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不言败——加利回忆录 布特罗斯·加利 著 张敏谦、钟天祥 等译 第三章 遇到麻烦(1993) 1993年1月18日《时代周刊》国际版封面上的我,目光专神情谨慎而高傲。 布特罗斯--加利就职一年后不会承认失望,但是他帮助塑造世界新秩序体系的 雄心显然遇到了麻烦。联合国在他的管理下,大大扩展了维和使命--可是近来若 干次维和倡议受到阻碍甚至遭到拒绝。尽管秘书长是受安理会之命而工作,但多数 责难却归之于他个人。不论对错,秘书长已成了人们对联合国的不满情绪、或普遍 产生的沮丧的避雷针。这沮丧因所渴求的世界新秩序正受到民族主义野心和部族仇 视的威胁而产生。不足为怪,因为虽然联合国有着良好愿望,但是缺乏完成扩大的 维和使命所需的军事力量、政治手段和道德说服力。 新一届美国班子 1993年1月新一届美国政府班子上任。布什总统发给我一封温暖的告别信:“基 于我‘众人拾柴火焰高’的哲学,我一直对联合国和您个人持支持态度。我十分赞 赏您的努力,认为您完成了许多。”并亲笔加上一句:“布特罗斯--我将怀念同 您的合作。” 我通过在工作人员中传递的信息,了解到克林顿政府班子的情况:理查德·索 恩伯格将离职,布什的朋友约瑟夫·弗纳·里德也是如此,他曾负责准备联合国50 周年纪念活动。1995年全年将有一系列重大活动。我指定纽约市负责联合国和外交 使团的专员吉利安·索伦森代替里德,她是肯尼迪总统的前演讲撰稿人。著名律师 西奥多·索伦森的妻子。里德在世界各地我无法出席的场合中,出色地代表我完成 了工作。所以当他提出以一年一美元的薪酬担任我公共事务和管理人员关系方面的 特别顾问时,我十分高兴。后来我被告知,因为里德是一名共和党人,白宫对我留 任他“非常不高兴”。 为了向克林顿政府说明我的好意,我提出,如果他们愿意,我可以任命一位由 他们提名的美国人作为负责公共事务的副秘书长。我说,这样联合国和美国即便不 能用一个声音说话,起码可以开始保持立场一致。克林顿政府拒绝了我的提议,认 为我企图用公共事务之职替换行政管理工作。上次我任命美国人索恩伯格负责行政 管理工作,这在联合国历史上也是第一次。克林顿政府提议美国职业外交官梅利莎 ·威尔斯接替索恩伯格。威尔斯曾与联合国开发署一道在乌干达工作,并出任过美 驻扎伊尔大使,工作纪录良好。她的任命将推进我设想的“三个50”方案,即到联 合国成立50周年时,联合国高级职员中妇女的比例达到50%。我同威尔斯进行了长 谈,她聪明、愉快而热情洋溢。我觉得她在非洲的工作经历会在以第三世界为观注 焦点的联合国中得到充分利用。我请求她担任联合国工作,她接受了。 索恩伯格在任期内工作态度冷淡而消极,离开时却引人注目地抛出一份严厉批 评联合国改革的报告。我几乎完全同意他的批评,只是遗憾他在职时从未向我提出 任何一条意见。 1993年5月14日,美国促进联合国工作成效委员会的代表前来拜会。领队成员中 有参议员克莱伯恩·佩尔、众议员吉姆·利奇、参议员拉里·普莱斯勒、珍妮·柯 克帕特里克和她任美驻联合国大使时的副手查尔斯·利希滕斯坦,以及著名律师杰 罗姆·谢思台克。我向他们谈到沃尔克一绪方高专署的报告,并说希望克林顿总统 能够读一读。至于行政管理改革,我应布什政府的要求任命了索恩伯格,应克林顿 政府的要求任命了威尔斯。我注意到,联合国中被任命的行政和管理人员中50%都 是美国人。我对代表们说,“我给威尔斯以全权授命,为改革联合国她认定需要做 的,我都会去做。”但不到一年我不得不让威尔斯离职,事实证明她并不适合工作。 像索恩伯格一样,她能指出联合国官僚机制中的问题却不能提出解决方案。我曾以 为已放手让这些美国人去推动变革,但几个月过去了,我意识到问题又简单地被推 回给我。 第一大街对面的美国驻联合国代表团内部也有变化。1993年1月1日,前总统吉 米·卡特写信介绍我认识新任美国大使。他想让我了解“马德琳·奥尔布赖特多么 博学和胜任工作……她同我关系密切,我知道她在每一方面都会非常出色”。我很 愿意同奥尔布赖特大使建立密切关系,因为我知道没有美国首席代表的善意与合作, 我不可能有效地完成工作。奥尔布赖特大使看起来拘谨而和善。她身材短小而丰满, 当身着蓝装时,她的蓝眼睛会被衬托得锐利而闪亮。在沃伦·克里斯托弗的陪伴下 她向我递交了任命书。联合国大使是她的第一个外交职位,她承认需要边干边学。 我们就彼此从学术转向外交的共同经历进行了交谈。她兴奋而渴望工作,请我帮助 她进人角色,说自己是“联合国学校的新生”。这也是我首次遇见沃伦·克里斯托 弗,他穿着得体,声音独特,神态超然,却对自己的新角色又有些不自在。 克林顿班子开始工作后,马德琳·奥尔布赖特同我合作得很愉快。她赞许我改 革联合国的决心,称我是驱策这个大象般的官僚机构开始行动的坚毅的马戏大师。 然而,我感到疑惑的是,她似乎只愿意唱高调而不愿解决实际问题,对说服其他国 家的代表同意美国政府的主张这样难度较大的外交工作不感兴趣,而宁愿读宣言似 地发表演讲,或仅仅照本宣科地诵读她的纪要本。她好像认为仅仅对美国的政策加 以宣明和坚持,就足以得到其他国家的支持。 波斯尼亚:美国的新想法 到1993年初,赋予联合国的责任不仅远远超过传统的维和使命,而且实际上是 开放式的,延伸到人们活动的各个领域。在柬埔寨、索马里和前南斯拉夫,联合国 承担的新任务十分庞杂,需解决的问题有:食品、水、地雷、疾病、难民、民主化、 人权、社会发展和各个层级的政治管理。最为突出的是波黑的悲惨局面不仅让我们 投入了大量精力,而且消耗着我们的资源。与以往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安理会去年 绝大多数时间几乎天天在开会,大量发布决议和主席声明。联合国在波黑的救援人 数超过200万,联合国保护部队向被困城镇运送的物资超过4万多吨,帮助的难民难 以数计,并实施了自柏林封锁以来欧洲最大规模的空运,防止了冬天大规模饥懂的 发生。 克林顿还是总统候选人时,就呼吁在波黑采取多边军事行动,上任后,宣布波 黑是美国最迫切要解决的国际问题。但是美国新政府很快为解决问题设置了障碍。 赛勒斯·万斯以为美国会接受他和戴维·欧文谈判得来的和平协定。克林顿外交班 子中的关键人物是15年前万斯任国务卿时任命的同事,其当时的副手沃伦·克里斯 托弗现已是国务卿,其政策主任安东尼·莱克现任国家安全顾问,其办公室主任彼 得·塔诺夫现任政治事务助理国务卿。但是万斯的和平方案未被采纳。看来克林顿 的新班子不愿让万斯扮演重要角色,更别提欧文了。 更糟的是,克林顿和克里斯托弗严辞攻击万斯一欧文方案是对塞族人的妥协, 和平的机会顿时变得渺茫。他们错了。该方案勾勒出客观反映各民族利益的10省体 系,将波黑重组为一多民族、逐步非军事化的国家,还阻止塞族实现建立“大塞尔 维亚”的目标,并要求塞族让出占有的大片领土、归还抢夺的财产。克林顿和克里 斯托弗宣布美国将实施自己的和平方案,使上述努力付诸东流。他们要求解除对波 黑的武器禁运,明知法国、英国和俄罗斯不会赞同,还表示想对塞族进行空中打击。 照美国看来,解除武器禁运将“平整竞赛场地”,从而有利于穆斯林;而欧文却说 这将形成“杀人战场”。如果美国进行空袭,只会导致塞族武装对联合国保护部队 进行地面报复,联保部队主要由北约欧洲成员国的军队组成,他们奉安理会之命以 小集团分布在整个波黑,以执行维和任务。但战争在继续,维和成为空谈。华府对 报复的危险视而不见,并拒绝考虑将美国部队置于危险境地。在世界其他国家看来, 克林顿政府的手法不过是遮遮掩掩的“马基雅维利”式算计的把戏。 万斯和欧文1993年2月2日来办公室造访我。前天晚上万斯会见克里斯托弗,向 他简要介绍了万斯--欧文方案。尽管欧洲委员会刚刚宣布全面而明确地支持该方案, 克里斯托弗却表示怀疑并持否定态度。塞族已同意接受方案,穆斯林却犹豫不决, 因为克林顿外交班子使穆斯林相信美国可以让他们得到更好的条件。 前天晚上万斯要求克里斯托弗打电话给波黑总统伊泽特贝戈维奇,劝他前来纽 约就方案进一步谈判。克里斯托弗仅仅说知道了而冷淡地予以回绝。谈话结束时, 克里斯托弗称美国想对此方案进一步研究,在此关键时刻不会马上给予支持。 虽然我知道自己权力有限,但想尽力抓住这一时机。于是立即向安理会提交报 告,劝说接受万斯一欧文方案。1993年2月8日,万斯、欧文和我在纽约会见波黑首 相、克族领导人米拉·阿克马兹卜。他说:“我和大多数波黑公民认为,万斯一欧 文方案是最好的,其他替代方案只能导致战争。我们想我们很难打胜,任何一方都 不会取胜。”但在华盛顿,美国人劝波黑外长不要接受该方案。美国的反对给万斯 一欧文方案的打击如果不是致命的话,也是非常严重的。 1993年2月10日,克里斯托弗宣布美国的波黑和平方案。美国拿出自己的方案, 旨在取得主导权。但其方案与万斯一欧文方案并无多大差别,大家感到疑惑不解。 美国不愿接受万斯一欧文方案中部署3万名地面部队--其中一半是美国士兵--的 要求。布什总统曾避开了国外危险的地面战争,新一届美国政府显然也不想介人。 许多评论家说,克林顿以重视国内问题而当选,布什因强调外交甚于内政而下台。 几周后,克里斯托弗宣布克林顿总统决定美国将“积极而直接参与到万斯一欧 文方案的谈判中,以体现美国的政策”。