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不言败——加利回忆录 布特罗斯·加利 著 张敏谦、钟天祥 等译 第四章 政策带来后果(1994) 到底要不要用多边行动来应对索马里之类的冲突?对于这个问题,我在整个19 93年一直试图通过发表演讲和撰写文章来让人们展开严肃认真的讨论。就像是对我 的行动给以回应一样,克林顿政府也在1993年9月的四次重要演讲中围绕联合国在索 马里和波斯尼亚的行动阐明了自己的政策。克林顿总统在联大发言中称:“惨痛的 冲突对联合国的维和力量提出了严格的要求。联合国蓝盔部队已经创造了不少奇迹。 在纳米比亚,在萨尔瓦多,在戈兰高地,还有其他一些地方,联合国维和部队为制 止战争。恢复秩序和举行自由选举发挥了作用。在波斯尼亚,联合国维和人员不畏 艰险,不怕挫折,勇敢地投入到人道主义行动中去。在索马里,美国和联合国并肩 完成了一次极其漂亮的人道主义救援行动,拯救了数十万人的生命,几乎恢复了整 个国家的安全秩序。”“美国支持联合国的维和行动,”克林顿说,“并非像美国 的某些批评者所指责的那样是将美国的外交政策分包给别人,恰恰相反,我们这么 做是为了加强我们的安全,保卫我们的利益,与其他国家共同承担起维护和平的责 任。维和虽然不能取代我们自己的防务,但却可以成为其强有力的补充。”但是克 林顿又指出,现在该是对进一步的联合国维和使命叫停的时候了--对于他的这一 立场,我完全赞同,因为我们再也没有钱来维持这种行动了。 “显而易见,联合国不能对世界上的每一场冲突都予以介人,”克林顿说, “如果要让美国人民继续支持联合国维和行动,联合国必须弄清楚什么情况下应该 介人,什么情况下不应该介人。”克林顿大概忘记了,美国对于上述所有的联合国 维和行动可都是投了赞成票的,包括在我建议联合国“不要介入”的波斯尼亚问题 上。 国家安全顾问安东尼·莱克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一次演讲中曾表示,希望 “多边主义的盛行”将来有一天“能使法制在促进国家行为文明化进程中发挥更为 重要的作用,就像当年美国的开国元勋们所设想的那样”。但是,他总结说,影响 美国采取多边行动还是单边行动的决定性因素只有一个,那就是美国的国家利益。 国务卿克里斯托弗在哥伦比亚大学的一次演讲中宣称,多边主义只是手段而非 目的,只有在能为美国外交政策的核心利益服务时方可采用。如果美国愿意单独采 取行动,克里斯托弗说,那么这件事本身就会“引起事实上的多边反应”。 奥尔布赖特大使在国防大学演讲时则称,只有在一系列问题得到满意答复时美 国才能同意联合国展开新的维和行动。她所列举的要求包括国际和平与安全面临现 实的威胁,维和行动必须有明确的目标,冲突当事各方已实施停火并且同意联合国 介入,维和有必要的财政和人力资源保证,联合国要为结束维和行动设定最后期限。 奥尔布赖特的演说是这四次政策声明中最具体、最明确的一次。早些时候曾有 人指责她们爱“积极的多边主义”,但如果她最近阐明的条件被不折不扣地贯彻实 施的话,美国就会要求召回联合国驻波斯尼亚以及索马里的维和人员了。 探索美国的政策 从1993年夏天起,我们这些在纽约联合国的人就知道美国正在起草一份被称为 “第13号总统参阅件”的东西。这是他们试图用明确具体的字眼来规定在何种条件 下美国可以参与和配合联合国维和行动。作为对美国在联合国旗号下行动的回报, 五角大楼坚持要维护美军指挥系统的独立性,美军将保留直接向华盛顿报告的权力, 美军指挥官对于“非法的”命令,对于从军事角度看草率或不合理的命令,对于超 越联合国授权的命令,可以拒绝服从。我听说,这是科林·鲍威尔将军的原话。我 对此没有异议。我们没有理由找不到一种既能满足美国的主权要求,又能根据安理 会决议来协调和统一联合国维和行动的办法。 1993年10月27日,美国国务院政策计划办公室主任给我的办公室打来电话说, 他和华盛顿的许多人都曾经对联合国和美国能在今后几年间进行密切合作抱有希望, 现在这个希望被摩加迪沙发生的事“无情地打碎”了。“本来,通过起草第13号总 统参阅件,我们已经就美军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问题基本制定出一项意义深远的政 策。”他说。但现在这份政策草案已被“永远地束之高阁,索马里事件对于联合国 维和行动的前景将会产生破坏性的影响。再也不会有大笔拨款了,甚至还会更糟”。 此后不久,这位主任,塞廖尔·刘易斯大使就辞职而去。 恰在10月底的时候,我应邀到华盛顿美国联合国协会去发表演说。这是一个全 国性的非官方组织,其会员遍布全美。我也想借此机会会见沃伦·克里斯托弗,跟 他谈谈我在索马里看到的一些积极迹象。正当我要出门去宾夕法尼亚火车站赶乘开 往华府的火车时,马德琳·奥尔布赖特给我的办公室主任打来电话,强烈反对我接 受会见《华盛顿邮报》编委会的邀请。对她的这种行为我早已司空见惯。她坚持认 为,我在华府的出现,只会激起新闻界和国会的反联合国情绪。而事实上,我一直 与新闻界和国会保持着良好关系,我开始怀疑她阻止我前往华盛顿可能另有原因。 在开往华盛顿的火车上,助手交给我一份《华盛顿邮报》政治漫画集锦。其中 有一幅画的是,我骑在一名美军士兵的头盔上,手中挥舞着鞭子,“呵呵”地吆喝 着,漫画的标题是:麻烦太多,疲于奔命。另外一些漫画则都是嘲笑克林顿政府在 外交上的无能和摇摆不定。 在会见《华盛顿邮报》编委会成员时,我重申了“如果不能有效解除冲突各派 的武装,索马里危机就无法解决”的观点。但问题是,美国永远也不会去缴他们的 械。 那天晚上,我在一座建于南北战争前的宏伟大厅里向美国联合国协会发表了演 讲。我打趣地说:“我在华盛顿朋友多得很,他们无时无刻不牵挂着我的安危。他 们不想让我到摩加迪沙去,说那里不安全。但当他们听说我要来华盛顿时,什么都 没说。我想这大概说明我在这里很安全吧。” 马德琳·奥尔布赖特还曾经要求我在演讲中不要对美国拖欠联合国会费一事提 出批评。对这个指示我也没有理会。我告诉台下的观众:“坦白地说,我需要美国, 联合国需要美国。在联合国和美国间建立起良好关系可能是我们这个时代最重要的 任务之一。现在,被拖欠的联合国维和会费有近10亿美元之多,这不是出于疏忽, 这是出于政治决定,而这种政治决定是要付出代价的。” “如果美国无视自己的宪章责任,拒绝履行财政义务,它可以这么做。如果美 国想为支付会费附加条件,或者是暂时扣留部分会费甚至重新分配会费比额,联合 国恐怕也无可奈何。但我希望美国不要轻率行事,希望决策者能认真考虑一下这对 美国在联合国的影响力意味着什么,它所开创的这个先例对其他国家来说意味着什 么。” 戈尔副总统也出席了在联合国协会的这场活动。我任秘书长之初,戈尔还是个 参议员,那时他曾到联合国会见过我,还把他所著的一本有关环境的书赠送给我。 那晚,我们又坐在一起,就世界的水资源短缺问题进行了长时间的热烈讨论。当我 在演讲中批评美国拖欠联合国会费时,我注意到,戈尔是大厅里惟一面无表情的人。 一周以后,我又应国防大学之邀到华盛顿出席一个有关种族冲突的研讨会。这 次奥尔布赖特和克里斯托弗都没能提前探听到我的行踪,但媒体后来却没少为我此 行曝光。保守派报纸称我是“联合国总司令长官”。1993年11月版的《美国观察家》 杂志则宣称:“由于克林顿无意去操心费力,布特罗斯一加利正轻而易举地操控起 美国的外交政策。”《纽约时报》也一改通常对我的正面报道,转而不惜笔墨地渲 染我个性和政策上的“弱点”。 不欢而散的会面 11月8日下午,我到国务院会见克里斯托弗和奥尔布赖特。陪同我前往的联合国 官员称这次会见简直是“糟糕透顶”。起初,我还以为是我们三个人的助手们在关 键问题上提供了错误的信息。后来,我才意识到,自己的信息并非有误,而是太不 充分了。相互间的误解使我们在一个又一个问题上爆发了激烈的争吵。 我在联合国的同事詹姆斯·乔纳曾多次向我反映,驻摩加迪沙美军扣押着在前 一年夏天袭击索马里派系时所抓获的俘虏,但他们一直拒绝联合国接触这些被俘人 员。我就此向克里斯托弗提出了最强烈的抗议。 “但这些人是被联索二期行动人员扣押着。”克里斯托弗的助手彼得·塔诺夫 反驳道。我竟然把自己人提供的错误情况作为谈话的依据,特别是居然在克里斯托 弗和奥尔布赖特面前显得信息不灵,这使我非常难堪。后来我才知道,乔纳说的是 对的--这些人确实是被美国扣押着。但就那次会见而言,这已经于事无补了。 紧接着马德琳·奥尔布赖特又提到要根据联合国安理会决议成立一个什么调查 委员会,以搞清是否艾迪德下令于6月5日在摩加迪沙对巴基斯坦蓝盔部队进行了伏 击。 “什么调查委员会?”我不解地问,“什么决议?” 奥尔布赖特窘得满脸通红:“我跟你说过这个问题的。” “好啊,那还有什么?”我接着问,“我从来没听你说过这件事啊。”克里斯 托弗对奥尔布赖特显得有些恼怒。“我们刚刚想到这个主意。”他说道。 我们都想赶紧换个话题,于是谈到了海地问题。我提到联合国负责海地事务的 首席官员阿尔瓦罗·德·索托曾跟我说过“美国政府不同部门在向海地人发出不同 的信息”。事实上这是个老问题了。美国国务院在海地执行的是一种政策,而其他 美国官员,主要是中央情报局,却在执行着另一种政策。我们以前也向克林顿政府 提出过这个问题。 克里斯托弗被激怒了,显得有些失态,我还从没见过他这样。“难道你是要告 诉我,”他生气地质问,“在我们的政府里面还有人对总统统一制定的海地政策置 之不理吗?”克的语气里暗含的意思很明白,又是我错了。 “不,不是这个意思,”我的助手说,“但是海地人有时能得到一些内部消息。” 现在该轮到克里斯托弗感觉难堪了,他看来对自己的政府了解得太不够了。不 幸的是,索托说的是真的:美国政府内部的不同部门对海地总统让一贝特朗·阿里 斯蒂德有不同的看法。国务院、五角大楼和中央情报局各有打算,在海地各行其是。 我们于是又回到索马里问题上。美国宣布将于1994年3月31日前撤出索马里以后, 几个欧洲国家还有其他一些国家也决定效仿。于是安理会就请我对下一步的行动提 出个计划来。可美国是安理会的主要成员啊?“如果你们都撤出索马里,撒手不管, 我还能提出什么计划来呢?”我问道。 “你不明白,这其中包括着政治问题,”克里斯托弗说,“你在美国政府那里 会遇到麻烦的。你和你的联合国都没起什么好作用。” 我回答说,乔纳森·豪就在索马里,他和奥克雷已经在对当地形势作出研究后 共同提出了一些建议。“豪肯定比我们更清楚那里到底需要什么。”我说。 “我们对豪也不满意,”克里斯托弗咕哝着说,“我们对政治解决缺乏进展感 到失望。豪就是其中的一个障碍。” 