组来准 备一个更大范围的改革方案。 经过机构之间数个月的艰苦谈判之后,特别工作组建议我向联合国大会提交一 份计划以巩固已经取得的成果,并在像厄立特里亚这样的新独立国家或者在像柬埔 寨这样的经过长期的内战的国家采取同样的安排。这些办事处将被重新命名为“综 合性办事处”。我的目的是要把这一安排在全世界规范化。 可是,即使是这些并不过分的建议都在联合国大会遭到挫败。反对力量是我从 前在不结盟运动中的同事领头的。他们多方指责我通过任命“联合国代表”、搜集 情报以及将捐赠给发展和人道主义救济的资金用于政治目的来追求至高无上的权力。 他们的最后一个观点得到了一些捐赠者的赞同。而且有人告诉我说,那些机构在走 廊上很活跃。我想方设法节省时间,可是我的建议被陷在了泥淖之中。我很快便体 会到要在联合国进行改革是多么的困难。 未经我的批准任何一位副秘书长都不得去旅行,所有其他高级官员的旅行必须 经一位适当的主管人批准,这一命令的发布进一步震动了联合国的官僚主义。我决 定这么做,是因为上任不久,我就发现自己所组建的“内阁”的成员经常在国外旅 行,而且我是最后一个知道他们的旅行的人。资金都被浪费在不必要的“特殊使命” 上了。让联合国的官僚感到不舒服的还有,我与所有被任命的高级政治官员签订了 为期一年的合同,而不是以前的三年或者五年。如果表现良好,他们将会被批准较 长的任期。在我看来,这一做法是最合适的,可是联合国新闻机构的一位记者把我 描绘成在我同事的头上悬了一把“达摩克里斯之剑”。 联合国的雇员抱怨说,这些改革使他们感到工作更加繁重。没有得到正确的评 价和报酬过低,而且每当一个雇员的职务受到威胁的时候,该雇员的所在国便谴责 我。《纽约时报》评论我的第一个改革的标题是“繁杂程序得到精简,公愤被激起, 基金枯竭”。该文章标题三个词组中的前二个归因于我,第三个短语则是由于美国 未按时全额缴纳会费所造成的。 美国拖欠会费迫使我几乎将所有的注意力放在了解决财政危机的权宜措施上, 如从维和账户上调拨资金以维持联合国的日常预算开支。联合国的日常开支勉强能 够维持。到1992年仲夏,我不得不采取前所未有的措施,向会员国报告说夏天之后 联合国可能会缺乏足够的资金来维持下去。联合国每月的业务开支是3.1亿美元,而 我们当时全部的现金储备仅有3.8亿美元。与此 同时,联合国会员国拖欠了8.4 8亿美元的日常预算开支和12亿美元的维和行动费用。我在给拖欠会费的国家的领导 人的信中这样写道,“除非联合国在下一个月内收到大笔未缴纳的应付会费……否 则它将无法为新的使命提供资金,而且甚至目前采取的行动也将处在没有经费的危 险之中。”在拖欠的8.48亿美元日常预算费用中,美国占了5.17亿美元,是联合国 会费的最大拖欠国。 我宣布了大幅度削减开支的措施。我命令秘书处削减服务项目,如为会议和工 作组提供的翻译。我大幅度减少了公务旅行,并且取消了周末聚会。我决定裁减超 过20%的正常为联合国大会会议服务的临时雇员。最引起争论的是,考虑到联合国 的日常工作安排,我宣布不向下午6点以后召开的联合国大会会议提供雇员服务。我 所采取的这些步骤将在联合国产生一个新的工作氛围。 改革招致反对 有人告诉我说,由于“对即将要进行的裁员和改革谣传得很厉害”,今秋的联 合国职员节不打算庆祝了。为此,我设法向雇员们传达这样的信息,虽然他们的工 作没有得到正确的评价和报酬过低,但是我已经意识到他们工作任务繁重。我知道 他们的家属也同样感觉到了这种压力,特别是在执行维和任务时,他们中的很多人 是冒着生命危险的。我说,一个机构精简、责任明确和对管理负责的秘书处不仅可 以为更好地为会员国服务,而且还意味着可以使联合国的职员对工作感到更加满意。 亚历克西斯·德托克维尔曾经说过,革命并不是发生在情况最糟糕的时候,而 往往是发生在改革使情况好转的时候。看来这种情况正发生在我的身上。