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不言败——加利回忆录 布特罗斯·加利 著 张敏谦、钟天祥 等译 第五章 非洲与世界(1992-1995) 当联合国秘书长一职轮到非洲国家担任时,我作为非洲的候选人而当选。由于 这个原因,同时由于我几十年来关注和亲自参与解决非洲的经济、政治和外交问题, 我决心在整个任期内尽力推进非洲大陆的事业。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我的决心日益 动摇,当我看到自己最大的担忧变成了现实的时候,我的决心便产生了更大的动摇。 联合国成员国,特别是前南斯拉夫各国,纷纷卷人到冷战后的冲突中,以致联合国 对最贫穷国家承担的责任日益遭到忽视,与此同时,联合国的维和任务大量增加, 尽管并未受命一定要取得成功。 冷战期间,美苏两国竞相满足非洲国家的政治经济需要。对它们来说,非洲国 家的向背极其重要,失去一个国家就是惨重的损失,反之则是重大的胜利。非洲国 家很快就学会如何使两个超级大国相互角逐,以满足它们自己的利益。 随着冷战的结束,外部世界对非洲的兴趣急剧下降。真正的全球化经济开始出 现并取得了惊人的进展。非洲由于缺乏必要的培训、技术和基础设施,很难把握冷 战后出现的种种机会。非洲大陆因贸易逆差和巨额外债而负担沉重。贫富悬殊在道 德上令人难以接受,在经济上很不合理,即使对世界上那些最富有的国家来说,结 论也是如此。没有发展,冲突就会成为非洲的瘤疾,民主化也将难以进行,而饥荒、 疾病、非法移民潮、生态灾难和犯罪活动的恶性循环不仅将危及最贫穷的国家,也 将危及发达国家。 从1992年春天开始,为了非洲的发展,我冒险涉足这个有争议的问题。我致函 七国集团,即英国、加拿大、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和美国的总统、总理和首 相--他们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工业化国家的领导人,每年6月举行经济问题首脑会议。 在信中,我请求他们关注非洲的悲惨命运。非洲人民亟需免除债务,获得必不可少 的援助,才有可能利用全球市场经济的新的发展势头。我的顾问告诉我,对于联合 国秘书长来说,在写给七国集团的信中提出如此呼吁是很冒昧的。 此后每一年,即1993年、1994年、1995年和1996年,我都在七国集团首脑会议 召开前给他们写信,重复我的呼吁,请求他们共同采取措施帮助非洲。每年我都会 收到一个例行公事的收条。每次七国集团首脑会议都会顺便提到非洲的需求,但从 来没有采取进一步行动。 年复一年的挫折凸现了非洲的绝望状况和联合国的悲惨形象。 另一项议程 1992年,在“和平问题议程”的报告后,我建议下一项议程应该是“发展问题 议程”。1992年底,联合国大会的47/181号决议要求我准备有关发展问题的报告。 在从事这项任务时,我充满了热情,但也感到战战兢兢。我希望,人们的视线将从 应付短期的紧急事件转向长期的工作,即真正的发展。 在“发展”思想的形成阶段,它常常是对抗性的。对于受到殖民剥削的几代人 来说,发展是帝国后强国对他们曾试图统治的那些民族欠下的债。发展不但是那些 新获得解放的民族的奋斗目标,而且是它们的权利。不发展则应归因于殖民主义及 其后继者新殖民主义所留下的遗产。有人认为,惟一的解决办法就是“剥夺剥夺者”, 即接管外国在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利益。1956年,加麦尔·阿卜杜勒·纳赛尔决定把 苏伊士运河收归国有,法国和英国随即对埃及发动了军事进攻,这时,整个发展中 世界都意识到了发展与对抗之间的联系。 60年代的不结盟运动就是上述认识的产物,它把“第三世界”观或“南方’概 念纳入全球政治之中,并使发展中国家能够在冷战期间激起东西方之间的斗争。南 方国家提出了自己的发展模式。它既不是共产主义或资本主义,也不是社会主义, 而是具有独裁特征的计划经济,以及常常是一党制的政治体制。它们认为,只有这 种体制最适合后殖民时代国家的状况。 随着第二阶段的到来,对抗急剧减少。冷战的结束使第三世界对工业化国家的 影响力大为降低。中央计划经济的失败,使人们认识到市场和民主化对于发展的重 要意义。主要的发展中国家试图找到一种途径,使北方的主要工业国家能够关注南 方的问题。1989年,在亚的斯亚贝巴召开了非洲统一组织有关外债问题的特别首脑 会议,会议期间;我作为埃及外交部长,参与了提出非洲共同主张的工作。1989年 7月在巴黎,我们试图建立四国集团,其成员有埃及、印度、塞内加尔和委内瑞拉, 以便能够与七国集团的主要经济大国开展对话。但是,由于七国集团中某些成员的 反对,由于四国集团缺乏政治决心,这个初步努力未能获得成功。 然而,贫穷、失业、社会混乱、国家内部的分离主义等问题已年深月久,积重 难返,成为全球性问题,需要得到全球的关注。环境变化超越了国界;仅靠各国自 身的努力很难加以改善。世界上每年要增加9400万人。在武装冲突、生态危机和经 济困难的逼迫下,成千上万人背井离乡,跨越国界,他们所采取的方式,根本无视 一切传统模式。恐怖主义、犯罪活动,特别是毒品交易,已成为世界性问题。这些 全球性问题的根源在于不发展和贫穷。只有产生新的、表述清晰的发展理论,并得 到最广大群众的信任,情况才能出现积极的变化。 发展的范围 我依据这个理论结构着手工作,试图构想出发展议程。全球形势当时不是很有 利。富国担心,从世界贫穷地区产生的另一次运动将要求重新分配资源。