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不言败——加利回忆录 布特罗斯·加利 著 张敏谦、钟天祥 等译 第七章 没有结局的结果(1994-1996) 在外交中没有什么事情是顺利地被解决的。任何人指望通过外交解决问题、取 得进展,最后都会遭受挫折。问题的规模。形式和紧迫性可能会有所改变,但通常 总是存在,需要不断加以努力。1994年秋天,在柬埔寨、波斯尼亚、海地和伊拉克 发生的迥然各异的事件可为上述观点提供证据。 柬埔寨:沮丧的西哈努克 1994年9月我在北京,请求西哈努克在他的住所会见我。国王却来到我下榻的钓 鱼台国宾馆。他一如既往地活力四射、机智聪颖,似乎丝毫没有受到疾病的影响。 “这是我得病后第一次出门。”他笑容灿烂。他批评洪森政府限制新闻自由,抨击 军队拒绝根除腐败。他还抱怨柬埔寨国内形势恶化,问道:“你的钱是不是都白花 了?” “联合国所起的作用就好比是一名医生,”我说,“我们将柬埔寨恢复到了基 本的健康状态,而病人要为他自己的长期健康负责。医生不能强迫病人过健康的生 活或是吞下难吃的药。” 西哈努克目不转睛地凝视着屋外的湖面。“钓鱼台”在汉语里的意思是“用以 垂钓的亭子”,我们周围的风景就像一幅中国画。“联合国当初就不应该撤军。” 他说。 “也许是吧,”我说,“但是联合国缺钱,而且安理会希望联合国退出。” 我对西哈努克说,为遣返难民、监督停火、引导大选、制定宪法及着手重建国 家所进行的艰苦的外交努力和所花费的数以百万计的美元不但物有所值,而且对于 柬埔寨的未来不可或缺。联合国驻柬埔寨过渡时期权力机构允许人民自由地表达意 愿。一个尽管不够完美但合法的政府得以建立。柬埔寨这一古老的民族站了起来, 重新获得国际承认。如果未能实现这一切,联合国不可以,也不应该撒手。联合国 所取得的成就是根本,不但在于它的全面性,而且也体现在它的时间性。建设一个 新的柬埔寨,我告诉西哈努克,要靠柬埔寨人民自己,而且需要几十年的时间。可 能会多次遭受挫折,但是联合国的行动已经获得成功。 联合国所犯下的最严重的错误可能是在lop年,我们极力主张大选所产生的政府 由主要的三方共同参加,导致后来第二和第三方在1998年的选举中更加不情愿接受 投票结果。想要在柬埔寨建立健康的民主制度,就必须有一个真正的“反对党”, 承认选举的合法性,制衡获胜党,并努力在未来的大选中赢得更多的选票。 在许多出版物中(1998年8月的《纽约时报》、《纽约人》、《纽约书评》、 《经济家》等),柬埔寨目前的形势被描述成一场事实上的灾难,政府被谴责为暴 虐的独裁统治。 但是有些基本事实是明确的。1998年的全国大选是在几十名国际观察员的观察 下进行的,有几次投票期间,柬埔寨国内驻扎的观察员超过上千人。他们证实大选 的结果是自由公正的。这次选举的结果同1993年在联合国指导下进行的选举结果大 致相同,进一步表明了其合法性。1998年大选投票率很高,没有一个党获多数票, 得票最高的三个党票数的比例同1993年差不多。洪森的党居首位,但是得票率仅为 41%。根据选举法要求,他必须同他的对手们组成联合政府,这一结果很难令人联 想到独裁统治。令人啼笑皆非的是,一位名叫亨利·卡姆的记者在1998年8月13日的 《纽约书评》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柬埔寨的灾难”的文章,结论中说道解决柬埔寨 问题“惟一的方法只能是将一代柬埔寨人民交到公正无私且对他们爱护备至的人手 中,由他们来管理,再逐渐交还给新一代的柬埔寨人,这一代人是成熟的一代,懂 得尊重自己的人民,愿意为他们承担责任”。这正是联合国在柬埔寨所做的事情, 但是它没用一代人就完成了这一工作,而是在不到两年后,就很快地撤出了这个国 家。 波斯尼亚:纠纷迭起 1994年的秋天我在北京同西哈努克会谈的时候,波斯尼亚的形势在持续恶化着。 几周后,我收到北约代理秘书长萨尔吉奥·巴拉齐诺的一封信,信中说:“本着您 在2月6日和4月18日要求沃纳秘书长加强保护安全区的精神,北大西洋理事会同意在 北约空袭行动中应采用下列标准。”信中重申了双钥匙法:一旦两把钥匙同时转动, 将在“不对过错方提出战争警告的情况下”进行空袭,并且所有的空袭都将是大规 模的行动:“每次使用空中力量时,北约南方司令部总司令和联保部队将批准对至 少四个目标进行轰炸。”但实际将袭击哪些目标要由北约根据战略考虑做出决定。 新标准是根据安理会现有决议制定的,请求我的首肯。 我回信说我不同意。如果不同联合国部队就侵犯与所提议的空袭目标的关系进 行磋商,就会导致报复性行为,像戈拉日代的情况。而如果联合国部队对目标数量 没有发言权的话,比例的原则就会被抛弃。我举了一个例子。1993年9月塞族袭击了 一辆装甲运兵车,但未导致伤亡。当时提出了几个报复性的袭击目标。如果全部加 以打击的话,就违背了相称的原则。当时即使是对北约空中力量的有限利用就已经 导致塞族又一次关闭了萨拉热窝机场。 于是我又一次陷入了关于空袭的争论中。根本问题在于联保部队能否公正对待 冲突双方,拒绝使用武力完成安理会交予的任务,而这一问题仍未得以解决。我直 截了当地告诉北约秘书长:“我相信您也会同意,我们不应该固执地强迫自己去执 行一些应急计划,让联保部队在敌对的环境下撤军。您很清楚,要这么做,就要求 部署一大批作战部队去解救维和部队。” 1994年11月30日,形势进一步恶化,加上马德琳·奥尔布赖特的坚决主张(她 把电话打到了摩洛哥,我当时正在那里忙于解决西撒哈拉问题),我去了萨拉热窝。 我告诉冲突各方,只有在实现了全国范围的停火后,联合国部队才会撤军。在《纽 约时报》的报道中,我的警告“是实质上的最后通碟,是联合国在波斯尼亚挨过最 痛苦的一段时间后绝望的行动”。我请求在萨拉热窝机场会见卡拉季奇,他却坚持 让我到波斯尼亚塞族总部所在地帕莱去,在那里接见我。我谢绝了。因为如果那样 做,就等于暗示联合国承认了他的“塞尔维亚共和国”。我们没有见面。波黑共和 国是联合国的合法成员国,卡拉季奇建立“共和国”是为了寻求波斯尼亚的独立。 一片混乱的国会 美国国防部长佩里在华盛顿发表公开评论,建议波斯尼亚塞族人和塞尔维亚本 土人共同建立邦联国,政府设在前南斯拉夫首都贝尔格莱德。据媒体报道,佩里的 建议“使美政府陷于困境中”。从1994年12月4日的《纽约时报》中我了解到,美国 对政策作出了重大调整。报道中说,安东尼·莱克在他位于新英格兰州的农场里度 假期间,撰写了一份备忘录,断言,当北约国家的军队在地面上同联合国一道试图 保持人道主义使命的公正不偏时,强制性地使用北约空军对付波斯尼亚塞族本来就 是自相矛盾的做法。美国的行动要求正在伤害着北约联盟,同时又不能带来实质性 的好处,更别提也在伤害着联合国了。故此,莱克建议美国停止推动空袭,争取停 火,并寻求外交解决。 1994年12月8日,美国驻联合国代表团正式向我转达了“由克林顿总统做出的如 下决定”。克林顿决定“美国将同地面部队一道参加由北约领导的盟军从波斯尼亚 的撤军”。但是“美国不赞同联保部队在这一时刻撤军,因为仍需要它发挥重要的 人道主义作用。波斯尼亚的冬季即将到来,撤军将会导致灾难性的人道主义后果”。 可是,新方针接着又说:“鉴于波斯尼亚形势可能恶化,北约和联保部队的撤军行 动应急计划应尽快完成……此外,美国只准备在讨论国际社会随后应该采取哪些步 骤时同意联保部队的撤军。” 这条语无伦次的口信到底是什么意思?美国是否是说它打算协助联保部队中的 英法分队撤离,而对联保部队中北约以外国家的分队不管不顾?我请我的联合国的 同事们努力同华盛顿方面澄清它的意图。我想知道的是,美国是否想要联合国撤离 波斯尼亚;如果是,美国究竟准备如何对付它。几小时后,答案来了,显然是国务 卿克里斯托夫的回答:“在目前情况下,美国想要联保部队保持原状。”美国给联 合国的口信是:“继续你们目前正在做的事情。”我们被告知,一旦外交斡旋失败, 联合国就应该撤军。但是如果不取消对波斯尼亚的武器禁运,美国是不会同意联合 国撤军的,而且也不会协助联保部队中非北约国的人员撤离。 这是针对突发性灾难的一个诀窍。美国宁愿派兵取消自己对波斯尼亚的政策, 也不去帮助它取得成功。美国将撤走委派到联合国的北约部队,但拒绝帮助联合国 的其他人员。一位前国务院高级官员在《基督教科学箴言报》专栏版发表文章说: “当联合国最强大的成员国不能理解其干涉行动或不能支持其使命时,联合国的作 用就毋庸置疑地会遭受挫折和失败。”此时正值克林顿总统四年任期的一半,美国 的对外政策看起来十足地杂乱无章。说来也奇怪,就好像是对这种混乱征兆的反应, 我的工作人员在这段时间里几次接到外国使馆人员打来的电话。外交界已经在广泛 传言说马德琳·奥尔布赖特将取代克里斯托夫的国务卿职位。我们这些在联合国的 人有没有注意到马德琳是否正在打点行装? 在这样一片混乱的情况下,前总统吉米·卡特出现了。当记者们请我谈谈对卡 特决定前往波斯尼亚的看法时,我回忆起1978年戴维营谈判中他的巧妙高明,在他 的努力下,埃及和以色列签署了和平条约。“外交是一项多方面的艺术,”我对媒 体说,“而卡特总统了解它的各个方面,包括心理、历史、宗教。文化以及个人方 面。于是他在马里兰州的大山里取得了成功,最主要的原因是他给了对手们一种绝 对诚实正直和令人信服的感觉。” 一如既往地,当卡特插手挽救被搞得一团糟的美国对外政策时,马德琳·奥尔 布赖特又一次建议我努力说服卡特不要卷人。北朝鲜、海地和波斯尼亚的问题联合 国都深陷其中,因此我的意见可能会有一定影响。奥尔布赖特出人意外地对我公开 了克林顿政权对卡特干预的意见。她质问我:“难道你就不能制止他?”“我没有 办法”,我说道:“联合国在外交方面没有垄断权。”美国对这一点不习惯,我说, 但是联合国很习惯。我们从经验得知,每当人们期望联合国进行外交努力时,美国 和安理会的其他常任理事国在外交上也会很积极,但却不愿费心为它们通过安理会 要求联合国所做的事情以任何与之一致的方式进行协调、通报或行动。于是,我对 奥尔布赖特说:“吉米·卡特对待美国政府的方式,正是美国政府对待联合国的一 贯方式。”或许吉米·卡特能够帮助我们摆脱这种混乱局势。1994年12月16日,我 发给卡特一封5页长的信,向他介绍了谈判的情况并祝他一切顺利。 于是在1994年的最后几天里,应卡拉季奇的邀请,吉米·卡特多次穿梭于波斯 尼亚塞族和穆斯林领导人之间,最终完成了停火协议的签署--这正是克林顿政府 所希望的。有一些消极的情况:塞族仍将保留其当时控制下的刀%的国土,重新给 予卡拉季奇的“塞尔维亚共和国”以合法地位。我在1994年12月16日写给卡特的信 中向他通报了波斯尼亚政府的顾虑,它担心“如果对停火不加限制,就无法改变目 前对己方不利的军事现状”。