我当然对此表示强烈反对:“是你们美国人坚持要我启用豪将军的,我照办了。 是你们要他向国安会的托尼·莱克直接报告,再由莱克从华盛顿向他发号施令的。 现在出了问题,你们又来怪罪我,指责我过分依赖他。这可真是让我无所适从。” 我们的谈话继续着,克里斯托弗一再声称,美国对政治解决进展缓慢感到失望。 他所谓的政治解决其实就是要采取措施去安抚艾迪德。我一遍又一遍地要求他解释 清楚,美国在索马里的长远目标到底是什么。 “好吧,”克里斯托弗最后说,“美国将会让你更多地了解我们的意图,但美 国也希望能得到你们更多的尊重。”“我百分之百地尊重美国,”我说,“但你们 也应让我更多地了解你们在想什么,你们在做什么,以及你们想做成什么。” 最后克里斯托弗和奥尔布赖特对我将接受邀请于第二天会见国会议员表示了不 快,“如果你批评我们,那不会有什么好处。”克里斯托弗说。 “现在到这儿来并不太合时宜,”奥尔布赖特加了一句,“他们将会试图离间 我们。” “别担心,”我安慰他们,“我不会去告你们状的。我要向国会传递的惟一信 息就是‘请不要过分伤害联合国’。” 我们两家的助手们都对这次会见的情形感到震惊。“克里斯托弗跟布特罗斯一 加利的关系不好,”一名年轻的美国官员说,“但比起奥尔布赖特跟加利的关系来, 可就是小巫见大巫了。”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在谈到这次会谈的情况时用了“直截坦 率”一词,这是“话不投机”的外交用语。其实,当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美国官员 告诉《纽约时报》记者“他们吵了起来”时,这次会见的情况对外界来说也就不是 什么秘密了。 我开始认识到,今后不管是跟克里斯托弗打交道,还是跟奥尔布赖特打交道, 我都不能再出任何差错。在我的外交经验中,个人关系是很关键的。但是由于克里 斯托弗工作非常繁忙,而且他性格内向,也由于奥尔布赖特坚持要我们通过她进行 联络,我一直没能跟克里斯托弗建立起深厚的关系。至于奥尔布赖特,我们表面看 来亲密友好,但一旦问题出现时,友好就变成了愤怒。克里斯托弗好像认为,如果 讨论如何对付艾迪德之类的问题,那就是侮辱他的自尊;而奥尔布赖特则认为,那 是对她能力的暗中攻击。他们看来都不太清楚自己到底应该发挥什么样的作用。我 只想把这次在国务院的会晤与早些时候跟五角大楼负责人就同一问题举行的会晤作 一番比较。那次会晤的气氛就截然不同,诚恳而自然。国防部长莱斯·阿斯平、助 理国防部长弗兰克·威斯纳和我之间也有不同意见,但我们就事论事,丝毫不掺杂 个人情感。这样的会谈使我增强了信心,觉得自己还是可以与本届美国政府合作共 事的。 参议院与众议院 第二天,我出席了众议院国际关系委员会的早餐会。加州众议员汤姆·兰托斯 在发言中对我的到访表示热烈欢迎,并对我的“坦诚”表示感谢。但“为什么美军 就不能在1993年12月31日而非得等到1994年3月31日才能撤离索马里呢?”本杰明· 吉尔曼发问道。我阐述了强有力的理由试图去说服他,但国会的意思很明显,他们 想让美军尽可能早些撤离索马里。经过两个小时的热烈讨论,兰托斯宣布,我们进 行了卓有成效的会晤,并且请我再次到国会山来,每年都得来那么几次。 在与国会后冷战时期问题圆桌委员会共进午餐时,我发现,华盛顿有人正故意 散布一些针对联合国的谎言。一位议员问我是不是对艾迪德怀有个人仇恨。“一点 也不,”我有些调侃地说,“当我们会面时,还会热烈拥抱呢。”但提问者继续追 问:“可是你在索马里不是有座农场被没收了吗?--这就是为什么你对艾迪德不 依不饶的原因吧?”我大笑,即便我真要买农场的话,那也会在美国买,谁会跑到 索马里去呢?但这还只是在华盛顿流传的对我的恶毒攻击之一。 当午餐会就要结束时,尼尔·史密斯议员一遍又一遍地重复说:“美国不会支 付维和费用,维和是不受欢迎的。”我列举了自己所能想到的各种理由来为维和行 动进行辩解:美国在冷战时期一天的军费开支就达10亿美元,相比之下,维和可是 便宜多了。“不,”史密斯说,“我们不出这个钱。”“那从道义上讲呢,”我问 道,“拯救人民的生命,重新燃起他们的希望?”“不,”史密斯又重复了一遍, “我们不会出钱的。”我们的立场实在是相差得不能再远了,但我们在辩论中却能 相互尊重。那天下午,我在同样的气氛里又与参议院举行了会晤。 晚上,克里斯托弗的私人助理给我的助手打来电话,要求介绍一下我和国会议 员会见时都说了些什么。克里斯托弗第二天将要到国会作证,他的助手们希望能帮 助他充分做好准备,以便能对我在国会可能捅下的娄子有所补救。我告诉他们,没 什么可担心的,我在国会对克林顿总统将美军留在索马里直到1994年3月31日的决定 大大赞扬了一番,当然,我希望美军能呆得更久一点,但国会却希望立即撤军,所 以,事实上我成了最坚定地支持克林顿总统决定的人。 老实讲,克里斯托弗和我的助手们也曾试图修补一下国务卿和秘书长之间的关 系。1993年11月11日,也就是在华盛顿发生那次激烈争论之后,克里斯托弗主动打 电话给我,就他手下“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发言人”告诉《纽约时报》我们“吵了 起来”表示歉意。我打趣说,过去美国和苏联之间曾设有“热线电话”用以防止战 争,或许我们也该在美国和联合国之间设立这样一条热线了吧。那天我们聊得相当 起劲,还互相保证要加强联系。可是在那个冬天,我的助手曾经多次与克里斯托弗 的助手联系,想安排我们两人举行会晤,却每次都遭到了拒绝。 美国的决定使联合国想在索马里恢复秩序的努力不得不半途而废。我们惟一能 做的就是尽量把美军撤离带来的损害降低到最低限度,这可不是件容易的事。马德 琳·奥尔布赖特通知我,美国希望由吉米·卡特和埃塞俄比亚、厄立特里亚两国总 统共同主持调查委员会的工作。这么荒谬的安排真是令人难以置信。我对奥尔布赖 特说:“让几个基督教徒,包括来自两个邻国的基督教徒到索马里那样一个正为伊 斯兰原教旨主义问题所困扰的国家去,就穆斯林屠杀穆斯林一事作出裁决,你的顾 问们就没提醒过你要注意有关背景吗?”奥尔布赖特猛地抬起头,忽闪着眼睛,拉 长了脸,重重地拍了一下大腿,她显然是被我激怒了。 但我的抗议还是产生了效果。国务院很快给了我另一份比较合理的提名,我开 始跟安理会展开磋商,以保证该调查委员会不会完全成为美国的傀儡。11月16日, 安理会通过了885号决议,授权我任命这一委员会的组成人员。 两天以后安理会通过了886号决议,将联合国索马里二期行动的授权延长至199 4年5月底,那将是美军撤出两个月以后了。在调查委员会完成报告以前,对艾迪德 以及其他人员的逮捕令暂不执行。联合国军队开始释放被怀疑参与袭击联合国人员 的42名嫌疑犯。我本想把艾迪德的8名高级助手多扣押一段时间,以显示联合国政策 的连贯性,但拗不过克里斯托弗,只好把他们也放了。美国限定调查委员会的职权 只是调查6月5日联合国巴基斯坦籍士兵被杀事件,这表明,美国事实上希望能为艾 迪德开脱一些罪责,因为艾迪德早已理直气壮地公开宣称对10月3日美军士兵被杀一 事负责。而这时我们已经得到情报,艾迪德早就于1993年10月19日下令处决了54名 下属。对我来说,这使得“调查”已经毫无意义,但美国仍继续想办法为艾迪德开 脱,以便他能在索马里的政治和解进程中发挥领导作用,从而使美国自索马里的有 条件撤军显得比较体面。 美国为把艾迪德置于“政治解决”的中心位置展开了活动。艾迪德已经是他们 的自己人了,美国用军用飞机把他送到亚的斯亚贝巴参加和谈,而联合国却被排除 在外。《华尔街日报》称,这一现象是“不同寻常和不恰当的”,但索马里其他派 别的领导人却不愿跟他搞什么和谈,除非他能承认联合国在索马里的地位。他们的 态度是,“如果他不跟联合国打交道,那我们也不会跟他打交道”。大约一年以后, 艾迪德被他自己的党解职,不久就在一次派系冲突中负伤而亡。由于此时美国已经 撤出了索马里,所以几乎没有人注意到这条消息。艾迪德的儿子继承了父业,但是 索马里的派系冲突却远没有结束。 美军撤出索马里以后,其他国家争相仿效,这表明国际社会对这个国家--个 陷入无政府状态的国家,一个没有什么希望的国家,一个在国际社会找不到自己位 置的国家--已经不再抱什么希望了。即便如此,我还是决定,联合国应该继续提 供力所能及的援助,为了索马里那多灾多难的人民。 “第13号总统令” 对于多边主义到底应该采取什么态度,对于联合国维和行动到底应该采取什么 政策?美国国内对此的辩论已经不仅仅停留在口头上,他们已经在制定有关政策文 件了。《纽约时报》记者保罗·刘易斯于 1993年11月19日撰文透露,马德琳·奥 尔布赖特曾给他看过一份名为“13号总统参阅件”的机密草稿。该文件的最初草稿 在美军摩加迪沙行动失败后已被搁置。新修订的草案被称为“第13号总统令”,尚 须经克林顿总统签署方能生效。这份文件详细阐明了奥尔布赖特于9月23日在约翰· 霍普金斯大学演讲中为美军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所规定的条件,实际上是要阻止而 不是鼓励美军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这其中的信息很明确:根据惯例,只要满足了 冲突各方同意停火并要求联合国介人以及维和行动无预期麻烦等条件,联合国即可 实施维和行动,现在,美国却准备为未来的维和行动设置几乎难以逾越的障碍,这 实际上是克林顿政府在公开宣告,除了由美国领导的小规模的、非对抗性质的和平 行动以外,美国对其他行动将一概予以反对。 亨利·基辛格也加人到这场政策辩论中来了。他在报纸上发表了一篇专栏文章, 认为“第13号总统令”在名义上把美国军队交给联合国指挥,却又允许美国指挥官 在认为联合国的命令“不合理或超越授权”时可以拒绝执行,这实际上是在“制造 混乱”。对他的这一看法,我完全赞同。但基辛格接着说,多边主义“并不是一项 积极政策,而是一种逃避政策”,是美国孤立主义的一种表现形式,是美国逃避独 立采取行动的一种方式。对这种看法,我就不敢苟同了。我觉得自己看得很清楚, 美国的单边主义,比孤立主义为害尤甚,因为它只要求关注那些对国家利益构成最 直接、最紧迫威胁的问题,却回避了对其他问题的责任。 有趣的是,就在《纽约时报》发表“第13号总统令”有关消息的当天,我却应 美国西点军校校长之邀,顶着寒风来到了西点,成为访问这里的第一位联合国秘书 长。我会见了军校的军官和教师,出席了一个研讨会,还对学员发表了演讲。在西 点那座巨大的礼堂里,我被场上热烈的气氛所感染,在助手们的欢声鼓动下,也一 时兴起,对着那些兴致勃勃的学员们大声叫着:“加油于吧,就看你们的了!”