它们不想 考虑整个问题,而是声称,发展是个过时的概念;它们说,任何国家都可以仿效并 赶超“亚洲虎”,只要它们有决心采用市场经济。然而,对穷国中最贫穷的国家, 特别是非洲国家来说,这显然是不可能的。它们既缺乏人文资源和资金,又缺乏据 以利用新的全球化经济的基础设施。而亚洲模式不久也将变得步履瞒珊,前途未卜。 第二组障碍来自大量的官僚机构,这些机构既存在于各国国内,也存在于各个 国际机构中,多年来,它们随着世界各地发展工作的不同阶段而产生,牢固地守护 着自己的地盘,每个机构都有自己独有的部门利益和既定的意识形态。它们并不反 对新观念,但却倾向于以新口号代替新思想。它们把“发展”变成“人类发展”, 接着又变成‘可持续性人类发展”,这些东西就像贴在“发展”身上的标签,首尾 相连,同义反复,毫无新义。 其次是发展中国家自身的问题,许多发展中国家是由军事或政治精英进行统治, 这些精英寄生在源源不断的海外发展援助之上。国际金融机构对援助和贷款所强加 的条件使他们感到担忧,这种担心常常事出有因。他们把按照规定角色行事的联合 国看作自己的喉舌。如果我只是呼吁富国帮助穷国,他们会感到心满意足。如果出 现任何迹象表明他们所依赖的老的发展处方宣告失败或者被新的模式所取代,他们 就会产生怀疑,并加以抵制。 尽管如此,我仍然热心地开始制订有关发展问题的议程。显然,这项努力不久 就变得更为艰巨,无论在智力上还是在政治上,它都远远超过和平议程的困难程度。 首先,《联合国宪章》的起草人在1945年起草该文件时,充满信心地撰写了有关维 护世界和平与国际安全的特别条款,但几乎没有提到发展问题。从《联合国宪章》 的“立法历史”中可以看出,有关经济与社会进步的思想和行动被有意淡化,含义 模糊。其次,发展经济学在概念上混乱不堪。几十年来,这方面的理论和实践既没 有提供人们一致接受的概念,也没有提供令人满意的结果。我感到,这个领域在智 力上已经近乎枯竭了。再次,在联合国,这个问题在政治上极易引起争论。每份声 明,每次会议,都要受到最严格最挑剔的审查,这主要是因为穷国担心,在富国的 压力下,联合国将不再作为发展中世界的重要喉舌而发挥作用。 当我考虑发展问题议程时,我看到,传统观念认为,发展是在和平条件下产生 的。然而情况很少如此。大多数民族在争取发展时所面对的,既有过去与现在的背 景,也有危险的武装冲突。和平并非常态。为了推进发展,必须努力争取和平。接 着,我强调,经济增长是发展的动力。而要想获得经济增长,国家政策必须有利于 创造一个健康的私有经济;如果没有这种经济,任何国际援助都不会起作用。但与 此同时,如果没有国际援助,债务和保护主义也注定会毁灭任何发展努力。由环境 问题所引发的政治问题,因自然资源的使用所导致的激烈冲突,必须引起人们的重 视。由于社会条件决定了发展的侧重和方向,因而最困难的工作,显然是从原因与 结果两个方面着手解决贫穷、饥饿、疾病。文盲等问题。我强调,生产性就业对消 除贫穷,增加社会稳定十分重要。我坚决认为,发展与民主政治紧密相连,而这个 问题是人们争议最大的。然而,负责的、有代表性的政府或许是其中最重要的因素。 在这五个方面中,每个方面问题都很明显。但是,国际社会显然难以应付那些 新型的冲突,而在混乱和战争的状况下,也不可能实现经济增长。可持续发展有赖 于受到保护的环境,然而,尽管很多国家的政府保证要削减破坏环境的活动,但却 没有把这种承诺贯彻到底。在跨国界的犯罪、迁徙、疾病、毒品和其他社会毒瘤的 严重影响下,社会结构、社会组织遭到了削弱。甚至民主制度也遭到了挑战,在第 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民主曾被公认为代表“未来的潮流”,但是现在,有些政权 却声称,过分自由会破坏纪律、效能和中央权威。我指出,事实上,民主制度有助 于确立良好的施政方式,有助于社会稳定,而良好的施政方式和社会稳定对一切时 代的发展都是不可或缺的。民主制度还能够促进创造性,而创造性对人们在新的信 息时代获得成功是必不可少的。和平与发展这两项议程紧密相连,你中有我,我中 有你,很难把它们截然分开。 在随后的几个月中,联合国大会主席就我的报告举行了几次听证会,发展问题 成为辩论的焦点。在陈述了我就有关理论问题进行的五点思考后六个月,我向联合 国大会提出了一系列特别建议,包括公平参与和分享全球的贸易、技术、投资和信 息;确立各国都能接受的新的援助水平;削减债务;完全取消最贫穷国家的债务。 对于联合国来说,发展与和平同样重要。发展是个艰难而长期的过程,而参与 解决这个问题的联合国系统的机构又过多交叉重叠。很多国家宁肯提供双边援助, 也不愿提供多边援助;它们对紧急事件愿意表现得慷慨大方,但却不愿意满足长期 的发展需要。它们似乎忘记了这样一个事实:预防的成本远远低于重建。 一系列相互关联的会议 我提出了有关发展问题议程的思想,尽力从政治角度阐述发展的意义。非洲需 要在发展的各个方面都受到全世界的关注。在我的任期内,联合国就此召开了一系 列世界会议。所有这些会议都是在我就任联合国秘书长之前由联合国大会所决定的。 但是,我很快把这些会议当作自己的事业,把它们变成一系列相互关联的会议,这 样,每次会议都能够吸取前面那些会议的成果,加以利用,进行积累,为后面的会 议提供有益的借鉴。我们同意把妇女进步之类的一般问题放到所有会议上讨论,并 从一系列会议的整体范围内追踪它们的进展,从而尽最大努力来贯彻实施各种不同 会议的决定。 国际会议常常是这样一些机会:住在风景如画的美丽城市中那些昂贵的酒店里, 盲目开支,虚报账目,进行愉快而又空洞的闲谈。