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挑战,挫折及民主化(1996) 伊拉克:制造障碍 1995年12月一个寒冷的日子,伊拉克外交部长塔里克,阿齐兹与我在日内瓦附 近的一个小别墅旅馆里会面。他再次谴责“986号决议”破坏了伊拉克的领土完整, 并说我作为秘书长有责任提供一个新的和更公平的“石油换食品”方案。 我向阿齐兹解释道,我无权那样做,因为安理会已经采纳了19页“986号决议” 公布的极详尽计划,而且,依据决议条文,我有责任“采取必要的步骤”,使该决 议“得到有效执行”。然后,沉默了一会,我说,“但986号决议授权秘书长要同伊 拉克就该决议的执行达成一项谅解备忘录……如果你保证会接受我的邀请,我可能 邀请你就此来进行谈判。”塔里克·阿齐兹说他会尽快给我答复,并问了些有关我 行程安排的问题。 我说:“我要对科威特进行一次正式访问,一月初会在开罗。请派使者将你的 答复送到那里。” 在科威特,我视察了驻扎在伊科边界的联合国军队,科威特人在其边界线一侧 挖掘了一条很深的战壕,以防止伊拉克的再次入侵。我劝科威特领导人要对伊拉克 采取一种更为灵活的姿态--“我指的是伊拉克人民,他们饱受制裁之苦,且永远 是你们的邻居”。 科威特首相说,不,必须保持目前的制裁措施,直到萨达姆·侯赛因政权垮台。 科威特王子对我致力于“石油换食品”计划感到惊讶。他提醒我说,伊拉克依然关 押着科威特人,而且伊拉克的意图一直是想将联合国的一名成员国完全消灭掉。他 严肃地说:“人们不能轻意忘记这次侵略。” 在与家人一起庆祝埃及基督教节(按东正教日历是1月7日)之际,我收到了塔 里克·阿齐兹的答复:如果我邀请伊拉克对“石油换食品”方案进行谈判,伊拉克 会积极作出回应。 要邀请伊拉克并不那么简单。我首先必须就邀请信的语言进行协商,以克服巴 格达对“986号决议”某些提法的不满。 当最后得到巴格达同意交换信件时,我充满了焦虑。我知道我所从事的是一项 最终既不会让华盛顿也不会让巴格达满意的工作。 有关谈判人选、内容及地点的谣传开始扩散。为平息美国人与英国人的怨气, 我宣布谈判将在纽约举行,并由联合国法律顾问汉斯·科雷尔主持。谈判于1996年 2月6日开始,内容涉及如何分配食品与如何出售石油。伊拉克代表团由精干的外交 官和石油问题专家阿布达尔一阿米尔·阿尔一安巴里大使率领。伊拉克的代表再次 表示不希望提“986号决议”。他们坚持要我将谈判移到巴格达进行。对此我明确加 以拒绝。会谈断断续续,从3月持续到4月初,最后伊拉克代表团接受了“986号决议” 的提法,与联合国达成一份谅解备忘录,表示愿就一项新的石油换食品计划进行合 作。 接下来的困难来自美国人和英国人。他们想在我呈交安理会之前看到该协议文 本。但“986号决议”授权的是秘书长达成谅解备忘录,然后通知安理会,而安理会 成员并不参加谈判。我发现自己陷人了两难困境。如果将备忘录提供给所有的安理 会成员,我意识到我就要同15个谈判者加上伊拉克打交道。这样,达成协议就会遥 遥无期。如果我将该文本只给美国和英国,就会令安理会的其他13个成员国,特别 是另外3个常任理事国中国。法国、俄罗斯感到不快。事实上,中、法、俄在伊拉克 都有重要的财政利益,伊拉克欠他们几十亿美元的债务。果不其然,这三国都急切 想找到解决办法,而美国和英国则并非如此。 在一次困难--的确不可能一致--的会谈中,美、英代表向我解释了他们应 受到特殊对待之所以完全可以理解的理由。接着,完全了解真正拖延原因的中、法、 俄的代表提醒我说,谅解备忘录绝对在我的权限之内,拖延并无正当的理由。他们 希望我负起责任,并谴责拖延做法,但他们自己却不愿向美国施加压力。 我告诉阿尔一安巴里大使,在我看来,将拟定好的计划交与美国和英国传阅符 合伊拉克的最大利益,因为如果这两个“难缠的代表团”对之不满意的话,他们肯 定要封杀“石油换食品”方案。 阿尔一安巴里极力抵制,担心美国要求从起步线重开谈判:“总之我很难让巴 格达同意这项提议。我怎么解释我们将要开始谈判一个新的版本?” 我说:“时间不在你们一边。你们本已推迟接受986号决议,而从实践层面看, 美国的总统选举将使任何谈判不再具有可能性。” 同时,伊拉克人民越来越恶劣的生存条件在西方开始引起抗议之潮。就在马德 琳·奥尔布赖特于1996年4月在耶鲁大学发表有关美国对外政策的演讲时,反对克林 顿政府“屠杀伊拉克儿童”政策者精心安排的抗议就屡屡打断了她的讲话。4月,我 同美国人和英国人举行了两次更令人不快的会谈。他们打算对文本进行修改,其中 有些合理,有些并不合理。 5月2日即星期四,在我经巴黎抵达纽约时,阿齐兹电话告诉我阿尔一安巴里已 奉召要返抵巴格达进行协商。我答复说我们在同时间赛跑,召回阿尔一安巴里将使 整个进程受损。塔里克·阿齐兹避而不答并挂断了电话。经历了痛苦谈判的4个月白 白流逝。美国正全力投入选举,其他国家因美国不出面领导也不会采取行动。伊拉 克人民继续处在水深火热之中。 在我就要离开克利朗旅馆之际,接到了另一个电话。电话是阿尔一安巴里打来 的,他平静地说:“星期日我会在纽约,我在巴格达的协商已经推迟。” 5月2日即星期四上午9时我抵达纽约。是技术与时区让我可以享有更多便利。中 午我便在我的办公室与亚西尔·阿拉法特共进午餐,讨论联合国对加沙重建的援助 问题。阿拉法特告诉我,他担心西蒙·佩雷斯在以色列即将举行的选举中落败。 我问道:“如出现这种情况,你将怎么应对?”他说:“等待美国的选举结果。” 美国选举的影子似乎无处不在。 按计划5月13日下午要去莫斯科。我希望在我离开纽约前,“石油换食品”谅解 备忘录能得以签署,但谈判还纠缠在最后的技术难题里。那天,未庆祝成功,来造 访的沃伦·克里斯托弗却告诉我,美国总统已决定反对我连任联合国秘书长一职。 以色列:炮击卡纳 就在我无望地试图完成与伊拉克冗闷的谈判之际,中东的一场可怕危机加深了 华盛顿对我的憎恨。这将是我同克林顿政府最后的实际较量。像1993年1月那次一样, 这次也围绕阿拉伯一以色列危机。1996年4月初,以色列军队炮击南黎巴嫩,试图消 灭目标对准以色列的伊斯兰游击队武装。众多逃避以色列袭击的平民到联合国在卡 纳的观察所避难(自1978年以色列入侵以来,联合国就有一支维和力量驻扎于南黎 巴嫩,而联合国观察员在黎巴嫩的时间甚至更长)。联合国维和部队营地在该战斗 区被认为是最安全的地方。4月18日,以色列炮弹就落在该营地。依设计,这些炮弹 要在空中爆炸,落下时成为增大伤亡的榴散弹,实际发生的情况也是如此。包括儿 童在内的许多人被炸成碎片。至少有100名避难者死于这次袭击。一英里外的联合国 官员报告说听到了“一声巨大的轰鸣”。作为秘书长,我对这次袭击进行了调查, 并向安理会提交了一份报告。这种情况可说史无前例。联合国会员国的武装力量对 联合国维和据点发动了一场袭击。 以色列人立即宣布这是一个错误,一次意外事故。克林顿则称其为“以色列合 法行使其自卫权中的不幸失败”。美国媒体报道说,这次打击设定的目标是离卡纳 营地几百码开外的赫日布拉游击队营地。《华盛顿邮报》重点文章的标题是“高技 术并非绝对可靠”。另一方面,来自挪威的联合国士兵说,他们看到了一架以色列 的“雄蜂”无人驾驶侦察飞机在进攻前与进攻期间往返于卡纳上空。他们不满地说, 以色列军队肯定知道该营地就是联合国维和部队所在地,且知道手无寸铁的平民就 在里面。 一名以色列发言人否认在该地区有“雄蜂”出现。但袭击发生后不久,我就从 联合国军挪威人带的电视中看到了以色列“雄蜂”在上空盘旋的镜头,且伴有炸弹 的爆炸声。接着,电视中显示联合国营地陷入了火海,“雄蜂”在后面的声音依然 清晰可辨。以色列指挥官声言那架“雄蜂”当时在执行“一项不同的使命”。他们 说这架“雄蜂”造成制图上出现错误,使他们相信联合国营地离该图实际标识的位 置有150码。 我谨慎地进行核实,确保我关于卡纳事件的报告客观而公正。作为对以色列前 官员、现任外交部长埃胡德·巴拉克电话询问的回应,我推迟了形成该份报告的时 间,好让以色列修正其希望在该文件里反映的立场。我还派负责联合国维和行动部 的丹麦将军到现场去核实该事件的证据。此事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密切关注。除以色 列和美国的媒体外,一致的看法似乎是,在卡纳的联合国营地屠杀平民只能有两种 解释。一种解释是,高度专业化的以色列国防军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显示出了军事 上的无能;另一种解释是,赫日布拉战斗队员将其营地移到了靠近联合国营地处, 希望以此保护自己免遭以色列炮弹打击,而以色列则想表明不会容忍此举。