就在我将 注意力集中在改革方面的时候,长期存在的针对联合国的批评家(主要是在美国国 会和新闻界)所提出的要求越来越多,甚至到了无法满足的地步。 1992年9月,对我进行的改革的攻击汇成了一篇由四个部分组成的连载文章。威 廉·布兰尼根以“随着联合国的扩大,问题在增多:批评家列举管理、浪费”为标 题,发表在《华盛顿邮报》上。该篇连载文章列举了联合国数十年来官僚主义的蔓 延和行政管理方面的缺点。不过,这些问题没有一个是我的过错。该篇连载文章确 实证实了我对维和行动费用的调查。然而,一大批社论撰写人和政治家开始就联合 国数十年来的不当管理对我个人进行指责,并要求我立即全部革除。对存在的这些 弊端我早就有意进行改革,但是我有限的权力只能做到这个程度。布兰尼根所列举 的大部分过度行为都是会员国要求的结果,并不是联合国这个组织本身造成的。正 如《华盛顿邮报》的连载文章所指出的,主要的问题是南北分裂。对于富裕国家来 说,改革意味着削减费用、消除浪费和精简机构。对于贫困国家来说,改革则意味 着降低能最好地为他们服务并且代表他们利益的联合国这一组织的重要性。受每一 个改革影响的官僚们都向他们自己国家的政府寻求支持,即使那是他们自己国家的 政府要求联合国进行的。 例如,我提出将总部设在圣多明各的效率低下的妇女进步国际培训与研究所与 总部设在纽约的联合国妇女发展基金合并,组成一个更强有力和更统一的妇女机构。 为了准备一场政治斗争,我确保自己的建议得到包括妇女进步国际培训与研究所、 联合国妇女发展基金、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联合国人口基金和联合国秘书处的代表 在内的一个八人特别工作组的支持。 行政与预算问题顾问委员会说不。该顾问委员会是从包括美国在内的联合国会 员国挑选出来的独立专家所组成的、一个活跃的权力很大的专门小组。虽说该委员 会名义上是独立的,但是它实际上是一个高度政治化的专门小组。他们得出结论说, 我在妇 女进步国际培训与研究所削减19个工作职位,在纽约重新安置9个,并且节 省超过60万美元的这一计划可能会反过来影响培训与研究工作。妇女进步国际培训 与研究所的东道国多米尼加共和国也表示强烈反对。1993年11月,当我在提交给联 合国大会第三委员会的一份报告中为自己的合并计划辩护时,人们指责我提交了一 个既成事实,先人为主地对属于联合国大会职权范围的事务作出决定。我没有对多 米尼加共和国的担心做出回答被描绘成“高高在上和傲慢”。 我寻求吵嚷着要进行改革的大国的支持,可是包括美国在内的大部分国家都保 持沉默。他们担心遭到愤怒的第三世界国家的攻击,而且他们首先不想触怒中国。 反对我所提出的改革的官僚主义者警告说,我的动议所造成的混乱可能会反过来影 响1995年的北京世界妇女大会的准备工作。最后,联合国大会第三委员会一致同意 延缓该动议,让行政与预算问题顾问委员会进行“深入分析”。行政与预算问题顾 问委员会这一强有力的机构,是为联合国大会所有关于预算和行政管理问题提供咨 询的。该委员会的成员应该是以个人名义服务的专家,但是事实上他们是为自己国 家的政府说话的。行政与预算问题顾问委员会罗列了如下的理由来反对我的动议: 改革不能仅仅为了一个或者另外一个会员国的利益;它可能会损害职员的信心;这 一动议应延缓到将来某个时候它可以被认为是整个联合国系统全面改革的一部分时 才进行。 一次独特的峰会 我上任仅仅4个星期,联合国即将要发生一个在其历史上独一无二的事件:安理 会第一次召开由国家元首或者政府首脑参加的会议。以往的会议都是各国驻联合国 的代表围着安理会的圆桌而坐,而这次会议却是各国的总统或者总理作为代表出席, 他们的外交部长或者国务卿则坐在后面作为成员。随着会议的临近,我感到自己好 像是一个要坐在世界上15个国家的领导人面前参加考试的新学生。这将是国际事务 中一个前所未有的团结的时刻。这将是冷战之后第一次概念集会。随着时间的临近, 我变得焦急不安。 