在 西点,师生们反复向我传达了一个明确的信息,那就是“美国与联合国在维和行动 中进行军事合作是一件好事”。 但华盛顿与西点的看法可不一样。他们的“第13号总统令”只会加深联合国和 美国的隔阂,给双边关系带来更多的麻烦。我的责任是促进多边主义,而美国的政 策却在走向单边主义,他们只不过在需要时才会把多边主义拿来点缀一下。“布特 罗斯一加利与美国政府的关系急剧恶化”,《经济学家》杂志断言,“自从另一位 --也是除加利以外的惟一一位--来自第三世界的联合国首席行政长官U·塔恩特 因为反对越战而惹恼了林登·约翰逊之后,纽约--华盛顿政治走廊里还从没像现 在这样充满了火药味。”于是我让助手向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安东尼·莱克提议,由 我到华盛顿与克林顿总统举行简短会见,“以正视听”。 克里斯托弗的助手1993年12月20日给我的助手打来了电话。我被告知,国务卿 克里斯托弗与国家安全顾问安东尼·莱克“在周末就秘书长要求会见克林顿总统一 事进行了长时间的讨论,我们想说的是,我们非常不倾向于安排这样一次会见”。 那位美国官员称,总统实在太疲惫了,“也许布特罗斯可以晚些时候再到华盛顿来”。 他还告诉我们,克里斯托弗无意中向奥尔布赖特透露了我直接跟国务院进行联络的 事情,奥尔布赖特对我没有通过她提出会见克林顿的请求感到“非常不快”。这位 美国官员一再叮嘱我们,这一点我们自己知道就行了。 与“伟大的领袖”会面 我又一次违背了华盛顿的意旨,这次的问题是,我应不应该到北朝鲜去。国际 社会发现平壤已经制造出怀,可他们却拒绝国际原子能机构对其可疑核设施进行检 查,于是联大通过决议,呼吁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将首都平壤北部的两处秘密 核设施开放核查。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汉斯·布利克斯博士也宣布,北朝鲜当局 违背其在1992年签署的一份协议中所做出的承诺,阻挠核查,这“破坏了对核设施 进行监督的连续性”。在这里,布利克斯小心翼翼地避免使用“北朝鲜违反核不扩 散条约”之类的字眼,这意味着该问题还不会被提交安理会讨论。不过人们普遍担 心北朝鲜正在制造核武器,联大的决议表明,国际社会在反对北朝鲜的这一行动方 面立场是一致的。因此,我要求到平壤会见金日成主席。美国国务院办公厅主任给 我的办公室打来电话,声称“我们觉得他不应该到平壤去”。不过马德琳·奥尔布 赖特还是特地来向我简要介绍了美朝接触的情况,并称如果朝鲜同意接受核查,美 国将考虑向其提供“一揽子”援助。奥尔布赖特临走时一遍又一遍地叮嘱我:“不 要告诉别人我来这里会见过你,就当什么也没发生。我们将不会向媒体透露任何消 息。” 我让她不要担心,试图让她相信华盛顿的担心其实是多余的。我去平壤,只不 过是到那里要求朝鲜政府理智行事,以免造成与国际社会的进一步对立而已。我还 向美国解释,我并不仅仅因为自己是联合国秘书长才会这么做,金日成与埃及的密 切关系可是由来已久的。 在1973年埃及与以色列的十月战争期间,金日成曾派遣北朝鲜的米格战机中队 赴埃作战。他们在整个战争期间一直担负着埃及领空的巡逻任务。当时的埃及空军 司令就是胡斯尼·穆巴拉克。正是由于北朝鲜对埃及的这种支援,穆巴拉克总统一 直拒绝与大韩民国建立全面外交关系。至于我自己,长期以来,通过参加第三世界 国家以及不结盟运动的各种会议,我已经和北朝鲜官员建立起广泛的个人关系。同 时,汉城的韩国政府也清楚地知道,我一直在督促埃及政府与韩国建立正式外交关 系,因为世界上几乎有半数国家都与两个朝鲜同时保持着外交关系。但每当我在这 方面要取得一些进展时,穆巴拉克总是一次又一次地让我前功尽弃,他永远也不想 让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失望。所以说,我做出前往平壤的决定有相当充分的理 由:我跟朝鲜半岛的南北双方都能说上话;我是联合国秘书长;联大决议要求联合 国在解决当前危机中发挥作用。尽管如此,美国还是向我施加压力,阻止我成行。 我离开南方时,由韩国和联合国军士兵组成的仪仗队为我送行,美军没有露面。 当我进入北方时,受到了朝鲜人民军仪仗队的欢迎。这是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 第一次允许一名外国人经由这条路线前往平壤。朝鲜的一位副外长前来迎接我,并 陪我乘坐同一辆轿车。赖娅坐在第二辆车上,副秘书长马拉克·卜古尔丁则乘第三 辆车跟在后面。那天正是圣诞前夜。公路平坦宽阔,相当漂亮,但空荡荡的,在近 4小时的行程中我们几乎看不到任何别的车辆。路两边有一些高大的厂房,里面也都 是空空如也。我问为什么会这样。“正逢星期五下午,”副外长回答说,“工人们 都去度周末了。”但实际上,这些工厂都是专门建给外国人看的摆设。 在平壤欢迎我的是朝鲜外长,我和他在国际场合经常见面。可我现在代表的是 联合国。他特地向我解释,由于联合国是1950年朝鲜战争的交战方,他甚至都不应 该跟我说话。但鉴于我是朝鲜人民的老朋友了,所以才会受到特殊待遇。北朝鲜没 有什么问题要与联合国讨论,他们正在与美国建立起非常良好的关系,在这方面不 需要联合国提供帮助。我的来访事实上带有一种“逻辑上的混乱”:我将作为联合 国秘书长受到接待,尽管这样一来,他们实际上就是在接待一个仍与朝鲜“处于战 争状态”的国际组织的头目。为了回避这一点,无论我走到哪里,他们都称呼我是 “来自埃及的秘书长”。 平壤市内的气氛着实古里古怪。巨大的苏式建筑群漆黑一片,空荡荡地矗立在 严冬的街头。看得出来,这里电力供应紧张。每当我们离开一个房间时,总有人马 上冲进去关上灯。在大街上跑的只有那些执行公务的汽车。但当我们应邀前往音乐 厅观看文艺演出时,却发现那里灯火辉煌,音乐喷泉有节奏地跳动着,周围彩灯四 射。晚宴上的食品极尽奢华,每个人都不停地谈到“伟大的领袖”金日成。至于他 的儿子和继承人“亲爱的领袖”金正日,却连影子也找不着,没有一个人提起过他。 第二天早上,我在一间巨大的房间里见到了伟大的领袖,房里空荡荡的,只有 他和我,还有一名译员。我发现金日成相当睿智,而且见识广博,他的助手们看来 很敬畏他。他的耳朵不太好使,尽管听不懂我说的话,他还是要求我说话要大声些。 于是我提高声音,近乎在喊,译员就扯开嗓门把我的话译给他听,然后就又听到了 金那洪亮的声音。 我要传达的信息很简单:两个朝鲜都是联合国的成员,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在平 壤和汉城都设有办事处,“所以你们有现成的联络渠道可用,”我对金说,“联合 国愿意帮助安排你与韩国总统金泳三会面。”伟大的领袖用异常温和的口气谈起了 他对南北关系的期望。“所有的障碍,”他说,“都来自他们那边。”他列举了一 些礼宾问题,还有一些所谓有辱尊严的事情,比如纪念日未予祝贺啦,书信未予回 复啦,等等,都是些琐碎小节。我真诚地对金日成说,一些人由于过分的恐惧和担 忧,对并不存在的种种危险都夸大其辞,从而使平壤的政策遭到曲解。结果呢,朝 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正在错过提高人民福祉、改善国际形象以及推进祖国统一大 业的机遇。 “但是现在,”金日成宣布,“我要给你一个惊喜!”由于正值圣诞节,他为 我们举行了一个圣大的午宴,并让赖娅坐在他的右首。桌上堆满美味佳肴,气氛诚 挚友好,但是要进行交谈,看来是不可能的。席间出现了长时间的令人尴尬的沉默。 最后还是伟大领袖打破难堪,要我详细介绍一下阿拉伯文学史。我饶有兴致地聊了 起来,众人都如释重负。下午,他们安排我到金日成父亲的故居参观--我对这一 安排的用意至今仍不完全清楚。在参观过程中,我向北朝鲜方面强调指出,国际社 会对核不扩散事业的支持是非常有力的。虽然当前危机的焦点是北朝鲜拒绝接受国 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我还是有意重点谈了朝鲜的统一问题,并再三强调,朝鲜应 该致力于作国际社会负责任的一员,以获得国际社会的承认。 在访问将要结束的时候,北朝鲜方面给我看了一本新出的阿拉伯语杂志。杂志 的封面是一幅漫画,说我是美国最憎恨的敌人。我很奇怪他们居然知道有这种杂志, 而且这么快就能在平壤看到它。看来,我被美国人忌恨的消息使我在北朝鲜获得了 某种尊敬。他们宣布,我对平壤的访问非常成功,他们将派一架专机送我到访问的 下一站中华人民共和国--“联合国只需支付在北京的停机费即可”。 到达北京后,我向中国官员简要介绍了平壤之行,然后再飞到东京,向日本外 务省通报有关情况。我还派代表到汉城向南韩政府作了通报。12月28日回到纽约, 我向奥尔布赖特详细通报了访问细节。我说:“当务之急,美国应该派一名高级特 使到平壤去,这一行动本身就将会使北朝鲜的心病减轻一半。”北京。汉城和东京 都赞同我的看法,认为美国派一名重量级特使去平壤将会缓解那里的紧张气氛,并 且有可能引起建设性转变。我还向吉米·卡特通报了这一看法。 在启程赴亚洲之前,我听到美国的一名朝鲜问题专家在全国公共广播公司的节 目中接受采访时说:“布特罗斯一加利的平壤之行有百益而无一害。”但对克林顿 政府来说,这却不过是为他们对我和联合国愈来愈强烈的不满又增加了一条理由罢 了。 平壤仍旧拒绝国际核查,有人开始谈论美国有必要对朝鲜核设施实施空中打击。 正在这时,吉米·卡特介人了。尽管一开始的时候克林顿政府矢口否认,但卡特还 是带着一份协议从平壤回来了,从而暂时避免了一场直接对抗。 卢旺达:热带纳粹主义 美国制定“第13号总统令”,就美国参与维和行动提出新的政策以及美国拒绝 采取措施制止卢旺达的种族灭绝行动,都跟美国此前在南摩加迪沙的出师不利有着 直接的联系。 主要由胡图族士兵组成的卢旺达政府军与主要由图西族组成的卢旺达爱国阵线 之间的战斗,最初于1990年10月在卢旺达和乌干达边境一带爆发。他们签署了一个 又一个停火协议,又将他们一个又一个撕毁,战火于1993年2月重新燃起。为支持那 里的和平进程,安理会要求我派代表团赴卢旺达推进和谈并研究沿卢一乌边境部署 联合国军事观察员的可能性。1993年6月22日,安理会正式授权在卢一乌边境乌干达 一侧设立联合国军事观察团。 和平协议于1993年8月4日在坦桑尼亚的阿鲁沙签署。