但是,联合国在1992年至1996年 间举行的一系列世界会议却与此截然不同。人们对这些会议已经颇多论述,其中既 有正面的,也有反面的,但人们尚未认识到,为了就有争议的跨国界问题达成国际 协议,这些会议究竟采纳了何种全新的方式。 我们就上述问题召开了六次主要的国际会议,每次处理一个影响到所有社会、 民族和国家的问题:在里约热内卢讨论了环境问题,在维也纳讨论了人权问题,在 开罗讨论了人口问题,在哥本哈根讨论了社会发展问题,在北京讨论了妇女问题, 在伊斯坦布尔讨论了城市问题。每次会议所依据的原则或观念都是有争议、遭到反 对或者被忽视的。尽管总是困难重重,但是每次会议都达成了一致意见,或者对此 加以重申。每次会议都确立了各国政府保证贯彻实施的标准。每次会议都更深刻地 认识到,国际社会关注这些超越国界的问题是正当而合理的,即使某些政府感到受 伤害,感到不舒服,它们也不能以主权为由回避责任,拒绝严格而仔细的检查。最 后,每次会议都安排了以后要于的事情,人们可以据此来判断是否取得进步。 里约热内卢与可持续发展 在1992年里约热内卢环境与发展会议上,尽管遇到了某些工商界既得利益者的 抗议,但是国际社会一致认为,环境恶化影响到全球经济发展。各国政府--在国 家或政府首脑的层面--第一次承诺,在制订它们的国内经济政策时,要考虑和重 视这种政策对国际环境的影响。从此,人们在提请政府注意它的行为是否违反了里 约热内卢所确立的标准时,便有了合法的理由。 当我就任联合国秘书长一职时,环境问题并不是我最关注的问题。但是我一旦 着手从事实际工作,三位深切关注环境问题的人士便使我的注意力转向这个方面。 艾尔·戈尔参议员对此颇有见地,立场十分坚定,无论何时相遇,我们总要讨论世 界性水需求问题。我曾与新加坡的杰出外交官汤米·科赫在不结盟运动中共事,在 他的推动下,我对环境问题的态度更加积极。科赫的工作对里约热内卢会议能够取 得成功至关重要。莫里斯·斯特朗是位加拿大商人,U·塔恩特秘书长曾请他协调1 972年在斯德哥尔摩召开的第一次环境问题国际会议,接着.他担任了联合国环境规 划署第一任署长。1990年,哈维尔·佩雷斯·德奎利亚尔委任他筹备里约热内卢首 脑会议,此后他一直致力于这项工作,现在他也开始得到我的支持。 我认为,我的角色是公共关系官员,我的目标是说服最大多数国家和政府的首 脑参加会议,特别是说服布什总统,他似乎不愿意前往里约热内卢,在总统大选年, 他担心这种举动将会激起美国国内“反对绿色运动组织”的抗议,不利于他的竞选。 在我访问白宫,强调了他出席里约热内卢会议的重要性后,布什宣布他决定赴会。 令我颇感自豪与欣慰的是,出席里约热内卢会议的有来自172个国家的116位领导人, 以及9000多名新闻记者和约3000名非政府组织代表。 但是,当我在1992年6月2日抵达里约热内卢时,出席会议的联合国官员的数量 之多使我深感愤怒。其中许多人只是想借这个机会来度假。我刚刚到联合国来工作, 不知道每个部门和机构的参加会议的人数是由它们自己决定的。但从这个时候起, 允许多少联合国官员参加会议,将由我来决定。 1992年6月3日,在距里约热内卢一小时路程的巨大会议厅中,我宣布会议开始。 在主席台上,巴西总统费尔南多·科洛尔·德梅洛坐在我旁边,他长得英俊薄洒, 像个电影明星,他自己对此也很清楚,他那年轻美貌的妻子与他相映生辉。他遇到 了政治麻烦。巴西评论家称他为--以前这样称呼,现在仍然这样称呼--天真的 牛仔和制订危险经济政策的激进分子。在主席台上就座的还有瑞典的国王和王后, 葡萄牙的马里奥·苏亚雷斯首相和夫人。 在开始演讲前,我请求与会者为地球默哀两分钟,这次默哀当时在全世界都能 看到。我指出,我们时代的悻论在于,地球之所以生病,既因为过度发展,也因为 发展不足。英语中的“生态”与“经济”都源于同一个希腊词汇“oikouing”,意 思是“房屋的科学”,它们之间不仅有词源学意义上的联系,而且存在着实际联系。 我指出,我们必须研究管理人类所居住的房屋--地球--的科学;这是世界的财 富,我们并不是地球的所有者;而只是暂时使用和保管它,它是我们从祖先那里借 来的,并替我们的子女保管着。 在里约热内卢,我同海底探险者雅克·库斯托探讨了如何确保会议具有持续影 响的问题。我们设想了两种方式,并对何种方式最佳进行了讨论。一种是在联合国 下面建立一个新的机构,把会议授权转交给联合国大会,一种是建立一个委员会。 当时我正试图调整联合国机构,以提高工作效率,因此我强烈反对建立任何新的隶 属于秘书长的部门来处理环境问题。所以我觉得,更为可取的,是重新召开首脑会 议,审查为了落实在里约热内卢所做承诺,各国已经做了哪些事情。实际上,五年 后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的一次重要的审查会议,就是为了这个目的,在那次会议 上,英国和其他几个国家报告了它们实践在里约热内卢所做减少环境破坏的承诺方 面的情况,这表明,里约热内卢仍然具有生命力。 6月10日,我收到了马科斯·德·萨·科因布拉的电话,他是巴西总统顾问班子 的首长,也是总统的连襟,曾任巴西驻开罗大使,我就是在那里认识他的。他坚持 要我参加由科洛尔总统主持的一所学校的落成典礼,那所学校位于里约热内卢郊区, 被命名为联合国学校。开始我并不想去,但在他的敦促下,我接受了邀请。我和外 国及巴西的若干显要一起,乘直升机飞行了大约45分钟,到达举行仪式的地点。冰 岛女总统维格迪丝·芬博阿多蒂尔出席了仪式。在场的还有里约热内卢大主教和一 大批将军。当然,温文有礼的巴西总统是其中最光彩夺目的人物。我们参观了学校 及其附属建筑,参观了它的假期培训设施。