克里斯托弗的声明给人的印象是:美国现 在支持万斯一欧文方案,但仔细琢磨后发现,美国意在接掌谈判权,如其所说,要 对万斯一欧文方案加以扩充。劳伦斯·伊格尔伯格在解释美国的意图时说,美想将 万斯一欧文方案中塞族得到的领土削减43%。在美同意给塞族49%的领土从而达成 了代顿协定之前,战争持续了两年半。欧文后来说,如果布什继续当选总统,波黑 战争早就结束了。 当美国取代万斯、欧文而主导波黑进程时,北约领导人开始同联合国维和行动 部及联合国军事顾问一道筹组一支5万人的地面部队,以实施和平协定。我倾向部队 采用与部署在索马里的部队类似的构成,即由安理会授权,以美国部队为主组成多 国部队。我主张,如在波黑遇到激烈的抵抗,部队必须准备采取军事行动来实现和 平,就像在索马里所做的一样。但是美国不愿军事介人波黑。的确,如果达成任何 停战或和平协定,美国都将派出维和部队,别无他择。当和平可能实现时,美国人 似乎最不愿予以合作。这使美国同英、法等欧洲国家间的关系紧张,英、法派出了 大量部队,美国却一味从旁批评而不愿出一兵一卒,英、法对此越来越难以容忍。 在椭圆形办公室 1993年2月23日预报有雪,所以我乘车而不是飞机去华盛顿。在椭圆形办公室我 见到克林顿总统,我俩并排而坐,各自的顾问在下首两列座椅中面对面就座。闪光 灯照亮了现场,照相机快门像蝉鸣一样咋咋做响。当记者被请出屋后,我以乘车而 来的话题开始了我们的交谈。我说:“我想埃及的火车不够好,没想到美国的更糟。” 克林顿简单地说:“美国人喜欢乘汽车。”我立即担心因贬损美国的铁路系统而冒 犯了总统。但是一切正常。椭圆形办公室里的气氛就像埃及谚语所说的“化在蜜上 的黄油”那样和谐。 克林顿称赞我,说联合国应该有位活跃的秘书长。他说任何时候只要一看报纸 就知道可以在哪里找到我。当我们提及联合国卷人的冲突时,克林顿说美国总是愿 意贡献部队的,对部署在索马里的美国部队由别国将军来领导并无意见。我向他解 释万斯一欧文方案的长处并希望得到他的支持。副总统戈尔插话说万斯一欧文方案 让塞族占了便宜,并再次强调应解除对波黑的武器禁运。总统说美国支持万斯一欧 文方案,只是认为需要对划定的边境做些改动。会见克林顿总统之前,认识总统的 人告诉我,克林顿决不会说“不”,但如果你仔细的话,能听出“是”往往意味着 “不”。我断定克林顿对万斯一欧文方案的讲话就是这样。 情形越来越危险。万斯一欧文方案被拒绝后,塞族继续向前推进,战斗进一步 激化。1993年3月1日万斯、欧文和我在联合国会面时,万斯沮丧地预测说“我们处 在大战的边缘”。 同一天,刚由克林顿任命的前南特使雷金纳德·巴塞洛缨在奥尔布赖特陪同下 前来看我。我重申美国应支持万斯--欧文方案。巴塞洛缨明确表示他的任务就是推 进万斯--欧文进程。我提出需要美国一北约部队来强制实施和平协定。巴说:“作 为美驻北约前任大使,我向你保证,无论北约还是美国都无意自行其事,不听从联 合国安排。坦率地说,美国和北约都不想陷入困境。我希望秘书长理解这一点。” 我问不想陷入困境是什么意思,他说,美国和北约想得到国际许可及联合国的授权 来完成任务。 1993年3月4日,波黑塞族领导人卡拉季奇前来纽约拜会我,万斯和欧文也在场。 此前纽约南区美国地区法院收到诉状控告卡犯了“种族仇杀、战争和反人类罪”。 卡身体强壮、挺拔,姿态夸张。一封发表在纽约时报上由波黑塞族签署的致美国人 民的公开信,宣称美如决定干预波黑,像纽约世界贸易中心那样的爆炸案会再度发 生。万斯气愤地质问卡“怎敢这样做?”卡当即让步说,他从未真正掌握英语,那 封信并无侮辱意味。 受美国怂恿,波黑穆斯林拒绝接受万斯--欧文方案,减轻了塞族认真谈判的压 力。职业心理学家出身的卡拉季奇同时也是一个出色的外交演员。他抱怨万斯--欧 文方案对塞族不公,称如该方案生效,塞族的命运将是最悲惨的。我力劝卡拉季奇 接受方案,说:“你和你的代表团能来纽约已相当不易。你现在很孤立,全世界都 反对你。你应抓住机会接受协定,否则塞族将面临国际社会的严厉谴责和巨大压力。 你还未看到后果。对你来说,关键是要理解国际社会的责任和意愿。”话虽这样说, 对责任严肃到何种程度我心中无数。 美国人抛弃万斯--欧文方案给塞族人提供了新机会。卡拉季奇明显在拖延时间, 同时塞族武装加强进攻,攫取了更多领土。塞族民兵攻击包括斯雷本尼卡在内的若 干城市。斯市附近遭受攻击或塞族占领地区数以千计的穆斯林前往斯市寻求避难。 生命财产损失严重,联合国的人道主义运输船只被拦截。每天因战斗。饥基露宿和 缺乏医疗救助,有30到40人死亡。 媒体歪曲 1997年3月7日星期天,我在“本周布林克利”专题新闻节目中表示,除继续在 万斯--欧文方案框架下谈判外,别无他择,请保持耐心。记者乔治·威尔称塞族正 在赢得战争,北约和联合国显得无能。记者唐纳森质问我:“秘书长先生,当你继 续谈判时,塞族在战场上节节胜利,攻取了更多城镇。你难道不怕有朝一日他们不 仅仅占有力%多的领土,而是全部?” 我回答:“我们的目标是塞族回撤,否则我们将采取必要措施。” 唐问:“你头脑中现有何具体措施呢?” “他们若不撤出,那么惟一的办法就是武力强制,联合国成员国必须准备派遣 部队。” 唐问需多少部队才够。 我说:“我不是技术专家,说不出具体数目,但这无疑是一重大举动,美国不 参加将使行动困难。” 唐强调说:“许多美国人认为欧洲人应当带头,美国不应在那片土地上的地面 行动中打头阵。” “问题是谁在具体实施行动?是联合国。而美国是联合国的主要成员。目前我 们还处在谈判、人道主义救援和经济制栽阶段。” “就算你说得对,但我想许多美国人并不会说死在战场上的美国人是联合国部 队的。” “没错,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还需要继续谈判。” 我从演播室出来时,试图对刚才杂乱的问答理出头绪。首先,这些电视记者埋 怨联合国为打败塞族人做得不够。我说这需要美国的参与,他们指责我意图违背美 国人民的意愿将美国拖人战争。我尽力强调谈判的重要,但影响甚微。 第二天早上《华盛顿邮报》刊登如下标题:联合国秘书长说塞族部队会回撤。 这激起轩然大波。这同我说的有出人,错误的报道很少顾及事实。我被指责试图将 美国拖入巴尔干的一场战争并置美国部队于我的指挥之下。克林顿总统助理乔治· 斯特凡诺普勒斯很快在3月9日宣布:“除了过去所说的我们会考虑派美国部队强制 实施和平协定外,目前尚未讨论任何新问题。”我上电视节目之前,美前任驻联合 国大使、珍妮·柯克帕特里克在报纸专栏中谴责我反对在波黑使用武力。她写到, 每次安理会即将表决时,加利总是呼吁给予更多的时间寻求达成政治解决方案。 在我电视讲话报道后的专栏中,柯称“加利妄图使自己成为世界的总司令:上 周,他建议将美国和北约的部队置于联合国监管之下并听命于秘书长指挥,并不同 意将塞族军队赶出指定地区。克林顿政府明智地对此加以拒绝。”柯看待问题的美 国式意识根深蒂固。她指责我既试图避免战争又企图指挥美国士兵去打仗。她为什 么说这些呢?我只能得出结论:攻击联合国秘书长可以为自己在国内政坛上捞分。 联保部队在波黑的行动条件逐渐恶化。美抛弃万斯一欧文方案,却未能提出更 好的和平蓝图,又不愿加以军事解决,剩下的推一选择是要联合国继续做同样的事: 在战斗升级的同时提供人道主义援助。救援行动因交战双方的军事行动而被阻碍、 破坏或转移,联合国人员已成为波黑交战三方的攻击目标。此时,联合国的伤亡总 数已达548名,其中51人死,且伤亡率呈上升趋势。 成立战争罪法庭 前南地区战争中罪大恶极的是大规模和有计划地侵犯人权,安东尼·刘易斯在 纽约时报上说这是“欧洲自纳粹罪行以来最大的人为灾难”。教皇保罗二世称其为 “给欧洲带来耻辱的、严重破坏和平前景的罪恶丑剧”。安理会重申,那些侵犯或 下令侵犯日内瓦公约及国际人权法的个人难辞其咎,并要求我指定一专家委员会来 收集战争罪行的证据并展开实地调查。其1993年808号决议中要求我就此事的方方面 面提交报告,并提出成立国际法庭的专门议案。因卡尔一奥古斯特·弗莱施豪尔领 导的联合国司法部的出色工作,我按时提交了法规草案,解释关于成立国际法庭的 法理基础方面有争议性的问题。这为第一个战争罪法庭的成立奠定了基础。这个法 庭由国际社会全体而非某一战胜国授权成立,并在联合国下工作。提议由海牙国际 法庭来审理前南战犯是一个里程碑。 1993年3月中,一个新的因素开始影响事态进程。苏联解体后,俄国人在外交领 域逐惭恢复元气,重新承担起塞族传统庇护者的角色,他们同为东正教徒。俄罗斯 外长科济列夫表示美国如不想看到由外部大国支持、代理人之间进行的一场真正的 巴尔干战争,就应停止谈论空中打击等单边行动。 在这一背景下,联合国安理会3月底决定不以武力强制建立所谓的禁飞区,安理 会781号决议禁止在波黑领空除联合国行动外的所有军事飞行。美国说,俄罗斯民族 主义者日益强烈地呼吁北约和联合国采取亲塞族的政策,使用武力将给他们以借口 从而使叶利钦总统的威信受到破坏。我同科济列夫进行了长谈,他激动地为塞族辩 护,指责联合国没有保持中立。我提醒他,安理会通过的有关指导联合国部队行动 的所有决议,俄罗斯并未公开反对。 当战斗继续升级、塞族赢得更多领土时,穆斯林于三月底决定接受万斯--欧文 方案中的领土划分。