应协议各方要求,安理会 建立了联合国卢旺达援助团,其职责是:监督和平协议的执行,在卢旺达首都基加 利协助维持秩序,提供人道主义援助并协助难民遣返。我任命加拿大人罗密欧·达 莱尔将军为联卢援助团司令,任命喀麦隆前外长雅克一罗歇·布赫一布赫为秘书长 的卢旺达问题特别代表。布赫一布赫是西非人,对卢旺达问题态度会比较客观。另 外,我也想借此加强非洲人在联合国的地位。我还有一位特别代表是来自马里的阿 利奥尼·布隆丹·贝伊,他任安哥拉问题特别代表。这样,我这位来自非洲的秘书 长就有两名来自非洲的特别代表来协助处理非洲的战争与和平问题了。 1993年年底,我向安理会提交报告,指出,卢旺达有关各方未能履行阿鲁沙协 议,形势依然非常脆弱。所以,尽管安理会早些时候曾要求我考虑减少联合国驻卢 旺达力量,我还是呼吁安理会授权在卢旺达再部署一个营的兵力。安理会于1994年 1月6日通过决议,接受了我的建议。 根据阿鲁沙协议,朱韦纳尔·哈比亚利马纳于1994年1月5日宣誓就任卢旺达总 统,但有关各方未能按协议规定建立起一个过渡政府,政治领导人被暗杀,平民被 屠戮,暴力活动愈演愈烈。 1994年1月的大部分时间里我都不在纽约联合国总部,没能密切关注卢旺达的局 势。直到三年以后,我才知道,达莱尔将军曾向联合国维和行动部致电报告:据知 情者透露,胡图族武装正囤积武器准备对图西族大开杀戒。达莱尔要求授权收缴这 些武器,但其请求被维和部队以超出联合国在卢旺达问题上所获授权为由加以拒绝。 第二天,也就是1994年1月12日,达莱尔根据联合国指示向比利时、法国和美国大使 通报了知情者所提供的报告。换句话说,那些本能采取行动制止后来的大屠杀行动 的大国--美国、法国、比利时都无可置疑地立即从联合国那里了解到了形势的严 峻。 2月10日,我的高级政治顾问希马耶·加雷坎通知安理会,卢旺达形势日趋紧张。 我在3月30日给安理会的一份报告中对基加利暴力活动的升级以及种族犯罪和种族仇 杀案件的增加深表关注。 4月6日,根据我的建议,安理会通过了909号决议,将联合国在卢旺达行动延长 至7月底。就在同一天,驻在基加利机场以及卢政府军营地附近的联合国军事观察团 发来报告,他们听到附近传来巨大的爆炸声,虽然他们的调查受到强行阻挠,但还 是很快通过监听机场指挥塔台的通讯联络得知,总统座机坠毁了。后来证实,卢旺 达总统朱韦纳尔·哈比亚利马纳和布隆迪总统西普里安·纳塔耶米拉同机遇害。比 较可信的解释是,胡图族极端分子因反对这两位胡图族总统向卢旺达和布隆迪的图 西族人作出让步而制造了这次谋杀事件。但胡图族领导人宣称是图西族人制造了谋 杀事件,并展开了旨在灭绝图西族人的大屠杀。由胡图族人组成的总统卫队的一些 成员于是针对总统的政敌实施暴力活动,并对那些可能支持图西族领导的卢旺达爱 国阵线的人无情地加以屠戮,有数百人死于非命。血气方刚的胡图族民兵也涌上街 头,挥舞着砍刀、棍棒以及其他自制武器,在基加利市内到处乱窜,杀人,抢劫, 纵火,无所不为,大批逃难者涌入联合国驻卢机构。当卢旺达爱国阵线的图西族战 士起身去保卫他们的支持者时,战斗在市内打响了。 种族和政治大屠杀在卢旺达迅速蔓延。整个国家在血雨腥风中乱作一团。4月7 日,卢旺达临时总统阿加特·乌维立伊亚马纳要求到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院内避难。 当达莱尔将军派出的装甲车前去保护她时,被路障阻住去路。根据维和授权条例, 联合国军不能使用武力强行通过,指挥官得到的指示是:除非自卫,不得开火。临 时总统的卫兵寡不敌众,乌维立伊亚马纳遇害。10名比利时蓝盔部队士兵也在随后 的暴乱中惨遭杀害。第二天,我通知安理会,联合国正试图促成在基加利停火,并 建立某种临时政权机构。我提醒安理会注意,联合国文职人员的撤离恐怕已经不可 避免,达莱尔将军估计还需增援两至三个营的兵力来保护撤离行动。随后几天里, 混乱局面进一步扩展,主要针对图西族的追捕和种族屠杀仍在继续,我们面对的是 一种“热带纳粹的种族灭绝行动”。据国际红十字会统计,有数以千计的人被杀。 法国和比利时军队抵达基加利撤离外国侨民时,联合国得以为流离失所的卢旺 达平民建立起几处安全避难所。到4月11日,法、比军队已基本完成撤侨任务,我向 安理会建议,出于安全考虑,也为了显示联合国在卢旺达的存在,应该把联合国军 队全部集中到基加利。“联合国军队的突然消失,”我说,“会引起局势的进一步 恶化,导致暴力活动完全失去控制。” 夜访波恩 比利时外长马克·埃斯更斯飞抵波恩与我会面。比利时军队构成了联合国卢旺 达维和行动的主力,布鲁塞尔对其蓝盔部队士兵遇害非常震惊。外长先生情绪激动 地要我从卢旺达撤出所有联合国人员,因为比利时已经决定要撤回全部比利时士兵。 比利时也染上了“美国综合症”:一遇挫折就赶紧知难而退。我试图说服比利时方 面,但也表示,如果他们去意已定,希望他们起码能把重武器留下来,供留守的联 合国部队使用--否则他们的处境将会更艰难。外长先生答应向布鲁塞尔报告我的 请求。但比利时军队撤离时带走了所有的武器,他们后来解释说,由于各国的武器 型号不匹配,即使他们把武器留下来,其他部队也无法使用。我于4月13日致信安理 会,声明了我的观点:比利时撤军以后,除非再派去一支装备精良的部队,否则联 合国在卢旺达履行职责将会变得极端困难。为了给安理会施加压力,使之同意授权 组建新部队,我告诉他们自己已经要求联卢援助团司令和秘书长特别代表制定撤军 计划,除非我们能得到增援部队。 第二天我得到消息,安理会中的美、法、英三国代表收到信后都“不同程度地 感到愤怒”,因为我在信中暗示,比军的撤离将会成为引起局势进一步动荡和导致 联卢援助团行动破产的原因之一。奥尔布赖特大使建议,在基加利保留“最小限度” 的存在以显示国际社会的决心,“以后安理会可再视情作出进一步的决定”。我迅 速做出反应,告诉安理会自己并非是在建议联合国立即撤出卢旺达,这既不合理也 不可行。我指出,现在安理会要么选择分阶段撤军,要么决定增援联卢援助团,并 允许他们使用武力手段执行任务。我的立场很清楚,那就是赞同第二种办法。但我 的意见再一次被拒绝了。 4月17日,达莱尔将军报告说,基加利机场是卢旺达通往外部世界的生命线,联 卢援助团必须派一个营的兵力负责守卫那里,这样就只剩下半个营的兵力负责人道 主义救援行动了。如果不修改维和授权条例,这种局面无论如何都难以为继。达莱 尔的报告指出,“第三股势力”--这里很明显指的是胡图族青年民兵--最近开 始活动了。他们勇猛好斗,手段凶残,恣意妄为,无所顾忌;“他们人数众多,十 分危险而且蛮不讲理,指挥官们认为他们现在是最可怕的威胁”。达莱尔要求扩大 对联卢援助团的授权,指出:“联合国对这种提供保护和援助的合理请求,再也不 能继续犹疑观望下去了,联合国驻卢维和人员再也不能不明不白、缺兵少将、装备 不整地来执行自己的使命了……在这种困难和不利的条件下,仅继续维持现有兵力 完全是一种浪费,是对生命的不负责任,将会大大地挫伤士气。” 4月20日,我向安理会提交报告指出,在联合国维和人员已不可能继续完成其使 命的情况下,不能让他们无限期地冒险下去。我提出三种方案:一是立即派数千人 的部队去给以大规模增援,并授权他们采取武力强制实现停火,这是我的首选方案。 二是由达莱尔率领小股部队留在那里调解各方停火。三是彻底撤出卢旺达,这也是 我所不赞成的一种方案。 第二天安理会通过了912号决议,只在卢旺达象征性地保留270人,仅授权他们 调解停火和提供人道主义援助。从基加利传来的报告描绘了可怕的景象:“城里缺 水少电,腐尸暴于街头已有两周,它们在夜间便成为野狗争抢的食物”。千真万确, 人们在卢旺达看到的是不折不扣的种族灭绝。4月29日,我又写信敦促安理会考虑采 取行动或授权成员国采取行动,哪怕是采取武力行动,去制止卢旺达大屠杀。我发 出警告:人民所受的苦难以及由此对邻国安全带来的影响已使得联合国别无选择, 必须研究使用武力的可能性。我要求安理会重新考虑将1700名士兵的大部分撤离的 决定,指出,为数不多的剩余人员,根本无力制止种族灭绝行为。但安理会在星期 五辩论了大半夜,却没做出任何决议。在随后的一周时间里,安理会也没有采取任 何行动。 第25号总统令要求…… 1993年5月3日,当大屠杀正蔓延之时,克林顿总统签署了“第13号总统令” (已被重新定为“第25号总统令”),对用多边合作行动来维护和平与安全的做法 给以致命一击。该文件的正式名称为“克林顿政府关于改革多边和平行动的政策”, 它对于行动范围、参加人数、维和期限、资金来源以及危险程度都有严格规定,只 有最简单、最省钱、最安全的维和行动才能获得批准,而许多正在进行的行动将会 被否决掉。这标志着马德琳·奥尔布赖特两年前所宣称的“积极的多边主义”政策 的终结。有一篇报道则用醒目的标题宣布:“美利坚金盆洗手”。 我相当清楚美国公众并不愿意让美国变成世界警察,相比之下,他们更愿意给 联合国以适当授权使之能随时到美国不愿军事卷人的地方去填补空缺。克林顿颁布 “第25号总统令”的时候,也正是联合国的维和任务之重创历史记录的时候。当时 有来自70个国家的约7万名维和人员在世界各地担负着联合国的17项维和使命。过去 4年维和行动所投人的力量比这之前见年的总和还要多。所有这些行动都是经安理会 批准的,特别是美国对它们都投了赞成票。但是联合国的会员们却不太愿意为他们 自己决定实施的维和行动支付费用。在每年约30亿美元的维和支出中,有三分之一 被会员国拖欠着。 美国不光为自己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设置了条件,甚至还要求,如果想让美国 对仅由其他国家参与的联合国维和行动投赞成票,也得先满足它提出的条件才行。 这倒也无所谓,但是如果美国企图将自己的条件强加给其他国家,那可就完全是另 一码事了。然而,奥尔布赖特正是这么做的。1994年5月17日,安理会通过第918号 决议,决定增加联卢援助团的兵力并扩大对其行动授权。但奥尔布赖特要求,安理 会在实施918号决议之前应该首先满足克林顿政府的新条件。比如说,卢旺达冲突各 方应实现停火并同意联合国介人;除非卢旺达局势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重大威胁, 联卢援助团不能使用强制手段维和。再比如说,维和行动的兵源、资金、装备都有 着落了吗?联合国准备如何以及何时结束在卢旺达的行动?等等。 5月9日,我在安理会散发了一份秘书处非正式文件。该非正式文件设想增加联 卢援助团兵力并扩大对其行动授权,使之能够切实保卫难民并履行人道主义救援义 务。具体来说,联合国部队应由4000名士兵、721名保障人员以及相应的领导组织机 构和其他人员组成。