由于四月份是英国作为安理会的主席国,所以约翰·梅杰将作为会议的主席。 有谣传说梅杰为了下一届国会选举曾要求峰会加强他的形象。可是,法国代表团说 召开该次峰会是密特朗的主意,而且英国是同意的。不管是谁首先倡议召开这次峰 会,我希望这次会议将使联合国秘书长成为一个更加有权威的角色。 安理会峰会的前夜,会议准备了一份宣布主要目标的草稿:请求联合国秘书长 为新时代的国际稳定和安全提出一个新办法。该草稿事前曾给我过目,并得到了我 的赞同。在1992年1月31日这个重要的日子,我站在联合国大楼的人口处迎接各国的 国家元首或者政府首脑。 约翰·梅杰满面笑容,和蔼可亲地出现了。摩洛哥国王哈桑二世身穿白色服装, 头戴一顶嘉布乾帽,脚穿巴布什拖鞋。曾担任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的布什看来对再 次回到联合国感到很高兴。弗朗索瓦·密特朗的举止吸引了我。他的眼睛里闪着喜 悦的光芒,看来他认为我的当选对他个人来说是一个胜利。 印度总理纳拉辛汉·拉奥拥抱了我,对我们为不结盟运动所做的工作表示赞赏。 委内瑞拉总统卡洛斯·安德烈斯·佩雷斯是我的一个朋友和我在社会党国际以及19 89年在巴黎成立的四国集团(埃及、印度、塞内加尔和委内瑞拉)的同事。奥地利 总理弗朗茨·弗拉尼茨基是我在社会党国际的另外一位同事。津巴布韦总统罗伯特 ·穆加贝的代表是外交部长内森·沙穆亚里拉。l9对年我就认识他了。当时,他是 达累斯萨拉姆大学的一位年轻教授和一位为自己国家的独立而奋斗的斗士。当时的 津巴布韦以罗得西亚而闻名。我再次见到的政府首脑还有日本首相宫泽喜一、比利 时首相维尔弗里德·马尔膝斯和中国总理李鹏。我跟鲍里斯·叶利钦是第一次会面。 他见面时坦率、亲切的态度很引人注目。 我们围着安理会的圆桌就坐。约翰·梅杰作为会议的主席,我坐在他的右边。 坐在我右边的是鲍里斯·叶利钦。布什不时与贝克带着笑容交换意见。约翰·梅杰 宣布会议开始:“我们今天在联合国出席这次会议标志着世界的一个转折点。” 弗朗索瓦·密特朗首先发言。他宣布法国“已经随时准备在联合国秘书长的部 署之下,在48小时之内,投人一支1000人的分遣部队参加维和行动,分遣部队的人 数可以在一个星期之内增加到2000人。”听到密特朗重申我给穆巴拉克的一份演讲 稿中的呼吁,即东西方冷战对抗的结束绝不能被南北半球的铁幕所取代,我感到非 常高兴。 接着,鲍里斯·叶利钦的声音在会议厅回响:“也许这是有史以来第一次真正 有了结束专制主义和粉碎极权主义秩序的机会,不管新的秩序采取什么形式。”接 着,他宣布俄罗斯的最后十名政治犯已经被赦免:“在自由的俄罗斯已经不再有意 识形态的犯人。”每一个人都感觉到了这些话中的极端重要性。 布什总统的发言具体明确。他提出了两个要求:只要萨达姆·侯赛因仍然掌权, 与伊拉克的关系就不可能正常化。在被恐怖分子的炸弹炸毁的泛美航空公司103航班 和联合航空公司的772航班问题上,利比亚必须完全服从美国、英国和法国的立场。 布什强调,联合国安理会曾一致呼吁利比亚遵守联合国lop年的第731号决议。 美国总统的要求让我感到焦虑,因为作为一位阿拉伯人,伊拉克和利比亚希望 我理解他们的观点,而美国则希望我听从它的指挥,给这些“贱民”国家施加压力。 我决定遵循一条原则:支持和谋求履行所有的联合国决议。 我用小桌子招待与会的领导人用餐。乔治·布什坐在我的右边,鲍里斯·叶利 钦坐在我的左边。我轻轻拍拍自己的杯子,站起来说,“今天,我们很高兴第一次 以这种方式聚会,并且正如阿拉伯的谚语所说的,共同分享面包和盐。”可是我忘 了举杯为我尊贵客人的健康祝福便坐下了。我感到非常尴尬,向鲍里斯·叶利钦表 示歉意。“没关系,”他对我说,“重要的是这张桌子洋溢着友好的气氛。” 