而实际上,卡特干预后的结果正如此,可是波斯尼亚 总统阿利亚·伊泽特贝戈维奇却在协议上签了名。双方都同意立即停火。释放被关 押和被拘留者、由联保部队进行干预,并从1995年1月二日起停火4个月。美国宣称, 卡特所达成的谅解是一次历史性的机遇,联合国现在应该形成一个更为精确的实施 协议。持怀疑态度的人则说,卡拉季奇得以默许以武力占领波斯尼亚领土的70%, 并在冬季里得到几个月的喘息时间,为塞族的春季攻势做准备。 1995年3月31日,安理会对卡特谈判取得的停火表示欢迎,并通过三项决议,调 整联合国在前南斯拉夫的行动。新近独立的各共和国对于将由一支部队在它们所有 各国内行动日益不满,每个国家都希望有一支自身定制、独立冠名的联合国部队。 联保部队最初是去干预克罗地亚形势的,后来扩展到了波斯尼亚和马其顿。于是, 它被一分为三,分别称为波斯尼亚联保部队、联合国克罗地亚部队及联合国马其顿 部队,总司令及其下属和我的特别代表明石康一同居住在克罗地亚首都萨格勒布。 可是后来,克罗地亚终止了联合国的使命,不祥地预示着敌意的出现。 吉米·卡特斡旋达成的停火协定已经生效,冬季也已经到来,在1995年的头一 个季度里,联合国放松了在波斯尼亚的行动。美国和联合国之间的紧张局势也有所 缓和。于是,我又一次开始关注海地的形势。 海地的换防 根据决议,美国和多国部队将在1995年3月31日开始换防。尽管--或许应该说 是由于--我们感到担忧,联合国对美国和多国部队的援救行动未费吹灰之力。我 的特别代表拉赫达尔·卜拉欣米为移交工作作了细致周到的准备。他先是在纽约, 随后又在太子港进行准备工作。1995年2月,卜拉欣米在太子港设立了办事处。移交 工作进行得十分顺利,就连海地的公众都几乎没有觉察出联合国和美国所进行的不 同阶段的行动有何区别。实际上,约2/3的军事力量及约l/3的警察力量由多国部 队组成,其中最大的一支小分队的装备是由美国提供的。军事力量的指挥官为美国 人,警察部队由一位加拿大人担任,对他们实行监督的是一名阿尔及利亚人。由于 联合国军事力量是由来自二十一个国家的部队组成,它的国际性受到了普遍尊重。 换防仪式定于3月31日举行,克林顿总统将出席。我在联合国的同事请我先一天 到达,以显示联合国的存在。“仪式上有克林顿总统出席,媒体连看都不会看你一 眼。”一位年轻同事这样说道。 总理斯马克·米歇尔和外长克劳德特·韦尔利在太子港机场迎接我。他们想和 我谈谈选举的事情。他们需要办公室用于设立投票站。“你们借不到房子吗?”我 问道。总理向我解释了借不到房子的原因。经过多年的恐吓,已经没有多少人愿意 将自己的房子同选举明显地联系在一起。“那就把投票站设在学校里。”我说: “不必关闭整座学校,只用一两间屋子就行。”总理再次否定了我的提议:“1987 年选举期间,作父母的都不愿把孩子送到设立过投票站的学校里上学。” 讨论在我们到达宾馆的时候结束。这场讨论暴露出在海地实行民主所面临的难 以克服的态度上的障碍。我所下榻的这座宾馆十分迷人,可以俯瞰整座城市,视线 不受任何影响。我在浴室里发现了蚂蚁,感到很高兴。在埃及和其他第三世界国家 里,蚂蚁是日常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它们与我们分享食品。我喜欢注视着它们搬 运面包屑或小树棍儿。 拉赫达尔,卜拉欣米的敲门声打断了我的幻想。我该去见总理了。负责我保安 工作的美国分队的武装车辆在前头带路,我来到了总理官眯,却得知他正在办公室 里等我。而我们终于会面时,谈话却很简短,毫无成果,还有些紧张。随后我又被 带去见阿里斯蒂德总统,我们的会谈又一次围绕如何找地方设投票站进行。那天晚 上,阿里斯蒂德为我举行了盛大的晚宴。宴会在冗长的法语演讲中结束。我的讲话 是由一名缺乏激情的官僚撰写的,行文规范,但乏味可陈;而他作的是即席讲话, 才华横溢,活力四射。 宴会结束后,我回到宾馆里。海地的夜晚又问又热。我又一次在浴室里找蚂蚁, 但是它们都已经不见了,于是我只好一个人呆着,忍受着在总统宴会上吃得过多的 食物,为海地所面临的问题而担忧。 第二天,我们聚集在总统府的舞厅里,又开始听取演讲。在预先同阿里斯蒂德 的私下会谈中,我发现他情绪低落,甚至还比不上一年前我们在纽约单独会见的时 候。没过多长时间,阿里斯蒂德、克林顿和我就被领到了总统府前面新建的一个讲 台边。摄影和摄像师们站在看台的左边,那里是拍摄的最佳位置。可是由于礼宾的 原因,美国总统的位置只能在右边。对这一拍照顺序我本来未加注意,后来得知美 国人为了避免出现这一情形进行过狂乱却徒劳的努力。白宫想要将今天的仪式变成 美国式的胜利庆典,而我的随行人员则想以联合国为特色。当然是美国人获胜了。 即便如此,还是有人在无意中听到马德琳·奥尔布赖特抱怨说台上“联合国的人” 太多。我愿意作高姿态的外交官,不出席这一仪式,把风光的位子留给那些需要它 的政客们。 在克林顿总统致辞后,我用法语发言,最后几句话使用克里奥尔语讲的,赢得 疯狂的掌声。接着,阿里斯蒂德开始用法语作即席发言,中间夹杂着克里奥尔语。 他真是一位无以伦比的演说家,他的讲话带有强烈的冲击力,使几千名海地人受到 激励,产生共鸣。我几次耳闻目睹阿里斯蒂德的演讲,此刻更有兴趣去观察克林顿 总统,他似乎把这一场面当作了解阿里斯蒂德鼓动群众秘密的机会。仪式结束时, 我们相互表示祝贺,随后便离开了海地。对海地的形势,我们有着共识,那就是, 仍然需要很长的恢复期。 伊拉克:没完没了的循环 鉴于伊拉克人民日益恶化的食品和卫生条件,1995年4月,安理会准备执行第9 86号决议,允许伊拉克在六个月内出售价值20亿美元的石油,以换取13亿美元的食 品、药品和人道主义物资。其余的部分将用于补偿因伊拉克侵略行为所造成的受害 者,支付联合国观察和赔偿行动的开支。对第986号决议的表决推迟了24个小时,以 使我能够征得巴格达的同意。4月14日下午,我在萨顿的住所里会见了塔里克·阿齐 兹。我知道他是一位天主教徒,于是向他强调指出,定于复活节前的星期五及耶稣 受难日执行该决议是有其象征意义的,可是他对我的话却并不赞赏。他拒绝了决议, 理由是决议的重点在于伊拉克的北方省份,那里是库尔德地区;还有一个理由是, 决议要求大部分石油经由基尔库克管道出口到土耳其。我充满热情地为决议进行辩 护,强调说决议中提到了伊拉克的主权和领土完整。此外,决议还授权由联合国秘 书长而非安理会批准伊拉克的食品分配计划,在伊拉克满足条件的情况下,就可以 完全结束对它的禁运了,决议对此未构成任何障碍。我说:“这个决议能够重建伊 拉克和国际社会之间的信任。” “你看,”我对塔里克·阿齐兹说:“再过八个月,就是美国的选举年了。你 现在不接受决议,如果克林顿总统当选的话,我们就只能等到1996年底才能再来讨 论这个问题;而如果克林顿未能当选,就还要再多等一年。” 塔里克·阿齐兹边听我说,边吸着一支哈瓦那雪茄,脸上出现因紧张或疲劳而 导致的轻微抽搐。我知道决定要由萨达姆·侯赛因来作。我也知道伊拉克有着更大 的目标:阻止国际社会对伊石油生产进行任何监督,并且争取或迟或早结束禁运。 1995年4月14日,第986号决议获得一致通过。第二天,巴格达宣布拒绝接受。 “石油换食品”计划再次夭折。我的同事们都很肯定地说,我会因为偏向伊拉克而 受到指责,但我还是不顾他们的劝告,后来又在同一年里会见了萨达姆·侯赛因的 弟弟。他当时任伊拉克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我再次为第986号决议说话, “同意进行谈判的话,”我说,“不满意了,可以随时退出,而且可以随时停止生 产石油。钥匙掌握在你们的手里,为什么要拖延呢?美国选举年一旦开始,华盛顿 就不会想要通过签署这样一个协议来展示它在伊拉克问题上的灵活性了。”然而, 我的说服工作又一次毫无进展。 不加节制的联合国50周年庆典 联合国50周年的庆祝活动在1995年里持续了一年,始终笼罩在美国的阴云下。 美国在波斯尼亚滥用联合国的维和行动;在索马里,联合国则成了美国的替罪羊; 而在卢旺达,联合国的维和行动受到了美国的阻挠。还有更紧迫的问题,那就是联 合国的经费危机由于华盛顿拒付会费而进一步加剧了。 在其他国家看来,在后冷战时期里,联合国要适应新的责任,它在几乎不可能 的情况下,连续完成了自己的使命,取得了重大的成果。可是,美国却把联合国称 为效率低下却得意忘形的官僚机构,而且更为可笑的是,声称联合国威胁到了美国 的主权。 我曾经希望在1995年1月安排召开一次安理会首脑会议,以纪念3年前召开的历 史性的首届联合国峰会,在那次会议上呼吁制订了《和平议程》。鉴于阿根廷将于 1995年1月间担任安理会轮值主席国,我同卡洛斯·萨乌尔·梅内姆总统提起我的想 法,他非常赞成。但是安理会内部却出现反对意见。理由是,维和这个话题太容易 引起争论,不适合在这样一个由世界各大国都参加的重要论坛上讨论。于是,第二 届联合国峰会始终未能得以召开。而我则打算利用联合国50周年的机会,证明我为 联合国付出了真正的努力,并努力说服批评家们,让他们相信,联合国是一个必不 可少的机制,通过它能够实现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各国所追求的目标。 瓦尔德海姆博士的请求 1993年6月16日,我在奥地利议会作演说。有人告诉我,我是继40年前特吕格弗 ·利之后,首位受到邀请的联合国秘书长。我决定根据我在维也纳世界人权大会上 听到的一些观点谈谈人权问题。演讲的时候,我抬眼望向为前来参观人员设立的座 位席,当时它未向公众开放,只有一个人坐在那儿:库特·瓦尔德海姆。大约一年 后,我收到维也纳市市长赫尔穆特·齐尔克寄来的一封信,向我通报奥地利正在进 行的纪念联合国50周年活动的准备情况。他写道,1995年10月24日,“无疑还将是 所有曾经担任过历届联合国秘书长职位、而且尚健在的杰出人士的大聚会,我希望 我的请求不致太唐突,请您帮助瓦尔德海姆博士,使他能够到美国去参加庆典。我 对您的理解致以最真诚的感谢。” 1987年,美国司法部部长将库特·瓦尔德海姆的名字列入美移民归化局不受欢 迎的外国人“黑名单” 中,禁止他人境美国。根据美国法律,美国境不对任何被指 控为战争犯和勾结纳粹者开放。根据司法部长的观点,勾结纳粹者指的是在1933年 -1945年间纳粹时代里“命令、煽动、协助或以其他方式参与过出于种族、宗教、 民族出身或政见等原因对他人的迫害行为”的任何外国人。1986年3月,瓦尔德海姆 刚刚结束他作为联合国秘书长的第二个五年任期,正在竞选奥地利总统时,开始有 报道出现,说他在二次大战期间担任德军驻巴尔干军官时,曾参加过几次行动,这 些行动后来于1994年被称作“种族清洗”。 