在联合国安理会,英法提出安理会通过支持万斯--欧文方案的 决议,但美国再次未予合作。为什么?当时华盛顿的一个笑话解释说:“有什么比 波黑人说‘不’更坏的呢?那就是说‘是’。”因为那样一来,美国只好派出地面 部队来实施协定。克林顿为自己制造了双重束缚。一方面,他阻止达成和平协定, 因为和平协定意味着美国向波黑派遣地面部队以实施协定。另一方面,他拒绝联合 国从波黑泥潭中撤出的提议,因为那样将造成“敦刻尔克”式的武力真空,同样要 求美国出兵确保撤退的成功。几年后,理查德·霍尔布鲁克在他关于波黑的书中说, 直到1995年,克林顿才知道,不论达成和平协定,还是维和失败致联合国部队撤出, 美国都有义务派兵。联合国自干涉波黑以来,这一点已广为人知并多次在联合国讨 论。 1993年4月1日万斯辞职。我只能对他的决定表示同情。是他自己的国家和以前 国务院的同事让他失望的。我提议挪威前外长、国防部长托瓦尔·施托尔腾贝格接 替万斯。施会讲塞尔维亚一克罗地亚语,曾在南斯拉夫当过外交官,对联合国系统 很了解,80年代后期曾任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他身材高大,英语讲得缓慢而 清晰,面对最冗长和最富攻击性的外交演讲,从头至尾都能保持镇定自若。他就像 他北方的祖国一样冷静。 金边和洪森 到1993年初,联合国在柬埔寨的选举机构已登记了大约500万选民,接近红色高 棉以外地区全部合法选民的选民总数。二月份这一参选各党登记的最后期限过去了, 红色高棉不仅没有加人到这一进程,反而向农村发起了危险和破坏性的袭击,恐吓 那里的人们70年代的屠杀将再次发生。 形势日益严峻,1993年4月我回到柬埔寨。西哈努克亲王来到飞机弦梯旁接我。 在去王宫的路上,他显得沮丧而泄气。我未到柬埔寨之时,他公开批评联合国,再 度威胁要辞去柬埔寨最高全国委员会主席之职。我恳请他为了柬埔寨人民的利益不 要动摇,我俩都有些激动。在王宫大殿一次最高全国委员会全体成员参加的会议上, 我对红色高棉屡次破坏和平的行径深表痛惜,请求各方尊重选举的有关规定,并允 诺,联合国将尽力保证投票的秘密性和选民的人身安全。我说其中西哈努克亲王的 作用至关重要,亲王的责任不仅关乎整个柬埔寨,而且关系到整个世界。因为如果 联合国在柬取得成功,将会对世界其他地区的行动起到示范作用。柬埔寨的成功将 给国际社会带来积极影响。 柬政府及其政治组织柬埔寨人民党的领导人洪森出席了会议。我上任后不久他 曾来纽约拜会我。洪森年轻,精明外露,但健康状况似乎欠佳,举止伊然是柬埔寨 真正的领导人,虽然尚未得到正式承认。在王室宫殿背景衬托下,洪森看起来像金 黄麦地里的一位倔强的农民。他自己曾是红色高棉领导人之一,后投向1979年侵柬 越军扶植起来的韩桑林政权。作为韩桑林的继任者,他选择接受巴黎和平协定并为 此而工作,值得称道。他不懂任何外语,也从不带翻译。他农民似的举止给人以土 气和闭塞的感 觉,然而恰是这种领导人,在柬埔寨这个特定历史时期不可或缺。洪森想为柬 争得尽可能多的国际援助,同时又不希望国际社会的干预。联合国驻柬权力过渡机 构应对洪森政府的主要部门行使大部分控制权,但洪森予以激烈抗拒,根本不让联 合国的人员接近人民党的机关,如同其他共产党统治体系一样,国家的重大决定都 由该党做出。洪森对我说:“就在今天早上,金边散发的传单说,红色高棉正式宣 战了。”代表红色高棉前来参会的代表。波尔布特的喉舌乔森潘驳斥了所有对红色 高棉的指控。他说越南及其扶植的金边政权--洪森才是真正的敌人。他表示将不 参加联合国组织的选举,威胁说我们将会有很大的麻烦。乔森潘和洪森尽管对西哈 努克都很尊敬,彼此却相互仇视。 发挥联合国的影响力 我认识西哈努克亲王的儿子诺罗敦·拉那烈王子已很久了。他年轻时曾在法国 波尔多大学当过我的助教。拉那烈言行举止有其父之风,但缺乏亲王政治上的老练。 尽管他有缺点,他和他的奉辛比克党对联合国实现在柬埔寨创建多党制的目标至为 关键。我私下对明石康说,争取从日本非政府组织中筹集资金来帮助培训和加强各 参选党的能力。这也许会被批评为外部干涉,但我觉得要建立一个真正的多党竞争 机制,这必不可少。 洪森政权不让拉那烈乘自己的飞机去全国各地竞选,联合国部队借给他一架直 升机。民主选举对柬埔寨建立一个新的合法自治政府至关重要。但是柬埔寨人民未 曾沐浴民主文化的洗礼,未来几年也不会。明石康确实筹到些钱并有重点地分发下 去。然而,我相信洪森是柬埔寨政治舞台上的主角,不论是否搞多党制,他总是关 键的决策人物。我要尽全力确保选举的真正自由与公正。同时不管选举结果如何, 洪森肯定会进一步占据柬埔寨政治舞台的中心,没有其他人能在权威、毅力和政治 技巧上同他匹敌。 在王宫中我再三请求柬埔寨四个政党彼此相互容忍,提醒他们不要认为联合国 的帮助理所当然。我说联合国甚至会动用武力,尽管我知道安理会不会走到那一步。 1993年4月7日我到达金边,竞选运动如期开始。5月中,选举所需的物资、选票 和选票箱运抵金边。来自45个国家和国际议会联盟的900名观察员和5万名柬埔寨官 员监督选举。联合国电台每天播音15个小时,还建立了中转站扩大播音范围。日本 政府捐赠了数百台收音机分发到柬埔寨全国各地。红色高棉散布恐吓信息,说不投 票给红色高棉的话将遭到报复。联合国电台极力予以驳斥,强调投票将会是秘密的。 4月8日我用法语在电视上向柬埔寨人民发表讲话。我说上百万的人登记参加选 举,说明柬埔寨人民想要得到自由、公正和民主。“我已要求你们的领导人放弃暴 力、威胁和恐吓。你们也不要理睬恐吓。记住,你们的选票是秘密的,没有人会知 道你们投哪个党的票。为了你们的子孙、为了柬埔寨未来的和平与繁荣,请依从你 们的良心去投票。” 尽管有联合国监督选举,投票前数周不乏暴力与恐吓。柬埔寨四党均有成员遭 到伤害甚至被杀。各国官员和记者再三建议推迟选举,都被我拒绝。4月最后几天, 红色高棉撤走了驻在金边的工作人员。有人说这表明红色高棉将进攻金边。同事们 劝我将联合国人员撤至安全区。我说家属可以撤离,但工作人员不能。我认为红色 高棉势单力薄,不足以构成全国性的威胁。其实我很担心联合国人员的安全,但是 必须这样做。我觉得除了靠我的政治直党外别无选择,而直觉告诉我:联合国必须 承担风险,使选举按计划进行。 4月28日,明石康打电话说局势在恶化,红色高棉的挑衅愈演愈烈。联合国驻柬 埔寨过渡时期机构被迫采取了特别安全措施。此前,西哈努克亲王在平壤接见乔森 潘,乔请亲王支持红色高棉。后亲王又去了北京,称大夫让其休养不宜奔波。我向 亲王捎口信说,计划于5月6日召开的全国最高委员会会议的地址,可以由金边改为 北京,届时明石康将飞抵北京出席。我意在迫使亲王返回柬埔寨。 1993年5月ZI日,红色高棉攻击一联合国下属的中国工程队,其中两名成员被杀, 七名负伤。安理会对攻击予以一致谴责,呼吁柬埔寨人民行使他们的选举权。5月2 2日,如我期待的,西哈努克亲王回到金边,使红色高棉破坏选举、迫使联合国机构 撤出的目标未能实现。 柬埔寨的新国王 西哈努克亲王回到柬埔寨的第二天,投票就开始了。当时金边雷雨大作,人们 担心轰轰的雷声是红色高棉攻城的炮声,然而有成千上万的选民在雨中排队投票。 不管是历史上的恐怖记忆,抑或是近来受恐吓的经历,还是红色高棉对投票者要进 行报复的威胁,都未能阻止柬埔寨人民勇敢前进,利用联合国提供的机会,恢复柬 埔寨的国家主权和国际上的合法地位。投票率达到了90%。我们等到最后一刻,也 未见红色高棉发动攻击。红色高棉抵制选举的企图失败了,联合国胜利了。 6月10日,选举结果揭晓:拉那烈王子的奉辛比克党得到45.5%的选票。洪森 的柬埔寨人民党以32.2%的选票位居第二;其他18个政党分得其余选票。根据宪法, 两个得票最多的党必须以某种方式联合才能组成政府。 拉那烈和洪森飞到平壤向西哈努克亲王提出两种宪政选择,一是共和国制,一 是君主立宪制。1993年9月20日,西哈努克回到金边,宣布柬埔寨为君主立宪制王国。 明石康给我发来如下消息: 1993年9月24日,诺罗敦·西哈努克被选为柬埔寨国王后,签署国王今分别任命 拉那烈王子为第一首相,洪森为第二首相。新一届政府诞生。随后国王、政府和议 会相继宣誓就职。联合国驻柬埔寨权力过渡机构的使命完成了。 西哈努克亲王向国际媒体宣布:“从此刻起,柬埔寨人民就是自己命运的主人 了。”我向柬埔寨人民祝贺这一历史性成就的取得:“当彼此冲突的人们能够互谅 互让,当国际社会为追求崇高的目标信心坚定、团结一致,我们就能够成就一番宏 图伟业。”并允诺联合国将继续滞留在柬埔寨以支持其重建恢复工作。但洪森坚持 联合国撤离,因为选举已经结束。这反映出柬埔寨政界。包括亲王自己在内有一种 日益增加的不安倾向:联合国介入柬埔寨内部事务的程度过深;另外在这个饱受战 争蹂躏、人均年收入不足200美元的国家,大批高收入外国人的存在会给经济和社会 带来破坏性的影响。联合国应及时撤出。 西哈努克因担心洪森大选后发动政变,想建立以自己为国家元首兼政府首脑、 拉那烈和洪森分别为第一和第二副首相的全国政府。虽然联合国对此未置可否,柬 埔寨政界却批评亲王意图搞“上层政变”。亲王愤而返回北京,去接受进一步的化 疗,将柬埔寨政治格局留给拉那烈和洪森他们自己去安排。