会议结束的时候,约翰·梅杰宣读峰会的宣言,说我应提出“关于加强联合国 的作用,使它的预防性外交斡旋、调解和维和能力更加有效的建议”,并且按照联 合国宪章,让联合国健全的机构和秘书长的其他职能发挥更大的作用。接着,梅杰 又说:“我们的新秘书长是一个幸运的人。他继承了一个对自己解决问题的能力充 满自信、同时又清楚自己职责的重要性的联合国。多年来,他还是第一位这么幸运 的秘书长。” 1992年1月31日下午,最后一次会议结束之后,我会见了中国总理李鹏。他彬彬 有礼地告诉我要注意区分国际战争和内战。他指的是联合国在传统意义上的战争— —一个国家越过国际承认的边界攻击另外一个国家的战争中的作用。中国坚持认为, 联合国介人任何内部冲突将会侵犯该有关国家的主权。毫无疑问,李鹏考虑的主要 是台湾和西藏,不过,中国将会坚持严格的不干涉内政的原则,不管问题出现在什 么地方。 我在思考李鹏的话时认为更大的问题是,虽然目前大部分的冲突事实上发生在 一个国家的边界之内,但是很多这些冲突可以被合情合理地说成对国际和平与安全 的更广阔利益有威胁。 发挥秘书长的“更大作用” 在这次安理会峰会上,我被要求承担比我的任何一位前任更多的责任。为了使 这一授权名副其实,我将不得不维护自己职务的独立性,与反对我履行全体会员国 赋予我的职责的任何会员国对抗,不管它是一个大国还是一个小国。我对由此所产 生的困难毫无所知。我是通过政治来赢得这一职位的,而现在我被要求成为一位政 治领导人。不过,为了成为一位政治领导人,我将不得不维护自己职务的独立性, 可是这可能会反过来在政治上毁了我。 我没有时间去仔细考虑这些利害关系。我急着要起草安理会要求我提交的报告。 我很清楚政策是通过文字来制定的,在高度外交和管理国家事务的领域,真正起作 用的是文件。文学作品使观念变成生活。在我成为联合国秘书长之前,只要可能, 我几乎每天都写作8个小时,从下午到第二天凌晨两点。为了写作,我做准备运动, 吃特种饮食,甚至穿舒服但又不随便的衣服。事实上,下午在写作前睡上一觉,我 可以把一天变成两天。在我看来这一切很正常。8个小时之后,我经常想继续写下去, 但是我知道自己必须停下来,否则我第二天便无法继续写作。赖虹说我的作品正在 枯竭,一次又一次强烈要求我放松自己。然而,对我来说写作就是一种休息。 新工作使我无法继续这一写作计划。我的主要职责是通过政治手段在各国间达 成一致,给我的授权在联合国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安理会请求秘书长提出新的和 平议事日程,把迄今为止属于安理会本身的责任委托给了秘书长。后来,加拿大的 一份报告宣称:“这样做的言外之意是鼓励新的秘书长维护自己作为联合国领导人 和一个有影响的国际政治人物的权威。布特罗斯- 加利……非常乐意接受这一发挥 更大政治作用的挑战。”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对报告的每一稿都感到发愁。在第12或者第13稿之后,我 没有再继续往下数。虽然安理会给我的限期是1992年7月,但是到5月中旬我便认为 报告可以脱稿了。由于安理会曾要求我把该文件分发给“联合国的会员国”,我把 它作为一份报告以联合国标准的打字稿提交给了安理会。不过,我同时还决定把它 称为《和平议程》,并印刷成联合国的蓝色精装小册子分发给公众。 《和平议程》 新闻媒体和联合国会员国政府特别注意我在《和平议程》中所提出的观点。首 先,我为联合国在以前未能及时采取行动的某些地区预防性地部署维和人员进行辩 论。过去,联合国只是在发生冲突和冲突各方同意停火之后才派遣维和部队。预防 性部署意味着联合国可以在出现严重问题的前兆的第一时间快速调遣部队。 我提出的另外一个概念是“强制和平”,即快速反应能力。会员国提供的做好 战斗准备的部队可以弥补传统的联合国维和部队和采取大规模行动之间的缺陷。