在参观过程中,电视摄像机一直跟踪拍 摄,这时,我惊讶地注意到,学生们都穿着崭新的服装。接着,我发觉,这些人年 龄大大,不可能是学生,这所学校也不是一所真正的学校,而只是“波将金”学校 (波将金:俄国国务和军事活动家,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的宠臣,据传他为取悦女 皇而下令在她巡游经过之处搭建外观悦目的假村庄--译者注)。我赶上总统的连 襟,问他下面还有什么节目。“这是骗人的东西,”我说,“没有一样是真的!” 他微笑着把我拉到一边,低声说,“是的,当然,但总有一天它会成为一所真正的 学校。”他请我务必对这个发现保持沉默,我答应了。 里约热内卢会议结束时,我们举办午宴款待各国首脑,人们围坐在一张巨大的 餐桌旁。我的右边是美国总统乔治·布什,左边是马尔代夫总统莫蒙·阿卜杜勒· 盖蒙。马尔代夫共和国由1000多个小岛组成,位于印度次大陆南面约300英里的地方。 与我共进午餐的这两个人各有自己的烦恼。那位世界超级大国的总统担心,他出席 里约热内卢会议一事可能有损于他再次竞选,这件事在华盛顿是有争议的;实际上, 他并没有选择在里约热内卢签署里约热内卢协议,而是后来在其他地方,在一个不 那么惹人注意的时候。而那个小而分散的马尔代夫群岛的总统的烦恼甚至更为严重: 他的国家或许会消失,由于全球变暖而上升的海水或许会把他的国家淹没。尽管有 这些烦恼,但是,当我为会议的主题可持续发展问题辩护时,每位国家首脑都有礼 貌地倾听着我的讲话。 在致闭幕辞时,我指出,我们已经来到人类觉悟的新的转折点。几千年前,上 帝与人类之间达成了道德契约。几百年前,公民与国家之间达成了社会契约。今天, 在这个地方,我们的使命是在人类与地球之间达成生命契约。在古人眼里,森林、 河流。高山、荒漠和海洋都是有生命的;各有其灵魂。我们需要重新唤醒这种意识, 认识并承认地球也有灵魂,发现地球的灵魂并加以保护。这就是里约热内卢精神。 维也纳与发展权 维也纳世界人权大会召开时,正逢1948年世界人权宣言受到指责,有关基本人 权属于全人类--它不考虑民族、宗教、性别、阶级、文化或种族的差别--的思 想受到批评的时候。大会肯定了在众多完全不同的社会中所进行的合法而长期的文 化实践与历史实践。但它也指出,许多人一方面主张尊重差异,尊重不同的意见, 一方面实际上又在蓄意掩盖那些野蛮政权的镇压行动。人权的普遍性在这里得到了 重新肯定。维也纳大会对下述主张赋予了新的生命:政府如何对待其公民,决不仅 仅是一个国家的国内事务,决不仅仅属于一个国家内部的司法管辖权;至少我希望 如此。 作为学者、新闻记者、政治家和外交官,我一贯关注人权问题。我是很多非政 府人权组织的成员。我还服务于国际劳工组织专家委员会。我参与了联合国教科文 组织的工作,负责文化方面的事务。对塞内加尔总统利奥波德·桑戈尔在1978年提 出的非洲人权宪章,我是主要的拥护者和鼓吹者之一,这项提案最终得到了采纳, 其中包括有关“民族”权利与个人权利的特别条款。 由于这些经历,我感到,自己已经逐渐具备某种特殊的感觉和能力,知道如何 处理--以及如何不处理--这些影响到第三世界国家人民的问题。最具挑战性的 人权问题不是发生在欧洲或北美国家,而是发生在伊斯兰世界、中国、东南亚、印 度次大陆、非洲和拉丁美洲的部分地区。那些地区的面积和人口数量占到整个世界 的大部分,那里存在着大量宗教、文化、种族和经济问题,因此,如何以普遍人权 标准来解决上述问题就变得极为错综复杂,特别是当这种主张来自第三世界以外的 时候。 1993年5月14日,维也纳世界人权大会召开前几个星期,一个来自美国亚特兰大 卡特中心人权分部的代表团与我在联合国会晤。维也纳大会召开前,美国前总统吉 米·卡特曾在亚特兰大主持召开有关人权问题的专家会议。我获悉,专家们在那里 拟订了“亚特兰大声明”,卡特总统派他们来向我通报其中最重要的内容。其核心 是认为有必要设立一个“联合国人权问题高级专员”,该专员享有崇高的权威,可 以协调世界各地一切有助于促进人权的行动。 我立刻宣布,我不赞成这个主意。卡特代表团僵在椅子上,显得不知所措。这 样做可能只会产生一个更庞大的官僚机构,我指出,与日内瓦所设立的联合国人权 中心打交道,已经够让我费神的了。此外,这种“协调”工作将被视为企图向第三 世界国家施加更大的压力,那只会使第三世界国家对人权进步进行更顽强的抵抗。 所谓“高级专员”的头衔,不过是英国殖民主义的遗迹,应该抛弃。 “现在并不迫切需要这个职位。”我告诉客人。它既浪费钱,又将引起民族主 义者的反对。它还会破坏“普遍”人权的思想。人权最好逐渐取得进步,我说,无 需大事张扬。“这项提案只能用来取悦非政府组织和西方舆论。”我敦促他们重新 考虑此事,为人们提供一个民主政治的榜样。世界各地的国家都请求联合国尽力帮 助它们转变为民主政体。“但是,”我继续说,“‘如果我任命一个‘联合国秘书 长有关民主化问题特别代表’,它就会扼杀一切进步的希望。这种制度化的方式只 能引起人们的怀疑。”我的客人对这种意见感到十分震惊。经过长时间的激烈争论, 他们放弃了这个主张。我知道,最终他们将会获胜,而我将会失败。 中国的持不同政见者 与上述事件同时发生的一件事情,显示出在联合国范围内人权问题所具有的复 杂的派生影响。联合国记者协会邀请中国的持不同政见者于1993年5月25日举行记者 招待会,地点是在联合国秘书处办公大楼三层的联合国记者协会俱乐部。中华人民 共和国大使闻讯后急忙赶来,向我提出抗议。我试图缓解这种局面,便打电话给联 合国记者协会主席,请他改在其他地方开会。他同意了,于是我打电话把这项妥协 通知了中国大使。