我把这份草案发给了达莱尔将军。他看后认为“实在好极了”。 也许是对索马里的前车之鉴记忆犹新吧,他又强调说,除非派给他的军队有热情、 有决心、有信心执行新制定的维和授权条例,他才能保证完成任务。 两天以后,奥尔布赖特大使表明了美国的立场:“我们对于在卢旺达全境部署 一个庞大的维和行动团并将其授权扩大至制止战争、救助平民以及恢复法律与秩序 的建议,持强烈的保留态度。”奥尔布赖特回顾了索马里行动的历史,警告说: “冲突各方会以武力反对这种行动。”她居然还反问:“这次维和行动的使命到底 是什么,它何时才能结束?这些都没有说清楚。”其实奥尔布赖特以及每个人都应 该非常清楚,维和行动是为了制止正在进行的种族灭绝行为。安理会的所作所为是 令人震惊的,它恭顺地跟在美国后面,否认存在种族灭绝的事实。虽然事实已经非 常清楚,但很明显,美国发言人还是得到命令,要避免使用“种族灭绝”这样的字 眼,否则他们就不得不履行根据1949年反种族灭绝公约所承担的义务。美国代表只 是轻描淡写地说:“种族灭绝的个别行为是有可能存在的,但这还需进行调查。” 人们在惶恐不安中又过了两个星期之后,安理会终于做出了决定。1994年5月1 7日,安理会通过918号决议,将联卢援助团兵力由当时的500多人增至5500人,并扩 大对其行动授权。安理会还要求我将已撤至内罗毕的联合国军事观察员立即重新派 到卢旺达,并为留守卢旺达的步兵营补足兵力和给养,要我就那里的侵犯人权问题 提交报告,还让我与非洲统一组织一起加紧筹组维和部队,尽快部署到位。我派了 一个代表团去卢旺达与有关各方讨论新的停火协议以及联合国维和行动。他们的工 作进展得相当顺利,我很快就得以通知安理会,有关各方同意在联合国主持下开始 停火谈判,并同意与联卢援助团进行合作。我还特意强调,应该立即将增援部队派 过去,并呼吁各成员国提供必要的人力、物力资源以尽早结束卢旺达大屠杀。我正 式声明,毫无疑问,卢旺达的屠杀事件是不折不扣的种族灭绝,而现在,我们正有 机会制止这场屠杀。由于基加利的“千山”电台每天都起劲地在那里煽动种族灭绝, 我还要求美国干扰一下这种煽动性广播,但却被告知,那样做花费太高。 奥尔布赖特援引第25号总统令向安理会其他成员国施加压力,要求在全部满足 美国的那一大堆条件之前不得向卢旺达全面部署5500名士兵。“没有妥善全面的行 动计划就要将联合国部队派到卢旺达那个是非之地,这是非常愚蠢的。”这是她在 众院外交委员会的讲话。我确信,如果没有白宫的明确指令,奥尔布赖特是不会这 样做的。我发现,她总是小心谨慎,惟命是从。在卢旺达的种族灭绝继续进行的时 候,她的所作所为只不过是在执行命令而已。 白宫“香肠” 马德琳·奥尔布赖特曾是乔治城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教授。就在几个月以前, 她邀请我于1994年5月28日去参加该学院的学位授予典礼并发表演说。我当时痛快地 答应下来,顺便向她提出希望能安排我届时在华盛顿拜会克林顿总统。事实上,我 5月26日就要赶去华盛顿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国际问题高级研究院发表演讲,这场 活动是早就安排好的。根据我的日程,他们可以安排我于5月27日星期五那天的任何 时间到白宫去,关于这一点我特地提醒过奥尔布赖特。“哦,但是总统很忙,”她 说,“他正为出访欧洲做准备呢。”尽管我看得出来,她不想让我直接与克林顿接 触--这也不是第一次了--我还是请她帮助安排这次会见。我还提出希望在华盛 顿期间会见沃伦·克里斯托弗。 白宫方面没有任何消息。他们起先同意安排我会见克里斯托弗,接着又把它取 消了,这样我星期五一整天都无所事事。我的一名助手私下提醒克里斯托弗的助手, 记者们可能会觉察到克林顿当局对我避而不见,让我在华盛顿的旅馆里果坐一整天。 于是白宫突然打来电话:赶紧来见克林顿总统。我赶到白宫的椭圆形办公室,见到 了前呼后拥的总统先生。 当我开始谈起卢旺达问题的时候,克林顿说,如果其他国家愿意为卢旺达维和 出兵,美国将乐意负责把他们运送到那里。但他马上叉开话题,谈起两个他自称最 感兴趣的“特殊问题”。一个是联合国设立总监察员的问题,他说这是国会为美国 支付联合国会费提出的条件。美国政府提名现任联合国副秘书长约瑟夫·康纳担任 这一职务。我回答说,我完全赞同设立总监察员一职,但康纳现正在副秘书长任上 干得非常出色--这一职务原来是由索恩伯格和威尔斯担任的。我还告诉他们,自 己本已决定任命一名德国外交官来担任这一职务。克林顿马上接着说:“我想那可 要带来一堆‘德国香肠’的笑话了。”他的随从们都大笑起来。事后我问助手这是 怎么回事。他们告诉我,美国人总喜欢讽刺德国人是“香肠”,而美国恰恰又有个 称呼就叫作“香肠监察员”。 克林顿提出的第二个问题对他自己来说要重要得多--虽然我一直没搞明白为 什么--他强烈要求我任命在亚特兰大的卡特中心工作的流行病学家威廉·福奇博 士担任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执行主任。我告诉克林顿总统,自己确信福奇博士是个杰 出的人才,但是我已经公开承诺要把联合国最高领导职位的百分之五十留给妇女, 而儿童基金会又是妇女界最关注的一位机构--关于这一点,奥尔布赖特大使也是 知道的。”听了我的话,克林顿的许多助手都愣住了,显得很不高兴。 为了活跃一下气氛,我向总统先生讲起了一则古老的阿拉伯故事。一位国王要 把他的一个大臣拉去砍头,情急之下,大臣对国王说,他有本事在5年之内教会一头 驴子说话。国王相信了他,决定处决令推后5年执行。“你这个傻瓜,”大臣的妻子 知道后埋怨他,‘你怎么可能教会驴子说话呢?”“也许你说得对,”大臣回答说, “但5年之后,这头驴子可能已经死了,国王也可能死了,我也可能死了--或者是 我真能教会驴子说话呢!”“所以你看,”我说,“有四个选择总比只有一个选择 强,能赢得些时间总是好的。”克林顿和他的大臣们都笑了起来。“但是,”我接 着说,“我实在不能像这个故事讲的那样,也向你许诺我将任命福奇博士担任这一 职务。要我那么做,可能比教驴子说话还难呢。”听到这里,他们都停止了笑声, 会见也随之结束了,但福奇的任命问题后来还是成为我的一件头痛事。 当总统和我在椭圆形办公室里说笑的时候,卢旺达的种族灭绝仍在继续。就在 1994年5月27日那天,我在记者面前把卢旺达发生的事称作一桩“丑闻”,“那里发 生了种族灭绝……已经有20多万人死于非命,但国际社会却还在讨论到底该怎么办。” “绿松石行动” 在英国的大力支持下,美国阻止向卢旺达部署联合国部队的企图成功了。国际 社会对于卢旺达的屠杀仍旧几乎不管不问。6月19日,我致信安理会,重申,鉴于1 994年5月17日的918号决议已经扩大对联合国卢旺达行动的授权,现在需要对席卷卢 旺达的种族屠杀统一采取紧急行动。我还列举了一些愿意为联卢行动提供人力、财 力支持的国家的名单。法国已经表示,根据宪章第七章规定,为了保卫平民安全, 愿意派兵到卢旺达执行维和使命,直到联卢援助团组建完毕并部署到位为止。在我 的要求下,安理会接受了法国的建议。法国之所以决定这么做,是因为对美国在安 理会百般阻挠联合国维和行动感到无可奈何。如果美国继续操纵安理会反对扩充联 卢援助团,法国人就将单方面采取行动。法国的介入实际上进一步暴露了安理会拒 绝加强联合国在卢旺达的存在。而法国人与胡图族力量一直有着相当密切的关系, 由他们来担负起维和任务,远不能说是多么理想的选择。但是多边行动已经遭到拒 绝,现在也没有其他办法了。 达莱尔将军怒不可遏,发来了一份气冲冲的电报: 自从918号决议于1994年5月17日通过以来,联合国卢旺达援助团一直在耐心地 等待后续部队的到来,以便能在卢旺达制止大屠杀。但我们的迫切要求一直无人理 睬,这是地地道道的丑行,是对战场上军人的不负责任,是要置他们于险境。这直 接导致了更多的卢旺达人遭到屠杀,导致我们的军队出现伤亡。当然,法国决定单 独出兵也就不足为奇了。 达莱尔对安理会未能采取行动提出批评,并且指出:“联合国如能早些采取果 断措施将维和部队部署到位的话,这一切本都可以避免,我们已经不知道会拯救了 多少性命了。”他说得再正确不过了。 达莱尔在电报的最后以特殊的方式发泄了不满情绪:“(联合国卢旺达援助团) 司令真是连‘顺致敬意’也说不出来了。” 经安理会929号决议授权,法国军队在卢旺达的维和使命自1994年6月23日开始, 到同年8月ZI日结束,代号为“绿松石行动”。法国派出2500名士兵在卢旺达西南部 建立了一块占卢国土总面积五分之一的“人道主义保护区”。一些观察家声称,法 国在利用这块区域为他们那些发动了种族灭绝行动的胡图族朋友提供保护。而另一 些人则说,法国的保护区使大批面临大屠杀威胁的平民得以脱离危险。 8月1日,我向安理会指出,与5月17日918号决议通过之初相比,联合国在筹组 5500人的维和部队方面没有取得任何进展。原本有19个国家承诺出兵,如果兑现的 话,我们现在已经有一支3万人的部队了。但是当联合国再去找他们具体落实的时候, 大部分国家都直截了当地加以回绝,剩下的几家提出了五花八门的条件,甲国只能 出人,乙国只愿出枪,联合国要想拼凑出一支完整的军队简直是难上加难。可现在 联合国在卢旺达只有不到500名官兵,而法国军队也已经开始撤离了…… 如果我4月份提出的联合国迅速进行干预的建议得以通过,情况哪会这样?如果 那时就增强而不是削弱联合国在卢旺达的军事力量,几万条生命可能就不会白白丢 掉了!而且,如果我两年前要求成立联合国常备快速反应部队的提议能被采纳,卢 旺达的种族灭绝行为可能根本就不会发生。也许是我当时的决心还不够坚定吧。我 频繁地与各国使节们接触,但他们总是告诉我,我的努力不会有什么结果;没有一 个政府有意采取行动去制止卢旺达大屠杀。当然很多国家都提到了美国的“25号总 统令”,但在我看来,这只不过是他们用以掩盖自己不愿卷人卢旺达冲突的借口而 已。 图西族控制的卢旺达爱国阵线从其位于乌干达的流亡基地发起了对胡图族政权 的攻势。到1994年8月,他们已经控制了卢旺达大部分国土,并且步步进逼,准备到 基加利建立政府。爱国阵线的迅速推进和煽动性广播宣传使大批胡图族人逃往邻国 扎伊尔,由胡图族挑起的种族屠杀演变成了规模浩大的难民危机。妥善处理这场人 类浩劫的任务又落到了联合国的头上。“除非难民潮停止,”我发出警告,“否则 整个地区的稳定都将会受到威胁。”但是我要求增派联合国部队前去接管难民营的 建议却再一次遭到安理会的拒绝。 就在不太久以前,我们这个世界还认为自己能够发现并且制止种族灭绝行为。 