结果同亲王希望的相差 不远:拉那烈和洪森共同任首相来分享权力,西哈努克为国家元首。精通柬埔寨事 务的“老手”称其为“柬埔寨式解决方案”,而许多外界观察家对洪森和拉那烈同 意未来四年联手合作感到吃惊。 波黑“安全区” 当柬埔寨在联合国帮助下逐渐复兴,波黑却在分崩离析。1993年4月塞族武装几 乎要攻占斯雷本尼卡了。安理会通过决议,要求各方将斯雷本尼卡作为“安全区” --不对其进行攻击和采取敌意行动。他们要求我加强联合国在斯雷本尼卡的力量, 保证病残者的安全并向该市平民提供人道主义援助。数周后安理会宣布萨拉热窝、 图兹拉、泽帕、格拉日代、比哈史及附近地区为“安全区”。为了加强联合国的行 动力度,安理会派遣50多名观察员监控上述地区的发展形势。 1993年5月4日在安理会一次不公开会议上,我提交“工作报告”,提议部署一 支7万人的部队,由北约负责具体战术和行动,安理会负责总体战略和政治决策。这 是一支联合国蓝盔部队。因为法国和俄罗斯不是北约成员,在北约中没有部队,不 会同意北约打着联合国旗号而自行其事。所以我的提议是惟一能满足法、俄要求的。 报告中说,我任何时候都有权要求安理会采取必要措施来调整、纠正或中止部队的 军事行动。而不部署这样大规模的部队,联合国在波黑受到很大军事压力时,除了 撤离别无选择。 美国说我的提议是“完全不能接受的”。对华府而言,联合国在波黑行动出于 两个目的:一、作为大国的代理人直接进行于预;二、作为大国不愿采取决定性措 施而引起问题时的替罪羊。1993年5月18日,奥尔布赖特和彼得·塔诺夫来拜会我。 奥轻松而随便地提出应放弃1992年8月伦敦会议确立的原则,说:“我对围绕欧文一 万斯方案就领土划分的争论感到厌烦,应举行一次巴尔于会议重新加以研究。”塔 补充说这一次会议应是多瑙河畔所有国家都参加的巴尔干范围会议。我觉得这毫无 意义,耐心地解释说尽管需随形势变化而调整策略,但应只是对当前进程进行适当 修正。伦敦会议是国际认可的处理前南问题的框架。美国曾全面参与其中,不应简 单放弃,相反 应召开第二次伦敦会议。 奥尔布赖特和塔诺夫离开后,我在想,他们怎么会对美国曾认可的、正式的国 际外交进程抱这样随便的态度呢?我搞不清他们想要什么,但我知道美不赞同万斯 一欧文方案。万斯辞职后,欧文的外交成就有目共睹,但他直言不讳的风格影响到 工作效果。欧文公开鄙视克林顿政府的波黑政策,认为其结果是在延长战争、加剧 伤亡和种族清洗。结果,欧文成了华府不受欢迎的人,克林顿政府对其个人的好恶 蔓延并影响到美国对联合国本身的态度。每次我向奥尔布赖特提到欧文的名字,她 都嗤之以鼻,警告我说:“决不要向总统提到那个人的名字。” 1993年5月27日,安理会限秘书处一天之内提交下列问题的工作报告:(1)每 个“安全区”的人道主义形势;①军事形势;(3)“安全区”前沿地图;(4) “安全区”的概念。在紧张的工作压力下我们完成了报告,合情合理地提出使用武 力,逐渐扩大安全区。但美国表示反对,因为难免动用美国的部队。2月份克里斯托 弗宣布美国的波黑政策时,欧洲还以为美会派遣地面部队,而现在很清楚,美国不 会那样做。 针对美国对我们报告的批评,我能做的只是向每个成员国说明:安全区问题对 安理会来说责无旁贷,报告主要是为了提供一些参考要点。1993年春美助理国务卿 塔诺夫公开宣布美不再领导对国际安全问题的监督。然而,为了不承担采取决定性 行动所要求的义务,躲开人们对美国直接进行干预的期望,美国仍旧以强硬口气同 联合国讲话,使联合国的处境更加不利。如我的一位同事所说,美国和一些北约国 家免费搭了联合国的车。 在空中打击问题上的斗争 1993年6月6日,安理会通过836号决议,授权联保部队在安全区受到轰炸或武装 侵袭的情况下,可采取包括武力在内的必要手段来进行自卫。安理会还决定,在得 到安理会授权的情况下,成员国或地区组织(指美国或美国同北约一道)可使用空 中力量等手段,对“安全区”及其附近的联合国部队提供保护。 这样一来,安理会赋予了联合国部队极其艰巨的任务。事实上,“安全区”不 可能安全,因为联合国缺乏有效手段来阻止或抵御来自安全区内外的进攻。同时, 北约希望联合国同意对塞族目标实施空中打击,而这将导致塞族报复手无寸铁的联 合国工作人员或扣押他们作为人质。 安理会让我做报告说明如何实施836号决议。6月14日,我提出有必要部署更多 的地面部队并配合以空中支援。联合国部队司令和我都认为需再部署3.4万多人的 部队。英国常驻联合国代表戴维·汉内爵士和其他西方国家的使节却表示断然不会 同意部署如此规模的部队。汉内压我选择“轻量级方案”--7600人的部队。我勉 强同意,同时告诉安理会这可能仅仅是个开始,若波黑交战各派不予合作,这样一 支小型联保加强部队做不了任何事情。事实上,虽然7600人的部队得以部署,但仅 仅是短期的,且武器装备也不充分。 我要求北约在空中支援联合国行动这一问题上同我协调。我说,是否使用空中 力量,须先经由我和安理会磋商,再做出决定。“空中打击”和“密切空中支援” 是有区别的。整个波黑危机期间,政客、官员、公众和媒体始终将这二者混为一谈。 决议中密切空中支援是指在联合国部队受到攻击时提供空中力量的保护。空中打击 意味着北约和联合国对选定的军事或政治目标实施战略性打击,超出了维和范畴, 已上升到战争行为。 当联合国某一行动受到攻击时,联合国地面部队立即请求密切空中支援。联合 国部队指挥官不会轻易同意对自身行动并不具威胁的目标实施打击。二者的区别主 要在于防御和攻击。联合国部队当然要保护自己,但通过持续的空中打击来进行防 御,会被看成是对塞族的国际战争。这违反了安理会所有前南问题决议中联合国应 保持中立的精神。 由于联合国的任务的局限及自身的弱点,其在波黑数周维和行动未能达到期望 的结果。联合国帮助受武力或死亡威胁的难民撤离,但却加剧了种族清洗。联合国 试图通过谈判达成停火,结果却是塞族不断巩固抢占的领土。“安全区”和“空中 打击”给人们的实际印象是,联合国不能保证前者的安全,同时又在阻碍后者得以 实施。 奥尔布赖特向联合国写信提议进行空袭。媒体报道说克林顿总统正在考虑此事。 这种提议未考虑联合国地面人员的安全,因为一旦实施空袭,他们将被扣为人质。 同时还有下列问题:空袭使人道主义援助中断怎么办?谈判进程中止怎么办?另外, 只有联合国部队完全撤出或力量强到足够完成维和使命,空袭才会奏效。而美国及 北约盟友又没有人愿意提供兵力。欧洲盟国不会将自己的部队置于波黑危险之境, 联合国因而无法采取实际行动。美国明知这一点,仍大谈特谈空袭,在一些观察家 看来,这其实是一种为国内政治服务的做法。我认为,当联合国部队处于危险时动 用空中力量与否,联合国秘书长应有发言权。美国指责我反对采取决定性行动。而 对空袭持反对态度的英、法等其他国家,此时也都跟着美国一道,指责联合国秘书 长不对。 1993年春天波黑战争基本结束了。塞族人占取了大片领土。1993年5月4日, 《纽约时报》的专栏作家A·M·罗森塔尔写到:“万斯一欧文方案的反对者应当道 歉。”西方的应对策略不仅人为复杂化了,而且自己捆住了自己的手脚,在阻止塞 族向前推进和进行种族清洗方面没有起到任何作用。此对俄罗斯的态度变得十分强 硬,使美国人难以采取什么行动。媒体说美国和俄罗斯基本同意接受塞族目前保有 的领土现状。往后美国所能做的只是,一面继续表现出要采取武力行动的样子,一 面指望其北约盟友阻挠任何具体的行动,同时让联合国作替罪羊。 1993年7月30日,克林顿总统来信对我说:“波黑悲剧已发展到这样的地步:塞 族的强攻随时可能使谈判破裂和联保部队人道主义援助终止。如果塞族继续围攻萨 拉热窝,我们应让北约的空中力量来说话。”总统还说克里斯托弗将详告我美国的 提议,并强调此提议十分重要。 克里斯托弗的非正式信函 第二天克里斯托弗打电话给我,重述了总统的意思,说将函告我美国提议的全 部细节。当天下午,我收到他两页半的信和所附的“非正式信函”。信中说:“亲 爱的布特罗斯,联合国部队在波黑萨拉热窝及其他地方的表现值得称道,但不足以 阻止塞族的进攻。萨拉热窝的陷落会危及波黑作为国家的存在,并最终打破波黑穆 斯林人恢复正常生活的希望。美国认为这种情况是不能容忍的。” 我是星期六收到这封信的。信中说,8月2日星期一,北约将同联合国全面协调, 准备在北约自己选定的时间和地点对波黑塞族目标实施空袭。空袭将遵照安理会77 0号和836号决议的精神。“我们认为现在应当采取行动,不能再拖延了。克林顿总 统让我转告您,美国决心迅速落实这一提议。我希望能得到您的全面合作与支持。” 克里斯托弗附在信后的“非正式信函”,是一份没有约束力的外交信函。函中 说塞族应认真听取美国的警告,不要再威胁萨拉热窝。否则北约将进行空袭。该函 说美提议空袭同联合国的决议并不矛盾,并将同联合国进行充分协调。但“我们并 不一定要等到联保部队提出要求、联合国总部授权后才进行”。 同时,美国在周末公开表示将独自进行空袭。不久这以最后通谋的形式发出, 并授弓!以往的安理会决议说明其权威性。8月2日,我正式回信答复克里斯托弗, 对上周六我在电话中表达过的不满意见进一步说明。如他所知,安理会若干决议中 已限定了使用空中力量的条件。836号决议中指出其目的在于提供人道主义援助和保 护安全区。