但是当联合国记者协会主席宣布这个消息时,他遇到了来自其同 事的反对。我也受到指责,说我审改言论自由,压制人权,违背了达格·哈马舍尔 德秘书长30多年前的保证,即联合国记者协会可以完全自由地使用它的俱乐部房间。 无论如何,我决定,那位持不同政见者的记者招待会不得在联合国秘书处办公 大楼内举行,因为该事件已成为针对联合国成员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蓄意政治抗议 活动。而我已就此向中国大使作了保证。我建议,记者招待会可以在联合国训练研 究所举行,它在第一大街,联合国秘书处办公大楼的对面。 5月19日,我发表了一个声明,指出,我已决定,“该记者招待会不适于在联合 国秘书处大楼举行,因为它明显针对联合国的一个成员国。”我说,我“坚定地支 持言论自由和世界各地的人权事业”,与此同时,作为联合国秘书长,我将“维护 联合国总部建筑群的完整性,他们主要是为联合国各成员国的外交使团服务”。尽 管我仍然允许该“记者招待会”使用联合国训练研究所的地方,但它最终是在联合 国总部对面第一大街的人行道上举行。记者们与其说是对招待会感兴趣,不如说是 对它在联合国所激起的戏剧性对抗感兴趣。 我的决定引起了来自美国国会的批评。新泽西州的克里斯托弗·H·史密斯议员 写信给我,同时把该信的副本送给美国国务卿克里斯托弗,他“强烈敦促我改变那 个不幸的决定”。该议员声称,我的所作所为“无疑将对国会考虑美国向联合国提 供的资金水平和参与联合国计划的情况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新纽约时报》社 论指责我对《联合国宪章》“漠然置之”,声称我接受了中国的指令。马德琳·奥 尔布赖特也加人到攻击我的决定的行列,她在写给联合国记者协会的一封信中表达 了她的意见,说我“头脑发昏,失去理智”。就我所知,这是奥尔布赖特第一次公 开攻击我。 对于美国国会议员甚至报纸编辑不清楚联合国如何工作,我还能够理解,但是, 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完全应该知道,我不可能做出其他决定。联合国不是政府。政府 可以有某种外交政策;可以偏爱某个国家的政府,反对另外一个国家的政府。但是, 联合国只是各成员国组成的一个世界组织;不能用它的建筑来攻击某个成员国。尽 管有达格·哈马舍尔德的保证,但是联合国记者协会俱乐部以前从来没有被用于那 个目的。有许多人,既有官方的,也有非官方的,都曾在联合国墙内的矮座前发表 过抨击联合国成员国政府的演讲,但无一例外,他们都得到了另一个成员国的支持。 没有任何成员国支持中国的持不同政见者。我问埃及驻联合国大使纳比勒·埃拉拉 比:“如果联合国记者协会邀请阿卜杜勒·拉赫曼(原教旨主义领导人,因指挥了 世界贸易中心的爆炸,企图暗杀穆巴拉克总统而被判有罪)到它们位于联合国总部 的房间发表演讲,会出现什么情况?”埃拉拉比跳起来,“这决不可能!”他大声 说。“那么,”我说,“对中国来说,其情形就像邀请阿卜杜勒·拉赫曼,但那是 从政治角度来看。”然而,联合国记者团始终对此耿耿于怀,一再对我表示不满。 1993年6月10日,我到达维也纳出席人权大会。我在一个有游泳池的饭店里预订 了专门房间,但只游了一次,就再没有时间去了。当时发生了一个大问题。奥地利 人没有通知联合国,便邀请了达赖喇嘛参加这次大会。达赖喇嘛不仅是个宗教人士, 也被许多人权活动分子看作维护西藏权利,反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治努力的象征, 而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中国宣布,如果允许达赖喇嘛参加维也纳人权大会,它就 退出。这意味着,在这次大会上,将缺少人类四分之一的代表。 我在维也纳所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发表布鲁诺·克列斯基演讲,因为我曾接 受邀请,向与我有长期友好关系的已故克列斯基总理表达敬意。我告诉听众,几年 前,当促使以色列撤出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区的谈判进展不顺利的时候,克列斯基 看见我问闷闷不乐,就问我:“你就这个问题已经工作了多长时间?”“已经三年 了。”我回答。“才三年!”克列斯基大声说,“仅仅为了说服苏联人和美国人撤 出奥地利,我们就花了三倍于你的时间!”这样,布鲁诺·克列斯基就使我记住, 外交活动需要耐心和坚持。而问题在于,为了解决目前的达赖喇嘛问题,我不可能 再用几年,而最多只有几天时间。 奥地利的犹太富豪卡尔·卡亨在家里宴请我,他是布鲁诺·克列斯基的朋友, 并对缓和埃及与以色列之间的关系做了有益的工作。他想帮助我解决达赖喇嘛问题, 所以他也邀请了奥地利总理弗朗茨·弗拉尼茨基和奥地利外交部长阿洛伊斯·莫克 出席作陪。但尽管我尽了力,却仍然未能了解到,究竟是奥地利的什么人,以什么 条件邀请了达赖喇嘛。 正如所发生的情况那样,问题轻易地解决了。达赖喇嘛接受邀请,参加了在维 也纳举行的非政府会议。世界首脑会议由国家召集,并为国家利益服务。非政府组 织受到了世界首脑会议的热情欢迎,但与会者只能以观察员身份参加会议,并只能 在他们自己的会场活动。达赖喇嘛理解这一点,并做出了相应的安排。以不同的政 治议程威胁维也纳大会和人权事业的并不是达赖喇嘛,而是其他人,他们企图制造 对抗,但没有取得成功。