但这些 都不能证明对联合国维和营地与在那里寻求保护的难民进行精心策划的攻击是正当 的。 当调查结果出来时,负责此项任务的丹麦官员及其英国助手到联合国总部38层 楼就其发现向我作了简要报告。这位丹麦官员称,依据他的调查、事态发生过程中 的电视实况以及目击证人的证词,他不得不得出结论认为,炮击行为的发生并非偶 然的错误所致,所以以色列应负全部责任。我说,报告一交给我,发表这份报告的 决定就是我一人做出的,为此我将负起全部责任。它将成为我的报告。我的助手费 扎·阿布尔纳加后来告诉我,联合国的一些职员当时还打赌说,离安理会就我连任 一事进行表决只剩下了6个月的时间,我根本不会发表一份严厉批评以色列并令美国 政府不快的报告。 我的报告的结论是,“炮击联合国营地大部分系由技术或程序错误所致的说法 不能成立”。这激怒了以色列。美国政府发言人宣称“我更感兴趣的是玩弄权谋, 而不是创造一种和平气氛”。美国驻联合国使团发言人说,奥尔布赖特大使“非常 震惊的是,联合国的秘书长宁愿选择关于这次事件的不实结论,而这些结论只能造 成分裂和极端化的氛围,却不愿下功夫总结能防止此类灾难再次发生的实践上的教 训”。 克林顿政府完全不希望此份报告出炉,担心当时对以色列的任何批评都会损害 西蒙·佩雷斯连任以色列总理的机会。我的报告是否对以色列选举造成了影响,无 法进行推测,但确实大大影响了克林顿政府对我的看法。克林顿与克里斯托弗对本 杰明·内塔尼亚胡战胜佩雷斯感到震惊,这一选举结果完全打乱了克林顿政府的中 东政策。他们觉得我违背了他们明确的愿望,损害了佩雷斯的地位。 在我看来,这种分析并不正确。内塔尼亚胡击败佩雷斯不是因为在卡纳发生的 事情,而是因为在美国为推进和平所施压力下,以色列人认为阿以谈判史上首次出 现了局面失控现象。前几届美国政府就劝以色列做出让步,但以色列人进行了抵制。 然而,佩雷斯在位期间没有进行任何抵制,和平进程的速度开始加快。从华盛顿的 观点看,这种形势完全如其所愿,因为这可使克林顿总统能够主持各种政治上有价 值的仪式,在几乎有规律的间歇中展示进步。这种形势也如当事者所愿,因为阿以 都需要一个有望完全结束对立的进程。但是,进步的速度让大部分以色列人警觉起 来,他们觉得在巴勒斯坦恐怖主义上升之际,他们的政府却在退让。佩雷斯的失败 是克林顿政府的真正挫折,也是和平进程的真正挫折,因我的卡纳报告而指责联合 国--特别是指责作为秘书长的我--只是一个方便的借口而已。 我关于卡纳屠杀的报告引起了《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发行人莫蒂默·朱克曼 的攻击,他在该杂志的文章中暗示说,甚至搞出这样的一份报告就我来说就是反犹 太主义的表现。但在阿拉伯人中间,卡纳屠杀展现的几乎是壮烈图景。我在报告该 事件中的作用不仅在阿拉伯和第三世界,而且在欧洲也引起了对我的关注,在这些 地方,我在街上就会听到如下说法:我将作为“卡纳的最后殉道者”被人们牢记于 心。 两年后我应当地人民邀请访问卡纳,他们视我为一名承认其苦难的英雄。当他 们把我带到因联合国观察所遭炮击而被杀儿童的墓前时,我禁不住潸然泪下。我从 不掩饰对阿拉伯与巴勒斯坦事业的支持,同时,作为联合国秘书长,我总在谨慎地 努力保持客观,卡纳事件的报告符合这一准则。 叶利钦的祝辞 5月13日过后,即沃伦·克里斯托弗到萨顿厅告诉我美国决定从联合国赶走我的 那一天,我启程去莫斯科参加独联体首脑会议。在此之前,就像经常出现的情况一 样,我收到了来自美国的一份简短说辞,它是由美国国务院的一名助手送到我的许 多助手手里的。我知道,俄罗斯人当时正努力使联合国认可独联体为一个合法区域 性组织。但是,美国不断放消息说,独联体的一些成员国并不希望如此,因为他们 担心俄罗斯是想把独联体完全变成自己的集团或势力范围。人们告诉我,美国同样 有此担心,因此反对俄罗斯的计划。所以人们问我:“这么一来,你考虑过此事的 政治涵义吗?” 美国那份说辞字里行间的信息是“布特罗斯-加利不应该去参加独联体莫斯科 会议,因为去参加此会将给人以联合国承认独联体合法性的印象,而这是俄罗斯人 希望但克林顿政府不希望出现的结果”。美国国务院那位助手说,马德琳·奥尔布 赖特早已受命同我提到过这一点,但国务院还未收到她关于此事的报告。我明白这 是怎么回事。事实上,奥尔布赖特早在一年前的首次世界区域组织集会上就曾向我 提出过此问题,那次集会我邀请了独联体参加。但甚至就在她告诉我其政府对此事 表示担心时,她还透露她并不同意华盛顿的立场。“他们真是愚蠢”即是她的说法。 我也认为美国在此事上的立场荒谬可笑。独联体成员自愿在莫斯科聚会,我只是作 为秘书长应邀参加。我会去参加。我的参加与“法律认可”并无关联。从英联邦、 北约到阿拉伯联盟,从非洲统一组织、美洲国家组织到法语和伊比利亚美洲国家集 团,我全都一视同仁。对我而言,绝对没有任何理由不接受参加独联体在莫斯科集 会的邀请。 我在莫斯科与俄罗斯外交部长叶夫根尼·普里马科夫进行了首场会谈,多年前 他作为苏联阿拉伯专家常驻开罗时,我就与他相识并成为好朋友。虽然我并未主动 谈论我的计划,但普里马科夫一上来就宣布他要全力支持我连任联合国秘书长一职。 我答复道,俄罗斯过早表示支持可能会对美国起反作用;我请普里马科夫不要将他 在此事上的立场公开。接下来的一天,即5月16日,鲍里斯·叶利钦在克里姆林宫午 餐间又说,他要将俄罗斯对我的支持确定下来。叶利钦举起酒杯,带着满面笑容, 提议为我作为秘书长的第二任期干杯。我不满地看了看普里马科夫。在我离开午餐 桌时,普里马科夫羞怯地解释说,他没办法阻止叶利钦。 在5月17日即星期五的独联体首脑会议上,17位国家或政府首脑聚于克里姆林宫, 我讲的是联合国与诸如独联体这样的区域组织间合作的重要性。就在我结束演讲之 际,我感觉到叶利钦打算提出一项支持我连任的决议。这将被美国视为双重挑衅: 认为我撕毁了对克里斯托弗关于不使我寻求连任的决定公开化的承诺;认为我到莫 斯科是为巩固俄罗斯和前苏联各共和国的支持。但在叶利钦讲话前,哈萨克斯坦总 统努尔苏丹·纳扎尔巴耶夫向我询问的是有关联合国改革问题,而且时间很简短。 星期六早晨,我在所谓的斯大林乡间别墅公园漫步,凝视为斯大林女儿在此建 的一间小屋。我边走边想了一个小时。我觉得事态发展有违我的初衷,即无论如何 困难,作为联合国秘书长总要努力与美国保持良好的关系--重要的是不要因俄罗 斯过早支持我的倡议而令美国人感到不安。 “不可思议和困难” 5月18日返回纽约,就碰到了汉斯·科雷尔。他说他异常兴奋:“石油换食品的 备忘录得到了批准。这是完整版本。”说着还将之举过头顶抖了抖。我说:“别太 兴奋了,同萨达姆·侯赛因打交道,无人能那么肯定。”我没说错。第二天,阿尔 一安巴里与科雷尔到萨顿厅找我。巴格达要求加一个新的保证:“你一定要给我们 肯定答复,备忘录一经签署,美国人就不能再提新的条件。” 我近乎失去自制。“对不起。我无法给你们这样的保证。我无这样的权力,也 无这样的权威对联合国成员国讲这种话,更何况这个国家还是支配联合国命运的超 级大国。让我们免谈这种易引起不快的事,还是谈点其他事吧。” 科雷尔心情沮丧。阿尔一安巴里神情迷们。我镇定了一下情绪,用阿拉伯人的 方式向阿尔一安巴里强调说:“请巴格达明白,此事夭折就要冒再次失却机会的风 险。” 阿尔一安巴里离去后,科雷尔表现气馁。他告诉我:“我一生中经历多次谈判, 但从未像这次这样不可思议和困难。” 1996年5月30日早上,巴格达宣布伊拉克接受这份备忘录的要求。乘萨达姆·侯 赛因可能再次改变主意前,我决定立即签署这份协议。为午间举行的发布仪式还匆 忙召集起新闻与电视工作人员。手握文件,我电话通知安理会成员,协议已经最后 定稿,请他们安排非正式会议听我就其主要内容向他们简要报告。签字仪式结束后, 我返回38层的办公室与科雷尔碰面,并感谢他及其团队4个月期间的出色工作和50多 次工作会议所付出的辛劳。 但是,美国则不希望“石油换食品”计划出现于临近总统大选之时。美国政府 担心,共和党可能会拿备忘录中的某些言语作为攻击克林顿向萨达姆·侯赛因做出 了让步的证据。美国代表团之所以那样执着于形式、语句及可能被解释为恢复伊拉 克主权的其他任何表述,原因就在这里。它还担心萨达姆·侯赛因将利用该协议的 成果自吹取得了胜利。华盛顿间接和谨慎地表示,要我确保伊拉克不将该协议的签 署说成是萨达姆·侯赛因的胜利和美国的失败。面对这些矛盾,我要求我的女发言 人讲,这是超越双方政治与认知的人道主义精神的胜利。 6月初,阿尔-安巴里提交了一份人道援助品分发的计划。从法律意义上讲,根 据“986号决议”,赞成或不赞成这一计划的权责属秘书长。但马德琳·奥尔布赖特 却马上对该计划公开表示反对,指责巴格达试图“钻空子,实现更大野心”。