当地面部队认为有必要并且有足够的力量完成某一任务,自然会运用空 中力量。换句话说,那些向联合国派出了地面部队的北约国家,已讨论过这一问题, 并同意没有地面部队指挥官的批准,不进行空袭。 我向克里斯托弗仔细解释我的立场。我不能同意美国或其他大国,完全由自己 选定时间和范围来进行空袭。不与联合国协调的话,联合国地面工作人员的生命将 受到威胁。我也不赞同美国采取越过安理会决议规定界限的军事措施,因为美国自 己对决议是投了票的。 我在信中写道:“我不反对使用空中力量支援联保部队完成安理会赋予的使命。 同时你也清楚,空中打击不仅影响到地面联保部队和联合国文职人员的安全,而且 给日内瓦和谈进程及人道主义援助行动都会带来严重后果。出于上述原因,我坚持 认为,是否空袭,应当是在当地联合国部队指挥官和秘书长特使意见的基础上,由 秘书长来决定。”克里斯托弗应当知道,1993年6月14日我就此问题向安理会做报告, 安理会同意了我的想法。 我也随信附了一封“非正式信函”,提出了我对实施空袭具体步骤的看法。空 袭的实施者当然是以驻在意大利的美国空军为主的北约。与美国提议不同的是,空 袭必须应联合国地面部队司令之请,经秘书长与安理会磋商同意后进行。 珍妮·柯克帕特里克看到我的信后,在报纸专栏中谴责我:“加利怎敢以为自 己一人有权决定在波黑动武?” 三步战术 媒体报道有可能进行空袭时,塞族从萨拉热窝后撤了。这看似是好迹象,实则 为一狡猾的三步战术的开端,心理学家出身的卡拉季奇是其设计者。首先,塞族士 兵攻占领土并对平民施行恐怖政策。当美国气势汹汹地威胁武力干涉时,卡拉季奇 则按兵不动,西方于是松了口气并延缓采取行动。然后卡公开为塞族的“让步”索 要条件。在随后的混乱中,塞族趁机巩固对抢占领土的控制.并休整准备发起下一 轮的三步进攻。不管这一舞步重复多少次,美国好像都无法跟上。 美国希望在没有美国士兵参与的情况下,联合国继续保持在波黑的存在;同时 为了显示美国解决问题的决心,扬言要随时。任意地进行空袭。这既荒谬,又不可 能做到。派遣了地面部队的北约盟友不会给予美国单独行动的特权。而主要由英国 和法国人组成的联合国地面部队指挥官,也并不相信仅凭美国的空袭就能结束战争。 美国再不应虚张声势了。英、法同我一道表示了对美国提议的疑虑,美国政府不再 坚持己见。1993年8月6日,美同意由联合国部队指挥官决定是否进行空袭、何时进 行及打击目标等。几天后,北约盟国也表示同意。美国自己否定了自己,但阻止北 约空袭解决波黑危机的罪名却落到我身上,并说我应为我的“固执”付出代价。 几天后,“国家公众电台”就我改革联合国以适应新时代的努力作了长篇报道, 这招致美国对我尖锐的批评。报道说,我否决空袭的立场激怒了美国国会,奥尔布 赖特公开谴责了我。但美一官员说美国“希望一位有活力、坦率敢言的人出任秘书 长,加利正是合适人选”。 1993年9月20日,按联合国维和行动的通常做法,我建议将联保部队的任期再延 长6个月。因受到双方的批评以及联合国人员处境危险的威胁,我几乎痛苦地建议联 合国部队全部撤出。但我知道,那将导致冲突进一步加剧。 这形成了几乎难以容忍的局面:地面上的屠杀在继续,联合国却束手无策,媒 体压美国“采取行动”。“行动”意指空袭,这既可惩罚塞族,显示美国和北约的 英勇果断,同时又不担损失地面部队的风险。与北约互通信件后我提出这样的安排: 如果联合国战地指挥官希望空中支援,而联合国的文官代表也同意,我就会予以支 持。到1993年底我也没有接到任何实施空袭的请求,说明欧洲人不愿让他们的部队 担风险。 索马里:联合国再次受挫 1993年,波黑的麻烦还未解决,索马里又出现了麻烦。美国一度急欲撤出索马 里。1993年3月3日,我向安理会提交报告,建议从美国领导的联合特遣部队过渡到 联合国索马里行动,简称联索行动二期。此时索安全形势有所好转,但暴力事件仍 层出不穷。所以我认为二期行动必须部署足够的兵力以确保整个索马里的安全。应 美国国家安全助理安东尼·莱克之请,我提名退休的美海军上将乔纳森·豪为我的 特别代表,以文官身份负责联索行动二期。我们都以为豪只是短期任职,不久将有 一位非美人士来接替乔。但并非如此。豪给人以高效、正直的良好印象,总是保持 平静、坦诚、与人合作的态度。我对这一任命一直不后悔。 1993年3月26日,安理会在其814号决议中说,新的联合国部队不再只承担维和 任务,如有必要,经安理会授权后可采取武力强制行动。这是一个新思路。 但是同美军的交接日期临近时,联合国的部队没有配齐。1993年5月3日我写信 给奥尔布赖特大使说:“联合国设想,当联合国部队在某一地区有足够兵力并能控 制局面,就可按地区依次完成交接任务。为此,我期望给联索行动M期配备28000人 的部队,但实际上只得到18000人的部队。你说美国政府的立场是承认交接的客观条 件并不理想。其他国家的部队尚未到达,美军的大部人员及其装备就已撤走了。” 5月4日美国主导的行动结束,但随后的行动却显得杂乱无章。海军中将罗伯特 ·约翰逊为联合特遣部队降旗,联索行动二期在土耳其中将切维克·比尔的指挥下 启动。比尔强壮而沉静,体现出由凯末尔缔造的土耳其传统军事作风。比尔的副手 是美国少将托马斯·蒙哥马利。美特混舰队撤出后,约4000名美军作为联合国蓝盔 部队留下来执行后勤和支援任务。 另外,美国还设立了三个独立于联合国指挥系统的部队。一是由上校指挥、配 有直升机的营级快速反应部队,驻在索马里各处,任务是支援遇到麻烦的联合国人 员。二是索马里海岸美舰艇上的海陆两栖分队,短期部署,完全听由美国指挥。 再就是豪6月份就提出来的美别动队。但直到三个月后,这支由美陆军突击队和 别动队组成的“三角洲部队”才到位。它由美佛罗里达坦帕湾的美国联合特别行动 指挥部领导。该部队驻扎在摩加迪沙机场,完全不参与联合国的行动。这样复杂的 部署会引起麻烦 索马里15个主要派别领导人、部族长老和有关人士参加了在埃塞俄比亚首都亚 的斯亚贝巴举行的索马里全国和解会议。会议开得极其艰难,但最终于1993年3月2 7日达成协议,拟定了详尽的两年期和平过渡方案:首先在各地建立“分区委员会’ 的地方政府机构,分委会向“地区委员会’选送代表,全国共分18个“地区委员会”, 每个地区委员会向中央选送三名代表,其中一名为妇女,组成全国过渡委员会,代 行国家主权,这一主权1992年随索马里的解体而消亡。全国过渡委员会还要在《世 界人权宣言》和索马里传统伦理道德的指导下起草宪法。这些措施将使索马里重新 回到国际大家庭。另外,索马里15个派别领导人允诺完全并同步地解除武装,但这 并未兑现。 艾迪德的突然袭击 1993年6月5日,联合国部队试图检查摩加迪沙及其附近的武器储藏设施,其中 的巴基斯坦士兵在返回基地的途中,遭到以妇女为掩护的枪手的袭击。守护在南摩 加迪沙一粮食分配中心的巴基斯坦部队也受到袭击。26名巴基斯坦维和士兵被杀, 56名受伤。我十分震惊和悲伤。应安理会要求,我请华盛顿美国大学教授汤姆·法 雷尔前往调查,他的报告证实穆罕默德·艾迪德将军应对此负责。 如果联合国不做出反应,等于开了一个危险先例,索马里其他派别会以为攻击 联合国人员不会受到惩罚。安理会一致通过837号决议,授权联合国秘书长“采取一 切必要措施对付那些对武装攻击负有责任的人,包括逮捕、拘留、审判和惩罚等。 6月12日,联合国部队采取行动,有步骤地恢复南摩加迪沙的法律和秩序,这里是索 马里最危险和混乱的地区,也是艾迪德的大本营。行动持续数天,对摩加迪沙电台 和武器储藏点等目标进行了轰炸和地面攻击。6月17日,豪公开呼吁依照837号决议 逮捕和拘禁艾迪德,并制定了行动计划。 索马里邻国因难民的不断涌入负担越来越重。我需要这些国家的支持,但怕他 们怀疑联合国及美国的行动有损于他们自身的利益。1993年6月22日,我写信给吉布 提、厄立特里亚、埃塞俄比亚和肯尼亚等国总统,重申联合国的“复杂军事行动” 目的在于:制止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恢复法律和秩序,启动索马里各派承诺的 “解除武装进程”。希望这能给索马里及非洲之角带来和平与稳定。 艾迪德采用城市游击战术并调动了大批平民。武装分子同妇女和儿童混在一起, 联合国部队和美快速反应部队自卫时不可能不伤及无辜。妇女儿童在交火前线的场 景令人毛骨惊然。 1993年7月12日,应联合国驻索马里部队之请,美快速反应部队轰炸南摩加迪沙 艾迪德的指挥总部大院,据说文就是在那里指挥了对美士兵的攻击。快速反应部队 对该地区进行清剿,缴获大批武器、通讯装备,抓获若干俘虏。部队撤离后,国际 媒体记者前往采访,遭到一群武装的索马里人攻击,4名记者被杀。 争论由此而生:应继续追捕艾迪德呢,还是尝试与其达成政治解决协议?我别 无选择。艾命令属下让索马里人民挨饿,用妇女和儿童作挡箭牌,杀死人道主义救 援任务执行者而毫不内疚。我赞成安理会决议中将艾逮捕并绳之以法的内容。奥尔 布赖特也持此态度。她在1993年8月10日《纽约时报》专栏中写到:“有人批评联合 国在索马里同反叛军阀艾迪德作战,是偏离了人道主义救援使命……我们必须选择, 要么放弃努力任凭索马里跌人深渊,要么将索马里和索马里人民重新拉人民主国家 的行列。为了索马里,也为了我们自己,我们必须坚持下去。”奥说得对。