1993年6月14日,当我宣布维也纳世界首脑会议开幕时,达 赖喇嘛不在场,而中国代表团的全体成员都出席了会议。 维也纳大会以后四个月,设立了人权问题高级专员一职,我提请联合国大会批 准厄瓜多尔外交部长何塞·阿亚拉·拉索担任这一职务。为使联合国大会通过设立 这项职务的决议,他私下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游说,他的提名是由美国代表团做出的。 他没有任何人权活动背景,但他来自第三世界,政治手腕高超。然而,我仍然坚信, 除了导致更严重的官僚主义之外,这个职务决不会起到任何实际作用。 显而易见,人权文化不会被所有民族以同样方式分享。关键在于如何应用它。 原则是普遍的,但贯彻原则的方式又必然极为灵活。只要第三世界仍然把人权看作 发达国家为了达到其政治目的进行干涉的手段,只要那些富国仍然认为它们把人权 强加于人的方式是惟一正确的,人权就将继续成为一个重要问题。 哥本哈根与社会发展 1995年3月,在哥本哈根召开了社会发展问题世界首脑会议,它强调作为统一整 体的各次会议的连续性和相互联系。显然,经济问题会导致严重的社会后果,社会 状况恶化也会破坏经济发展。各个不同社会所患的最严重的病症,都有其社会根源, 都会导致严重的社会后果,哥本哈根首脑会议主要讨论了紧迫而需要加以解决的普 遍问题:消除贫穷,增加生产性就业,减少失业,增强社会整合性。 哥本哈根会议把关注全球社会中最贫穷者的问题作为世界首脑会议的主题,这 是一个非凡的决定。187个国家的代表出席了哥本哈根会议,其中至少有* 个国家 的代表是国家或政府首脑。这次首脑会议所产生的最富创新精神的思想,是通过了 一个原贝,决定把海外发展援助的20%用于基础性社会福利事业,作为回报,穷国 将同意把预算的20%用于这些项目。 在哥本哈根大会中心供我使用的舒适办公室里,我与希拉里·罗德姆·克林顿 进行了亲切的会晤,相互交换了意见。她谈到,要想使新闻媒介对中期问题一直感 兴趣都很困难,更不用说哥本哈根首脑会议所阐述的长期问题。我向她解释了我的 观点,我说,这一轮首脑会议,是终止北方与南方之间经济和社会冷战的一种途径, 正像终止东方与西方之间的政治和战略冷战那样。这些会议有助于我们超越老的对 抗方式。克林顿夫人说,为了获得更多的支持,必须着重阐述联合国的多边观点, “反复”宣传联合国的成功事例。“这将有助于你处理其他问题,”她说,例如波 斯尼亚问题。“在美国国会等地方,似乎只讨论反面意见。”她建议大力开展公关 活动,以使人们注意到联合国的成功事例。我给她看了有关我所开展的联合国活动 的“蓝皮书”系列。她说,她将亲自分发这些书,并把它们放在公共场所,例如国 际机场,以便人们能够看到。克林顿夫人称赞世界首脑会议的整个系列,认为它们 “是多边外交的真正目的”。 会晤结束后,我陪着她从我的联合国办公室前往她的办公室,它位于哥本哈根 会议中心美国代表团驻地。在即将进人美国人的驻地时,我停住脚步说:“我的领 海到此为止。”然后在她大笑时与她吻别。第二天,在她演讲后,我再次陪同她回 她的办公室。当我们接近美国人的驻地时,她身体倾向我,微笑着说:“注意,你 正在进入我的领海!” 外交礼仪的危险性 在哥本哈根首脑会议期间,我参加了一次有生以来最丰盛的晚宴。外交礼仪活 动的危险性很大。在平民主义时代,这样做愚蠢、过时,而且不民主。但是,要想 使国际关系平稳发展,这样做又是不可缺少的。遵循一套无可争议的等级秩序标准, 可以避免无谓的,有时是危险的斗争,避免以其他手段争夺上席。当某位大使在下 席就座时,他会感到心安理得,因为他知道,那些席位靠前的人,仅仅是因为他们 担任这个职位的时间比他早。然而,外交礼仪的顺序随时发生着变化,给礼仪官员 带来无尽的烦恼。他们一直在争论,究竟应该先上咖啡,还是应该先上茶。有时, 正确的先后次序似乎与直觉相反。例如,我听说,美国外交官就一再发现,根据适 当的礼仪要求,把州长安排在美国参议员前面,就“不符合人们的直觉”。 在丹麦女王玛格丽特二世将要举办的晚宴上,拟订就餐座次表的官员无疑认为, 他们所依据的是可靠的外交礼仪准则:那些在餐桌前就座的人,是参加发展问题世 界首脑会议的所有国家和政府首脑中一一根据他们任职的年限--资格最老的。赖 姬和我也出席晚宴,联合国与丹麦共同主办了这次首脑会议。 在女王右手贵宾席就座的是古巴最高领导人菲德尔·卡斯特罗。沿着边时针方 向,在卡斯特罗右边依次就座的,有吉布提总统哈桑·古莱德·阿普蒂敦,自从19 77年从法国手中获得独立以来,他一直是该国的领导人;印度尼西亚总统的妻子苏 哈托夫人;苏哈托将军,他第一次当选总统是在1968年;德国总理赫尔穆特·科尔, 他执政已经13年了,当时还担任欧洲联盟主席;接着是赖姬;她的右边是蒙博托· 塞塞·塞科,从1965年以来,他一直担任扎伊尔国家元首;然后是蒙博托夫人和我。 除了古莱德总统,每个国家元首后面都站着一个翻译。 每当举行国际聚会,卡斯特罗只要公开露面,总是最受欢迎的人。在里约热内 卢,情况就是这样,在那里,令人震惊的民众,主要是年轻姑娘,欢呼雀跃:“我 们爱你,菲德尔!”即使当卡斯特罗在南非总统纳尔逊·曼德拉的就职仪式上-- 这是喜欢抢镜头的曼德拉最荣耀的时刻--出现的时候,情况仍然如此。多年来, 卡斯特罗已经成为反对美国强权的普遍象征。无论他走到哪里,赞美总是围绕着他, 使他显得高人一等。 当我们就座后,卡斯特罗显然因为科尔在场而感到很恼怒。“你凭什么坐在这 张桌子?”他质问德国总理。“只有那些资格最老的国家或政府首脑才能在这张餐 桌就座。”卡斯特罗继续说,好像没人知道这一点。科尔脸红了。