她说, 伊拉克在将一项提供食物和药品的计划扭曲为某种包括电话交换机设备和计算机的 计划。为什么要这样攻击?我们只是刚刚达成协议。一切尚未开始实施。为什么美 国要公开反对一个它曾赞成的决议和它实际上起草的一份谅解备忘录? 心情转坏 6月,利用飞往伊斯坦布尔参加所谓“城市峰会”(这也是我在联合国秘书长任 内召开的一系列世界性会议的最后一次)之机,我测览了一下最近美国报纸和新闻 杂志,大部分登载的是有关我的令人不快的文章。在这些文章里我看到的说法是, 是我让美国在索马里陷入了麻烦并命其部队驻到那里;是我阻止克林顿总统进行旨 在终止波斯尼亚战争罪行的空中打击行动;是我试图向全球征税以扩张我在联合国 的权力;也是我阻挠美国改革联合国的可贵努力。尽管民意调查显示美国绝大多数 公民拥护联合国,并希望看到联合国得到加强,但我却被描述成是美国对联合国失 去信心,国会不愿支付美国拖欠联合国庞大财政欠账的责任人。实际上,美国国会 转而反对联合国并拒付美国欠联合国债款的事情发生在80年代,而那时我还根本没 到联合国工作。对于联合国的一些朋友和一些前雇员而言,那时我还是无名小卒, 他们更愿联合国保留其冷战时的样子:道德上的巨人,行动上的矮子。在他们看来, 是新任秘书长把这个世界组织带上了危险的行动主义的不归路。伴随着新闻界的大 量批评,有关取代我位置候选人的猜测亦纷至沓来:有联合国负责难民事务的高级 专员绪方贞子;挪威首相格罗·哈莱姆·布伦特兰;爱尔兰总统玛丽·罗宾逊,据 说美国参议员爱德华·肯尼迪还为其不断向克林顿政府施压。所有这些被提到的名 字都成为记者追逐的对象,而所有的回答都是千篇一律的精典政治风格,即他们热 爱他们目前的工作,但也不会让支持者失望。在西蒙·佩雷斯竞选以色列总理失败 后,他的名字也被列人了秘书长候选者之列。舆论经常5;用“美国官员”的话说, 如果佩雷斯成为候选人,他将得到美国的支持。法国富翁、以色列“迅速实现和平” 运动支持者也是佩雷斯长期以来政治上的支持者让·弗里德曼曾给我打电话,表达 了他的这样一种想法:在联合国设两个秘书长;我是一个,佩雷斯是另一个。“不 可能,”我回答说,“因为这样联合国宪章就得重新改写,且两个船长会沉船。” 6月5日在伊斯坦布尔,联合国“罗马教廷”使者马蒂尼大主教来访。这位大主 教说,“罗马教廷”对我作为秘书长的工作非常满意,而且非常拥护我连任。 第二天,我在纽约的工作人员了解到,国务卿克里斯托弗想给我打电话。美国 在纽约的使团曾询问过我何时会返回纽约,7月10日我才听说了此事,而这已是我参 加完两个重要会议,即里昂“七国集团”高峰会与在喀麦隆首都雅温得举行的“非 统组织”年度峰会之后的事了。我猜想,克里斯托弗是想让我在这些会议之前宣布 我不打算寻求连任。还有一次计划7月21日在开罗召开的阿拉伯高峰会。美国想要我 在阿拉伯与非洲可能做出支持我连任的决议之前隐退。 我的人事局长让一克洛德·艾梅为“机警”起见,6月6日曾打电话给奥尔布赖 特大使,询问让某人注意某拟议电话意图的外交礼仪问题。奥尔布赖特表现得非常 苛刻,“这并不是他需要得到解释的题目”,说完她就挂断了电话。 那天我在土耳其接到的电话不是克里斯托弗而是赛伊·万斯打来的。“好消息!” 赛伊呼叫道,“克里斯托弗已达成了某种妥协--给你再加一年的时间。这样,你 还有一年半的时间继续从事你的联合国改革工作。”我说,不,只有12个月。接下 来的6个月本属我的任期。赛伊说:“没错,但自今日起你毕竟仍有一年半多的时间。 你的任期将延长到你的75岁生日。”他劝我接受这一安排。我拒绝接受。我告诉赛 伊,至于增加一年的礼物,“我并不想要小费”。赛伊建议我认真考虑一下美国的 提议。 克林顿究竟为什么希望我即刻就宣布我自己想离开现职呢?我的工作人员认为 原因在于美国的政治较量。参议员多尔就公开声称,当他成为美国总统时,就会明 确表明美国军队绝不会服从“布特罗斯·布特罗斯-加利”的指挥。我的朋友,也 是共和党的一位领袖、前副国务卿与联合国美国使团主席约翰·怀特黑德曾劝多尔 不要这样讲。怀特黑德对多尔讲,你非常清楚,布特罗斯并没有指挥美国士兵,将 来也绝不会。怀特黑德还补充说:“拿某人的名字取笑有损美国总统候选人的尊严。” 多尔答道:“我明白这一点,但你并不理解;这是一条不会失败的路线。它总使我 受到热烈欢迎!” 克里斯托弗6月7日打来电话时我正在日内瓦。令他吃惊的是我竟知道他来电话 的用意。我告诉他我从赛伊·万斯那里了解到了“那一妥协”。我说:“我们应该 就此面对面谈一谈,不应在国际电话中谈论此事。”“为什么?”他问道。“因为 我不能简单地谈我自己,并给你一个肯定或否定的答复。我的国家是埃及。是穆巴 拉克总统提议我成为秘书长。我代表的是非洲。在没有通知或同他们协商的情况下, 我无法单独一人作出决定。”克里斯托弗则说:“但你现在是一名国际公务员,应 被视为是独立的。”我答道:“是的,但对于那些要求我继续第二任期的人,我也 是有责任的。” “肯定的是,你不可能让美国单方面确定的联合国秘书长辞退。安理会其他成 员的权利怎么样?”克里斯托弗咕吨的其他话听不清,然后就听到他非常不悦地挂 了电话。当我的助手要我讲讲克里斯托弗电话的内容时,我说是与伊拉克就石油换 食品计划谈判有关的事。我一直觉得要信守对克里斯托弗的承诺,不透露将来的打 算。而且保持沉默也合我意;否则我就会立即遭到报复,说我既无效率也无能力完 成与约瑟夫傣纳开始的新一轮改革,而康纳是经我任命负责先前由索恩伯格和威尔 斯掌管的管理与预算工作的美国人。在纽约午间新闻发布会上,记者当时像通常一 样问我是否已决定要争取第二任。“尚未决定”是我的发言人的回答。“离他作出 决定还有几个月的时间。” 在开罗我曾给穆巴拉克总统打过电话。“你的前任全都经历了第二任期,”穆 巴拉克说,“你为什么不呢?”穆巴拉克说,他要给克林顿写信,表明埃及官方请 求支持布特罗斯-加利任满第二任期的意见。稍后我给南非总统纳尔逊·曼德拉去 电话讨论尼日利亚的人权问题。当此话题结束时,我征询他的建议。他说:“你一 定要任满第二任期的5年,所有非洲人都支持你。” 法国总统雅克·希拉克6月M日到日内瓦主持“国际劳工组织”会议。午餐时礼 仪官安排我与他相邻而坐。希拉克说,他反对任何妥协;我必须任满第二任期。他 说他完全支持我,并对此感到信心十足。 同一天,《华盛顿邮报》出现了有关我的两则消息。言论选编页的一则称, “美国典型的笨拙”让政府失去了对这一问题的控制。杰西卡·塔奇曼·马修斯写 道,现在要阻止布特罗斯的第二任期为时已晚,但只要布特罗斯-加利任秘书长, 美国就不可能重建其与联合国的关系。在同一期里,一位因以官方基调透露内部消 息而广受青睐的专栏作家则称我是“华盛顿挨骂最多的人”。这位专栏作家写道, 美国政府反对布特罗斯-加利连任,但正在做的交易是要么将其任期限制在一年或 两年,要么在达成他两年后即离位的协议基础上给其第二个5年任期。我的有些助手 认为这种消息是克林顿政府向我发出的信号。我对它表示怀疑。接下来的一天, 《华盛顿邮报》发表了一篇社论文章。该文称,克林顿政府与布特罗斯-加利之间 的关系已经坏到无法改善的地步,因此必定会有一位新秘书长出炉。布特罗斯-加 利与其说是一位秘书长,不如说是一位将军。我的结论是,如果说克林顿政府正在 新闻界传递什么信息的话,就是这样的信息。 那晚在伊斯坦布尔,我与以色列总统埃泽尔·魏茨曼会面。多年前,我们曾就 戴维营和平进程密切工作过。我们在住所的阳台上坐了很长时间,目视沿博斯普鲁 斯海峡的灯光。我们都只字未提卡纳事件或我连任一事。早先,总理西蒙·佩雷斯 曾向我承诺以色列全力支持我的第二任期,但佩雷斯竞选失败,而且我关于卡纳屠 杀的报告也引起了以色列人反对我的情绪。在以色列新的利库德政府内,我没有任 何个人的接触。 就在这期间,爱尔兰总统玛丽·罗宾逊到美国进行了国事访问。在纽约停留时, 她向“对外政策委员会”发表了演讲。联合国一位官员记录道,其讲稿内容“可能 是从布特罗斯-加利某篇演讲中抄袭来的,但她讲成了美国希望看到的联合国形象”。 《爱尔兰时报》6月13日报道说,克林顿与罗宾逊在椭圆形办公室会面时将讨论联合 国的未来,但“将避开她可能成为下一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这一敏感问题”。不 过,据报道,克林顿“已准备开始满怀信心地与世界领袖们讨论”取代布特罗斯- 加利之事。 那天傍晚在日内瓦,希拉克总统来电话时,我正在一位埃及朋友阿利亚·哈马 德博士家中喝茶。他已同穆巴拉克总统讨论了此事,而且希拉克的外交顾问让一戴 维·莱维特还给国务卿克里斯托弗打电话,劝美国改变其立场,但无果而终。两天 后,希拉克再次打来电话。他与穆巴拉克同意联合采取一项法国一埃及共同战略, 以使我赢得作为秘书长的第二任期,后来穆巴拉克总统还向我个人出示过双方达成 的一份协议。 “很好……我们将继续进行” 6月15日即星期六,《纽约时报》登载的一篇文章使一场台面下的争论转向了公 开的较量。该报记者巴巴拉·克罗西特写道:“利用克林顿政府尚未就是否支持布 特罗斯-加利作为秘书长第二任期作出决定之机,国会中的共和党人希望使这场辩 论公开化,进而转化为一场总统选举的政治运动,在这方面,鲍勃·多尔已占得先 机。”这篇文章引发白宫因担心共和党占据反联合国。反布特罗斯-加利问题的制 高点,而使一场反对我的运动走向公开化。 6月17日即周一晚上,我在日内瓦进行官方访问时,克里斯托弗再次打来电话。 我再次请他与我面对面讨论该问题。我建议说:“我们可以在6月底里昂七国集团首 脑会议举行前碰面。”“不,”克里斯托弗说,“我们希望这一问题在里昂首脑会 议前结束。”但“七国集团”领袖已同意在里昂不讨论该问题,我说。“你怎么知 道?”克里斯托弗机警地问道,“我希望你在24小时内答复。”我再次说我不可能 答复他,因为穆巴拉克总统刚给克林顿发去一封信,请求让我干第二任期。我反复 要求给一次面对面交谈的机会,但克里斯托弗拒绝了。他对我讲话的方式伤害了我。 24小时不到,克里斯托弗的电话就来了,他想要我的答案。我说,我没有任何 选择,只有挺身为第二任期奋斗。“很好,”克里斯托弗说,“我们要取消延长一 年的提议,而且我们将继续进行下去。”我不能确定他所谓“继续进行下去”的意 思,而且也不愿去问。 我从日内瓦去了波恩,6月19日德国外交部长克劳斯·金克尔在一个炫目的白色 餐厅里招待我共进晚餐。在愉快的气氛中,他称赞我在联合国对140位宾客的表现。 私下里,我针对他的询问说,我将继续就我的未来向新闻界保持缄默;在美国大选 结束前我打算保持沉默。 晚餐过后,我回到我在德国贵宾楼的房间,发现纳米比亚总统想在当晚与我见 面。当我们在午夜前刚交谈时,联合国纽约新闻办公室打来电话,说《纽约时报》 驻联合国记者巴巴拉·克罗西特正设法想得到我的“反应”。该报的一位记者被 “最高层”召到国务院通知说,美国将“否决”任何选择布特罗斯-加利继续秘书 长第二任期的尝试。这一决定是“不能撤回的”。一听到这一消息,我就决定向新 闻界宣布我将是第二任期的一名候选人。“你不想先就此考虑一下吗?”我的助手 费扎·阿布尔纳加问,“你还有些时间做决定。你可利用这里与华盛顿间的时差。” 我以阿拉伯式口吻说:“我的女儿,我一生都在克制,没有超越自我。除了违 反我作人的原则,没有什么好担心的。你就直接打电话并告诉他们,我已决定自荐 为秘书长第二任期的候选人。” 虽然离我告诉德国新闻界我尚未作出决定前只有几个小时,但这时我却从对克 里斯托弗的保证中解脱了出来。秘书长办公室的完整性与独立性受到了打击。联合 国会员国认可的协商程序受到忽视。我没有选择,只有宣布我是寻求连任下届5年期 秘书长的候选人。 《纽约时报》于年6月20日登载的首篇文章开题就说: 美国将反对联合国最高级别官员连任的动议 他拒绝退出 华盛顿准备使用否决权加以阻止 布特罗斯-加利赢得第二任期 根据《纽约时报》的这篇文章,克林顿在3月25日就已作出这一决定。该报并不 准确地报道说,我是在6月19日宣布将争取第二任期的。克林顿身边的人必定要以证 明其公开宣布反对我的行为具有正当性的方式对之加以阻止。英国广播公司(BBC) 将克林顿的决定归因于“国内的政治考虑”,说他面对的是多尔反联合国的声望。 该媒体说,这是克林顿出于竞选目的而采纳共和党主张的另一个典型例子。英国广 播公司报道说,在纽约,“联合国官员说将出现激烈的较量”。那天晚上,在公共 电视网由吉姆·莱雷尔主持的“新闻时刻”节目中,国务院发言人尼古拉斯·伯恩 斯提炼了美国的立场:克林顿政府从两方面看待此问题,它总体上拥护联合国,只 是反对布特罗斯-加利。我当时想,这真是一个非常聪明的办法:既能顺应70%以 上美国人拥护联合国的观点,同时又能满足少数人的倾向,舆论调查显示,这小部 分人认为联合国就是一个犹如神秘的隐形直升机盘旋于美国上空的世界政府。 得知也门驻联合国大使阿布达拉·萨利赫一阿什塔尔在莱雷尔主持的节目中坚 定地为我辩护,确实让我感动。他称,美国的决定是侮辱性的,不适当的,而且, 除非按美国国内政治来理解,否则也是令人费解的。报刊上出现的不少文章显示, 多尔对于克林顿窃取他反布特罗斯-加利的专利甚为“愤怒”。 6月20日我仍在波恩面见了德国总理赫尔穆特·科尔。他表示对美国的声明感到 震惊。他说他会支持我,但将在台面下静悄悄地这样做。他劝我无论何时需要帮助 都可直接与他联系。从波恩返回日内瓦,6月24日我与哈萨克斯坦总统共进早餐,过 后,这位总统向新闻界公开且强有力地谴责了美国的立场。他称:“如果说美国有 一票否决权的话,那中国与俄罗斯同样有。”我并不希望出现这种局面。我也不想 进一步激怒美国,只是想找到一种合理的妥协办法。还好,国际新闻界并未太过注 重哈萨克斯坦总统的话,让我有一种解救感。 那些有心帮助我的人也只是进一步对白宫表示生气而已。在接受美国有线新闻 网(CNN)采访和联合国午间新闻报告会上,我的副新闻发言人艾哈迈德·法齐读了 克林顿总统仅在数月前的联合国第15届年会上对我热情洋溢的赞美之词。法齐肯定 新闻界听清了这篇一再重复的赞美之词的每个字,并一再引述克林顿极长的话如下: “秘书长先生,您带来了堪称联合国使命之核心的和平、相助及安全这类观念,并 努力使之成为现实。随着冷战的结束,世界期待联合国给予更多支持与领导。您以 置联合国于国际事务前沿的有效方式经受住了这种挑战。” 但是,我忠诚的和心地善良的发言人只是加重了当时的形势对我的伤害。这些 记录在案的总统公开声明不可能对他目前反对我的立场形成约束。而事实是,自19 94年共和党赢得国会选举以来,克林顿政府就一步步转向了反对我的立场,因为白 宫明显感到越来越需要加强与共和党的竞争,看哪个党更反联合国。我反复受到鼓 励与赞扬的行动主义,已经成了克林顿政府的一大烦恼。 同“七国集团”首脑在里昂 命运真是捉弄人,1996年我被纳人“七国集团”年度首脑峰会的议事日程,这 在联合国秘书长历史上还是第一次。他们要求我去讨论联合国改革问题,我也渴望 抓住机会。在联合国,我实施的改革措施比任何一位前任秘书长都多。然而,我希 望告诉这些世界级领袖,他们希望的真正深远的改革不可能靠秘书长去做,而是要 由他们这些最有影响的会员国自己来做。我希望将’“七国集团”列入这类重大改 革的讨论中。 当我要去里昂时,媒体上出现了有关我的正反两方面的评论。欧洲的报刊持支 持态度。《纽约时报》报道说,在阿拉伯世界,“有愤怒,也有无力感。这种愤怒 虽不可能变成与美国的一种对抗,但将渗入内心,变成一种深深的不满”。埃及与 阿拉伯报刊则满是赞扬我而攻击马德琳·奥尔布赖特的文章与社论。 6月23日《纽约时报》的头版文章呼吁我要以受人尊重的方式安静地离去。他们 提出这样的建议,据称旨在维护我的“尊严”。事实上,是他们自己的尊严受到了 威胁;只要我放弃,他们就可避免做根除我的污秽工作。马德琳·奥尔布赖特在国 会就联合国财政状况作证时说:“当我对人们讲我们将行使否决权,而且如果怖特 罗斯一加利〕获胜,我们将退出联合国时,我非常清醒。”联合国在华盛顿的联络 官报告说,国会会议室的那些人“谨慎地说,她声明的第二部分让他们感到惊讶”。 其他人坚定地为我辩护。A·M·罗森塔尔在《纽约时报)登载的专栏文章的标 题是“勒死布特罗斯-加利”。罗森塔尔特别强调对我名字与背景的公然藐视,他 写道,这是一种无礼行为,如用于马里奥·卡奥莫或小马丁·路德·金这些人身上, 不会得到容忍。参议员保罗·西蒙也在《基督教科学箴言报》的一篇文章中奋起为 我作为秘书长的记录进行了强有力的辩护。 在伦敦,6月25日下午晚些时候约翰·梅杰首相在唐宁街十号接待了我。以一种 非常委婉的方式,梅杰说,他很感激我做的工作,不赞成美国政府的行为方式。但 他未讲英国对我连任的立场。后来人们多次告诉我,这是英国对于国际官员任命或 选择问题惯常的行为方式。在伦敦与英联邦秘书长奇夫·安约科几次会面之后,我 返回了日内瓦,参加印度尼西亚外交部长与葡萄牙就东帝没问题的第八轮谈判。我 们其中的三人在一个可以眺望得斯民族宫花园和莱芒湖的阳台上进行了私下交谈。 我们同意下次会议于12月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我笑着说,如果美国成功将我逐 出联合国,这可能就是我同他们的最后一次聚会了。 6月27日晚,在日内瓦收到了纽约同事们的一份电报。他们建议作出妥协:如果 美国放弃其反对我的立场,我同意lop年12月31日任期结束后再多服务两年。这将使 我的任期共成为7年。