国家建 设当然是一项伟大而崇高的使命。但近来这却遭到政客们变本加厉的谴责,说帮助 遥远国度不知感恩的人昂贵而无意义,是在浪费美国的钱财与精力。 寻求政治解决的压力 此时我同意大利政府有了麻烦。因意大利是索马里的前殖民统治者,按联合国 惯例,意部队不应参加索维和行动。当时联合国迫切需要向莫桑比克派兵维和,意 大利以此为条件要求同时向索出兵。我被迫同意而铸成大错,事实证明联合国的惯 例是正确的。意大利部队开进索马里后,不听联合国的统一指挥,而是根据罗马的 旨意行事。 少将布鲁诺·莱领导的意大利部队单独同艾迪德举行会谈。据说是意大利人向 艾透露了联合国的军事动向。1993年7月5日,我得到报告说:“在快速反应部队的 直升机即将消灭30名艾迪德民兵的关键时刻,进行反冲锋的意大利部队却停了下来, 就地休息,不仅自愿放弃了一些战术据点,而且也不去排除路障。艾民兵对此却显 得心中有数、得意洋洋。”意大利作为索的前殖民者,认为自己很“了解”索马里 人,而那些将艾迪德视为危险军阀的人不了解,意支持“谈判解决”方案并认为理 由充足。与此同时,艾迪德还同美前总统卡特保持接触。卡特现在反对使用军事手 段而倾向于政治解决,他的意见有一定的影响。但艾迪德决不答应由索马里其他派 别或部族领导人来统治索马里,而其他人也不接受艾迪德的统治,因艾属于一小亚 部族,地位卑微。试图同艾谈判解决索马里问题是不会有结果的。 联合国到了历史上的关键时刻。自1950年朝鲜战争以来,安理会首次下令对一 确定的敌手采取军事行动,这使那些认为安理会的任务是在停火协议下进行中立维 和的人感到震惊。联合国人员必须适应这一变化。豪上将概括说:“安全和情报对 联合国行动有了实际的意义。”美国派驻索马里部队的任务也很清楚:制止艾迪德 武装在摩加迪沙重新实行恐怖统治。同时,美国国内要求克林顿政府终止索内部争 斗、恢复索人民正常生活的呼声日益高涨。 寻找朋友 1993年8月26日,奥尔布赖特来到我38层的办公室。她说美国国会抱怨美卷人索 马里危机太深,克林顿政府想表明解决索危机这一问题已“国际化”。她建议就像 在其他地方的联合国维和行动一样,由有关国家代表组成一个秘书长的“朋友顾问 团”,给我出谋划策。我说那样的团体一年前就成立了--由阿盟、非统和伊斯兰 会议组织成员组成,埃及总统穆巴拉克任主席。如需要扩充的话,我要先同现有成 员协商。她说美国希望秘书长能马上公开宣布成立“朋友顾问团”。我知道争论无 用,于是同意照办。我理解美国政府此举是为了向国会交待索问题已国际化。 奥尔布赖特强调埃及必须派兵参加联索行动二期。我说埃及将派p人的部队,但 埃及以往参与维和行动的报酬都没有解决。奥公然威胁说:“美国每年给埃及数十 亿美元的援助,埃及应慎重从事。” 奥尔布赖特拜访我的主要目的是商量怎样对付艾迪德。她说抓获艾迪德迫在眉 睫。我们研究了将文转移到其他国家监禁并审讯的可能性。她说美国已就此同某些 国家进行了接触。我说:“要是在三个月前抓住他就不会有这么多的麻烦,当时豪 上将希得到美特派部队的帮助而未果。现在我们的意图已众所周知,抓获他怕不大 容易。”会谈就此结束。 1993年9月20日,克里斯托弗来找我。他高兴地说美国将缴纳4.2亿美元的拖欠 会费,并将当前的会费直接拨入维和经费中,加起来一共是6.8亿美元。我略感遗 憾地说:“很好,但问题是联合国每个月支出4亿美元,前南地区联保部队的维和任 务吃掉了联合国的大部分预算。美上缴的会费不够联合国两个月的支出。”我以为 我们对棘手问题彼此能互谅互让,但据华盛顿的消息,克里斯托弗对我的反应十分 恼火,他原想我会对美国决定缴纳部分会费的决定表示感激。按理,美应上缴全部 拖欠会费。 奥尔布赖特对我也不满。我意识到,她将联合国同美国间的争论看作是对她个 人表现的批评。这种敏感在不太讲理性的外交官当中很常见。他们往往认为自己能 够处理好所有的工作关系。克里斯托弗和奥尔布赖特的态度使我反省自己的工作风 格。联合国同美国的关系十分重要,我应得到他们两人的支持,但我未能做到。我 意识到自己并不随和,他们俩也不。 克里斯托弗迫切希望解决索马里问题。他说:“美公众对政府在索马里行动的 支持大幅下降,他们只看到不奏效的军事行动,想知道为什么找不到一长期的政治 解决方案。”我说政治方案正在酝酿当中,并召集了14国会议就此磋商(我并不称 他们为“秘书长的朋友”)。几周后我将亲赴索马里。新一轮索马里和解会议将在 埃塞俄比亚举行以加强政治解决的势头。实际上索马里的情况已有所好转,但电视 上仍只报道艾迪德在摩加迪沙负隅顽抗,不能反映索的全貌。 克里斯托弗问是否试探同艾迪德达成停火协议。我指出安理会(美国当在其内) 赋予联索行动二期的使命是抓获并审判艾迪德。克提到卡特总统的立场是由军事解 决转为谈判解决,问是否能在联合国的决议中找到谈判的根据。我说找不到。克说 20天后,美国国会可能不再支持索马里的行动。 他递给我另一封“非正式信函”,说我们应以新思路来合作:停止搜寻艾迪德, 大造声势把媒体的注意力转向联合国的人道主义救援行动,再想方设法把艾迪德弄 出索马里并软禁在其他国家。很明显,美因一开始未能解除索派别武装,现面临国 会的巨大压力,想尽早脱身。 然而安理会仍决定沿现行的方向前进。1993年9月22日,安理会通过865号决议, 重申支持联合国在索马里的行动,那些攻击或下令攻击联合国人员的索马里人,要 对他们的行为负责。 9月25日,我以一非正式信函答复克里斯托弗:当类似“摩加迪沙的流血”的标 题仍然出现在世界主要报纸上时,联合国在索马里其他地区的努力已初见成效。索 马里人民深切希望联合国继续在索执行维和任务,使他们的生活回到正轨。部族和 解工作有所进展,地方政府正逐步恢复。饥荒得到控制,粮食生产已能满足全国半 数人口的需求。医院和学校重新开门,难民渐渐得到安置。 我说,我正同世界银行一道加紧研究索马里下一步的重建工作。我打算10月中 去摩加迪沙考察联索行动M期非军事方面的工作。我已向豪上将提出建立一个同我们 合作的“临时政府”的可能性。 “我相信在您的支持下,上述措施会使媒体的注意力转向。当然,艾迪德问题 无法绕过。索马里最后一任总统巴雷被推翻后,正是因为艾拒绝同他人分享权力, 才导致索内部冲突,造成令人发指的践踏人权的行为。从一开始,我和我的同事就 尽一切努力争取政治解决艾迪德问题,以实现索民族和解。他当初也予以合作。但 6月5日25名联合国士兵被杀,形势突变,安理会被迫决定逮捕并审判责任人。除非 安理会改变决定,我有义务尽全力将艾绳之以法。我想您理解并支持这一行动。” 但我并不能肯定美国政府采取理解和支持的态度,美政府在公众舆论压力下想摆脱 这一困境。 我说我不反对其他使艾迪德就范的方法,如将其转移到第三国软禁,使其不能 直接指挥作战或破坏我们实现民族和解的努力。这一方法不应背离安理会的决议精 神。 我最后说,就像一年前联合特遣部队开进索马里时我向美国表示过的,除非解 除索马里各派的武装,我们的努力不会成功。1992年11月29日我在给安理会主席的 信中表达了这一观点,12月8日给布什总统的信和19日提交安理会的报告中都对此有 所提及。 美国领导的特混舰队未能解除索马里各派武装,是我不愿让联合国过早接手的 主要原因。6个月前交接时,我希望美国能将一些有生力量留下来继续执行任务。若 不能有效调动美快速反应部队,联合国解除各派武装的能力势必大受影响,从联合 特遣部队过渡到联索行动二期也就失去了意义。特遣部队的全部撤出将导致联合国 行动的迅速失败。 如果美国和安理会受舆论影响而放弃了索马里的行动,不仅索马里人民会再遭 内战之害,对致力于恢复索马里和平、维护索马里人民尊严的联合国、美国及其他 国家,也是羞辱。联合国服务于世界的能力也将受到极大影响。 在GA-200会见克林顿 1993年9月27日克林顿前来联合国大会发表演讲,我们在大会议厅旁的小屋GA- 200碰面。克里斯托弗和奥尔布赖特及莱克也在场。克林顿说:“当时在法学院学习 时,曾对此进行辩论:在一拥挤的剧院里故意喊‘开枪!’是否应受言论自由的保 护?我希望在这间小屋里没有人喊‘开枪!’。”我说:“别担心,前往世界各地 阻止开枪正是联合国的工作。”这个蹩脚的笑话引得每个人都发笑了,屋里充满了 温和而相互理解的气氛。 总统说他深信美最终会准时和足额地缴付联合国的会费,但国会习惯于加以干 涉,且态度不易改变,他们想让我与您讨论联合国的改革事宜。我阐述了我的改革 计划,并说没有成员国的支持,我的努力将不会取得任何成效,“美国将我推向某 一方向,但当我采取相应的措施时,却又不赞成。”克林顿笑着说:“你是说他们 想鱼与熊掌兼得。”他说他同国会打交道时遇到同样的问题。我对这次短暂而愉快 的会谈还算满意。 没有午餐 3天后的晚上,我会见了安理会五常的外长:中国外长钱其琛、法国外长朱佩、 俄罗斯外长科济列夫、英国外交大臣赫德和美国国务卿克里斯托弗。这是每年的例 会。我说:“由于联合国的财政危机,我不能请你们吃午饭。” 克里斯托弗温和地说:“我代表美国向秘书长先生表示对您工作的支持和敬佩, 您所承担的任务艰巨有时甚至难以完成。我们认为您和联合国的工作在许多方面都 非常出色。如果我们提出要改革联合国,也是从朋友的立场来说的。” 当谈到索马 里时,克里斯托弗赞赏我十月中亲自前往索的决定,希望我能找到替代的方案以便 政治解决索问题。