美国决定制裁瓦尔德海姆,这样的事情过去从未发生过。瓦尔德海姆是奥地利 国家元首,而奥地利是一个友好的中立国家,同华盛顿有着正式外交关系。可现在 友人请求我争取美国默许瓦尔德海姆前往纽约参加联合国庆典。 一方面,我怎么能够不邀请一位联合国的前秘书长呢?美国曾经两次投票支持 他当选秘书长,甚至还支持他竞选第三任,这是史无前例的事情,后来由于中国的 反对,瓦尔德海姆放弃了候选人资格。中国要求下一任秘书长来自发展中国家。瓦 尔德海姆未被证实犯有任何罪行,而且他还是一个民主国家自由选举产生的领导人。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所谓的《总部协议》,规定,美国有义务允许其他国家的代表 前来联合国,无论华盛顿对他们持何种政治或政策立场。如果美国坚持要为联合国 “守门”的话,联合国就无法运转了。 另一方面,我深深地意识到美国政府永远不会允许瓦尔德海姆进人美国了;或 者如果允许,那只会是在有证据的情况下逮捕他。1988年,美国曾经禁止亚西尔· 阿拉法特前来联合国发言,理由是他因受指控参与恐怖活动而被列入黑名单。美国 对瓦尔德海姆事件当然也会如法炮制。我可以邀请他,对事件结果的或褒或贬尽可 以让美国去承担。但是这种争论对联合国不会有什么好处,美国与联合国的关系会 更加紧张,也会再次为美国提供机会表明,他有能力在适当的时候,在政治上主宰 联合国。 偏偏就在这个时候,美国司法部(据我所知,它对瓦尔德海姆想出席联合国50 周年庆典的事情毫不知情)公开了它的1987年度报告。当时的司法部长埃德温·米 斯三世正是根据这份报告,决定将瓦尔德海姆列人黑名单。报告中说,瓦尔德海姆 所率领的德军分队曾经杀害过1200名希腊籍犹太人。这些犹太人被赶到一艘大船上, 然后船被凿沉在地中海里。媒体上的一篇分析文章说:“该报告将瓦尔德海姆描述 成一名阴险狡猾、道德沦丧的官员,处心积虑地把无辜的受害者当作祭品摆在自己 野心的祭坛上。” 我咨询了联合国法律顾问,得知“瓦尔德海姆先生的案子可以被看作是法律问 题,但实质上是一个政治问题,处理方式应该是……与美国当局一同进行非正式调 查,这样我们能够根据他们的反应决定如何进展”。于是,我让总务长给齐尔克市 长以泛泛的措辞回封信,不作承诺。1994年4月7日,让·克洛德·艾梅就此事回了 一封信,信中没有提到瓦尔德海姆的名字,只是说:“您的意见已悉,在确定安排 时会加以考虑。”我认为当时不需要直接谈到这一问题,最好先放一放,看看会有 什么进展。我让助手将这件事情通知国务院,以免日后会有人感到惊奇。我没有要 求华盛顿表明立场或提出建议,但是国务院却回话说,如果我在处理这个问题时, 不使美政府陷于困难或尴尬境地,它将不胜感激。 奥地利外长阿洛伊斯·莫克就瓦尔德海姆的问题同我进行过数次讨论,随后向 我递交了一份拒绝接受对瓦尔德海姆的“新诽谤”的备忘录。莫克还私下里对我说, 邀请瓦尔德海姆,他不会去的;不是他决定不去,就是美国禁止他去,我们建议采 取这一折衷方案。我同工作人员谈起此事,他们中有些人在瓦尔德海姆任秘书长期 间曾同他合作过。“我们了解他,”他们说,“如果你邀请,他就会来,到时候尴 尬的就会是你了。”我再次决定先放一放再说。 纽约的秋天到来了,第四十九届联大即将召开。我收到瓦尔德海姆寄来的一封 很不寻常的信,首先是外观上不同凡响,所用信纸华贵坚挺,比普通信纸长1/3。 瓦尔德海姆的签名也较平常大。这样一封信教我感觉自己是在中世纪时收到了教皇 诏书。 “我本来一直不愿为我在二战期间发生的一些个人事情打扰您。遗憾的是,19 87年4月,美国司法部有(信中原话)将我的名字列人所谓的黑名单,禁止我入境美 国。七年(!)之后,也就是不久前,司法部长在华盛顿公开了我的档案。可是在 此之前,在没有任何新材料、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证明我有罪的情况下,出现了短暂 的新一轮媒体战。”瓦尔德海姆说,奥地利驻华盛顿使馆已正式驳回了对他的指控, 并要求美国“重新审查该案”。瓦尔德海姆还说,英国的两项调查已得出结论,针 对他的指控和断言是没有根据的。 “最近,有几家报纸提到我有可能出席明年联合国50周年庆典的问题,”瓦尔 德海姆写道,“当纽约市市长朱利亚尼被问及该事时,他的回答十分谨慎,将问题 推给了联合国。” “鉴于此,我认为对于您来说,重要的是了解我个人对该问题的解释,及奥地 利政府对我的档案进行整理之后所附的备忘录。无须言过去,几个大国两次选择我 担任联合国秘书长这一高职时,肯定已经仔细审查过我的政治和军事记录了。” 我再次咨询了联合国法律顾问,他怀疑瓦尔德海姆写这封信的意图在于让我努 力去寻求由胜任的权威人士对案件进行复审。法律事务副总干事汉斯·科雷尔又一 次为我查阅了美国所作的承诺,不阻碍联合国邀请的人员“前往或离开”位于纽约 的联合国总部,并迅速给予必要的签证。科雷尔还仔细查阅了《国家安全保留权益》, 该文件规定,美国保留“禁止对(其)安全有威胁的人人境”的权利。科雷尔说, 联合国从未接受或承认过这一保留。的确,联合国的立场是合法的,《总部协议》 规定受到联合国邀请的人入境不受限制。顾问再次劝告我说,该事件是“典型的政 治事件”,我应该“同美国一道非正式地处理它,根据对方的反应决定如何进展”。 有一部分工作人员极力主张我不作任何承诺,先等等看。而另一部分则强烈要 求采取行动,担心我拖得愈久,瓦尔德海姆的出席问题就愈发会成为纽约媒体的焦 点,会为联合国和我带来不必要的关注,会从政治上对我们造成有害影响。他们还 劝我说,对于我还有重要的一点,就是不要听从法律顾问的意见,同美国政府一道 处理并根据它的反应采取行动,我必须自己做出决定。 吉利安·索伦森是我委托的50周年庆典负责人,他感到焦虑不安:“当地团体 已经向我提出,如果他来的话,他们将举行大规模示威游行。瓦尔德海姆博士和他 过去的事情有可能成为媒体报道的对象,而具有历史意义的联合国纪念活动反而会 受到冷落。”问题不会就此结束,索伦森补充说:“它可能会陷我们于被动,引发 媒体大规模的负面报道。” 1994年11月,洛杉矾的西蒙威森塔尔中心力劝我不要邀请瓦尔德海姆。该中心 的马丁·海尔先生宣称,瓦尔德海姆的经历“使他永远蒙受耻辱,而且还影响了世 界上最为重要的人权组织行政长官办公室的声誉”。有些美国籍犹太人领袖私下里 向我暗示说,我对该问题的决定将会影响到我能否再次当选为秘书长。“谢谢,” 我回答说:“我会继续研究这个问题的。” 无论瓦尔德海姆在希特勒的德国军队里服役时的真实情况如何,无可辩驳的是, 他隐瞒了自己人生中的那段经历,而支持他两次当选秘书长的联合国成员国当时对 此毫不知情(除了这个或那个“大国”曾经如瓦尔德海姆提到的,“仔细审阅过” 他的档案,它们自己将它掩盖起来)。 我打电话给我的前任佩雷斯·德奎利亚尔,除我之外,他和瓦尔德海姆是仅有 的两位仍然健在的秘书长。“我需要你的帮助。”我对他说:“如果我邀请您出席 50周年庆典,而不邀请瓦尔德海姆的话,情况将会一团糟。而如果您同意的话,我 将宣布说,我不准备邀请任何一位前秘书长或联大前主席出席50周年庆典。” “你就想不到别的解决办法?”德奎利亚尔问我。“您能向我提供别的解决办 法吗?”我反问道。“不能。”他说,“所以我愿意帮助你。” 我打电话告诉库特·瓦尔德海姆,鉴于目前联合国经费危机,我没有正当理由 花钱邀请前秘书长或联大前主席出席50周年庆典,所以我将不邀请他们。瓦尔德海 姆立即给德奎利亚尔打电话,得到确认德奎利亚尔也不会受到邀请。1995年2月1日, 《纽约时报》报道了我的决定,称“这一行动避免了同华盛顿的对抗”。 没有人评论过我的决定,无论正面的还是负面的都没有。但是我立即就受到来 自仍健在的联大前主席们的压力。“为什么不邀请我们?”他们质问我。他们灰心 丧气,对我很不满。我听说联大准备通过决议,呼吁邀请前主席。根据联合国礼宾, 联大主席的级别高于秘书长。我再次解释说联合国负担不起这笔费用。“邀请他们, 告诉他们你无法负担他们的费用;这样只有一两个愿意自己支付机票的人会来。” “不,”我说,“我已经许下诺言,不邀请任何人。” 在同一年里,我去了联合国的另一个主要办公地点维也纳,同那里的工作人员 共同庆祝联合国50周年。库克·瓦尔德海姆邀请我去他的住所共进午餐,没有再提 到那件事。我们在午餐会上被拍了照并刊登在奥地利的报纸上,向公众表明,尽管 大多数来访的官员拒绝同瓦尔德海姆合影,但布特罗斯-加利是个例外。 几个月后,在1996年1月25日,我又一次收到瓦尔德海姆的来信。他寄来了一本 书中的一段节选。该书作者“曾经为以色列的特务组织摩萨德工作过”。书中宣称, 1987年,特务们曾经秘密潜入位于南公园大道的联合国档案楼,在瓦尔德海姆的档 案中放人了几份显示有罪的文件,“以备将来之用”,“发现”这些文件的人是当 时任以色列驻联合国大使的本杰明·内塔尼亚胡。该行动是为了对瓦尔德海姆进行 诽谤,因为他对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的所作所为持谴责态度。 我下令对联合国档案进行调查。1996年5月22日,我写信告诉瓦尔德海姆,在对 档案进行了仔细审查的基础上,“得出结论,书中所称联合国档案遭到篡改一事毫 无根据。”瓦尔德海姆的档案不是在联合国档案中被“发现”的。在瓦尔德海姆的 档案中,除了只有一张内容寥寥无几但信息明确的标准表格外,再无其他“文件”。 由于以上的事实,我注意到1996年6月24日《纽约时报》上刊登了一篇专栏文章, 作者名叫亚贝·罗森塔尔,是我的一位朋友,曾任《时代周刊》的执行编辑。我尤 其关注的是,美国刚刚公开宣布将行使否决权,阻止我连任联合国秘书长。 罗森塔尔的文章中写道:“美国在支持(瓦尔德海姆)任秘书长时,是否知道 他已被列入1948年在伦敦颁布的战争嫌疑犯名单呢?……如果它不知道,岂非怪哉? 因为是战争犯委员会中的一位美国代表投票将他列入名单中的。报告给了国务院…… 在他竞选秘书长的时候,国务院出版的传记中为什么忘记提到他的军队经历--正 如他自己忘记在自传中提及一样。瓦尔德海姆先生如何回报美国对他的一往情深呢? 美国两次成功地将他推上秘书长的席位。第三次的时候,美国也是极少数支持他的 国家之一,但是失败了。最终也没有人能说美国不忠心。” 我感到大惑不解。华盛顿为显示其政策,在1988年曾将亚西尔·阿拉法特赶出 联合国,这一举动似乎是欢迎对抗的。而如今在1995年,它却想要瓦尔德海姆的案 子静悄悄、不争不吵地得以解决。 寻找妇女 如果因为解决了瓦尔德海姆的问题,克林顿政府给予我任何称赞的话,我跟奥 尔布赖特之间的冲突很快就会升温,并超出以往我们之间的任何一次。