因为多年来许多会员国对联合国秘书长两个5年任期的传统表 示过不满,我的7年任期将为联合国的重大改革在事实上确立一种先行模式:由此观 点推断,所有的联合国秘书长将仅有7年的任期。我电话告诉我的同事们说:“我收 到了你们的电稿,”这正是我要表达的意思。我确信,我无论在纽约市秘书长居所 还是在外旅行的电话谈话都受到了监听。但我还是决定同穆巴拉克与希拉克总统提 出这一妥协问题。 尽管因“七国集团”首脑会议,官僚与记者云集里昂,但这座城市仍给人愉快 与轻松的心境。我被安排在一家称作德拉托罗斯饭店的旅舍中,这是赖妞喜欢的那 家饭店。新闻界猜测,正在改善的法一美关系“可能很快在克林顿先生反对今年底 任期结束的联合国秘书长布特罗斯-加利连任的决定上经受考验。希拉克先生支持 布特罗斯-加利先生,并告诉了克林顿先生这一立场”(《纽约时报》)。由于是 这样一种情况,希拉克总统明智地向人们表明,不会允许这一问题出现在里昂首脑 会议上,这与我向沃伦·克里斯托弗作的预测一致。 那天晚上,我参加了招待“七国集团”所有国家外长的晚餐。克里斯托弗与我 进行了愉快的交谈,内容大部分是有关联合国改革的问题。我称他“克里斯”,他 叫我“布特罗斯”。这种气氛显得我们之间似乎并无什么隔阂。后来,在我们观看 烟火时,希拉克总统来到我这里。批评完烟火质量不好之后,他说:“我们将一直 支持你。”接着,我发觉我正挨着加拿大总理让·克雷蒂安,他耳语道,“尽管我 们的南部邻居反对”,但我们将支持你连任。 第二天即6月29日上午,我与“七国集团”的领袖们正式会面,并读了一份报告, 解释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贸易组织及联合国就最贫困国家面临的问 题如何在进行合作一事。克林顿总统听得津津有味。此后我又向这些领袖们叙述了 1993年奥斯陆和平协议签署之前,面对联合国雇员强烈反对,我如何决定将为帮助 中东巴勒斯坦难民设立的“联合国救济与工作署”从维也纳迁到加沙的经过。午餐 过后,克林顿总统向我强调说:“感谢你做的这件事。这帮了阿拉法特的忙。”里 昂高峰会结束时,美国发言人说,“七国集团”峰会上的气氛朝着“饱受困扰的布 特罗斯-加利先生”证明是“正确的和受人尊敬”的方向发展。路透社报道说, “法国总统希拉克与德国总理科尔两人已明确暗示,他们认为布特罗斯-加利应该 得到第二个任期。”希拉克称,每个人都了解那种敬意,此中包含着他和欧共体对 我的支持。科尔向记者们说,“每一位联合国秘书长都经历了第二任期。”加拿大 总理克雷蒂安在他的最后记者招待会上说:“我们认为布特罗斯-加利先生在困难 的环境下做了极出色的工作,我们非常乐于使他连任。” 里昂峰会最后发表了一份支持联合国改革的声明。一位评论家说,“七国集团” 公报显示布特罗斯-加利作为秘书长得到了近于A减等级的评分。作为一名前教授, 我对得到A减等级的奖赏相当开心。12个月前参加这次“七国集团”首脑会议公报起 草、有“谢尔巴人”之称的一位日本代表团成员曾在东京告诉一名埃及外交官,该 文本最初含有许多称赞我的话,但最后在美国坚持下被全部删掉了。 支持和对抗性反应 来自纽约的报告向我显示,奥尔布赖特正全力向非洲国家施加压力,以在计划 举行的雅温得峰会上排斥我。非洲一位驻联合国大使告诉我的人事局长,他正收到 来自美国使团“无休止的”信函。马德琳·奥尔布赖特甚至还亲自打电话给他。他 带着诧异的口吻说:“在此之前,她甚至根本不知道我的名字。” 比我先去雅温得的联合国同事兰萨纳·孔耶特报告说,这里美国人云集,劝非 洲人转而反对我。 从在欧洲的有利位置,我能看清与此问题密切相关的世界舆论,对美国媒体的 态度也几乎了然于胸。当时正访问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的一位朋友告诉我, 在7月4日“美国独立日”的教工野餐会上,连并不是那么经验丰富、消息灵通的人 甚至都了解克林顿政府反对我的行动。当得知此事时,一般的反应是感到惊讶。 “我认为布特罗斯还可以。”一位教授说。尽管一般缺乏美国的新闻报道,但巴巴 拉·克罗西特在其文章“美国对联合国改革的批评遭到反驳”中指出,说起联合国 改革所取得的真正成绩,我是“推动者”,负责管理的副秘书长约瑟夫·康纳是 “执行者”。 《纽约时报》上的另一篇文章“美国与联合国:目前谁更需要谁?”断言,克 林顿驱逐布特罗斯-加利的努力“即使尚未惨败,也已引起了公众的困惑”。该文 指责美国将联合国当作“权宜之计”加以利用,使其“比克林顿总统和白宫更易受 到各方责备”。 雅温得峰会 7月初的一个星期六深夜,我到达喀麦隆首都与“非洲统一组织”峰会主办市雅 温得后,周日上午一早我即开始在代表中寻求支持。虽然早知美国人在此大量云集, 但看到那样强的一支美国官方队伍卖力地对我加以低毁,还是感到震惊。在这里, 也即在举行会议的旅馆大厅里,我首次领略到了美国词语“游说”的全部含义。无 数年轻的美国外交官似乎常常从旅馆的一处穿梭于另一处。在我每次搭乘电梯时, 都会遇到汗流满面的美国对外服务处官员忙于他或她与非洲领导人会面的事情。 美国负责非洲事务的助理国务卿乔治·穆斯就在这里。同他在一起的人是布什 政府时期担任同一工作的赫尔曼(汉克)·科恩,此人目前是一涉及非洲问题基金 会的主任。我熟悉这两个人,因为我们经常在涉及非洲问题上一起工作。让我最感 奇怪的是艾哈迈德·乌尔德·阿卜杜拉也在场,此人是毛里塔尼亚人,由我任命为 负责布隆迪事务的专员。乌尔德·阿卜杜拉像鳗鱼一样滑向美国人阵营,也许就是 他突然离开联合国成为科恩基金会新负责人的缘故。我的助手费扎·阿布尔纳加略 带愤怒地把乌尔德·阿卜杜拉拉向旅馆走廊一角,指责他是一个卑劣的变节者。 助理国务卿穆斯出现在喀麦隆电视节目中。他说,只要不是布特罗斯-加利, 美国将支持任何一位非洲人担任联合国秘书长。在我长期的外交生涯中,还从未目 睹过如此密集、如此出言不逊的宣传活动。令我难以置信的是,我竟是世界推一超 级大国这次庞大行动的靶子。穆斯的谈话适得其反,因为美国这次带威胁调子的行 动令非洲领导人如我一样地感到震惊。惟有身居高位者能够理解这属于经常出现的 政治诽谤一类的问题。无论你的承受力多强,它都是难以忍受的。我经受住了这场 灾难,因为我确信这只是出于国内政治的需要,一旦美国选举结束,新政府将停止 对我的攻击。 24小时就看到那么多非洲各国或政府首脑,我数不清究竟有多少人到场。莫桑 比克总统态度积极,多哥总统甚至更为积极。赞比亚总统说,他“非常拥护”我连 任。阿尔及利亚总统表示,他要给我以强有力支持,感谢我在联合国中有许多“阿 巴拉契亚人”抵制的情况下,为阿尔及利亚的复决投票派来联合国观察员。刚果总 统说,“从感情上、实践上、政治上讲”,他是完全站在我一边,“但现实主义告 诉我们,如果推一的超级大国反对你,抵制是无用的”。我说我无可选择,只有进 行抵制--为了联合国的独立,为了非洲的形象和团结。 午夜我正要就寝,电话铃响了起来。得知亚西尔·阿拉法特要来见我,我急忙 穿好衣服,迎接这位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主席及其庞大的随行人员。我告诉他们, 在会议的最后一天,对于“非洲统一组织”能否顶住美国强有力行动的压力,我有 点悲观。阿拉法特异常愤怒:“绝不要这样说!你将会成功!我们支持你!你在联 合国的存在是必要的!”我感谢了这位主席的支持,并想陪他回其住所。他礼貌地 加以拒绝。作为一种外交礼仪,我坚持这样做。我们就像是“阿方斯和加斯顿”在 走廊里亲切交谈,然后他说服了我,自己离开。 星期一我很早起床,开始了进一步的接触活动。表决很快就要进行。厄立特里 亚总统对我要求支持的请求反应剧烈。他说,他反对我,因为我的国家埃及“已与 苏丹结下了反对厄立特里亚的秘密同盟”。“这并不符合事实,”我说。“我有证 据,”这位总统坚持道。“埃及对于联合国针对苏丹的最后决议只是给予了温和支 持。”我回应说,“请忘记我是哪个国家的人吧。难道我对你国家的支持还少吗? 在厄立特里亚与也门的争论中,我那些优良工作人员是成功的。其成果正在此时得 到体现。”厄立特里亚总统哑口无言。最后他说,“我支持你,但不是支持你的国 家。”我不理解这种模棱两可的说法,但他在雅温得没有公开反对我连任。 我转交给塞内加尔总统阿卜杜·迪乌夫一封穆巴拉克总统的信,信中请迪奥夫 代表穆巴拉克向“非洲统一组织”提出我候选连任事。出于策略考虑,我希望非洲 领导人能在其正式会期开始前,就他们在联合国秘书长人选上的选择达成一致。 应允进人这次峰会会议大厅者,只有我自己和“非洲统一组织”秘书长不属国 家或政府首脑。国家首脑们进人另外的会议室进行非正式协商。我只能自己在这个 大厅里耐着性子空等裁决结果。漫长的等待让我想起了我的学生等待考试结果时的 情景。 