会见气氛融洽,富有成效,如科济列夫所说:“大家纷纷向秘书 长表示祝贺,称赞联合国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 我说:“真主保佑,但愿明年可以请得起你们吃午餐。” 三角洲部队进驻 在提交给安理会的一篇报告中,我提出了对索马里的指挥和控制权问题。我指 出,安理会按照联合国宪章第七条采取行动往往会有伤亡的威胁,但是如果该部队 司令官就地进行有效的指挥和控制,这种危险就可以被最小化。 我曾在1993年8月20日出版的《纽约时报》中公开表达了我的观点。我说,联合 国正在“试图处理导致国家分崩离析的小型民族主义和种族或部族势力引发的威胁。 在索马里,由于上述压力,国家及其主权和领土完整已不复存在。联合国在那里要 完成的任务是恢复其成员国的合法性。由于暴力加剧,有人因此建议联合国放弃努 力,而多边努力因为参与国没有协调一致的决策而抵消殆尽,这将使我们的使命面 临夭折,一个国家的希望面临破灭的危险”。 很久之后,我才得知提交给安理会报告5天之后,美国三角洲部队突击队和丛林 战特种部队离开了北卡罗来纳州布拉格堡的联合国特种行动指挥部,被部署到了索 马里。1993年10月3日晚,美国三角洲部队对南摩加迪沙的一所房屋进行了突袭,他 们的情报人员的报告使他们相信艾迪德的主要军官们正在那里开会。而联合国官员 对这次行动的计划、决定和执行情况却全然不知。三角洲部队攻人了这所房子并逮 捕了24个索马里人。与此同时,美国直升机还向周围地区发射了反坦克导弹。但是, 当美军开始撤回基地时,索马里人击落了他们的两架飞机。当三角洲部队前来保护 跳伞的空降人员时,他们被数百名索马里男子、妇女和儿童包围。陷人埋伏后,美 军向成群的索马里人开枪射击。据后来调查,杀害了多达1000个非洲人。这场战斗 持续了数小时。美国人又叫来了联合国维和部队,主要是马来西亚人和巴基斯坦人, 帮助特种部队撤出。这当中有18名美国士兵和一名马来西亚士兵被杀,如名美国、 马来西亚和巴基斯坦士兵受伤,一名美国伞兵被俘。这场灾难性的失败的袭击被制 成生动逼真的电视图像在世界各地播放,艾迪德欢乐的支持者们嘲弄地拖着一名美 国士兵的尸体在摩加迪沙的街道上行进。 48小时之后,吉米·卡特前总统传来他刚刚给克林顿总统发去的传真复印件。 在艾迪德的要求下,卡特曾积极地在艾迪德和安理会之间进行斡旋。据卡特报告, 艾迪德周围有4万名热诚的支持者,其中大多数是妇女和儿童。他说,艾迪德是他们 的英雄,为了支持他,他们愿献出生命。他的2000至3000人的部队富有游击战经验。 其他的索马里部族目前大力支持艾迪德。卡特对克林顿说,这与豪和加利的观点 “完全相左”。我猜测不到卡特的用意,可能是因为我们报告说联合国行动在除了 艾迪德控制的南摩加迪沙地区之外的索马里的其他地方进展顺利。根据安理会的命 令,我们正伺机逮捕艾迪德。 在最近访问东非期间,卡特告诉克林顿说,他与当地领导人达成了共识,即豪 是一个灾难,豪几乎狂热地认为他肯定能在索马里赢得某种形式的军事胜利。卡特 写到:“甚至加利也会接受一个更为和平的方式。”卡特得出的结论是,联合国现 在被索马里视为殖民列强,美国已成为令人憎恨的敌人。卡特说,出路在于“尝试 一种看起来不会是投降的政治解决途径”。10月5日,国务卿沃伦·克里斯托弗、国 防部长莱斯·阿斯平和安东尼·莱克被召集到议会,他们由于美国特种部队在南摩 加迪沙惨败而受到严厉的批评。那天晚上8:叨,正在华盛顿的叙利亚使馆作客的奥 克雷接到电话要他立即去白宫。奥克雷曾于1992年12月至1993年3月间负责监督美国 领导下的联合特遣部队在索马里的行动,他回到华盛顿已达6个月之久,但克林顿政 府既没有向他询问有关情况,也未向他请教。现在克林顿政府需要他返回索马里。 总统和他的顾问们在内阁办公室就如何采取行动的会谈持续到午夜。一位参与者告 诉我,在数小时充满焦虑的谈话中,国务卿克里斯托弗一言未发。会议最后决定, 美国军队必须撤出索马里,但是奥克雷将回到摩加迪沙以表明美国对事件负责。作 为对美国撤军的掩护,另一个美国特遣部队在另一位美国将军的指挥下将前往索马 里以显示实力,也仅仅是显示实力。 1993年10月7日,克林顿总统对美国人民发表演说。他宣布,美国在索马里的部 队将成倍增加并且“由美国指导”,这似乎是一种地位的变化。克林顿的意图是将 美国的灾难完全归咎于 联合国。克林顿说,他将派奥克雷回到索马里以解救被俘的美国伞兵并寻求政 治解决索问题。美军将于1994年3月31日之前撤出索马里。美国陷入了麻烦当中,想 从中脱身。 我羡慕奥克雷,他身材瘦高,口齿清晰而又沉默寡言,使我想到美国西部片中 的诚实的警长。奥克雷和豪是多年的老朋友。但是派奥克雷回到索马里只能是削弱 豪并增强艾迪德的势力。奥克雷后来对我说:“索马里人希望我去当总督。”我告 诉奥尔布赖特说:“你已经扰乱了军事局势,现在又去扰乱外交形势了。”奥尔布 赖特的反应就是要求奥克雷去索马里之前不要跟我见面,不过他还是去纽约见了我。 第二天也就是10月8日,奥尔布赖特交给我一套关于美国加人联索行动二期的文 件选编,从中可以看出克林顿政府采纳了卡特的建议,即“尝试一种不会被视为投 降的政治解决方案”。换句话说,美国试图要接纳艾迪德而不是逮捕他。一星期之 后,卡特写信告诉我:“有时候我们意见不一致几乎不可避免。”他又说:“但是, 这次我对你没有特殊要求。”他是在敦促我把注意力从索马里转向利比里亚。在某 种意义上,我高兴这么做。没有其他这么重要的领导人像卡特一样如此关心非洲。 然而,我迷惑了。联合国已深深陷入了利比里亚,当包括美国在内的安理会指示我 不要撒手索马里的时候,我怎么能袖手旁观呢? 显然,克林顿及其政府因其特种部队在南摩加迪沙惨败而要加罪于联合国。19 93年10月16日,参议院通过了克林顿的驻索美军的决定之后,他发表声明谴责联合 国指派美军充当“警察的职能”寻找于6月份杀害了26名巴基斯坦维和人员的凶手。 《纽约时报》的头版刊登了题为“联合国的光辉不再”的文章,称克林顿总统 已不再把联合国视为全球未来的维和力量,在索马里问题上与联合国关系破裂表明 克林顿政府对布特罗斯一加利的极大不满,并使美国加人联合国在各地的维和行动 复杂化。但是,文章接着说,“美国不能因上周日的袭击而指责联合国,因为引发 这场袭击的进攻完全是在美国的命令下进行的”,并且是由一支与联合国没有联系 的美国部队执行的。 除了特种部队的损失外,10月3日的进攻实际上已对艾迪德的阵地进行了毁灭性 的打击。但是,对于美国来说,因此产生的心理代价更为重要。美国公民以及议会 掀起了强烈反对美国出兵索马里的高潮。 电视新闻节目早已引起公众对那些被索马里持枪分子杀害的牺牲者们的极大同 情,现在又一遍一遍地播放被俘的美军伞兵以及美国特种兵的尸体被拖行在摩加迪 沙街头的场景。议员查尔斯·兰热尔是我的一位老朋友,他告诉我美国公众对此十 分愤怒,因为拖拽着美国士兵尸体的是黑人。 《经济学家》写到:“现在搜捕艾迪德的行动已经失败了,在此过程中有太多 的人被杀害了,某些人应受到谴责,特别是联合国和布特罗斯一加利以及豪。议员 们和专栏作家们以够得上美国标准的极其厚颜无耻地忙于改写历史,他们的新发现 是美国因为联合国对艾迪德将军的过分仇视而改变了在索马里的人道主义目的。” 白宫很快就热衷于这一思想。10月16日,克林顿总统指责联合国指派美国军队 寻找于6月份杀害26名巴基斯坦维和人员的凶手。1993年10月18日,《纽约时报》的 头版头条称,美国在帮助搜捕艾迪德之后将战斗的损失归咎于联合国。更有甚者, 肯塔基州的议员麦克·康奈尔宣称“多边主义在摩加迪沙的小巷死去了,被扼杀了” (1993年10月的《基督教箴言报》)。泰国的报纸更为具体地报道说:“克林顿甚 至没能感谢营救美国特种部队的幸存者的马来西亚士兵,却有效地使联合国成为替 罪羔羊。” 索马里综合症波及海地 灾难性的特种部队袭击事件将向世界传达一个信息:杀害美国士兵将使华盛顿 命令美国的武装部队撤回老家。 1993年年中,安理会对海地实施制裁。这一决定产生了出乎意料的结果:西德 拉斯将军同意会见阿里斯蒂德总统。会谈于7月在离纽约曼哈顿港南端1000码的一个 美国海岸哨所所在地加弗纳斯岛上举行,与自由女神隔海相望。会谈由于阿里斯蒂 德和西德拉斯拒绝坐在一起而困难起来。作为联合国秘书长和美洲国家组织的联合 特使,丹特·卡普托担任调解人。他在一次延时的近距离(间接)会谈中进行了穿 梭式的斡旋,阿里斯蒂德和西德拉斯终于达成了一个脆弱的协议。 加弗纳斯岛达成的协定呼吁海地各政治派别进行对话;由阿里斯蒂德任命总理; 恢复议会(西德拉斯使议会充斥了过多的议员,阿里斯蒂德坚持要他们离开);停 止制裁;武装力量和警察部队的现代化;共和国总统授权特赦;阿里斯蒂德任命新 的警察总监;西德拉斯离任武装部队总司令;阿里斯蒂德于1993年10月30日返回海 地;由联合国和美洲国家组织核查上述几点的执行情况。 阿里斯蒂德在最后一刻拒绝签署协议,我的同事们促使我干预。我与阿里斯蒂 德通了电话,我们详细地谈到了每一个复杂而令人担忧的问题。我使他相信,回到 海地之后他可以对协议的任何遗漏进行修改。目的是让他回到他的合法选举产生的 办公室。