我同美国政 府之间有多大分歧从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主任人选一事可见一斑。 1995年1月,儿基会备受欢迎、效率奇高的主任詹姆斯·P·格兰特的任期即将 结束,马德琳·奥尔布赖特向其他各国通报,克林顿希望该职位由威廉·福奇博士 继任,他是一位流行病学家,曾担任美国疾病控制中心主任及亚特兰大卡特中心副 主任。 奥尔布赖特通知我美国已选择了福奇博士的时候,我想起1994年5月,我在椭圆 形办公室会见克林顿总统时,他就曾坚决要求我任命福奇博士。于是,我把当时回 答克林顿总统的话对她又说了一遍:毋庸置疑,福奇博士非常杰出,但很遗憾我无 法遵命。正如我对克林顿总统说过,我决定并已公开表态过想要增加联合国高级职 务中妇女的数量,儿基会主任如果是位妇女,对它尤其有好处。比利时和芬兰已经 提出了优秀的妇女人选。美国曾经是儿基会最大的捐助国,而且自从1946年儿基会 成立以来,主任一职就始终由美国人担任。如今,鉴于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已成为儿 基会最大的捐助国,鉴于美国将拒绝支付联合国会费,鉴于华盛顿对联合国日益增 加的毁谤,其他各国不再会自动接受儿基会主任一职必须由美国人担任。根据确定 程序,要由秘书长经协商儿基会委员会中的36个联合国成员国后作出决定。其实际 含义为,我必须同委员会进行漫长的小心翼翼的政治和外交努力,就最终任命的人 选达成共识。“美国应该挑选一名女性候选人。”我对奥尔布赖特说,“然后我看 看能帮上什么忙。”奥尔布赖特转了转眼珠,扮了个鬼脸,这是她在我这儿碰壁后 的一贯表情。 3月7日,奥尔布赖特的副手爱德华·涅赫姆来见我的一位工作人员,“布特罗 斯-加利拒绝接受福奇,而且坚持要美国提名一位妇女,美国对此很不满意。”他 说,“美国花费了二十个月的时间,想让福奇得到接受,克林顿总统无法承受必须 又一次放弃自己的提名人,秘书长对这一点似乎并不理解。” 问题是,涅赫姆说:“马德琳能否将秘书长说过的话视为一种承诺?如果美国 挑选一名妇女,能不能肯定布特罗斯-加利会支持她?”我的回答是:“会的,如 果这位妇女具备足够资格的话。”随后,克林顿政府给了我四位妇女的名字,我同 她们每一位都进行了长时间的彻底讨论。同时,在整个三月里,我会见了其他国家 的代表和儿基会职位的提名人。每一位美国候选人都有许多人反对,因为他们对华 盛顿拒付联合国会费十分不满。而偏偏在这个时候,美国国会又对联合国大加攻击, 这一举动更加剧了这种不满情绪。美国会通过了参议员多尔的《和平权力法案》, 规定,对维和行动所需费用的分摊额中要减去国防部的直接或间接资助。该法案单 方面地降低了美国对维和行动费用的分摊额,还规定,任何美国官员,如果未能就 美国对联合国维和行动提案的军事或财政支持通报国会,都会受到刑事处罚。举个 例子说,这就可能意味着,美国在索马里所从事的与联合国毫不相干的军事行动可 能要由联合国支付费用。 美国众议院议员李·汉密尔顿说:“《国家安全复兴法案》可能会结束美国对 联合国维和行动的参与,最后联合国还会倒欠美国钱。”有一篇专栏评论中写道: “同美国的契约是否束缚住了联合国?”1995年4月19日的《华尔街日报》呼吁美国 猛烈抨击“好玩但冒险的春季游戏,”并指出,美国在索马里的经历导致反联合国 情绪的出现,国会则花言巧语地说:“美国被联合国牵着鼻子走,美国大兵被迫听 从联合国司令员的指挥,联合国的官僚们在为美国作外交决策”--所有这些结论 都是绝对错误的。 最为奇怪的是,华盛顿的政客们并不同美国人民保持联系。1995年2月《洛杉矾 时报一镜报》所做的一项民意测验表明,62%的美国人对联合国持赞成观点。而丹 尼尔·扬克洛维奇的测验数据则显示,美国公众不愿美国成为单打独斗的世界警察, 他们希望美国能同其他国家及联合国合作。鉴此,要说服全世界再次由美国公民担 任儿基会主任一职就更为困难了,即便奥尔布赖特对我施加的压力越来越大,对我 的烦扰迅速上升,要我使全世界接受美国的妇女候选人。我一直在努力,可事情并 不简单。1995年4月5日,我告诉奥尔布赖特,我还需要一点点时间将美国候选人后 面的几个重要国家排排队。美国对我不留余地,而且在未通知我、未与我协调的情 况下,开始自己为美国妇女任儿基会主任而大搞政治运动。美国是在抱怨我的努力 没有取得成功,这样一来,我的任务就更为困难了。儿基会委员会的许多成员国大 为恼火,让我对美国说“见鬼去吧!” 根据奥尔布赖特的指示,涅赫姆又一次来找我的工作人员。“她在华盛顿特区 看上去很糟,”涅赫姆说:“她说这一切都因布特罗斯坚持要任命一位妇女而起。 她还说,布特罗斯说会关照,但布特罗斯说话不算数。” 美国原先以为儿基会的最高职位仍会在美国人手里,而且它还要决定具体的人 选:福奇博士。我坚持要挑选一位妇女,使其他国家的候选人和克林顿名单上的几 位妇女都有机会得到选择。这使奥尔布赖特警觉起来,直截了当地对我说:“如果 选上的不是美国人,对我个人而言将是一次失败。”决定确实不是我做的;那是由 联合国成员国组成的儿基会委员会的特权。我私下里从非官方的角度作过大量努力, 构筑对我从克林顿名单中小心谨慎挑选出的美国妇女的支持,这位妇女名叫卡罗尔 ·贝拉米。贝拉米曾任和平队的主任,胜任工作,坚忍不拔,对她我可以毫无保留 地给予支持。我要求儿基会主席在成员国中做了一项民意测验,有15票支持芬兰的 伊丽莎白·雷恩,而“美国候选人”赢得12票。其余的选票很分散。我请儿基会委 员会主席努力说服成员国,尽管美国拖欠联合国大量会费,尽管华盛顿对联合国加 以低毁歪曲,美国还是应该对儿基会拥有垄断性的领导权。 经过多次漫长艰难的谈话,委员会主席争辩过、恳求过、甜言蜜语过,但我终 于还是与他取得一致意见,接受卡罗尔·贝拉米。可是我因蔑视华盛顿的最初决定, 已经失去了它的信任。而马德琳·奥尔布赖特对我的敌意也加深了,因为我未能及 时达成共识,接受由一位美国妇女担任儿基会主任,“使(她)不待见于”白宫的 眼里。尽管我努力使美国保住了这一职位,我还是得罪了克林顿政府。 旧全山的庆典 庆祝联合国成立50周年的第一组重大活动于1995年6月25日在旧金山举行,以纪 念二战末在该城市签署《联合国宪章》。我决定利用这次机会,极为详尽地说明联 合国为什么对美国利益具有积极作用,美国为什么应该支付会费并且尊重联合国。 6月25日,星期天,在位于旧金山俄罗斯山顶的格雷斯大教堂里举行多宗教祈祷 仪式时,我说道,50年前的1945年,代表们聚集在旧金山,被要求‘为无私的职责 而非权力的职责而竞争”。今天,我说,我们必须自问,在旧金山点燃的火炬,我 们举了多远。 出席教堂仪式的人们被巴布教妇女们令人难忘的祈祷声和歌声所感动。没有几 个人意识到她们的歌是用波斯语唱的,寓意深远,因为巴布教被伊朗的伊斯兰政府 诬蔑为异端邪说,它的信徒们受到了野蛮的迫害。6月26日,星期一,我与克林顿总 统一同出席了纪念《联合国宪章》签字仪式。随后,我应邀在旧金山的退伍军人大 厦中为总统专设的一间办公室里会见了他,克里斯托弗、奥尔布赖特和莱克在座。 我被要求就联合国目前的问题作一个全面的报告。我谈了海地、东帝见利比里亚、 塔吉克斯坦、布隆迪、西撒哈拉、危地马拉、马其顿、伊拉克及其他问题。总统看 起来好像并不急着离开,而是饶有兴趣地倾听我长篇大论的“环球之旅”,他将之 称作“令人鼓舞”。 我对美国联合国协会所作的声明在旧金山引起了轰动,该协会是由一些亲联合 国的美国公民组成的民间组织。我不顾联合国 同仁们近乎歇斯底里般的反对,直 接提到了可能是华盛顿的最大不满:美国被要求支付过多的联合国会费。我宣布赞 成对会费分摊结构进行重大改革,以反映成员国承担各自合理份额的现有能力。 我甚至跳出事先准备好的讲稿,建议将分摊额的上限定为总预算额的15%或20 %,这远远低于既定的美国25%的分摊额。后来,有几位美国最严厉的联合国评论 家敦促美国在2000年时将分摊额比例降至20%,而当我提出15%的分摊额上限时, 却又无人关注了。反联合国的姿态在美国只是出于政治需要。 国会中的共和党人没有一位前来旧金山参加联合国50周年庆典。联合国是由两 党共同缔造的感觉已消失殆尽。在另一方面,克林顿总统在旧金山的发言中谈到联 合国和美国之间的合作,呼应了我的讲话。华盛顿的媒体中有些冷嘲热讽但又不无 真实地报道说,共和党人想要美国退出联合国,因为他们作为新孤立主义者,不想 将美国的力量投射到国外去。在另一方面,民主党人则想要美国留在联合国里,因 为他们重点关注的是国内社会议程,不想将美国的力量投射到国外去。对保守右派 来说,联合国是用心恶毒的磁体,吸引美国陷入到国外问题中去;对于自由左派而 言,联合国则提供了一条途径,使美国看上去是在为解决别国危机而努力,而实际 上避免了直接卷人。 当天傍晚,有人从埃及打电话到旧金山,告诉我,正在埃塞俄比亚亚的斯亚贝 巴访问的埃及总统穆巴拉克遭到未遂刺杀。萨达特总统遇刺的情景立即浮现在我的 脑海里,对埃及的挚爱之情涌上我的心头。我疑惑自己此刻远离祖国在做些什么, 呆在加利福尼亚就像是作无意义的逃避。我已经受到邀请出席民主党的一位主要支 持者为克林顿总统举行的家庭招待会,但是,我还是赶上了飞往纽约的最近一班飞 机,在那里我至少会感觉离埃及和非洲近一些。 波斯尼亚:作决定的时节 卡特在波斯尼亚签署的停战协定于1995年5月1日失效,尽管明石康不断努力想 使其得以续签,但仍然无济于事。5月里的头一个周末,在萨拉热窝爆发了一年多来 最为激烈的战斗。5月7日,对萨拉热窝的炮击杀害了10名波斯尼亚人。波斯尼亚和 塞族人的炮击上升到了一年多来的最猛烈程度。我的特别代表托瓦尔·施托尔腾贝 格和联合国部队总司令伯纳德·詹维尔将军反对空袭。联合国驻波斯尼亚部队指挥 官鲁用特·史密斯将军则赞成空袭。我觉得我必须接受詹维尔总司令和施托尔腾贝 格的意见。我一如往常地感到担忧,空袭之后,随之而来的可能就是塞族针对联合 国人员的报复行动--可能会是挟持人质。但如果联合国地面部队指挥官们请求空 中援助,我愿意支持他们。 5月12日,在巴黎克里永饭店的一层会议室里,我同施托尔腾贝格、明石康、詹 维尔还有史密斯开会。我们正就联合国对波斯尼亚方案进行讨论时,收到了英国外 交大臣道格拉斯·赫德的一封来信,对我决定接受詹维尔将军而非史密斯将军的建 议表示抗议,这样的抗议在国家军队中从不会出现。文官政府进行决策,主管将军 执行政策。如果副指挥员不服从命令,就会被炒就鱼。然而,詹维尔是法国人,而 史密斯是英国人,所以他们尽可以争吵,不必担心会被各自国家的政府解雇,而英 国政府可以同我争吵。我们正在就这些重大问题进行讨论时,要求联合国支付会客 室使用费的账单来了。