当时提出的口号是“悲剧永远不会重演”。但是种族灭绝偏偏就又发生了:在柬埔 寨,100多万人成为红色高棉的刀下之鬼;在前南斯拉夫地区,种族灭绝被冠以“种 族净化”的美名;在索马里,军阀们故意不向病饿交加的难民提供食物,结果当联 合国决定干预时,已经有35万人惨死;在卢旺达,有近百万人死于非命,而面对这 样一场毫无疑问的种族灭绝,联合国安理会却毫无作为。 挫折 1994年8月1日出版的《时代》周刊刊登了一篇对我的专访,称我对国际社会的 无所作为感到失望和不满。我说,当我于1991年当选秘书长的时候,国际社会曾经 设想联合国有几千人的部队就足以应付世界各地的冲突。结果有一天我们却突然发 现,联合国维和使命已达17项之多,在各国部署的总兵力已达7万多人而不是几千人。 不少国家在分崩离析,战争犯罪急剧增加,种族灭绝愈演愈烈,联合国每年的维和 开支已经达到30亿美元,远远超过了当初所设想的6个亿。 那些有能力扭转这种局面的国家对维和行动感到厌倦了,心不在焉了,不愿出 力了,这根本就是目光短浅。美国在冷战时期一天的军费开支差不多就有10个亿, 现在却对用以制止种族屠杀的那么一点点钱也要斤斤计较。我在8月3日致安理会的 一封信中直言不讳地指出:“尽管大多数成员国都是防止和惩罚种族灭绝罪行国际 公约的签字国,但是国际社会这么长时间以来却一直犹疑观望,不肯干预,真是何 其可悲!”我还向新闻界特别提到了美国:“中国的一名持不同政见者都能让美国 兴师动众,卢旺达有25万到50万人死于非命,美国怎么就无动于衷呢?”那么,卢 旺达的大屠杀到底惨烈到什么程度呢?我向记者们打了一个比方,如果同等程度的 大屠杀发生在美国的话,可能有900万到1800万人已经不在人世了。 波斯尼亚:关于空中打击的争论 1994年上半年,当卢旺达在血雨腥风中飘摇时,我还得为波斯尼亚的空中打击 问题煞费苦心。 明石康当年在柬埔寨的工作相当出色。当我发现欧洲人不愿意就前南斯拉夫形 势作出抉择的时候,就把明石康任命为秘书长的波黑问题特别代表,负责指挥联合 国保护部队。从各方面条件讲,明石康都完全能胜任这项工作,但我挑选这位日本 高级外交官也还有另外一种考虑,那就是给那些连自己家门口的冲突都处理不好的 欧洲人提出一个警告。更重要的是,明石康在前南问题上将能够百分之百地排除政 治干扰。在波黑,一个天主教徒会被指责为偏袒克罗地亚,一名穆斯林会被视为亲 波斯尼亚,一个东正教徒则有亲塞尔维亚之嫌。明石康是日本人,不会面临这些问 题。但不管明石康也好,还是我这个秘书长也好,在华盛顿的反复无常面前都无能 为力。 1994年1月18日,我指示明石康制定一份“详细的军事行动计划,在必要时可以 动用空中力量”,并要求他与驻扎在那不勒斯的北约南方军团密切协作。4月份举行 的北约国家首脑会晤本已决定,北约准备动用空军保卫斯雷本尼卡,但美国看起来 还是犹豫不定,有所顾忌。克里斯托弗在布鲁塞尔说:“本次峰会不会讨论空中打 击问题。”克林顿总统则指出,动用美国飞机必须得到国会的批准。尽管如此,本 次会议的宣言仍然提到:“我们愿意在得到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情况下……实施空 中打击以阻止对萨拉热窝、安全区以及波斯尼亚一黑塞哥维纳其他地区的攻击。” 但美国和北约的领导人都回避了一个关键的问题,那就是如果没有具备战斗能 力的地面部队与之配合,空中打击对联合国地面维和人员造成的危害将比塞族军队 受到的伤害还要大。为此,需要做好三个方面的协调:地面有步兵作战部队做好准 备;将有可能被扣作人质的联合国人员撤至安全地带;实施长时间的空中打击。现 在这三个条件中有两个还不具备,却没有人愿意去认真地加以解决,他们只是在那 里一味地鼓吹着空中打击。就像美国军事专家埃利奥特·科恩说的那样:“空中打 击作为军事力量的一种表现形式,对我们有异乎寻常的诱惑力,它就像现代社会的 男女恋爱一样,只有满足,无需付出。”北约首脑会晤不久,北约的一名高级军事 顾问、英国陆军司令理查德·文森特爵士就直言不讳地说:“如果不与陆军协调行 动,轰炸不会发挥多大作用。”但目前在波斯尼亚既没有北约和美国陆军,也没有 联合国陆军,而且在可预见的将来也不会有。很明显他们都已经忘了,1991年连续 40天的狂轰滥炸也没能迫使伊拉克从科威特撤军,只是在发动地面进攻以后才达到 了目的。但是在波斯尼亚,直到1995年夏天,才有地面部队投人战斗。 文森特司令的主张得到了英国国防大臣马尔科姆·里夫金德的支持,他保证只 有在“非常特殊的情况下”,才会实施空中打击。我在给安理会的信中,对文森特 爵士的看法完全赞同,并表示反对用空袭的办法来占领图兹拉机场,因为地面上的 联合国保护部队仅靠其现有力量根本不足以配合这种空中打击取得成功。 这里还有另外一个原因,波斯尼亚军队从穆斯林国家得到了大量财政援助用以 购买武器,这是一个公开的秘密。而塞族人确信,图兹拉机场是武器的重要集散地。 由于联合国地面力量太弱,如果北约试图用空袭打通图兹拉机场,寡不敌众的联合 国蓝盔部队就很有可能会处于危险之中。 尽管有种种顾虑,我在1994年1月21日海牙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还是宣布,我赞 成使用空中打击,如果收到这方面的请求,将会批准采取这种行动。在接受《纽约 时报》记者采访时,我说:“在欧洲,大家都认为我在阻止在波斯尼亚动用空中力 量。但事实是,如果我的顾问们认为有必要进行空袭的话,我是不会反对的。”我 还透露,俄罗斯政府曾致函给我,希望我在授权实施空中打击之前能征得他们的同 意。其实当时惟一积极要求实施空袭的是美国,因为那里没有他们的地面部队。 人们总喜欢把矛头对准联合国。克林顿政府和国会内部以及新闻界对联合国持 批评态度的人声称,本来打一场战争是可能的,但却受到了那些怯懦的联合国人员 的阻挠。而事实恰恰相反,正因为美国和北约不愿卷人战争,联合国才被迫部署了 维和部队。 珍妮·柯克帕特里克也继续对我进行攻击。1994年1月17日,《纽约时报》刊登 了她的专栏文章,标题是“布特罗斯一加利阻止在波斯尼亚实施空中打击”。文章 宣称,我是“国际组织里有史以来最喜好攫取权力的人”,我的行为必须得到坚决 制止,“没有一个国家、没有一个总统能把他的武装力量交给这种权力机关去掌控”。 于是出现了一个奇谈怪论,说我,而非克林顿总统,在做着美国武装力量的总司令。 参议员鲍勃·多尔在作为共和党人参加总统竞选期间对这一高论更是不厌其烦地加 以鼓吹,四处宣扬。 萨拉热窝市场大屠杀 1994年2月5日,萨拉热窝市场受到迫击炮袭击,造成68名平民死亡,数百人受 伤。怒火迅速燃遍了整个欧洲和北美。虽然美国国内舆论中反对美国发动地面进攻 的主张仍占压倒优势,但克林顿受到越来越多要他进行空中打击的压力。其时正值 2月的第一个周末,我因患轻度流感在家休息,这倒使我能静下心来好好思考一些问 题。马德琳·奥尔布赖特打来电话说:“我们必须采取行动了。”接着法国大使打 来电话,明石康也从波黑打来电话,都表示了同样的看法。2月6日,我写信给北约 秘书长曼弗雷德·沃纳,“上周发生了用迫击炮袭击萨拉热窝平民目标的事件,现 在有必要紧急做好空袭准备,以阻遏类似事件再次发生。”我请沃纳以北约名义 “授权其南方军团总司令应联合国要求对萨拉热窝及其附近一些大炮或迫击炮阵地 实施空袭,因为联保部队确定,这些阵地对袭击市内平民目标一事负有责任。” 沃纳于2月9日答复我:“我正式给予通知,北约理事会同意你的要求,决定授 权实施空中打击,以防止再次出现袭击萨拉热窝的事件。”如果塞族拒绝从萨拉热 窝撤出重型武器,他们将遭到北约的空袭。 为落实具体实施程序,我于2月10日再次写信给沃纳: 我今天已经指示前南问题特别代表明石康,并通过他向联保部队指挥官发出命 令,要他们与驻南欧盟军总司令落实整个空袭行动的实施细节。我还要求特别代表, 在制定空袭计划时一定要充分考虑到秘书长对安理会、对这次人道主义行动以及对 在波黑的联合国军政人员所承担的责任。在此基础上,关于联保部队司令会要求北 约为联合国驻波黑人员提供空中掩护和支援一事,我已像你所建议的那样,授权特 别代表全权负责与盟军处理此类问题。 我的信成了报纸的头条,被视作我对空袭行动的支持;如果联保部队司令认为 有必要,北约就会实施空中打击。但我仍然担心空袭会导致联合国人员被扣作人质。 2月10日傍晚,克里斯托弗给我打来电话,“我觉得自己今天无论如何都得跟你通个 电话,对你的精诚合作表示感谢。”我回答说,自己一直就此事与奥尔布赖特保持 着电话联系。我还告诉他,自己这么做其实是为了“挽回联合国的名誉”,并且已 经授权明石康去全权处理实施空中打击的有关事宜。“我们两人都很清楚,”我说, “其实最后的决定是由军人做出,但我们起码有一名文职人员在那里,他明白空袭 所包含的危险,他会使军方在做决定时顾及到文职人员的意见。”我还提到,明石 康的报告说周末发生在萨拉热窝的炮击事件可能是波黑穆斯林干的,他们这么做是 为了挑动北约进行干预。克里斯托弗则说,他收到了很多有关情报,可能穆、塞双 方都有份吧。他还说,克林顿总统非常了解我所给予的合作,“期待着与我共同努 力,度过这段困难的时期”。 我告诉明石康,在联合国派部队替换驻守斯雷本尼卡的加拿大士兵时,或是在 联合国启用图兹拉机场时,如果塞族武装予以干预,那么就可以实施空中打击。克 里斯托弗也“批准”了我的这一想法。 事实上,我在安理会被夹在中间左右为难。英国和法国在波黑派有地面部队, 所以不愿意让美国实施空袭。俄罗斯历史上是塞族的保护人,他们也反对空袭,并 且对北约绕开安理会直接向塞族发出最后通碟感到愤怒,因为这使得他们没有机会 对此行使否决权。而俄罗斯杜马则以280票对2票通过决议,坚决反对对塞族实施空 中打击。 这时,俄罗斯为避免局势恶化,决定出面干预。他们单方面采取了令人吃惊的 行动,把自己的军队派到萨拉热窝,劝说塞族于2月21日从萨拉热窝周围撤走了重武 器。俄罗斯声称,塞族此举满足了北约在最后通碟中提出的条件,因而不能对塞族 进行空袭。俄罗斯此次重新以“大国”的姿态出现,不啻发动了一场外交政变。至 此,争夺萨拉热窝的战斗似乎要结束了。 北约以武力威胁成功地解除了塞族对萨拉热窝的压力,但这却更加深了某些人 对我的不满。早先,他们指责我阻挠空袭行动,现在又说我是“超越了自己的权限”。 《纽约时报》刊登了一位前五角大楼高官的专栏,标题是“让联合国服从美国”。 他指责联合国已变成“一种超级国家,而秘书长布特罗斯--加利则成了全世界的首 席行政长官”。文章说,整个冷战期间,美国为了抗衡苏联在安理会的否决权,把 秘书长从首席秘书抬到了世界第一意志的高度,现在到了让我回到真正属于自己的 位置上,老老实实做一名“行政职员”的时候了。