“我是个老政治 家。”他谦卑地回答,试图以此转移卡斯特罗的攻击。“你担任总理没有几年!” 卡斯特罗宣称。我侧身对玛格丽特女王低声说:“音乐,陛下。”意思是“音乐使 人举止高雅,心平气和”。巧的是,正在此刻,乐队的声音变得越来越响,压过了 所有谈话。 一俟音乐中止,卡斯特罗又开始了。“你吃得太多,”他对科尔说。“你应该 注意饮食。”科尔对此有所准备:“我明白了,卡斯特罗先生,您已经变得太美国 化了,以致于对体重这样的事情过分焦虑。”所有这些对话都是从西班牙语译成德 语,再从德语译成西班牙语,它们只能使气氛更紧张,时间拖得更长。 “你能否给我解释一下所谓的德国奇迹?”卡斯特罗问科尔,脸上带着假笑。 科尔迅速予以回击:“工作,卡斯特罗先生,工作--而不是说空话。”“赶快演 奏音乐,陛下,”我说,“请演奏更多的音乐。”女王这次已经准备好了,音乐再 次回荡在餐桌上。科尔转过头来对赖娘说,“这张餐桌的安排简直令人难以置信!” 科尔后来告诉我,那天晚上,当他回到自己的房间后,画下了餐桌的座次草图,以 便能够记住这件事情。“我也是这样做的。”我回答。 第二天,艾尔·戈尔副总统抵达哥本哈根并来看我,随行的有马德琳·奥尔布 赖特和负责外交事务的助理国务卿理查德·霍尔布鲁克。戈尔就哥本哈根首脑会议 的成功向我表示祝贺,他对如此众多世界领导人出席会议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说, 克林顿总统驳回了国会对联合国的攻击,并使美国舆论转向更加理解和支持联合国。 我把那天早些时候我同印度总理纳拉辛汉·拉奥的谈话告诉戈尔。在谈到美国政府 和美国国会时,我曾问拉奥:“印度人不是有个谚语,‘大象战斗时,草地就会遭 到蹂躏?’”拉奥愤怒地回答,“联合国不是草地;它是全世界的议会!” 叨年代,联合国主办的世界首脑会议作为全新的变革因素,出现在世界舞台上。 有位严厉的批评家对这些会议作了准确的描述:“联合国会议不仅是马拉松式的冗 长演讲。它们也是播种的良机,播种具有新形式和新权利的国际法,其中许多新东 西都隐藏在表面上平淡无奇的日常语言的后面。尽管它们对任何国家都不是立即具 有约束力,但经过一段时间后,它们或许会作为国际法的‘习惯性’解释而被引用, 获得某种合法效力……现在,联合国会议已明确用于国际政治实践中。”尽管有些 人批评这些会议是绕过各国议会或议会政治的手段,但从义上说,它们实际上是 民主的,它们开创了一个由各国人民在有关问题上控制自己命运的新形式,而这些 问题,由于涉及范围太大,过于受到特殊利益的牵制,难以由各国内部政治所掌握。 我刚从哥本哈根回来,马德琳·奥尔布赖特就来见我,就下一次联合国世界首 脑会议向我抱怨,它将在中国举行,主要讨论妇女问题。“你就北京会议的准备工 作做得太仓促了,”奥尔布赖特声称。她认为,联合国北京首脑会议的负责人,来 自坦桑尼亚的格特鲁德·蒙盖拉,显然“不知道怎样组织一次会议。她是个主要问 题”。我试图使奥尔布赖特相信,我们按照预定计划,有效地解决了所出现的一切 问题。我设立了一个特别专家小组,来处理所有困难的会议问题。“但他们没有处 理那些问题。”奥尔布赖特坚持。“他们将会处理那些问题,我向你保证。”我回 答。“一切最终都会得到圆满解决。”到目前为止,联合国在处理大型会议时,都 做得近乎完美无缺。我们知道自己正在干什么。但是奥尔布赖特并不那样认为。她 警告我:“美国将会记住这次谈话。”当北京会议失败时,她说,她将会找我算账。 无论如何,北京世界妇女大会,第一次在北京举办的全球首脑会议,取得了成功, 这一事实,看来决不会使奥尔布赖特感到满意。 希望的奴隶 在卢旺达种族大屠杀一年后,我再次访问了非洲。此时,波斯尼亚的冲突愈演 愈烈;斯雷本尼卡和泽帕已经陷落,塞尔维亚人在前南斯拉夫即将挫败国际社会的 努力。在这个危急时刻,我既不在波斯尼亚,也不在纽约联合国总部,我该怎样证 明自己这样做是合理的呢?新闻记者一再敦促我做出回答。“因为,”我说,“如 果我取消了这次早已计划的旅行,非洲人会说,当非洲发生种族大屠杀时--在卢 旺达死了100万人--联合国秘书长只关心欧洲的一个村庄斯雷本尼卡。” 《纽约人》杂志的作者迈克尔·伊格纳蒂夫随我一起旅行,并描述了那里的情 况。几年后,伊格纳蒂夫仍因以赞美口吻报道我的活动,而受到记者同僚们的谴责 (参见戴维·里夫:《新共和国》一书,1998年4月27日出版)。无论如何,他对我 非洲之行的描述,符合我当时的情绪,把握了当时的危机性质: 1995年7月13日,星期四:布特罗斯·布特罗斯一加利 的飞机从开罗飞往非洲南部,这是一架狭窄的小型公务座 机,挤满了行李和人--7名随从人员和3名新闻记者。我 被叫来作简要报道。加利是个热情、认真、削瘦、结实、有 着土黄色皮肤的70多岁的男人,独自坐在靠窗户的座位上, 看着外面苏丹的沙漠。他想谈论非洲。而我想谈论波斯尼亚。 在这次旅行中,波斯尼亚问题似乎总是索绕在记者们心中,片刻不能丢开。但 是,非洲的现实和重要性也开始逐渐感染他伊格纳蒂夫写道: 7月17日,星期一:布隆迪的布琼布拉。今天是这次旅行的第5天,只有一个人 看上去尚未精疲力竭,他就是处于中心位置的那个生气勃勃、精力充沛的72岁男人。 我从来没有见过他松懈拖沓,我从来没有见过他的领带系得松松垮垮,而今天早晨, 当他突然从电梯口出现时,却弯着腰,走路时略微驼着背,领带皱皱巴巴。跟在他 后面的随行人员也显得疲惫不堪:半夜后很久,人们仍能在索思杜尼尔饭店的走廊 里看见他们,他们穿着浴衣,拿着电报进入他的房间,接收来自纽约的电话,他们 的床上堆着文件。他鞭策着他们。