突然,费扎冲了进来:“我们赢得了决议!是一致通过!”纳尔逊·曼德拉总 统走出来拥抱住我,并邀我陪他一起进人会场参加会议。他来雅温得仅两小时,是 特意为这次表决赶来的。 阿拉法特主席第一个在正式首脑会议上发言,这是“非洲统一组织宪章”赋于 “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作为最后保持下来的解放运动的特权。在其发言的结论部分, 阿拉法特特别提及,阿拉伯世界决定支持布特罗斯-加利连任,并祝贺我获得非洲 刚刚给予的支持。这就首次正式公开了“非洲统一组织”刚通过的一项支持我的决 议。人们向我起立鼓掌,但这与其说是为我个人,不如说是为非洲公然藐视美国的 强权而鼓掌。费扎当时坐在美国代表团的后面。一名美国外交官问另一外交官: “阿拉法特说什么?他清楚他在讲什么吗?”费扎靠过去告诉美国人,“此事发生 在十分钟前。非洲统一组织一致表决推荐布特罗斯继续第二任期。”那位美国人脸 色顿转苍白,与代表座席上的全部黑色形成了有趣的对照。一名美国人跳了起来, 边离开大厅边说,“我们得立即通知国务院!” 准予发表的决议文本如下: 雅温得峰会关于联合国秘书长第二任期候选资格的声明: 非洲统一组织国家和政府首脑大会于1996年7月8日-10日在喀麦隆首都雅温得 举行第三十二届会议。 回顾1995年AHG/RES 243号决议,在该决议中,国家与政府首脑大会表达了对布 特罗斯-加利执掌联合国的进取精神的赞赏: 1.再次确认选择非洲人担任联合国秘书长的历史重要性,这使非洲能够对实现 联合国宪章确立的原则和推进多边合作做出重大贡献; 2.希望重视布特罗斯·布特罗斯-加利1991年当选以来在联合国秘书长位置上 的行为; 3.恢复联合国的传统与惯例,即现任秘书长再当选第二任期; 4.在这一点上,建议现任主席与所有伙伴、联合国成员一起采取必要步骤,给 予非洲接下来5年期的第二次授权,并建议给予布特罗斯·布特罗斯-加利博士为联 合国秘书长第二任期候选人资格。 之后,在我个人打电话向这些领导人表达谢意时,每个人都热情与乐观。但有 一位提醒我说,“对美国而言这是一次屈辱的外交失败;这将使他们除去你的行动 更为剧烈。他们会像恐吓者一样行事。” 因雅温得机场留给了“非洲统一组织”国家首脑们备用,我乘车到了坐落于喀 麦隆海滨的杜阿拉。在杜阿拉国际机场贵宾室,我遇见了全体美国代表团。我礼貌 地同助理国务卿穆斯进行了交谈,所有这些美国人神情愉快,尽管我们刚刚在雅温 得进行了一场剧烈的较量。 我于黎明时分到达巴黎郊外的查理斯·戴高乐机场。与我相遇的一位法国记者 说,去雅温得的每个国家或政府首脑都收到过国务卿克里斯托弗或国家安全顾问安 东尼·莱克的电话,而且在雅温得峰会前的几个星期,美国代表团访问了每个非洲 国家,这样大规模的行动全是针对你的。我说:“要是美国将如此巨大的精力用于 非洲的发展上就好了。” 误导性消息 美国国务院主要通过发言人尼古拉斯·伯恩斯,试图将其在雅温得的失败变成 一种胜利。美国断言,非洲给予我的支持只是例行公事,并不热心。“非洲统一组 织”秘书长萨利姆·艾哈迈德·萨利姆回应时纠正了这种不实说法。他称,雅温得 声明“是完全一致支持的产物”。布特罗斯-加利是非洲的候选人,而且“决定是 在充分了解安理会成员之一[即美国]立场的情况下做出的”。误导性消息仍在继续, 据说当时只有少数非洲国家首脑在场。萨利姆·艾哈迈德·萨利姆再次对出席人数 予以澄清,称在作出支持布特罗斯-加利决定时,有29位国家首脑在场。 但误导性消息有时就压制了真实的信息。美国媒体效法国务院,忽视“非洲统 一组织”的决议或斥之为半心半意的产物。非洲和欧洲报刊方面则报道说,非洲的 决议是美国反我行动的主要障碍。 美国强调的另一个主题是我“挫伤了”联合国雇员的积极性。但是,当我回到 纽约,进人联合国大楼时,却是大部分雇员聚在一起向我表示欢呼与祝贺。毫无疑 问,我对他们确实要求严厉,但他们知道我非常尊重与爱护他们。很显然,美国反 对我只是唤起了他们对我的忠诚和支持。正如美国有线电视网摄影师所拍摄的场面 一样,数百人争相拥过来与我握手。在他们眼里,美国对我的攻击就是对他们所有 人的攻击,就是对联合国本身的攻击。这些朋友与同事的热情让我几乎感动得掉下 热泪。 《华盛顿时报》称其为“英雄般的欢迎”,接着写道: 任期届满时将有74岁的这位埃及外交官和学者几乎做了美国希望其做的一切- -即使他对之牢骚满腹。他发起了秘书处的改革,执行他知道会失败的安理会关于 波斯尼亚问题的指令,并不顾会员国对他的闲言碎语,试图促成一项在卢旺达的维 和使命。他领导联合国对于成员国不愿处理的问题以代罪羔羊之姿发挥其作用。无 论他不稳定的任期的真实结果为何,美国政治家将布特罗斯-加利当作手边的恶棍 在选举年加以严厉评击,都是迷失了方向。 美国当时对我在联合国的支持者展开了一场非常有效的禁口运动。同联合国有 关的任何人,只要为我进行辩护,就会受到美国驻联合国使团发言人的攻击,称其 利用联合国的官方地位,“花着美国纳税人的钱”从事一场“政治运动”。记者被 叫到美国驻联合国使团詹姆斯·鲁宾的办公室,听其指责联合国新闻办公室涉嫌卷 人布特罗斯-加利的“运动”。鲁宾说:“我们不会忘记这一点。”结果是完全形 成了一种单边竞赛的局面。支持我的一边被禁口,他们则是随意对我口头指责。 华盛顿似乎并不了解或在意指责我对联合国团结的影响。通过发出“否决”我 的威胁,美国触及到了一个敏感问题。许多成员国认为,联合国应该将精力集中于 国际和平与安全问题上。华盛顿不断发出行使否决权威胁所带来的问题,超出了秘 书长是否保有独立性的范畴,弓泼的是对安理会究竟发作到十么功能的疑问。 我曾请一位同事试着向美国国务院的适当层级提出其中的某些担忧。得到的回 答却是:“没有任何商量余地。我们将破浪前行。我们要让布特罗斯-加利尽可能 快地离开现有职位,然后推动联合国的工作。我们的确视非洲统一组织的决议为我 们已取得某些进展的特殊迹象。非洲人无视这一点。”华盛顿对外政策决策圈中间 迷漫的此种情绪之强烈几近狂热,大部分原因是所有人对白宫关于克林顿连任的说 法充满信心。有哪个外国政府愿同笃定开始其第M任期的美国总统弄僵关系呢?在波 兰,马德琳·奥尔布赖特将此说的再明白不过:“你会把谁视为你的朋友,是比尔 ·克林顿,还是布特罗斯-加利?”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与被指为战争罪犯的塞族领袖拉多万·卡拉季奇相比,克 林顿政府更热衷于对我的打压,因为这时美国领导的北约正要撤出来,需要避免与 卡拉季奇和其他被指为战争犯的主要人物相遇。 北京与莫斯科步调一致 1996年7月1日,中国政府发表了一份声明: 中国赞赏秘书长布特罗斯-加利先生为加强联合国地位所发挥的积极作用。中 国理解并支持非洲统一组织关于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资格的声明,并确信非洲统一 组织的愿望和立场享有国际社会的广泛同情与支持。 中国的声明刚好发表于克林顿国家安全顾问安东尼·莱克访问北京之前,在外 交圈被视为是对美国一手主导这一问题不满而精心安排的一击。 俄罗斯随后对美国的打击甚至更猛。就在戈尔副总统为祝贺叶利钦总统连任访 问莫斯科期间,俄罗斯外交部声明如下: 众所周知,非洲统一组织首脑会议坚定地宣告支持将秘书长的第二次授权给予 非洲,并推荐现任秘书长布特罗斯·布特罗斯-加利博士连任这一职位。我们重视 这一权威论坛所作决定的重要意义。它再次证明--不管某些人是否希望发生这种 情况--布特罗斯-加利博士享有国际社会的广泛同情与支持。俄罗斯高度赞赏布 特罗斯-加利博士作为联合国秘书长发挥的作用。 7月16日,我向安理会作简要报告,报告了从利比亚和塞浦路斯到西沙哈拉和东 蒂汉当前广泛存在的外交问题。安理会几乎所有成员向我提问,惟有美国代表双唇 紧闭坐在那里,显然是要证明华盛顿对我不满。中国与俄罗斯的声明引起了记者的 兴趣,纷纷向我提出连任的问题。我当然愿意利用这一机会澄清我的立场:“各种 日常问题让我已不堪重负。如果我把精力用在连任上,就无法处理这些问题。连任 问题属安理会成员国的权限。他们将作出决定。它不再是我要管的问题。” 这时,新闻界传出詹姆斯·鲁宾即将离开美国驻联合国使团,加人克林顿的竞 选活动。私下里,记者们猜测,鲁宾之所以同意这次调动,是因为他得出结论认为 马德琳·奥尔布赖特不可能成为国务卿。新闻团体普遍感到,她所领导的反对我的 行动正走向失败,使其无缘得到白宫的青睐。 但在7月和8月,美国人正忙于观看在亚特兰大举办的奥运会和两个主要政党的 提名大会。这样,在美国人们就很少关注克林顿政府在雅温得、北京及莫斯科陷入 的一系列明显外交窘境。 