也不知怎么搞的,在短短几个星 期的时间里,我就从一个拒绝使用任何武力的秘书长变成了一个图谋当上世界总司 令的秘书长。而且看起来,美国已经跟前苏联当年的立场相当接近,那就是秘书长 只不过是这个国际组织的“首席行政办事员”而已。 关于“双重控制”的争论 1994年3月2日,奥地利政府在维也纳主办题为“面向新世纪的争端调解与维和 行动”研讨会,我应邀到会发表了主旨演讲,对当前数量迅速增加、情况日趋复杂 的联合国维和行动进行了全面总结,重点阐述了“双钥匙法”政策。所谓“双钥匙 法”,即在北约对波黑塞族实施空袭的决策过程中,首先由联合国维和部队提出请 求,然后必须得到北约的同意。由于北约和联合国对形势的判断不一定一致,有时 候北约可能认为非得进行空中打击不可,而联合国地面部队却会说:“为了地面部 队的安全,我们不需要空袭。”由此可见,采取“双钥匙法”政策是至关重要的。 本来,把这种政策称为“双钥匙法”是北约和我都认可的一种提法。但是到了 媒体那里,“双钥匙法”却变成了“双重控制”,而这个词原是指美国控制其盟国 手中核武器的办法。要命的是,从此媒体就一再讽刺我对使用美国的武装力量具有 所谓“双重控制”权。 美国国防部长威廉·佩里平日沉默寡言,但却是一位具有丰富外交经验的军事 专家。1994年4月,当塞族武装大举进攻戈拉日代的时候,佩里宣布,美国不会为了 防止戈拉日代陷落而“投入战争”。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约翰·沙利卡什维利 还补充说,空军在戈拉日代周围根本无用武之地。尽管如此,我还是于4月9日指示 联合国部队使用“一切可能的手段”,迫使塞族武装退回到发动最新一轮攻势以前 的阵地上去。其实我已经向明石康授权,自己可以不必再过问波黑的日常事务,但 我此前一直与明石康就形势发展定期进行讨论,明白到了该做出决断的时候了,所 以就亲自发布了这条命令。 第二天,塞族在重型火炮的掩护下向戈拉日代挺进,联合国观察员请求北约进 行于预,于是驻扎在意大利阿维亚诺基地的两架美军F-16战机对戈拉日代附近的塞 族油库进行了轰炸。24小时之内,北约又在联合国前沿空中交通管制站的指挥下对 塞族武装发动了第二轮空袭。1994年4月11日的《每日电讯》评论道:“是布特罗斯 一加利发动了这场空袭。”还说俄罗斯人对联合国事前没有征求他们的意见感到气 愤。拉多万·卡拉季奇宣布,塞族从此将把联保部队视为潜在的敌人。那些曾一直 要求对塞族采取果断行动的评论员现在又开始对潜在的危险表示担忧了。华盛顿一 位著名的新闻分析家丹尼尔·肖尔称“这下弄不好要栽了”。英国广播公司的一位 著名评论家则认为这是“条件反射。华盛顿本来一直在袖手旁观,现在却要引火烧 身了”。最令人不解的是,北约几个月来一直信誓旦旦,但到了真去空袭时却只不 过扔下几枚炸弹就草草收场了。当塞族武装对英、法地面部队进行报复性射击时, 北约也没做出什么有力的反应。 4月18日,我在给沃纳的信中说,塞族对戈拉日代的攻击表明,有必要使用空军 来保卫安理会建立的另外五个“安全区”,它们是:萨拉热窝、图兹拉、泽帕、比 哈奇、斯雷布尼卡及其附近地区,并要求他们尽早就此做出决定。 在这段时间里,我一直面对着两种截然相反的声音和压力。俄罗斯反对空袭, 我不得不写信向俄国外长保证,联合国与北约达成的协议规定,不经联合国同意, 北约不得实施任何空袭行动;伊斯兰国家要求进行空袭,我就只好写信给巴基斯坦 外长,向他保证,如果波黑塞族胆敢危及安全区的安全,我将“毫不犹豫地授权进 行空中打击”。 来自戈拉日代的考验 1994年4月23日,星期五。这一天,波黑塞族对戈拉日代的炮击从早上一直持续 到中午以后。北约的南方军团要求联合国同意对塞族实施空袭。明石康打电话给沃 纳,要求北约暂缓行动,因为他刚刚与卡拉季奇达成了一个停火协议,该协议允许 联保部队进驻戈拉日代。沃纳强烈反对推迟空袭,认为塞族是在对安理会的最后通 碟以及联保部队和北约进行试探。我当时刚刚抵达巴巴多斯,出席在那里举行的联 合国关于小岛国的全球会议。我希望自己出席会议能使人们相信联合国履行其对于 发展问题所作出承诺的决心。由于工业废气大量排放引起的气候变化导致海平面不 断上升,直接威胁到小岛国的生存,但各大国对此却毫不理会。我从机场抵达饭店 后,立刻给沃纳挂电话。我们商量后决定,如果塞族不在最后期限即格林尼治时间 16点以前撤军,将授权北约立即实施空中打击。当时离最后期限还有两个小时。然 后我又赶紧打电话给明石康,要求他据此授权实施空袭。 我在巴巴多斯时,克里斯托弗和阿兰·朱佩也给我打来电话,他们都对明石康 不愿批准空袭表示不满。但是不出所料,英国和法国地面部队的将军们都因担心会 给自己的部队带来危险而反对空袭。其实明石康也别无办法,他只能尊重这些战地 军人的建议。然而正是在这些地面部队派出国的首都,政客们和外交部的官僚们却 在要求实施空袭。意见分歧其实是来自位于前线的北约地面部队指挥官和呆在首都 的北约政治领导人之间,但这种矛盾却通过联合国表现了出来。结果当然是一如既 往,过错都被推到了联合国头上。 4月27日,明石康报告说,塞族武装已经按照最后通碟的要求从戈拉日代周围撤 走了全部重武器。卡拉季奇搞的不知是什么新名堂。他的花招好像总也使不完,而 且他每次都能占到比以前更多的土地。 4月底,明石康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说,如果美国在波黑问题上是认真的话,就 应该向那里派出地面部队。奥尔布赖特听后极其愤怒地宣布明石康太出格了,“国 际职员应该记住他们的薪水是从哪里来的”。这话简直莫名其妙,她大概忘了,美 国可是拒绝支付会费的。“太感谢你了,”我对明石康说,“从现在起我再也不是 头号替罪羊了。” 阿里斯蒂德的死亡情结 1994年上半年,一个多事之秋。除了卢旺达的种族仇杀和波黑的连绵战乱以外, 海地形势也日益吃紧。到处都有人在议论,有必要请美国出兵干预了。1994年3月5 日,我和阿里斯蒂德总统在纽约举行了一次私下会晤。他情绪低落,言谈里不时流 露出对现实的些许不满情绪。我是坚定地支持他的。我告诉他,他的敌人正在以他 的犹疑多变为借口,号召人民起来反对他。在几个月前联合国举行的一次午餐会上, 克林顿总统也对我提到了阿里斯蒂德的精神状态,并且说:“我们必须一起努力帮 助他挺住。” 我们的私下会谈看来只不过使他更加躁动不安而已。当助手们加人会谈以后, 他再次提到了他在签署《加弗纳斯岛协定》时就曾对我说起过的恐惧。他说,当时 他之所以在协定上签字,就是因为受到了来自我的压力,“那次尝试最终以出现人 员死亡而告终”。他认为现在别人提出的建议“只不过是要重复一次那种导致了死 亡的策略而已”。死亡是他心中解不开的结。“死亡,死亡,死亡”,他一遍又一 遍地喂懦着。 看来阿里斯蒂德一点也不着急去任命新总理,并且还拒绝了海地议会有关组建 一个新政府,最终实现阿里斯蒂德回国履行总统职权的新建议。只要西德拉斯的军 政府还在掌权,阿里斯蒂德的担心就不是没有道理。古尔丁解释说,议会建议符合 《加弗纳斯岛协定》的规定,将会得到国际社会的支持。但这仍难以驱散阿里斯蒂 德心头的阴影。他悲愤地诉说道:“这伙军人隐藏在议会后面,把他们当木偶一样 操纵着。”他说的一点也没有错。 当会见结束,我准备离开时,阿里斯蒂德请求我不要给媒体留下他拒绝了秘书 长建议的印象。我点头默许。于是我们起草了一份新闻公报,称总统觉得议会建议 不符合《加弗纳斯岛协定》的规定。阿里斯蒂德坚持要加上一句,强调新建议将会 以“导致人员死亡而告终”。阿里斯蒂德的外交部长克劳德特·韦尔利小心翼翼地 插话说,总统的意思是,议会新建议将会使军政府加强其高压政策,所以很可能会 导致出现更多死亡。于是我建议用“注定不会成功”来代替“导致死亡”,这个措 词大概各方都能接受吧。 问题是,阿里斯蒂德拒绝了议会的新建议以后,该怎么办?实施更多制裁?还 是举行更多谈判? 这时的海地形势已成为美国的一个重大政治问题,因为成千上万的海地“船民” 争相逃往佛罗里达。很多人被美国海岸警卫队赶了回去,剩下的则被送到位于关塔 那摩的海军基地暂时收容起来。克林顿在参加总统竞选期间,曾批评布什总统遣返 海地难民的行为。但现在逃往美国的海地人有如此之多,克林顿对他们的人境限制 已经比布什当年严格得多。他下令海岸警卫队实行海岸封锁,拦截海地难民。 1994年夏天,美国政府海地政策的批评者们,尤其是国会的黑人议员团,强烈 要求政府采取行动。有关美国将进行干涉甚至会出兵海地以帮助阿里斯蒂德总统复 职的议论越来越多,华盛顿的气氛日益紧张。 圣父阿里斯蒂德重返海地 实在出乎我意料的是,克林顿居然找到联合国头上来了。1994年5月6日,安理 会决定强化对海地的制裁,具体措施有:实行全面贸易禁运,断绝与海地除民用航 空外的一切空中联系,拒绝海地军方人员进入他国国境,冻结军方领导人的海外资 产,直至以西德拉斯将军和米歇尔·弗朗索瓦上校为首的海地军、警领导人辞职或 离开海地为止。决议还要求海地军方为在海地部署联合国维和人员和“民选总统” 的返回创造“适宜”的环境。 1994年5月18日晚,我在联合国会见了奥尔布赖特大使和彼得·塔诺夫副国务卿, 并且告诉他们,丹特·卡普托向我抱怨,由于从美国政府的不同部门听到的是不同 的声音,他的工作被搞成一团乱麻。塔诺夫说,美国政府也知道,存在着不同的联 络渠道。克里斯托弗愿向我保证,美国派出的海地问题特使劳伦斯·佩扎罗大使才 真正是他的代表,他将负责向我和国务卿汇报工作。“如果还有其他人声称自己代 表美国政府,那都是无效的。只有佩扎罗才真正是我们派出的人。”塔诺夫强调说。 但佩扎罗不久就辞职而去,很明显是因为反对美国进行军事干预的决定。 我告诉他们,自己担心会有人指责联合国老是为美国打掩护。那些第三世界的 联合国会员国已经警告我,不能让美国为一己私利而进行的军事干预合法化。 塔诺夫说,今天克里斯托弗国务卿已经找他谈了两次,要求他向我解释一下, 以解除我的担忧,“如果这次有美国参加的联合国行动能在海地取得成功,这不仅 对海地,还将对其他地区产生深远影响,所以我们希望能以解决海地问题为契机, 推动形成一种新的国际体系。”他接着又说,克里斯托弗并不认为海地行动是一次 单纯的美国行动,但他确实认为那里的形势紧迫,必须尽快采取行动。我回答说, 联合国还是不掺和美国的行动为好;如果非要以联合国名义介人的话,那么除了美 国外,还应该让其他国家的军人参加进来。塔诺夫称这没有问题。 “那么可以让其他国家的人来担任这次行动的总司令吗?”我问道。奥尔布赖 特马上说,这将遭到国会的反对。