我被这一卑劣无礼的行为气坏了,大动肝火地威胁说我今后 再也不会到克里永来了。于是,尽管我们的会议继续进行,饭店取消了对我们的收 费。 詹维尔和史密斯都相信战争会升级、联合国人员会被挟持作人质。事实上,他 们已经是人质了,因为他们被诱人“安全区”, 实质上已经毫无抵御能力了。在 这种情况下,詹维尔和史密斯认 为联合国部队无未来可言。他们觉得,联合国只 有两种选择,或是在新的维和行动下发动战争,或是在安全区以外的地方重新部署 军队,缩减其行动,这样将消除北约用兵的最大障碍:波斯尼亚塞族为报复空袭, 可能会挟持联合国人员作人质。我坚决赞成联合国缩减行动。我请詹维尔和史密斯 将这一方案通报北约首领,然后到纽约来向安理会作汇报。 5月16日,萨拉热窝及塞族控制下的通往帕莱的公路沿线上发生了激烈的战斗, 激战双方持续使用重型武器。联合国的文职人员和军队伤亡不断增加。“看起来,” 当天我在安理会说:“目前联合国部队的维和行动错综复杂、充满矛盾,既不合乎 需要,又无法持续,而且会使部队和贡献军队人员的国家更加灰心丧气,各方面都 看不到希望,还会增加联合国地面人员的危险。”5月22日,我取出一个黄色的便条 本,自己对形势作了如下总结:“詹维尔将军和史密斯将军都认为,空袭不会在单 一的或有选择的基础上起作用--持续的空袭只会造成影响,但如果联保部队的部 署保持不变,将会出现更大伤亡。”我得出这样的结论:“对联合国部队重新部署 并减少其数量。”可是,5月24日,詹维尔在安理会介绍情况时,他的发言引起了美 国的强烈反对。马德琳·奥尔布赖特大发雷霆,攻击詹维尔的讲话是“彻头彻尾的 错误”,说詹维尔是想要“抛弃安全区”。她宣布美国不会接受撤出联合国人员以 减少其危险性的提案。 奇哉怪哉,何等的自相矛盾!美国在要求空袭时异乎寻常地坦陈其言,但是, 却反对联合国重新部署兵力,这就使北约不可能实施重大的空袭行动,因为如果联 合国不能够缩减人员的话,它的部队就会继续冒作人质的危险。美国想要继续对空 袭做口头呼吁,但拒绝就实施空袭采取必要的行动。 挟持人质--预言应验 1995年5月22日,全副武装的波斯尼亚塞族士兵强行通过了萨拉热窝郊外一小支 法国蓝盔部队的驻地,并且带走了联合国武器聚集点的几门大炮,这些大炮是在卡 特协议签字后存放在这里的。塞族的其他坦克和火箭发射器也很快开进了发射阵地, 开始轰炸萨拉热窝。塞族甚至还轰炸了仍然置于联合国保管区内的武器,有意识地 羞辱被派来控制这些地区的国际部队。同时,波斯尼亚政府军从城里还击。5月24日, 我的特别代表及联合国驻波斯尼亚部队司令警告波斯尼亚政府和波斯尼亚塞族,如 果到第二天中午再不完全停止使用重型武器,它们的部队将遭到空袭。接着又宣布 了另一个期限,要求届时将进入该地区的重型武器全部移走。 由于塞族未遵守规定期限,1995年5月25日16时20分,第一次空袭开始。目标是 波斯尼亚塞族单方面宣布为“首都”的帕莱附近的一个弹药库。出于报复,塞族开 始炮轰波斯尼亚的所有“安全区”。在图兹拉,有70多人死于炮轰,几百人受伤, 其中有许多是十几岁的儿童。不久,明石康发来一封“特急”电报:“经协商军方 和政府,我于今晨决定批准对波斯尼亚塞族再次予以空中打击。”明石康说,他提 出第二轮空袭的理由“应该被理解为波斯尼亚塞族未归还从武器聚集点拿走的四门 武器所导致的直接后果,而且因为其违反《1994年关于重型武器的协定》及安理会 有关决议,在萨拉热窝及其周围连续使用重武器”。第二次空袭于5月26日13时30分 进行。 我们的多次预言得到了应验,为了报复北约的空袭,波斯尼亚塞族人挟持了联 合国人质,总数达到370人,并将其中的17人当作人体盾牌,用链条拴在有可能是下 次空袭目标的地方。随后,塞族人召集媒体,大作宣传,借此打击国际社会的信誉。 1995年5月26日,在每月一次与安理会的周五午餐会上,我直截了当地说:“很 不幸,我的预言完全正确。现在我们有三个清楚明白的先例。每次空袭都会弓;起 新的一轮挟持人质,我们要花一个月的时间同塞族人谈判,让他们释放联合国人员。 空袭的指示是我发出的,我别无选择。我作出的决定导致蓝盔部队作为人质被俘, 而我清楚地知道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你们同样知道。” 第二天上午,在安理会会议厅里,我说:“我想听听你们的意见。我们该不该 进行第三次空袭?”所有的大使们都说应该由我决定,只有奥尔布赖特保持沉默。 “一如往常,”我说:“最终我会做出决定,并且会承担责任。可我现在只想知道 你们的意见。你们过去总是给我提出建议的。”安理会里没有一个人会给我任何建 议或方针,这可真是罕见。安理会成员们一贯喜欢对联合国行动的每一个细节都进 行无微不至的控制,对每一阶段都提出没完没了的意见,这次突然地就没有忠告给 我了。 空袭对形势的影响没有持续多久。解救蓝盔人质的任务落在了联合国的头上。 这种一致性地集体躲避责任的做法令我感到吃惊。代表们至少可以表示要回去征询 一下各自政府的意见,但在这一危急关头,却没有一个人做出哪怕一丁点儿对联合 国有帮助或建设性的努力。缺少美国的领导令他们胆战心惊。《纽约时报》评论说, 克林顿政府的做法就像万圣节前夜的恶作剧者,按响了门铃就跑掉。他们喜欢大吵 大嚷,为自己的豪言壮语而感到激动,可一旦真的要承担责任时,就再也找不到他 们了。 略去的方案 1995年5月30日,我向安理会递交了一份重要的报告,提出四个方案:第一个就 是撤回联保部队。但是,我说,我不能主张抛弃波斯尼亚人民并承认联合国对一场 种族清洗战争的解决以失败而告终。 第二个方案是维持现状。我也不主张采取该方案,因为它不可能。 第三个方案是改变使命,使部队能够采取军事行动。这就要求由多国部队取代 联合国部队,由主要的一个或几个组成国家指挥。这同对付伊拉克的沙漠风暴行动 相一致。 第四个方案是缩减联合国使命,只留下调停和人道主义行动;部队的规模也予 以减小。 我报告中最重要的是“略去的方案”,即,对联合国部队维持原样,为它提供 更多的火力对其实施“保护”。美国和北约赞成这一被我略去的选择,就好像这些 天里的空袭和挟持人质从未发生过。我之所以略去这一方案,是因为它看起来有可 能只会使目前的形势更加恶化,预示着对波斯尼亚塞族采取更为强有力的行动及对 方更多的报复行动。此外,这一观念是否符合联保部队应该发挥的公正的维和和人 道主义作用呢?我还是抑制住这些担忧,建议安理会通过英、法、荷提出的派一支 “快速反应部队”去帮助保护联合国人员。我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我意识到,我 们的维和行动正在转为强制和平;如果战争恶化,多出来的火力可以用于解救联合 国人员。6月16日,安理会通过了提案,批准向联保部队增派12500名重型武装人员, 但是在决议的序言中“指出”,联保部队所从事的仍然是公正的维和行动。我觉得 只有漫游奇境的爱丽斯才会喜欢这样的决议。 两天后,联合国人员撤出了萨拉热窝附近的武器聚集点,塞族人释放了最后一 批人质。卡拉季奇的药方又一次奏效了:这位波斯尼亚领袖先采取残忍的行动,从 中渔利,然后再作出“友好的姿态”,从而成为媒体关注的中心。 塞族释放人质一事惹出了流言蜚语,说我为了解救被俘的蓝盔人员,“同恐怖 分子作了交易”。6月23日,我向北约保证:“无论是我,还是我的特别代表,抑或 战区部队司令员,都没有就不再考虑使用空中力量向波斯尼亚塞族做过任何保证。” 我向北约确认,我已经授权明石康提出使用空中力量保护联合国人员。可是.我说, 因为现在无可争辩的是,处于其他目的而使用空中力量会使挟持人质继续发生,故 此我自己保留联合国认可此类行动的权利。“您尽可以放心,”我写信给北约新任 秘书长威利·克拉斯:“在塞族出现犯罪行为,有正当理由进行空袭、而且空袭会 推动安理会目标的时候,我会毫不犹豫地批准空袭的。” 克拉斯接替曼弗雷德·沃纳任北约秘书长一职。不久,沃纳就与世长辞,令我 感到异常吃惊,尽管我已经知道他一直在同癌症作斗争。沃纳过去与我合作时,始 终富有建设性,充满乐观精神。实际上,他已经开始相信,北约同联合国建立强有 力伙伴关系,能够为北约提供寻求在冷战后的世界中发挥新作用的最佳途径。 斯雷本尼卡的恐怖 二战后欧洲最严重的战争犯罪出现了。对于1993年6月我提出的要求联合国军对 执行安理会的“安全区”使命,在联合国西方各成员国中,只有荷兰积极响应。斯 雷本尼卡的“安全区”分配给了荷兰的一个由450人组成的轻型武装营。1993年7月 6日,塞族军队在拉德科·姆拉迪克的指挥下发起进攻,他们发射的火箭弹将荷兰士 兵死死地牵制在掩体内。 明石康痛苦万分,不知道使用近距离的空中支援会驱退塞族人,还是会令他们 更为凶猛地拿下这一地区。塞族人是否想要接管斯雷本尼卡尚不明朗。过去从未发 生过“安全区”被夺取或被占领的事情。塞族人已经大胆到了想要冒这个险的地步 吗?1995年 7月11日12时25分,明石康接到詹维尔将军近距离空中支援荷兰军队的 请求。他当即就批准了这一请求,两小时后空袭就开始了。但是,当荷兰国防部长 约里斯·沃尔赫韦听说正在进行空袭行动时,立即打来电话说,荷兰军队距离塞族 炮手那么近,空袭有可能危及他们的生命。沃尔赫韦要求明石康中止近距离空中支 援,并说他必须停下来。 这样,斯雷本尼卡“安全区”就落到了塞族人的手里。成千上万波斯尼亚穆斯 林被俘。在一场“种族清洗”行动中,约有两万穆斯林妇女和儿童被迫背井离乡。 随后,塞族对赤手空拳的穆斯林青壮年男子实施了彻底的屠杀。直至7月21日荷兰一 个营的部队完全撤离斯雷本尼卡后,联合国的文职官员们才听说了姆拉迪克的手下 们所进行的恐怖行为。 塞族人对这种残暴行径听之任之,使人又一次想到,过去的教训已被遗忘。塞 族人这种野蛮残酷的做法罪不可恕。国际社会的软弱无能一点也不会减轻他们的罪 行。在过去的三年中,他们充分显示了其一贯伎俩:如果他们想要土地,就会不择 手段地去攫取。西方大国和波斯尼亚穆斯林的不结盟支持者们发明了“安全区”的 概念,作为一种手段,“阻止”塞族人进攻被他们包围在特定几个城市里的孤立的 穆斯林社区(和驻军)。 在我的政治和军事同仁们的完全支持下,我曾不断指出,需要对“安全区”的 概念给予更准确的定义,特别是“安全区”的边界,以及它们是否可以为波斯尼亚 政府军合法利用,作为向塞族控制下领地发起行动的基地,需要给予明确规定。我 曾不止一次地敦促为联保部队提供更多的财力物力,使它能够更好地执行被赋予的 使命。并且,我还曾反复对安理会说,“安全”区内的联合国部队连他们原本仅有 的一点点行动能力也要失去了,因为塞族人正在有组织地阻碍他们的食品、弹药及 其他必需品的供应。