我的同事一直在与其克林顿政府的同行进行接触,以了解他们对局势的看法。 7月17日国务院的一位官员说:“瞧,我们提供给布特罗斯-利75岁生日一笔交易。 一年多的时间和连带克林顿赞扬的大型庆祝典礼。布特罗斯拒绝这笔交易之时,就 是斗争开始之日。”这位官员称,克林顿“仅通过否决其连任就可赢得选举。否决 权是他在美国政治中最好的工具。我们不会后退。美国的舆论与人民不会在意。我 们没有后顾之忧。国内政治处于良好局面”。另一位美国熟人说:“无论如何,克 林顿没有任何退让的余地。说过其决定不可能更改的话之后,他就绝不可能对之加 以改变;否则多尔会彻底打垮他。” 但怎么看中国与俄罗斯支持的声明?我们问道。回答是“忘掉它”。“有外交 部的声明,也有真实世界的外交。你可以获得你想要的所有外交部声明,但这些声 明不算数。俄罗斯人将会告诉我们他们的声明未经叶利钦授权。” 我从外交界一位朋友那里也得到了情报报告。7月20日一位拉丁美洲大使放话说, 白宫决定“推动这一进程”。美国希望于9月初结束这件事--意思是获得安理会对 我的否决。如同美国历任总统通常所作所为一样,在克林顿总统向联合国大会发表 公开演讲时,他也不希望冒陷入窘境的风险。 新的威胁 接着,美国发出了一项新的威胁,意在打消投票支持我的非洲国家的决定。19 96年7月22日,美国新闻署驻联合国记者引述美国官方声明说,如果非洲人继续不改 变对布特罗斯-加利的支持,他们“将使非洲失去获得秘书长职位第二任期的机会”。 换言之,非洲人应该迅速遵守克林顿政府发出的指示,否则美国将从非洲大陆之外 的某个地方挑选我的继任者。这只有更加坚定我的决心,按照过去来自欧洲、亚洲 及拉丁美洲历任秘书长的惯例,去坚持非洲拥有该职位两届任期的权利。美新署的 文章令我的朋友和顾问、该署前署长约翰·休斯感到震惊:“这纯属宣传,而且不 恰当地利用了美新署。”他说,美国的法律禁止以这种方式利用美新署。 相反,美国以外的舆论则持赞成态度。1996年7月20日-28日的《经济学家》正 确地描述了当前的形势。《经济学家》的编辑们说,我是秘书长比较合适的人选之 一,且是此时正确的人选。该刊描述我是“坚持原则、具有独立思想的知识分子, 行事符合时代精神,对于安理会赋予他的不明确授权敢于据理力争”。该杂志称, 对于美国人来说,“干涉主义行为迅速转向了尖酸刻薄,他们有意制造在联合国及 其并不那么圆滑、也常常不容许愚弄的老板那里受到挫折的感觉”。《经济学家》 提出了一个妥协方案:“布特罗斯-加利接受欧共体的提议,将任期稍微延长。这 可能是避免安理会在克林顿先生可能赢得美国11月份大选之前就摊牌的一条途径。” 这是“七国集团”里昂峰会期间我与穆巴拉克和希拉克总统提及的妥协方案的翻版。 我从在华盛顿的阿拉伯朋友那里得知,法国正努力说服美国接受这种解决办法,但 我并不直接了解实际发生的事情。 7月22日,《纽约时报》的一位记者给我的同事约翰·休斯打电话说:“美国刚 发出这种异常的威胁!发出人:杰米·鲁宾。单位:美国驻联合国使团。有录音在 此。他说,联合国为布特罗斯·布特罗斯-加利连任而奔走的任何人都将受到美国 的调查!”鲁宾不怀好意地声称,“他们是否从事此事自己应该心知肚明。”这位 记者说,发出这种威胁之所以令人震惊,在于克林顿政府本身就在不停地从事着反 对布特罗斯-加利的政治活动。该记者称:“白宫为那些在非洲统一组织表决前到 雅温得给布特罗斯-加利设置障碍的人付了飞机票,”对我指责卢旺达屠杀事件气 愤的卢旺达官员即在这些人之列。 第二天,即7月23日上午,《纽约时报》报道美国对联合国官员发出威胁,特别 提到克林顿政府对我拒绝配合其除去我的行动“暴跳如雷”。文章中还提到了鲁宾 明显划定要进行调查的那些人的名字,包括联合国副发言人艾哈迈德·法齐,即那 位凑趣向新闻界宣读克林顿总统不到一年之前赞扬我之词的人。提到的人中也有我 指定负责与克林顿政府就重要的联合国工作进行协商的美国公民:我的女发言人西 尔瓦纳·福阿;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主任詹姆斯·古斯塔夫·斯佩斯;负责行政与管 理的副秘书长约瑟夫·康纳。斯佩斯和康纳在政治立场上与克林顿政府接近,然而 两人都受到了攻击。 在联合国午间新闻发布会上,我的女发言人西尔瓦纳·福阿没有后退。她说这 是不光彩的行为,称鲁宾的威胁有点像麦卡锡主义的“恐吓术”。一位记者开玩笑 说,联想到克林顿的助手获得了联邦调查局以900多件影印本中的某些影印本这则正 发生于华盛顿的丑闻事件,或许白宫就是从联邦调查局的这些影印本中抓住了在联 合国工作的美国人的把柄。 《华盛顿邮报》一则标题写道: 联合国关于布特罗斯-加利的论战升温 其他咸员国攻击美国反对现任秘书长连任的行为 至此,所有的信息显示,是马德琳·奥尔布赖特和一个秘密“工作小组”一直 负责清除我的任务。因精力集中于总统竞选和党代表大会上,说克林顿总统和白宫 对所有发生的这一切并不知情似乎也有道理。但一旦舆论开始炒作此事,更高层人 物的立场至少就清楚了。一位民主党的杰出企业慈善家,也是克林顿的支持者就告 诉我,白宫的所作所为让他“毛骨悚然”。7月24日在旧金山为克林顿竞选举行的集 资晚餐过后,他递给总统一个便条,提醒说反对我的行动已经失控,需要仔细地加 以检讨。 在共和党一边,乔治·布什的老朋友约瑟夫·弗纳·里德向当时在缅因州肯尼 班克港的这位前总统就此事作了简要报告。自任美国驻联合国使团负责人起,就一 直在密切关注着联合国事务的布什听了简报后,对于美国愚蠢的行为也感到惊骇。 “我是拥布特罗斯派,”他说。他还想通过与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参议员多尔谈话 的方式努力提供帮助。所有这一切只有更加坚定我继续寻求连任的决心。但克林顿 竞选班子想出了一个无懈可击的策略:联合国和我应为克林顿对外政策的失败承担 责任。共和党人发现联合国正对其成绩不错的政治竞选运动造成冲击,因而,即使 作为攻击克林顿对外政策的手段,也绝不会允许自己对联合国表现出心慈手软。与 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该大选年,美国公众的兴趣完全不在对外事务领域。《华 尔街日报》与“全国广播公司”最新的民意测验得出“对外政策”是影响美国公众 票选总统的16个问题的最后一项。 “国会黑人议员团”采取支持立场 来自华盛顿的第一个积极迹象,是“国会黑人议员团”1996年7月16日发给我的 一封信。该小组主席、共和党代表唐纳德·佩恩邀请我在华盛顿与该小组成员见面。 信中说:“感谢您在改革联合国方面所作的杰出努力和给世界黑暗之所带来光明的 领导,”“代表国会40位直言不讳议员的‘国会黑人议员团’支持您连任另外的5年。” 该“黑人议员团”理解与赞赏我不仅作为秘书长而且贯穿整个职业生涯为非洲 发展所做的工作。《华尔街日报》像是要对此作出回应,发表了一篇题为“非洲为 什么需要一位新的联合国秘书长”的长社论,要我对近几十年发生在非洲的几乎每 次暴力行为、压制行为及腐败行为负责。 穆巴拉克访问华盛顿 伴随着我的总统、埃及的胡斯尼·穆巴拉克的到访,在华盛顿出现了一次更为 直接的机会。我清楚,7月31日在椭圆办公室会面时,穆巴拉克会请克林顿放弃对我 连任的反对立场。就在这次会面日期临近之际,1996年7月29日的《纽约时报》却宣 称,埃及方面将把美国在我仅任一届后就罢黜我的决定视为一种“对个人的侮辱”。 事实远非如此,阿拉伯世界所有的新闻与舆论对美国在此事上的立场都极为愤怒。 星期三,即7月31日,我飞抵华盛顿,在穆巴拉克同克林顿会谈之后,与其在布 莱尔大楼一间明亮而色彩斑斓的客厅会面。穆巴拉克热情与我拥抱,然后将我转过 去左看右看。“你太瘦了。”他说。“是的,我由胖变瘦了。”我回答道。 穆巴拉克告诉我,是克林顿总统首先提起连任一事的。在他们两人漫步于白宫 草坪时,克林顿问道:“关于布特罗斯一事我们该怎么办呢?”穆巴拉克回答说, 布特罗斯-加利在阿拉伯世界的穆斯林信徒与基督教徒中都同样非常受欢迎。美国 不接受来自埃及的联合国秘书长继续第二任期的行动,给穆巴拉克带来的是一个政 治问题。此事关乎埃及的国家荣誉。所有的其他秘书长都有第二任期。为什么布特 罗斯-加利就不能有?穆巴拉克对克林顿说:“我们必须找到一种妥协办法。”克 林顿沉默不语。然后对穆巴拉克说:“布特罗斯-加利是一个好秘书长,但就是太 自行其事了。”穆巴拉克没有就此再多说什么,但他告诉我,他感到克林顿并不是 真正反对我。他向我说:“克林顿总统好说。反对是来自美国国务院。”这进一步 使我确信,一旦美国大选结束,我的噩梦就会终止。