我点点头,告诉他们联合国不反对任命美国人担 任总司令。 此后不久,我们就向海地军方提交了一揽子建议,要求向海地派驻联合国督导 员、教练员帮助海地军警维护经济和社会秩序。西德拉斯政权断然予以拒绝,并在 国内加强了反对美国和联合国的宣传攻势。 谈判已经破裂,制裁未见成效,海地的人道主义形势已令人忍无可忍,动用武 力几乎在所难免,问题是首先得征得阿里斯蒂德的同意,这一点我在6月22日就向奥 尔布赖特提了出来。6月28日凌晨两点,海地军政府安排法官埃米尔·若纳桑非法就 任“临时总统”,致使海地紧张局势骤然加剧。正在纽约的阿里斯蒂德写信给我, 要求联合国加强在海地的力量。而当时联合国在海地总共只有不到1200人。7月11日, 海地军事当局命令联合国一美洲国家组织驻海地联合人权监督团立即离境。7月15日, 我向安理会提交报告,认为必须在海地恢复安全和稳定,并提出了武力干预的三种 方案:组建联合国部队;安理会授权组建多国部队;或者是先期派出多国部队,等 到在海地恢复了安全和稳定秩序后再派联合国维和部队取代多国部队。 日子一天天过去,美国出兵好像就在眼前了。载有海军陆战队士兵的登陆艇在 驶向海地,海地难民数量大增,3天之内居然有近8000名“船民”逃向海外。在国内 的政治压力之下,克林顿命令加紧对难民身份的甄别工作。据报道,美国海岸警卫 队在海上截获的15000人中,经停在牙买加金斯敦的一所船上医院甄别后有30%的人 获得了避难权。这种结果当然又诱使更多的人决定离开海地。于是美国自己的政策 又来了个180度大转弯,决定停止接受难民,转而提出把“船民”送往设在巴拿马或 加勒比其他地区的“安全避难所”,在那里他们将“由联合国负责照顾”。这可真 让我大吃一惊,于是就打电话给巴拿马总统吉列尔莫·恩达拉·加利马尼想了解一 下情况。听着他碟谋不休地诉说对美国务院将此决定强加于他的抱怨,我无以作答。 这是联合国两个会员国之间的双边事务。但这种安排很快就流产了。 有关人侵海地的各种猜测越来越多,奥尔布赖特建议安理会,以我7月15日给安 理会报告中提出的第三种方案为基础,通过一项新的决议。决议措辞与我原来使用 的差不多,把“在海地建立稳定和安全的环境以利于早日恢复合法政府”作为行动 的第一步。对于随后在海地部署联合国维和部队问题,我预计需要15000名军人和5 50名警察,以帮助“合法政府”维持秩序,并帮助海地武装力量实现“职业化”。 7月29日,我好不容易得到了阿里斯蒂德的答复。他不愿意在信上签名,担心有 人会指责他是邀请美国海军陆战队占领自己国家的“卖国贼”。他所能给予我的只 是一个相当含糊的声明,“国际社会作为《加弗纳斯岛协定》一方,到了该采取迅 速和果断行动的时候了”。为了避免引起误解,第二天早上,他又命令海地常驻联 合国代表弗里茨·隆尚给我写了一封信,非常明确地补充说明,海地的合法(流亡) 政府同意安理会的决定。至于阿里斯蒂德,他从没公开表示过接受美国或联合国的 干涉。他希望能证明自己对此没有任何责任,希望自己在将来需要反对那些要求国 际干涉的人时能理直气壮。 授权军事干涉 7月31日,安理会通过940号决议,授权成员国组建一支多国部队,采取“一切 必要手段”促使“军方领导人离开海地,让经选举产生的合法政府能尽速返回海地…… 以建立安全和稳定的环境,使得《加弗纳斯岛协定》得到实施”。太子港的军方领 导人对此迅速作出反应,宣布海地处于被攻击状态,决定组建“志愿”民兵反击侵 略,并宣布“让一贝特朗·阿里斯蒂德先生和弗里茨·隆尚先生因为对联合国有关 信件给予答复,导致了第940号决议的通过,因而犯了叛国罪”。 我当时正在亚洲,每隔一小时就会收到关于海地情况的最新报告,这样使得联 合国能与美国的行动密切配合。lop年9月12日,我从东京向海地军方领导人提出离 开海地的建议。我告诉他们,联合国为了解决海地问题,已经尝试了各种可能的外 交努力,但都无济于事;现在联合国跟美国一样,对海地未能恢复民主失去了耐心。 3天以后,克林顿总统向海地军政权发出最后通碟:“要么现在自己离开,要么就让 我们迫使你们离开。” 我回到纽约以后,为避免军事干涉进行了最后一次努力,派我的助手、瑞典外 交官罗尔夫·克尼特松前往海地,寻求军方能在最后一分钟作出妥协,但军方领导 人却拒绝与他会见。 正在这时,吉米·卡特又出现在人们的视野里。他这次的使命是寻求美国军队 能在不受抵抗的情况下进人海地。马德琳·奥尔布赖特暗地里向我表达了对卡特的 强烈不满。卡特为美国政府解决问题的同时也在制造着问题,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卡特在飞往太子港途中草拟了一份协议。他于9月17日下午很早就抵达太子港,与军 方一直谈判到深夜。 我们此前也向卡特提了一些建议:解决问题的关键人物有可能是西德拉斯的夫 人扬尼克·西德拉斯,她美丽而擅权,对军。警领导人都能施加上影响。卡特向海 地军方独裁者提出了一个能“保全脸面”的建议,让他与海地临时总统埃米尔·若 纳桑签署“关于海地军方领导人集体退休”的协议,从而避免与美国武装部队发生 冲突。卡特向西德拉斯表示了歉意,声明对他自己国家的政策感到惭愧。卡特的海 地之行非常成功,他看来就像是美国事实上的外交部长一样。 其实,不管卡特去不去海地,美国的军事干涉都不会遇到抵抗,至少不会遇到 像样的抵抗。但卡特所做到的正是我们没有做到的,这是一个立竿见影的外交胜利。 但这里有一些重要的原则被人们忽视了:如果卡特协议真的得到执行的话,军方领 导人将仍旧呆在海地,从而对民主构成威胁;协议事实上实行了大赦,使所有胡作 非为者得以逃脱惩罚;协议是由一个非法政权的冒牌总统签署的,它事实上抛弃了 《加弗纳斯岛协定》中规定的条件。后来,海地出现的暴力活动迫使美军动用了武 力,卡特协议事实上被抛在一边。直到这时,阿里斯蒂德才得以返回海地。 1994年9月19日,2000名美军在太子港登陆。同一天,丹特·卡普托提交了辞职 报告。他不想在外国军事占领期间做联合国和美洲国家组织的代表,因为这使他想 起美国在20世纪早期所实行的“大棒”政策。事实上,很久以来,卡普托在海地就 一直受到排挤,过得很不痛快。 美军的部署进度很快,一周以后在海地已经有15000名士兵了。9月26日,克林 顿总统在联大发表讲话,称赞联合国和美国在海地的合作证明“多边合作”是必要 的而且是能够成功的,“联合国和美国在海地的行动是一个光辉典范。在联合国主 持下,在海地的这个国际大联盟日益壮大。目前,已经有20多个国家的军队加人了 美军的行动,他们给海地人民带来了拥抱自由的机会”。我也很高兴看到美国和联 合国能合作得如此成功。事实证明,在某些情况下,联合国和美国,谁也离不了谁, 它们之间的这种合作能使一个穷国弱国大受神益。 劳尔·西德拉斯将军辞去海地军方领导人职务,于10月13日抵达巴拿马。海地 临时总统及其政府也交出了权力。10月15日,阿里斯蒂德在度过了三年多的流亡生 涯后终于回到祖国。 10月25日,阿里斯蒂德总统任命商人斯马克·米歇尔担任总理并获得议会的批 准。包括数名反对党成员在内的海地新政府,于1994年11月8日正式组成。 我于11月15日从纽约飞赴太子港。米歇尔总理到机场迎接我,我们一起乘车前 往总统府。一辆美军装甲车在前面开道,但不久我们就迷路了。我们告诉美国军官 路线不对,但他坚持说这是给他的命令,他无权改变路线。我们在坑坑洼洼而又尽 是陡坡的狭窄道路上爬行了很久,美军装甲车终于找清了方向,带我们直奔总统府 驶去。一路上我发现米歇尔相当乐观,他好像既为阿里斯蒂德所赏识,又得到了有 产阶级的信任,而后者一直是敌视阿里斯蒂德的民粹主义政策的。我们终于到达了 总统府,阿里斯蒂德在他装修一新的办公室里接待了我。他还带我看了一个小房间, 指着里面一张简单的行军床告诉我,他工作到太晚时就干脆在那里过夜。 阿里斯蒂德向我抱怨,美军没有彻底收缴那些残余武装暴徒的武器。我告诉他, 我曾经再三要求美国解除索马里各派的武装,但他们不听劝告,结果导致了灾难性 的后果。但我告诉他,在海地,美国还是愿意冒险去收缴武器的,因为这是他们的 后院,克林顿政府在这里只能成功,不能失败。他们先是控制了军营弹药库中的重 武器,接着又对武器实行赎买政策,现在美军总共获得了30000多件武器,其中有1 3000件是靠赎买得来的。美军通过设置路障和组织搜查来清缴武器的办法是很有效 的,这正是我曾希望他们在索马里采取的办法。我很高兴地看到,我曾徒劳地竭力 主张他们在一个地方实行的措施,终于在世界的另一个地方被证明对于维和行动的 成功是必不可少的。 看得出来,海地各地、各阶层间的经济和文化发展程度仍然非常悬殊。占海地 总人口 80%的雇农和无家可归者,是阿里斯蒂德的天然支持者,他们的年人均收人 只有不到100美元。另外20%的人构成了有产阶级集团,他们中既有说克里奥尔语的 下层中产阶级,也有只讲法语的纯种“贵族”。 我向阿里斯蒂德强调了实现民族和解以及赢得有产阶级支持的重要性。我在跟 他的谈话中尽量避免带有那种“家长式”的口吻,这是我多年从事教学工作形成的 老毛病了。但我仍对阿里斯蒂德能否听进我的话感到怀疑。我搞不清他的反应到底 是什么--只要他认为需要,他就会向别人隐藏起自己的真实情感,这真是不可思 议。 在午宴前,阿里斯蒂德带我参观了总统府里他个人的图书馆,让我看了那些被 军政府毁坏的书籍。我们发现,原来我们喜欢相同的法国作家,而且是在相同的年 龄开始注意到他们的。我在阿里斯蒂德的午宴上享受到了上好的香按、优美的古典 音乐,还有精美的食品。 我发现,回到海地的阿里斯蒂德比流亡时期更加温和,更加宽容。我开始对美 军撤离、联合国部队进驻以后的形势感到有些担心。但我倒也确信,美国人不会像 对索马里那样听任海地陷人无政府状态和绝望的深渊而坐视不管的。 尽管我自己一再向阿里斯蒂德保证,美国对清缴民间残留武器是有诚意的,但 内心里对今后的形势仍然不无担忧:那些被遣散却又还保留着武器的军人,他们的 愤恨情绪到底会不会爆发?还有,那些生活在匪霸横行、经济凋敝的社会里的海地 人民,他们会不会有失望情绪?随着新的大选日期的临近,日益紧张的局势会不会 失控?当然,我最担心的还是阿里斯蒂德的思想意识,那是在杜瓦利埃政权的高压 恐怖统治下形成的,太偏激,太狭隘,恐怕无益于他在经济上取得成功。当我离开 海地时,太子港看来就像是非洲的一座偏远小城,同样的气候,同样的植被,同样 的土地,同样的杂乱无章,同样的一贫如洗,同样的不可救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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