“安全区”内联合国部队是去维和的,而他们既无同冲突各方 作战的权力,也无同他们作战的手段。如果当初安理会对我的这些意见有所响应的 话,国际社会就能够更好地“阻止”塞族在斯雷本尼卡的暴行了。 斯雷本尼卡失守了。接着,热帕也沦陷了。我们担心,下一个被攻克的将会是 戈拉日代。如果那样的话,似乎联合国就被完全从波斯尼亚驱逐出去了。北约和联 合国的专家有一段时间里曾经合作制定了一个联保部队在北约支援下撤军的计划。 英国称该计划为“敦刻尔克撤军计划”;法国人则把它比作“奠边府行动”。这将 是一次灾难性的撤军。我们迅速召开了第二次伦敦大会,寻求保卫戈拉日代、使联 合国人员能够继续留在波斯尼亚的途径。1995年7月20日我抵达伦敦时,看到街上的 示威者举着一块巨大的标牌,上面并排画着布特罗斯-加利和拉多万·卡拉季奇这 位被指控为战争犯的波斯尼亚塞族领导人。标牌上5愧对东正教教友的称谓: 同信仰的兄弟 共罪行的兄弟 在伦敦大会上,各方各执一词。各方似乎都同意联合国不应该撤出地面部队, 又好像都一致认为,在目前的规定下,“安全区”的安全不可能得以保证。我会见 了梅杰首相。“需要做出可靠的结论,”他说,“否则,我们就只能与联保部队吻 别了。”美国的两面派政策终于站不住脚了。要结束波斯尼亚的恐怖行为,就需要 执行重大的军事战斗行动,这就会要美国部队去冒险,克林顿虽然避免了这样做, 但是,由于他早已许诺,如果联合国行动破产的话,他将派出美国地面部队去解救 联保部队,所以,现在他又被迫去面对这一后果。 由于形势极为紧迫,出席会议的各方最后达成一项提议,削减联合国人员,这 样在使用空中力量的时候,就不会再发生蓝盔人员被扶作人质的事件了。与会人员 一致同意,如果塞族攻击戈拉日代或其他任何剩余的“安全区”,北约将对其施以 重大的空中打击作为回应。为使决策更为合理,我决定将我所掌握的批准权授予联 合国作战指挥员,他将同北约南方司令一一美国的莱顿·史密斯上将一同作决定。 在做出这一决定的同时,另一项重要的工作也在进行中:由美国秘密建立的克 罗地亚部队已经开始进行他们自己向军事方向发展的“种族清洗”运动,击退波斯 尼亚的塞族军队,将塞族控制下的土地由70%减少到50%左右。美国之所以愿意武 装和接受这支克罗地亚攻击部队,是因为华盛顿不得不付出代价,去说服波斯尼亚 克族人同波斯尼亚穆族人结成同盟,用波黑境内的克一穆联盟抗衡塞尔维亚共和国。 地面力量均势的改变首次使空中力量成为一个切合实际的选择。 权力下放 1995年7月23日,星期日。晚上,我回到纽约。英国、法国和美国的大使来到萨 顿官邸,请求我转让双重授权。在此之前,我已决定这么做了,但我坚持要北约写 封信给我,重申北约一联合国双重授权的原则。我说,等我拿到这样一封确认我仍 然拥有这种授权的信件时,我会做好正式准备将它转让给联合国部队司令。有这样 一个程序,当我认为有必要收回授权时,我就可以收回了。北约在7月25日交给我这 样一封信。信是由北约秘书长克拉斯写的,请求我支持由“北约和联合国”的地面 部队“指挥官共同决定”空袭事项。要求联合国保持其参与空袭决策的压力主要来 自英国和法国。正如《纽约时报》所言:“在波斯尼亚地面上有着近15000名士兵的 情况下,一旦轰炸及塞族对轰炸的反应失控,谁能够承受得起后果呢?实际上,各 国都在敦促建立一系列的政治防火墙,反对美国的鲁莽空中行动。” 第二天即7月26日,我在报纸上发表声明,宣布完全支持北大西洋理事会的决定, 这也是克拉斯信中的意思。我声明说:“如果波斯尼亚塞族进攻戈拉日代,我们就 应该坚决果断地做出回应,包括以空袭的方式。”为了方便起见,我宣布已将空袭 的批准权转让给联合国驻前南斯拉夫和平部队总指挥詹维尔将军,“立即生效”。 对近距离空中支持的授权,我早已下放给了明石康,现在我又将它下放给詹维尔将 军。我指示詹维尔和副秘书长科菲·安南前往布鲁塞尔,制定执行这一决定的操作 程序。于是就产生了联合国一北约秘密谅解备忘录,如果塞族的下一个进攻目标是 剩余的四个“安全区”--戈拉日代、萨拉热窝、比哈奇和图兹拉--中任何一个 的话,我们将会“及时有效地利用空中力量”给予还击。但是,克林顿总统在第二 天也就是7月对日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仍然不顾事实,将波斯尼亚形势归咎于联合 国没有使用武力。明石康为记者们列了一张表,题目是《秘书长特别代表对使用空 中力量的批准》,从表中可以看出,自从被委派到波斯尼亚后,他曾11次批准采取 空中行动,事实上,战地指挥员对他提出的每一个请求,他都同意了。 这件事之后,我期望事态的发展完全在战场上决定。我们已公开警告塞族人, 如果进攻戈拉日代或其他“安全区”,将会遭遇果断的行动。我们都十分清楚地知 道,塞族人一定会进攻的。尽管奥尔布赖特在五月间反对我关于撤回部分联合国人 员的提议,但是,在联合国驻波斯尼亚部队司令鲁珀特·史密斯陆军中将的监督下, 这些人员已经撤出危险区了。于是,空袭第一次成为可行的选择。如果塞族人开始 进攻,詹维尔将军将在战场上代表联合国作出决定,莱顿·史密斯则将代表北约作 决定。可是,关于空袭的辩论仍未结束。8月11日,我们收到北约来信,信中说,北 约关于先行打击波斯尼亚塞族防空设备的提议,“詹维尔将军不予合作”。安理会 (关于“禁飞区”的)第816号决议对导弹和雷达基地施以先行打击的确未加许可, 但我在吕月15日写给北约的回信中,批准了北约飞机采取措施打击表现出敌对意图 的防空系统。针对安理会(关于“安全区”)第836号决议的内容,我还说:“我认 同,用以压制一体化防空系统的措施为采用空中行动分阶段打击对安全区具有威胁 性的波斯尼亚塞族目标的必要组成部分。”这种更为广义的阐释更有利于詹维尔的 工作。我的信既要遵守安理会的决议,又要在塞族人再次发起进攻的情况下(他们 肯定会的),允许最大限度地使用空中力量。 下面,我举一个典型的例子,说明人们是如何期待着联合国履行其职责,即使 它的成员国们都拒绝为它提供资源。在戈拉日代,联合国险些未能渡过难关。8月1 7日,我收到英国外交大臣的一封来信,正是英国想要在8月22日轮值期结束时撤出 它的部队,并将不再派兵接替他们。我们试图寻找其他国家取代英国,但未能成功。 我们迅速努力组建一个由俄罗斯、乌克兰、一个伊斯兰国家和北约各派100名士兵组 成的多国部队。但是,北约没有一个国家愿意派出100名士兵;也没有任何一个伊斯 兰国家愿意这样做;而如果没有其他国家加入的话,波斯尼亚政府也不会接受俄罗 斯和乌克兰分队。 我别无选择,只好派遣约20名军事观察员接替英国人,并强调北约与联合国所 商定的新的空中行动计划与仅仅派遣观察员是相一致的。可以预见,媒体开始报道 说,联合国准备“抛弃”戈拉日代了。8月18日,我发表公开声明,对形势作了解释, 并保证联合国人员会继续留在戈拉日代,但是以军事观察员的形式。我声明,我仍 然“坚定地致力于阻止对安全区、尤其是对在那里生活的六万名平民的攻击”。这 一声明使我免于受到更多的责骂。珍妮·柯克帕特里克在8月18日的《华盛顿邮报》 上发表一篇专栏文章,宣告说我“给北约戴上了枷锁”。 “一致决定” 在8月的最后一个周末里,我原计划飞往北京参加世界妇女大会,但就在我要踏 上飞机前,突然得了流感,不得不取消飞行,回到萨顿。因此,塞族发动进攻的时 候,我正好在纽约,这使我们先前达成的安排得以付诸实施。8月28日,萨拉热窝遭 到迫击炮轰击,37名平民被炸死,伤者近100人。我立即发表声明,谴责这种卑劣的 行径,并向媒体通报说,我已指示联合国军事司令部“立即采取适当措施”。我指 出,形势需要“严厉措施”。 形势很快就表明,这是卡拉季奇为人熟知的伎俩的又一次体现。美国新任特使 理查德·霍尔布鲁克曾经警告说,如果波斯尼亚塞族人不接受他们与穆一克联邦间 51%-49%的领土划分方案,则将遭到武力打击。这之后,对萨拉热窝的残暴袭 击就发生了,而后,卡拉季奇施出他惯常的“让步”,宣布霍尔布鲁克的计划可以 作为进一步谈判的基础。如果在以前,这会使北约的强国们犹豫不决,从而使卡拉 季奇处于比以往更有利的位置。但是这一次,赌注巨大,列强已做好了准备。 8月28日,鲁用特·史密斯陆军中将和莱顿·史密斯海军上将在进行了几次磋 商后,达成了一项“一致决定”,即认定联合国和北约于本月早些时候达成的谅解 备忘录中所规定的空袭条件已经具备。波斯尼亚时间晚上7点25分,史密斯上将用传 真发给史密斯中将一封信,称“我已命令南部空军指挥部开始袭击我同詹维尔将军 于1995年8月14日签署的攻击对象名单中圈定的”目标。这项决定被传给了联合国驻 萨格勒布的詹维尔将军,之后又于美国东部时间当天下午7点30分电告纽约的联合国 总部。确切的空袭时间将取决于天气和其他战略因素。 8月29日晚上8点左右(波斯尼亚时间30日凌晨2点左右),我正在迎接晚宴客人, 萨顿官邸的管家约瑟递给我一张字条。客人们到齐后,开始边喝酒边聊天,这时, 我看了字条。北约飞机已经开始轮番袭击波黑的目标。我告诉我的发言人通知媒体 说北约的空袭得到了我的完全支持。 1995年8月31日的《纽约时报》对形势作了彻底的总结: 北约和联合国过去经常威胁说要采用这种扫荡式的袭击。但是这种政治意愿先 前从未使害怕卷入巴尔干战争的西方列强联合起来。同时还要考虑到塞族人传统盟 友俄罗斯的反应。莫斯科今天对轰炸进行了谴责,但措辞不很恶毒,也不具威胁性。 联合国与北约之间的分歧常使得西方国家对战争表现得无能为力,但由于所有 联合国维和人员都已撤出波斯尼亚塞族领土,不必再担心被劫为人质,从而达成了 更为统一的目标。 联合国秘书长布特罗斯·布特罗斯-加利今天宣布,北约的袭击得到了他的 “完全支持”。但他又补充说,“联合国并未与塞族人交战”。 9月初,詹维尔汇报说,形势发展的规律已经变化,需要另一套方案。空袭将一 直持续到联合国与北约军事指挥员签署的“共同裁决”中规定的目标得以实现,这 些目标包括:消除塞族人对“安全区”的威胁,撤除萨拉热窝周围的重型武器及实 现全面停火。经安理会6月16日批准成立、作为联保部队的一部分。主要由英法人组 成的部队,已经占领了萨拉热窝的周边地区,并通过牵制萨拉热窝周围塞族的大炮 和迫击炮来支援空袭。但还是有人感到担心,北约空袭、联合国打击波斯尼亚塞族 人的行动以及克罗地亚人在克罗地亚和波斯尼亚对塞族人的战斗,会不会转变为针 对塞族人的国际战争,以及这会不会打破平衡局势,无法通过外交手段公正地解决 争端。 8月30日,离轰炸开始还不到一天时间,奥尔布赖特大使打电话给安南副秘书长, 询问空袭何时会结束。安南在写给我的电话记录上,对她提出这样的问题表示惊讶。 奥尔布赖特显然还不明白,几星期前,我已将空中行动的决策权下放给了战地指挥 员。她担心轰炸无法达到预定目标,反而会使和平进程偏离轨道。