最后,他允诺签署协议。1993年7-9月间,加弗纳斯岛协定生效。阿里斯 蒂德任命商人罗伯特·马尔沃为新任总理,1993年8月27日制裁被取消。安理会称, 如果加弗纳斯岛协定没有严格执行,将继续实施制裁。 阿里斯蒂德总统返回海地的日期定于1993年10月30日。为帮助海地恢复法制和 司法,安理会授权立即部署有军事人员和567名民事警察组成的海地特派团。 10月11日早晨,联合国和美洲国家组织特使丹特·卡普托以及克林顿特使、美 代办劳伦斯·佩扎罗一同乘坐美国使馆的车前往港口迎接美国的哈伦号,参加联合 国海地特派团的美国和加拿大士兵就在这艘船上。当他们接近港口时,汽车遭到示 威者的阻拦,显然是受雇于军政权。他们不顾这场政治闹剧继续驶往码头。哈伦号 到达岸边并下了错。在码头上,更多的暴徒们一边叫嚷着一边挥动着手臂,宣称海 地将成为联合国的“第二个索马里”,抗议者们还高举着“欢迎到摩加迪沙”的标 语。几小时之后,哈伦号起锚缓缓驶去,显然是奉白宫之命返回弗吉尼亚的诺福克。 码头示威成功了。对美国来说,太子港似乎的确是另一个摩加迪沙。 哈伦号海上撤退不仅使联合国也使美国蒙受了耻辱,并且葬送了加弗纳斯岛协 定。奥尔布赖特公开宣称,美国在索马里和海地的失败没有联系,她还淡化了哈伦 号事件的重要性。 西德拉斯将军迅速利用了这个机会。在1993年10月12日的一封信中,他指责卡 普托不公正地谴责海地军队煽动了码头的反美抗议。10月13日,我向安理会报告说 哈伦号事件违反了加弗纳斯岛协定,并建议重新实施制裁,而且确认“如果秘书长 通知安理会签署协议的一方或海地任何其他当权者继续阻碍联合国的行动,安理会 将立即考虑采取附加措施”。 阿里斯蒂德总统于10月15日给我写信要求立即实施附加制裁措施。我从未热衷 于制裁,但是在这种情况下为维护联合国的威信绝对必要,因为它已受到美国不连 贯政策的嘲弄。自哈伦号事件发生之后,西德拉斯将军拒绝与孤立无援的丹特·卡 普托见面,因而损害了他完成使命的能力。 1993年10月30日,阿里斯蒂德总统并没有按加弗纳斯岛协定的要求如期返回海 地。重新进行谈判的一系列努力失败了。虽然我尽了努力,但定于11月5日在太子港 举行的会议不得不延期,因为留给军政权代表的座位空无一人。马尔沃总理主张召 开全国大会。我支持这一努力,但后来得知阿里斯蒂德总统无意于此。马尔沃放弃 了他的计划并于1993年12月15日辞职。 秘书长在海地问题上的朋友们--加拿大、法国、美国和委内瑞拉于12月13- 14日在巴黎举行会议。法国的立场与美国相左。华盛顿谴责军政权,而巴黎则称任 何一方都没有完全尊重加弗纳斯岛协定,但军政权对拖延协议的执行负有主要责任。 1993年底,诋毁阿里斯蒂德的运动正在华盛顿进行着,主要原因是美国中央情报局 透露的“心理简况”认为他精神不稳定。从联合国的角度看,美国政府似乎出现了 分裂。民众坚决反对海地军政府。军事和情报部门则认为海地军队是国家稳定的关 键因素,是对付阿里斯蒂德的激进的追随者们的桥头堡。美国从未清楚地向联合国 表明其目的和意图。 反对美国在索马里的愿望 哈伦号事件不久,我就踏上了去索马里的征途,我在10月3日南摩加迪沙灾难发 生之前很久就已有此计划。两星期前,克里斯托弗对我的索马里之行表示欢迎。现 在从他那里发生一个十分唐突的消息说我呆在索马里只会“加剧形势的恶化”。美 国想单方面从索马里解脱出来,然后坐视国际社会的撤出。奥尔布赖特敦促我取消 去摩加迪沙的计划,从而不会破坏这一脆弱的进程。这个脆弱的进程就是美国最近 在试图安抚艾迪德。在华盛顿,美国官员对新闻界说,我在索马里的逗留会“引发 动荡”。 我的联合国的同事们要我按照美国的意愿去做,不要插手索马里。当我准备接 受他们的建议时,白宫向新闻界透露说美国已告戒我不要去索马里。这使我处于困 难的境地。根据联合国宪章,秘书长不能接受某个成员国的指示。美国可能忘记了 这一原则,但我却不能。现在我必须去了。 赴非洲前夕,我与在纽约出席联大的一些国家元首谈了话。关于艾迪德,我说: “那些对索马里的崩溃负责的人现在要寻求阻止解救索马里,并要摧毁到目前为止 已经取得的一切成果。他们不会成功。”我知道美国要放弃索马里了。尽管如此, 我说:“我们不能抛弃索马里。”索问题表明联合国需要随时帮助其最弱小的成员 国之---的确如此,帮助一个主权危在旦夕的国家。我说:“普遍性原则在联合 国历史上是一个相对较新的原则,我们必须培养和珍视这一原则,因为普遍性不仅 表现在该组织的成员组成,还在于对其成员支持和帮助的范围。” 在开罗的总统府,我会见了由穆巴拉克总统任主席的地区性“友好团体”。在 场的有阿拉伯联盟、非洲统一组织以及伊斯兰会议组织的秘书长们。穆巴拉克当时 是非统组织的主席,他说:“美国一旦撤出索马里,其他国家会效仿。美国人一走, 法国人。比利时人和所有西方国家都会撤离。美国离开两个小时之后,我也会撤出。” 去索马里途中,我于10月13日在吉布提停留,看望撤到首都外围山上的哈桑总 统。他们给我配备了一架苏联制造的老式直升机。当我看到它的时候,确实害怕乘 坐飞机,但拒绝登机是对吉布提政府的侮辱。我爬到了我的座位上并开始祈祷。机 器随着起飞发出可怕的噪音。一名坐在我身边的机组人员将手臂环抱飞机剧烈震动 的那一部分。10分钟之后,我们安全着陆并与总统会见。他对我说:“严肃地说, 你必须去索马里,你是联合国的头儿。如果不去联合国军队看一看,没有人会重视 你。”他说:“艾迪德是一个如气球般的夸夸其谈的人--个被美国和联合国吹大 的热气球;他在索马里根本什么也不代表。”我在第一次直升机之行中幸存,但并 没有增加我返回的勇气,然而摇摇晃晃的飞机再一次安全到达。机组人员带着完成 任务的自豪微笑地看着我。 我的第二站是肯尼亚的内罗毕,会见莫伊总统。10月24日是联合国日,联合国 的庆祝日。我原本应在肯尼亚官员出席的非洲的联合国总部发表演讲以示祝贺。但 我还是决定在索马里与蓝盔士兵们一起度过这一天。我让联合国副秘书长詹姆斯· 乔纳代表我在内罗毕出席庆祝仪式。我与豪通话,告诉他我改变了计划,之后他为 我派了一架小型飞机。我们很早就离开了饭店。天很冷。我们在路上遇到了步行去 首都的肯尼亚人。他们住在郊区,因为太穷而付不起廉价的公交车费。我们起飞的 时候,一轮美妙绝伦的太阳从平原上升起。这架小型飞机上乘坐着我们四个人:罗 尔夫·克尼特松,一名来自瑞典的联合国高级官员、泰雷兹·加斯托,女发言人、 斯坦莱克·萨姆康吉,一名年轻的津巴布韦记录员和我。经过两个小时的飞行之后, 飞机在索马里腹地拜多瓦着陆。 乔纳森·豪在机场迎接我,他还像从前那样平静和自我淡泊,即使在动荡中也 有着无可挑剔的举止和钢铁般的决心。我们开车经过市中心,街道很安静。市民们 认出了豪便招手微笑。在联合国部队总部的一次坦率的会谈中,人们担心美国撤出 索马里的决定会使其他出兵的国家认为索不值得作出努力。更糟糕的是,索马里人 认为美国现在倾向艾迪德。 我会见索马里地方官员时强调,我到这里来是为了表明与联合国蓝盔部队的团 结。哈桑酋长宣称,战争和饥荒发生之前,这块土地曾经是“拜多瓦天堂”。成为 死亡之城后,联合国的援助使拜多瓦复活。索马里的酋长们轮流发表了长篇讲话。 为了让译员翻译,我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打断他们的讲话并高喊:“新拜多瓦万岁!” 每一次听众们都热烈地重复着我的口号。 我访问了一所印度非政府组织阿南达·马尔古大众救援队开办的学校。然后我 又去了一所天主教孤儿院,两位年轻的爱尔兰妇女照顾着400名儿童。参观完一所警 官由联合国培训的地方警察局之后,我和豪飞往摩加迪沙。机场一所房间的桌子旁 围坐着各出兵国的将军们,他们对索马里的形容是形势困难但有所好转。来自科威 特的一名将军还记得几年前我是他在开罗大学的老师。在一所由罗马尼亚的组织设 立的医院里,我发现了一名埃及士兵并向陪同我的将军询问他是怎么受伤的。这位 将军笑着耳语道:“是阑尾切除手术。” 当我准备登上去内罗毕的飞机时,我被一群埃及士兵所包围,他们要问候和拥 抱我。我的警卫人员起初吃一惊,后来发现我是被崇拜者们团团围住,便没有干涉。 在内罗毕,焦虑不安的詹姆斯·乔纳告诉我,这里正传播着一个难以置信的故 事,说布特罗斯一加利遇到了充满敌意的示威和流血冲突,他为了自己的安全正匆 匆赶往一个安全的地方。我迅速召开了一个新闻发布会以澄清事实并稳定局势。最 为重要的是,我再次向拜多瓦以及索马里其他地方的联合国人员保证局势并不像媒 体所渲染的那样。然而在以后的几天里,记者们仍继续报道,说我对索马里的访问 引发了大规模的敌意和危险的示威。我极为担心联合国部队的土气是否尚存。他们 知道美国就要收拾行装走了,自然担心随后会发生什么。第二天早晨,我飞往亚的 斯亚贝巴以会见梅莱斯·泽纳维总统。我说,现在对索马里有两种政策,一个是美 国,一个是联合国。现在美国走了。联合国可以在没有美国的情况下继续其工作, 除非曾习惯于在联合国的任何行动中扮演主要角色的美国不允许联合国这么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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