他的美国保安以前是康涅狄格州达连的警察,这 个保安回忆起跟随佩雷斯·德奎利亚尔或瓦尔德海姆在一起的日子,那时旅途中总 有时间现光。“不像跟随这一位。”他叹口气……最后,该作者触及问题的核心: 我应邀列席当前的预防外交过程。在布特罗斯一加利所住饭店的一个房间里, 摆着一张铺了台面呢的桌子,胡图族和图西族领导人在桌子两边相对而坐,加利主 持会议,倾听双方的汇报。胡图族的人坚持,图西族控制的军队正在发动一场种族 灭绝战争;而图西族的人说,胡图族的人所进行的夜间攻击,使一切符合宪法的对 话希望破灭。由于相互指责、瞪眼、轻蔑和羞辱,房间里的气氛更加恶化。 布特罗斯一加利在其他人说话时一言未发。其他人说完后,他告诉他们,他们 使他耻于说自己是非洲人。你们似乎以为,他说,这样双方怒目而视,就会得到国 际社会的拯救。你们想错了。想想贝鲁特的情况吧。我的许多好朋友都因为同样的 想法而死在那里。国际社会更愿意让你们互相屠杀,直到最后一个人。提供援助者 已经疲劳不堪。它对拯救那些不能自助的社会感到厌倦。他把手掌从台面呢桌子上 拿下来。“你们是成年人,”他说,“自助者天助。你们的敌人不是对方,而是恐 惧和怯懦。你们必须有勇气接受妥协。那是明智政治家的选择。你们必须承担自己 的责任。否则没有人能够拯救你们。”然后他收拾起文件,大步走了出去。 那天晚上晚些时候,在索思杜尼尔饭店,我问他,是否他在私下里也总是这样 语言尖刻。 “是的,如果必要的话。”其中没有任何个人因素。我的愤怒是特意做出来的, 以便使那些怯懦的当地精英觉悟。 这是否能够起作用? 我们只是医生,他说。如果病人不吃药,我们又能怎么办? 这个比喻并不是很确切。那些病人没有拒绝吃药。他们正在放火烧诊所。是否 有个地方容忍他们这样为所欲为,甚至联合国秘书长在那里也屈服于诱惑,仅仅表 现出道义上的厌恶? 无论他走到哪里,仿佛都肩负着赤贫地方的人们对联合国和所谓高尚的国际社 会的沉重希望。这些希望赋予他的组织以合法性:它们是联合国须遵循的真正指令, 是其外交和政治活动的依据。然而,他又千方百计,有意要使人们减少这种期望, 接受不可避免的失望,促使人们重新发现自己的能力。 我问他是否感到很累。 “一点也不。你了解我的情况。” 他是否准备再次竞选? “我有15个月的时间来做决定。” 他最近说,联合国50年来所取得的成就将建立一个行之有效的国际体系。我告 诉他,根据我五天来在旅途中的现察,我并没有看到一个行之有效的国际体系;而 只看到一片丛林,各种险恶的突发事件错综复杂,相互牵制。 他摇摇头。事情并没有那么糟糕。应该更乐观些。他没有气馁。“我们寄希望 于国际社会。”接着,他离开房间,上楼去会晤另一位手上沾着鲜血的民兵组织领 导人,去接明石康从萨格勒布打来的另一个电话,或者纽约联合国秘书处打来的电 话。 夜幕降临索思杜尼尔饭店。游泳池平静下来。他的随行人员一直往来穿梭的走 廊也变得寂静无声,但不久,枪炮声和震耳欲聋的手榴弹爆炸声就划破了宁静的夜 空。种族清洗正在距联合国秘书长就寝之处半英里的地方进行。 1996年4月17日,在七国首脑会议前,我发出了致这些国家领导人的最后一批信 件,那一年的七国首脑会议是在法国的里昂举行。我提到了自己以前的信,写道: “非洲所面临的经济。社会和环境问题挑战空前严峻。与此同时,从许多方面来看, 非洲的发展前景目前十分乐观,超过了人们多年来的预期。要想实现这种前景,既 需要非洲内部重新树立决心,也需要国际社会重新提供承诺。” 在这一年春天,我敦促七国领导人强有力地支持联合国非洲问题特别行动,这 是我在几个星期前开始进行的。这一行动“致力于加强联合国、世界银行、国际货 币基金组织、世界贸易组织和其他机构援助非洲行动的集体影响”,我说,“其结 果,将会出现一个更自由、更和平、更繁荣的非洲,进而出现一个更自由。更和平、 更繁荣的世界。” 在里昂,七国首脑会议正式通过了非洲问题决议,不久,我收到了七国首脑会 议主席雅克·希拉克的来信,问我联合国就他们的决议已经采取了哪些行动。在与 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领导人共同签署的信中,我把有关情 况向雅克·希拉克主席做了通报,详细叙述了联合国与布雷顿森林货币金融会议迄 今为非洲所做的事情。那些最富有国家的领导人再次设法回避了这个问题。在经过 几年的努力后,我终于使他们开始关注非洲的悲惨处境,但仅仅是使他们要求了解 我对贯彻他们的声明所采取的行动。过了一年,在我离开联合国后,在美国科罗拉 多州丹佛七国首脑会议召开前,克林顿总统介绍了他所谓的“非洲行动”。又过了 一年,在1998年,克林顿总统前往非洲进行了广泛的旅行。在那里,他受到了热烈 的欢迎,但不言而喻,他仅仅传递了一个信息,要想满足安全与发展需求,必须通 过本地努力和民间途径,在全球化市场经济条件下,世界各国政府的作用极其有限。 我幼年在埃及时,对尼罗河十分敬畏,就像世世代代居住在尼罗河边的孩子们 一样。成年后,我多次到非洲南部旅行,并深人到非洲大陆中心的尼罗河源头。我 了解到,非洲内陆不仅是尼罗河的源头,而且是人类自身的源头。我们都“来自非 洲”。非洲是我们所有人的母亲,而埃及则是非洲最古老的女儿。我之所以热爱非 洲,毕生致力于帮助非洲,原因就在这里。非洲各地所发生的恐怖活动之所以引起 深重的痛苦,原因就在这里。但是,任何了解非洲的人都知道,非洲人民将坚持下 去,最终他们将会取得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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