安南对她说,我 们同联合国战地指挥员保持着联系,建议她就此事同她本国军方接触。轰炸很有必 要,但奥尔布赖特也没错:过分的轰炸会自拆台脚。 9月初,霍尔布鲁克将在日内瓦主持召开会议,讨论谈判结束冲突。美国为了对 联合国进行卑劣无礼的侮辱,坚持不许联合国驻前南斯拉夫首席外交使节托瓦尔· 施托尔腾贝格参加会议。我写信给克里斯托弗,要求将施托尔腾贝格列为观察员, 根据是,他作为联合国使节,应与接任戴维·欧文欧盟大使职位的卡尔·比尔特一 道作为伦敦大会的代表出席此次会议,于1992年举行的伦敦大会启动了国际社会对 波斯尼亚和平的努力。在最后的时刻,施托尔腾贝格才被允许出席,但只能参加秘 密会议。会议发言中,没有人对联合国行动表示敬意。美国终于准备插手了,并且 不要联合国起任何作用。 轰炸在继续进行。9月16日,我召集詹维尔、明石康和施托尔腾贝格到纽约来磋 商。目前形势已濒于失控,如果还想有签署和平协议的机会,就必须在前南战争各 方间保持某种平衡。俄罗斯人警觉起来;谢尔盖·拉夫罗夫大使敦促我收回“双重” 授权。 9月18日,我告诉安理会.我热烈欢迎霍尔布鲁克大使领导下的美国外交积极性。 我谈到我在1993年和1994年期间写给安理会的信,大意是,在处理波斯尼亚危机这 样的任务方面,成员国和像北约这样的地区性组织远比联合国更为合适。我列出以 下理由:行动规模的要求;联合国从成员国招募所需的文职和军事人员方面存在困 难;联合国在未受委托的情况下缺乏实施强制行动的能力;各成员国未能按时缴纳 各自的维和分摊额。我提醒安理会,我早在5月份就已经说过,如果形势发展到必须 在波斯尼亚使用武力的地步时,联保部队应该由北约取代。鉴于目前形势,我极力 主张批准联合国将行动移交给北约。对于我的信,奥尔布赖特大使反映强烈,她对 记者们说:“我认为,当事情解决不了的时候,秘书长就会怪罪成员国;而当事情 得以解决的时候,他又会居功自傲。” 第二天是9月19日,我敦促穆一克军队在战场上有所克制,暂时停火,以使外交 进程能够起作用。9月20日,塞族人将大炮撤离萨拉热窝周围,北约停止了空袭。北 约秘书长克拉斯和我通过电话争论停止轰炸是暂时性的还是应该宣布为永久性的。 9月22日,我写信给北约,进一步确定我的立场,经联合国同意于8月30日开始的军 事行动已结束。我说,联合国战地指挥员一致认为空袭目标已经达到。如果形势发 生变化,有正当理由作出类似反应,须根据联合国一北约谅解备忘录作出新的决定。 至此,30亿美元的维和预算在波斯尼亚几乎被消耗殆尽。美国和北约本来就想 躲开波斯尼亚战争,它们利用联合国将这一愿望“国际化”。成千上万的难民和贫 困平民得到了联合国的帮助。数不清的人失去了生命,但也正是因为联合国,许许 多多的生命得以拯救。在马其顿预防性地部署了兵力,控制了战争的规模。联合国 调停人和谈判员们坚持了基本原则,形成了最后协议草案。联合国在波斯尼亚从事 的是有价值的崇高工作,但是对它形象的损害和堆在它头上的诬蔑却会有持久的效 应。 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当波斯尼亚处于战争形势下的时候,美国将联合国维和部 队派到波斯尼亚去,而当战争结束时,它又将本国的战斗部队作为维和人员部署在 地面上,坚持公正不偏,甚至拒绝逮捕受到指控的战争犯,任他们在自己的维和区 域里逍遥自在。波斯尼亚处于战争状态时,联合国的维和力量只有22000人,而当美 国和北约接受时,它们派来的战斗部队却不少于60000人。 波斯尼亚行动为什么会失败呢?因为美国在政治上卷人很深,而在军事上又坚 决不卷人。布什总统1991年刚刚在波斯湾打赢了一场大战,不可能指望他在那场冲 突之后紧接着就果断地将美国带人在巴尔干半岛爆发的另一场战争。因此,布什和 克林顿都同意由联合国出面,将危机定义为“人道主义”危机,不属于北约使命范 围内。对于一场重大的国际危机,这种解决方式从根本上就是错误的。美国和西方 将联合国推到前面,却剥夺了它所需的工具,把它当作替罪羊。它们争取到了时间, 但它们的付出却是没有保证的。联合国受到极大损害,近于崩溃,这种影响很难挽 回,对国际行为基本准则的破坏也是如此,这些准则包括:不以武力获取领土;不 进行种族灭绝;保证联合国成员国的完整和存在。 1995年的夏天快要结束的时候,克罗地亚发起攻击,在地面上部署了必需的 “步兵”,北约的空袭改变了力量平衡,使形势变得对塞族不利,各方所占领土比 例首次诱使塞族进行谈判。外交的作用终于得以加强,总算能够进行认真的谈判了。 形势得到完全转变之后,霍尔布鲁克开始插手了。8到10周后,产生了后来被称作 《代顿协议》的停火解决方案。 克林顿政权刚刚上台的头几个星期里,曾对万斯-欧文计划中提出将一个统一 国家领土的43%给与塞族人给予致命的打击。而经过近三年的恐怖和屠杀后,1995 年在代顿签署协议,塞族人得到了被分割为两个部分的国家总领土的49%,克林顿 政权对此却感到得意洋洋。 在美国引导下举行的谈判达成协议,建立了两个事实上存在而法律上不承认的 国家:穆-克联邦和波黑塞族共和国,和一个法律上承认但事实上不存在的国家: 波黑。根据协议,两个事实国家可同克罗地亚或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塞尔维亚和 黑山)自由联合。1995年11月20日,我写信给克里斯托弗,对美国表示祝贺,并对 代顿协议表示欢迎,因为这是惟一可能的方案。但是,从外交技巧方面来讲,这个 协议是一件奇怪的产物,有很大的缺陷。只有当萨格勒布的克罗地亚政府和贝尔格 莱德的南斯拉夫政府继续将虚构中的法律上的单一的波斯尼亚国家看作它们之间一 个有用的缓冲区时,代顿协议才能得以维持。一旦这种观念被改变,塞尔维亚和波 黑塞族共和国就会变成一个国家,穆一克联邦和克罗地亚也会如此,而波斯尼亚则 会消失。克罗地亚总统弗拉尼奥·图季曼从不掩饰他希望看到这一结果,而斯洛博 丹·米洛舍维奇总统建立“大塞尔维亚”的愿望也是众人皆知的。 发生在前南斯拉夫的悲剧产生了两个主要受害者:一个是这片不幸土地上的人 民,另一个就是联合国,它被指控未能找到解决灾难的方法。几个大国和前南斯拉 夫的战争犯应一同受到指责,因为未能达成一致政策,逃避支持联合国维持和平安 全的责任。 海地:与戈尔会面 1995年10月,波黑危机结束时,我再次来到海地,庆祝阿里斯蒂德复职及海地 民主化一周年。白宫知晓此事后,派副总统戈尔前往海地。 海地总理斯马克·米歇尔在机场迎接我,并证实了他同阿里斯蒂德关系恶化的 消息。他们在私有化计划上有分歧,米歇尔已提出辞职。我与阿里斯蒂德举行了长 时间针锋相对的交谈,我说:“曾任英国皇家空军飞行员和以色列空军上将的以总 统魏茨曼说过,‘整个飞行最艰难的就是着陆阶段!’如果你和我们一道确保选举 自由而公正地举行,继续推行经济改革,并将联合国的任务期限从2月6日后延,你 就会成功地着陆。”我最担心的是海地的经济改革。阿里斯蒂德受左派的传统教育, 反对私有化;而总理米歇尔极力主张建立强大的私营部门。 第二天早晨我参加了周年纪念活动后前往机场准备离境。美国官员巧妙地安排 事情同步进行,就在我马上离开时,戈尔副总统抵达,于是我们只进行了短暂的会 晤,地点是在像肮脏夜总会洞穴舞厅一般寒惨的“贵宾”休息室。我对美国副总统 喜欢被人称为“艾尔·戈尔”感到有趣,这像是阿拉伯的名字,如“艾尔·侯赛因 或艾尔·瓦赞”等。礼宾官要求我称其为“副总统先生”,但是我心里仍旧想着 “艾尔·戈尔”。 我告诉艾尔·戈尔,在同阿里斯蒂德的会谈中,我着重强调了三个问题:第一, 离选举所剩时间不多了,阿必须迅速行动。第二,因为阿里斯蒂德的拉瓦拉斯党不 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私有化计划,米歇尔已辞去总理之职。第三, 联合国的任务结束期应从1996年2月后延,执行联合国任务的除蓝盔部队外还应包括 警察和专家。我们必须使阿里斯蒂德提出延长联合国任务期限的请求,并发表声明 告知今后的行动步骤。只有他具备让海地人民信服的威望和想力。副总统说他将同 阿再次谈到这些问题,因过去同阿打过交道对其有所了解,知道做阿的工作需要时 间。 然后我提到联合国的财政危机,这与资助海地即将举行的总统选举直接相关。 联合国的赤字已达32.4亿美元。副总统说克林顿总统深知美国拖欠会费太多,但国 会非要看到联合国进行改革才同意拨款。联合国的改革可能受其官僚体制的影响而 步履维艰。 我说:“问题不在官僚体制本身,而在于成员国。因为只有他们才能批准改革 计划。同时因为美国拖欠会费,其他国家也不愿按时缴纳。”我意识到我在“纠缠” (奥尔布赖特语)副总统。但我很少有机会接触美国领导人,我不能轻易放过这次 机会。我对在讨论海地问题时提出联合国财政危机问题表示抱歉,同时表示,若联 合国没有所需的资源,将无法在海地发挥作用。戈尔对联合国在海地问题上同美国 密切合作表示感激,并列举事例说明他始终紧密关注着事态发展。然后副总统及其 随从离开机场前往太子港,我飞往阿根廷参加伊比利亚一美洲峰会。 无序与民主 虽然我们尽力了,但海地的地方和议会选举还是极度混乱。选民徒劳地寻找未 经宣布就移往它处的投票站,选票上常常会没有选举人的名字,导致民众游行示威、 选举无效。 由于总结了地方和议会选举的缺陷,1995年底的总统选举组织得较好。24名候 选人参选。400多位国际观察员监督选举。选举进行得相对平静,但投票率很低,约 为28%。这主要是因为选民希望阿里斯蒂德能再担任3年多的总统,但宪法禁止其连 选连任。于是民众发起了一场运动,要求延长阿里斯蒂德总统任期3年--正好是他 被流放的时间,几乎使选举濒于流产,直到阿里斯蒂德明确宣布他将依照宪法规定 于1996年2月7日卸任。低投票率也反映出选民对经济缺乏实质性增长的失望。 曾于1991年担任阿里斯蒂德政府总理的勒内·普雷沃在第一轮中以幻%的选票 当选。他于1996年2月7日就职,一位民选总统接替另一位民选总统,这在海地是首 次。 普雷沃总统要求延长联合国的任务期限,帮助政府收缴武器并配合警察工作。 阿里斯蒂德不愿做的,普雷沃出任总统3天内都依照我们的希望去做了。 海地的情况说明了美国和联合国之间既有建设性的事务分工,又有近乎完美的 外交与军事合作。尽管海地远非民主国家,但已奠定了民主化的基石。要达到经济、 社会的发展目标还路途遥远。这次行动可以说是成功的。美国不借助于新殖民主义 的手法来帮助海地恢复民主,联合国在其中的作用不可或缺。美国支持联合国但不 直接干预的话,行动成功的机会就增大,柬埔寨。萨尔瓦多和莫桑比克的情况都是 如此。美国同联合国争夺主导权或从旁批评联合国,行动失败的可能性就增大,索 马里、卢旺达和波黑就属于这样的例子。