传 统的维和部队经冲突各方同意后装备轻武器,不需参加战斗,而采取大规模行动则 是像在朝鲜战争期间那样,经联合国授权,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来自会员国的 这些部队将由志愿者组成,并且随时待命。这些部队的武器装备比维和部队要强, 而且需要在其本国的部队内进行广泛的准备训练。”一开始,我的想法引起了人们 的极大兴趣,可是很快被淡忘了或者被宣称在政治上行不通。 我要求尽可能多的国家在备用基地准备一支1000人的部队,以便行动在几天内 就可以展开,而不是像现在那样需要二至三个月的时间去做准备工作。随时准备行 动本身也是一种形式的威慑和预防性部署。这一想法并不是激进地要求成立一支联 合国的常备部队,而是来自联合国宪章第43条。根据该条款,联合国会员国“担任 于安全理事会发令时,并依特别协定供给维持国际和平及安全所必需之军队、协助 及便利,包括过境权。” 美国的新闻界表示赞同。《纽约时报》把我的报告的关键内容概括为: 所需:能在发生国内骚动时一夜之间作出反应的小型高度快速反应部队。必须 能够强制停火,妥善处理自然灾害,进行援救,并且能够公正地对持所有交战方。 有意者请与纽约联合国联系。 这实际上是联合国秘书长布特罗斯·布特罗斯一加利在其提交安理会的一份值 得注意的报告中所贴出的一份告示。 他表明,如果世界要和平,就必须有治安官……布特罗斯- 加利提出的这些观 点为建立一个超越对逐个危机进行反应的永久性机制提供了起点。他给布什总统和 其他国家领导人做出了这个新时代所需要的新领导的一个直接的榜样。 《华盛顿邮报》在其主要社论中这样写道: 布特罗斯- 加利先生致力于开拓联合国的国际主义者视野。他要联合国会员国 向更大的共同的政治组织放弃一些主权。他认为,目前,联合国的职能严重地停滞 在官僚政治的角色上。但秘书长应有所作为。他所处的位置正好有利于处理这件大 事。他坚决认为联合国可以调动所需要的资源、经验和技巧来缓解国际生活的紧张, 在我们看来是无法回答的。 关于《和平议程》,报纸说:“它反映了当代的实践精神。”我提交给“安理 会的老板们他们一月份索要的报告”。我“给联合国注入了新生命”。欧洲和阿拉 伯国家的报纸的反应甚至更为热烈。我不能对自己的工作要求一个更加积极的起点 了。 第四十七届联合国大会是1992年9月召开的。在9月和10月的全体辩论中,实际 上每一个国家的领导人不是赞同我部署维和部队的想法,就是极力主张给予认真研 究。 看来美国国务院赞成选派美国的部队执行联合国的维和任务,可是美国国防部 不想让它的部队接受外国军官的指挥,担心会陷人那些持久的冲突,美国士兵会成 为特别目标。正在竞选总统的克林顿宣称:“关键是要给予联合国在紧张升级前快 速进人消除紧张的手段。我们应探讨,组建一支志愿的阻止入侵小国和保护人道主 义救济运输船只的联合国快速反应部队的可行性。”不过,在辩论的间隙可以听到 极端主义分子宣称《和平议程》是企图组建一支由我指挥的联合国常备部队。 上任六个月后,我挑选出了自己的私人顾问:马拉克·卜古尔丁是一位有影响 力、然而又是个性令人鼓舞的、博学的不列颠人;让一克洛德·艾梅是一位海地人, 他对联合国事务具有丰富经验,是一位博学多才、思维敏锐的外交家;费扎·阿布 尔纳加曾经是我的学生,现在是埃及一位才华横溢的年轻外交家;阿尔瓦罗·德· 索托是来自秘鲁的一位真正的世界主义者,深请拉丁美洲问题;查利·希尔是一位 文静的美国人,他对外交事务的理论和实践造诣很深。后来,我寻求来自伊拉克的 库尔德人伊斯梅特·基塔尼、印度的希马耶·加雷坎和墨西哥的罗萨里奥·格林的 帮助。作为我的高级政治顾问,他们给我艰苦的工作带来了经验、智慧和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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