找到美国卷人多少的平衡点实在具有挑战 性。 教皇和全球都市会议 1995年10月纽约举行庆祝联合国成立50周年纪念活动。教皇保罗二世在纽约肯 尼迪机场下飞机时说,他来到联合国是想表明,他坚信,半个世纪前孕育了联合国 这一世界组织的理想和信念,对今天的世界更加具有意义。 欢迎教皇来访的规模令人瞠目:曼哈顿大街被封闭了,“教皇车队”在公园大 道逆向而行,等待救助因激动而晕倒的观众的救护车排了一列,警察严阵以待,整 个大都市的气氛使人感觉有一种超现世的东西在进行当中。所有这一切同教皇本人 形成鲜明对比。1995年10月5日他来到联合国总部第38层会晤我。这一层北端用于外 交公务,南端是公职人员办公场所。来访的要人从不来南端以免降低身份。但教皇 从电梯出来后,却来到南端,走进沿走廊排开的联合国工作人员当中,这使来自世 界各地的工作人员激动得热泪盈眶。 我已会见教皇多次,我们再次讨论了影响世界上最穷苦和弱小民族的事件。当 教皇离开时环顾四周问到:“这里为什么只有现代雕刻?”我回答说:“这都是美 国送的。”教皇的问题与他后来在联大演讲的主题相关。 《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没有全文刊载教皇在联大的讲话,省去了一些 涵义复杂的内容。尽管这是在具有重要象征意义的国际场合的主旨发言,人们对其 并未仔细分析。他谈到如何看待我办公室里的现代艺术品,说:“当自诩‘成熟’ 与‘自治’并开启了‘现代文明’的人,在走近20世纪末时,却对自己。自己所能 完成的和未来充满了恐惧,这是我们时代最大的矛盾。” 如果现代化使人们在哲学上感到困惑,那么现代制度呢?过去两个世纪,主权 国家一直是国内、国际行为的主体机构。就在25年前,政治理论家还宣称:“今天 我们视主权国家的存在为理所当然。”直到80年代这都没有错,但类似索马里悲剧 的发生却使我们对此产生了怀疑。 联合国--这一主权国家的联合体,需要对受到攻击的主权国家概念加以重申。 我在刚刚就任秘书长后的第一份文件中强调:“人类安全的基石仍然而且必须是主 权国家。对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尊重,关系人类社会的共同进步。” 教皇谈论的却远远超出了主权国家范畴。他知道演讲面对的听众是地球上的人 类社会大家庭,他采用的逻辑超出了某一文化或宗教而自成体系。 教皇说,冷战后全世界对自由的强烈渴望是基于“普世权力--人权”之上的, 这权力是人们心中“普遍道德律”的反映,人们讲人道这一事实决定人类享有人权。 对此保罗二世称赞联合国成立仅3年就制定了《国际人权宣言》--我们时代人类良 心的最崇高的表达。他说“普遍道德律”是世界人民都应遵守的一种“语法”规则。 教皇继续说:“1948年诞生了《国际人权宣言》,但有关民族权力的公约至今 还未制定。这应弓!起当今世界关心正义与自由人们的注意。” 教皇宣称民族权力同人权一样,来自于普遍的道德律。这提出了一个十分严肃 的问题。人们普遍认为民族主义是现代大多数罪恶战争的渊该,民族主义使人们贬 低或轻视其他民族。而宗教本身若以原教旨主义形式出现,则危害更大。因此人们 对提倡民族复兴或民族主义复兴、抨击主权国家概念持批评态度,但教皇态度却不 同。 实际上,保罗二世于1995年10月5日对我们提出了一个思想上的挑战:主权国家 概念是否还是国际秩序中的基石?是否有替代它的未来的体系? 后来在一场体育场举行的群众弥撒中,大雨如注,但祈祷人群的激动与狂热丝 毫未减。联合国中许多人认为教皇的来访是最好的纪念礼物。对我来说,这是联合 国50周年纪念最为辉煌的时刻。 克林顿总统的称赞 1995年10月22日,127个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在纽约参加联合国50周年纪念活动, 这是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国家首脑的聚会。克林顿总统在祝酒词中慷慨地赞扬我: “秘书长先生,我对您为联合国和世界未来50年所勾画的蓝图以及您的决心、勇气 和付出的努力深表感谢。毫无疑问,联合国面临更大的挑战,但同时也有迎接挑战 和完成伟业的潜能。我们坚信您的领导才能将在其间发挥重大作用。” 我从不妄自菲薄,但是当美国总统1995年9月26日向国家元首们描述我“对联合 国的有力领导”时,我也不禁脸红。 秘书长先生,您始终不忘和平、救助和安全是联合国使命的核心,并努力工作 使其成为现实。当冷战结束时,世界期望联合国提供更多的援助和指导。您将联合 国置于国际事务的前沿,勇敢地面对这一挑战。在提高联合国的维和行动方面,您 的领导显得尤为重要。现大约有7万名士兵在全世界维和,是您刚上任时的5倍多。 参加维和的各国注意相互合作,维和行动更加有效了。 您在开罗会议上提出倡议,努力改进和协调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设立独立的 检查总长,有效地节制联合国的花费,提高联合国的行动效果--这一切都证明了 您杰出的领导才能。 我简直不能相信自己的耳朵。全大厅的人们都伸长脖子看着我,试图用眼神同 我交流并表达他们对我的祝贺。他们想说美国总统是支持我的。克林顿继续赞扬我 说: 就像您公开宣称的那样,您注重用外交手段防止国家间和国家内部的流血和冲 突,建立某种永久机制来实现长期的稳定。凡此种种令我们击节赞叹。秘书长先生, 您使我们重视建立某种能有效地将我们的理想转化为现实的组织,对您的这一远见 卓识我们再次表示感谢。 我之所以长篇引述克林顿对我的称赞之语,是因为数月后,克林顿政府严厉批 评我并宣布将否决我连任秘书长。当时联合国发言人还对记者转述了克林顿对我的 赞美之辞,这令奥尔布赖特大为恼火。lops年克林顿称许我“精力旺盛、有决心、 有眼光”,《经济学家》评论说:“加利是联合国历史上最有效率的领导人,美国 人因此而讨厌他。” 10月22日127个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通过的宣言,比对我的赞扬更为重要。他们 代表全世界人民,庄严地重申维护联合国宪章,对联合国工作人员、尤其是在维和 任务中献出生命的人表示深切感谢,允诺21世纪将从装备、财力和组成上使联合国 更好地工作,以服务于世界人民。 参加会议首脑们的“集体照”蔚为壮观。各位领导人站在什么位置必须由精确 的礼宾顺序来决定。同时要确保某些领导人不能挨在一起。一位摄像助手说:“不 能让卡斯特罗站在克林顿的身后。”摄影师花了半个多小时才确定这些首脑的合适 位置,保证每个人的脸孔都不被遮住。摩洛哥国王哈桑二世因感冒发烧而难以忍耐, 但他坚持下来了。当照片分发下去后,有人注意到照片中的人数比应有的首脑人物 总数多出一个。联合国工作人员开玩笑说,那一定是无处不在的约瑟夫·里德,我 一直搞不清那个神秘的客人是谁。 几周后,《纽约时报》刊登了一篇文章,内容与联合国无关,讲的是纽约贫民 的境遇,文章中有一幅照片,拍的是一间十分拥挤的房间里住着一家人,墙上却挂 着世界领导人在联合国50周年纪念时拍的照片。这些穷人会怎么看待这幅景象呢? 这说明他们把信仰和希望寄托在联合国身上。我向《时代周刊》投稿说明这一故事 隐藏的含义,指出住房问题不仅在纽约显得突出,而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需要全 面地加以解决,即将在伊斯坦布尔举行的世界人居会议上将对此加以具体讨论。 “十分不受欢迎” 尽管克林顿对我赞许有加,1995年底时,美国媒体对我的评价却比以往任何时 候都要低。我告诉赖姬,有一篇文章把我写成“一个自负、无知、英语讲得结结巴 巴的什叶派穆斯林”。奥尔布赖特对我同华盛顿的接触进行严格限制。我应美参议 院外事委员会之请准备前往华盛顿的前一天,奥尔布赖特打电话给我的办公室主任, 要求我取消这次行程,我当然不会答应。她谈论我时说:“他在国会山上十分不受 欢迎,已成为笑柄。美国人不欢迎他十分晦涩的讲话。如果他坚持要去,在会见了 外事委员会成员后应立即离去,不要试图会见其他任何人。” 1995年底,漫长的波黑动荡中又发生了一起奇怪事件。美国曾宣称,代顿协议 后联合国将与波黑无干,此时突然宣布希望联合国向东斯洛文尼亚派遣一支维和部 队,因为那里可能再次发生冲突。看来,美国想通过将装备较差、任务不明确的联 合国部队送上前线,来避免使自己的士兵冒风险。我声明说,任何部署到东斯洛文 尼亚的部队应强大到足以保护自己不受攻击,就像在波黑的情况一样,最好是一支 由北约、美国组成的非联合国部队。这支部队必须要得到安理会的授权。 我的主张立即引起了美国的愤怒。美国国务院发言人鲁宾说:“秘书长对安理 会主要成员支持的、给巴尔于和平带来希望的合法行动持消极态度,是一个严重错 误。因为顾忌可能有损联合国在前南地区的形象而主张避免采取行动,不仅会起到 误导作用,而且具有破坏性。” 当时联合国有200多名维和士兵在波黑被杀,美国却未派地面部队维和,现在反 过来指责联合国“逃避”责任,这真可鄙。我指出在许多场合,联合国未被给予足 够的能力发起、支持和管理大规模的、复杂的具体行动,这些行动很可能要求动用 武力。一支维和部队从组成、装备、后勤保障和行动准则方面都不具备使用武力的 能力,却要求它去那样做,是最危险不过和最不负责任的了。而这正是美国和安理 会对联保部队所做的并且准备再次让联合国去做的事情。 “粗言俗语” 在一次奥尔布赖特在场的安理会非正式会议上,我用法语说:“美国发言人的 声明、尤其是其中粗俗的言语使我感到震惊。”奥尔布赖特说对我的评论难以接受。 她不明白我怎么会说这样的话。媒体更是大做文章。法国人说英语中“粗言俗语” 一词在法文中含义有所不同,试图调和冲突。但联合国上下都认为我的话是给了奥 尔布赖特当面一记耳光,她永远都不会原谅。对我来说,这是奥尔布赖特两面派作 法的典型例子:从个人角度她把我当作朋友;在正式场合,她通过发言人来诽谤我。 她因谈话强硬而出名,倘若有人针对她自身言辞强硬时,她就会感到被冒犯而大为 生气。 几天后,她接受我的邀请来萨顿午餐。她的助手担心会有尴尬的场面发生,打 电话询问奥尔布赖特的座位安排。我回答说:“奥尔布赖特大使是贵宾,将紧挨着 秘书长右手就座。”她来后我们愉快地交谈,好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一样。
亦凡公益图书馆(Shuku.net)扫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