穆巴拉克告诉我:“你一定要 了解,我始终都会支持你。我已经发出了明确的指示。” 不久,沃伦·克里斯托弗在众议院国际事务委员会作证时,提出了所谓美国反 对我的独特理由。此前,美国政府的解释翻来覆去,并不固定。此刻克里斯托弗宣 布,只有我离开现职,美国人民才会相信改革联合国的承诺,国会才有望支付美国 欠联合国的债务。克里斯托弗说:“总统与我已清楚表明,实质性的改革是获得国 会与美国人民支持联合国的基本前提,我们坚持认为联合国需要一位新秘书长。” 克里斯托弗与国会议员李·汉密尔顿之间随后的交谈显示,好像先前就已安排 好要将这种新的解释模式成为定案: 汉密尔顿:您或许知道,在这一机构,在这一国会机构,我认为也许在全世- -人们对美国关于秘书长一职的立场有许多疑问,即我们对该职位有没有固定的立 场。 克里斯托弗:总统觉得,没有一位新秘书长……我们就不可能动员美国对联合 国予以支持,尽管他非常希望提供支持。 汉密尔顿:我同意您的立场。没有一位新秘书长,国会将不允许支付那笔欠款。 欧洲新闻界的看法则与之大相径庭。德国新闻界存在的一个看法是,美国的朋 友、盟国以及敌人都对其“单方面的傲慢”感到吃惊。克林顿封杀布特罗斯-加利, 并非因为他没有能力或不愿进行改革,而是因为克林顿不想让多尔在该问题上拿分。 布特罗斯-加利越来越被白宫看作是“令人疲倦的对手”或“难以应付的砝码”。 在回答我的人事局长的直接提问时,奥尔布赖特的副手爱德华·斯基普·涅赫姆透 露了实情:“斯基普,请真实地告诉我,美国为什么要反对布特罗斯-加利?”涅 赫姆犹豫了好几秒,然后答道,“他不能按我们希望的速度做我们希望他做的事。” 尽管公开表现强硬,但也有马德琳·奥尔布赖特担忧的迹象。她的攻击在美国 以外的世界似乎只是增加了人们对我的支持。正如周日版伦敦《泰晤士报》1996年 7月28日指出的那样,“克林顿政府将[布特罗斯-加利]描绘成傲慢、腐化、没有效 率集于一身的全部努力开始招致相反效果”。但如果政府不成功,文中说,“也不 可能让美国看起来更无能”。 在美国本土之外,美国官员继续遭遇到一连串公开的窘境。在堪培拉与克里斯 托弗联合举办的记者招待会上,澳大利亚外交部长告诉记者,澳大利亚“不参与布 特罗斯-加利的候选人资格之事”。其他地方的评论则是严厉批评。在中国,《人 民日报》的文章特别提到:“大多数国家表示,美国的所作所为……是一种霸权行 为。”文中继续说:美国“试图操纵联合国秘书长的选择,以达到控制联合国的目 的”。 通常,吕月是外交上的淡季,美国大选年更是如此。我在纽约卡托纳的林中租 了一间屋子,并决心不露声色。我们觉得,随着马德琳·奥尔布赖特的发言人、准 备加人克林顿竞选班子的詹姆斯·鲁宾的离去,美国使团对我的恶意攻击可能会有 所收敛。我的女发言人西尔瓦纳·福阿在午间新闻发布会上开了个小玩笑。她递给 记者印有“布特罗斯-加利克”标签的南非造小瓶,说向“我们自己的杰米·鲁宾” 告别,“加利克”与大蒜一词同音,与加利发音相近,意思是大蒜具有驱除吸血鬼 的神奇力量。 8月初,当我从卡托纳以电话方式就无休止的塞浦路斯争论、尼日利亚人权形势、 也门与厄立特里亚的对立等问题进行工作时,其他领导人劝我要采取主动。比利时 王后法比奥拉打电话说,她正在为我祈祷。两天后,我与南非的纳尔逊·曼德拉进 行了一次长时间推心置腹的交谈。当我打电话和格拉夫科斯·克莱里季斯总统讨论 塞浦路斯的最新问题时,他告诉我他已同克林顿交谈过,且“并不悲观”。他说, 克林顿似乎准备接受延长两年任期的妥协方案,但“他的合作伙伴更为消极些”。 观看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 8月15日在卡托纳的临时住所内,我观看了参议员多尔接受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 名后的演说。赖娘已经休息,但我一直坐着,等着看多尔是否再次使用他的“布特 罗斯-布特罗斯”路线。果不其然。多尔说,当他成为总统时,“我们的武装力量 将会看到,总统才是他们的总司令--不是布特罗斯·布特罗斯-加利或任何其他 的联合国秘书长”。我发现这是一种病态的蛊惑性宣传。共和党总统候选人认定, 与其直接攻击克林顿的对外政策,不如说克林顿让我控制了美国的对外政策在政治 上更有效。我想,克林顿如何能带着这一加在他头上的指责改变整个进程呢?多尔 路线划定的逻辑是,为了重塑其总统权威,克林顿就不得不除去我。但我认为,从 另一个角度看,多尔在其演说中只提到了两个人的名字:我的名字和亚伯拉罕·林 肯的名字。我已在美国历史上占了一席之地。后来有人告诉我,多尔的原始讲稿中 并没有我的名字。然而,就在最后一分钟,他还是不能抗拒嵌入他内心的“不错的” 赞美路线。 第二天,西尔瓦纳·福阿给我带来了更大麻烦。在午间新闻发布会上评论共和 党纲领和党代表大会时,她称“在圣迭戈听到的话明显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她 说,令人担心的是,“一个寻求领导美国的政党对于联合国实际如何发挥作用竞会 如此的无知。共和党人正在迎合偏执狂”。 我倾向于同意福阿的观点,但她走得太远了。联合国官员应该避免对主权国家 的一个政党品头论足。她的话为那些想冒险烧毁我的人提供了燃料。但我选择了支 持她,因为我希望有人站起来反击对联合国的造谣中伤,只是要她下次讲话时慎重 再三。 奥尔布赖特继续坚持要安理会立即行动,选择下一任秘书长。她希望此事尽快 结束,不让克林顿出现在她的反我行动仍未成功的联合国。正当安理会轮值主席以 非正式协商方式了解成员国的愿望时,奥尔布赖特告诉记者,成员国对于不积极寻 找取代我的办法“不承担责任”。安理会成员认为在私下讨论与协商仍在进行之时, 她的公开声明并不恰当。报界引述一位大使的话说,他“从来没有看到过一次比马 德琳·奥尔布赖特所引起的更大的外交混乱”。 这时希拉克就我之事已给克林顿打过多次电话。由于埃及担心任何为我所作的 直接努力都可能对美国与埃及的关系产生消极影响,而埃及每年要从美国得到30亿 美元的援助,所以,是法国,而非埃及,承担起了为我辩护的领导角色。这种担心 常让我心神不定;埃及扮演后盾,让希拉克和曼德拉与克林顿政府在前台处理我的 案子,这样做是必要的。 1996年8月18日,也是周日,《纽约时报》登的一篇文章的标题是: 美国罢黜联合国最高行政长官的行动到处碰壁 这突然引起了传媒的蜂拥关注。就在同一周末,美国有线新闻网以电话连线方 式开办对外政策论坛,主角是前任国务卿亨利·基辛格、亚历山大·黑格、乔治· 舒尔茨及劳伦斯·伊格尔伯格。舒尔茨说他认为我做了“一项卑鄙的工作”,指责 我阻止美国对塞族进行空中打击。伊格尔伯格如通常那样为我作了强有力的辩护。 但所有其他前国务卿一致认为,克林顿反对我的行动在操作上一团糟,结果弄巧成 拙。 罗森塔尔8月20日在《纽约时报》的专栏文章中写道:“联合国不是为多尔先生 而存在的,而共和党纲领制订委员会想让美国人将联合国看作是:漂浮在美国上空 的奇怪外来幽灵,其官僚主管可以告诉美国做什么。”罗森塔尔说:没有任何国家 “像美国那样经常和成功地利用联合国取得国际社会对军事行动的支持”。同天该 报另外引述约翰·怀特黑德的话说,“我从来没有看到过国际社会像今日这样在联 合国问题上对美国表示高度不满……迹象表明,我们国家对联合国的消极态度、拒 付欠账、宁愿残酷抛弃秘书长,所有这些在世界范围都引起了怨恨,人们对一个拒 付欠债、不支持国际组织的国家还期待发挥任何影响表示不满。” 华盛顿圈内的朋友告诉我,克林顿政府只是对于传媒造成的“发烧”或“疼痛” 有所反应。如果这是真的,我的机会就可能好转。参议院对外关系委员会主席杰西 ·赫尔姆斯发表于《华尔街日报》,题为“对联合国的一份最后通碟:要么改革, 要么死亡”的文章,甚至让我看到了某些积极的因素。赫尔姆斯要求进行的“改革” 如此激进,让克林顿政府的说法,即我的失败将带来国会同意支付美国欠债,显得 滑稽和可笑。赫尔姆斯写道,如果他的要求不能实现,“那么,联合国就不值得保 留,而我将承受对美国退出联合国的指责”。 几天之后,《旧金山纪事报》一篇大有口碑的社论对局势进行了很好总结: “克林顿政府笨拙的、受选举刺激的否定联合国秘书长布特罗斯·布特罗斯-加利 第二任期的行动,不仅严重损害了美国在联合国的领导目标,而且还帮助削弱了美 国在从对外贸易到恐怖主义等广泛问题上的重要国际利益。不谈这些大的方面,这 次行动在政治上也是一次令人困窘的大失败-…·事实上,布特罗斯·布特罗斯- 加利是全球的一级外交官,而且大多数学识渊博的美国人,包括如多尔一样时时批 评联合国的那些人,私下里都承认这一点。” 8月26日,安理会主席向记者通报其非正式协商结果:安理会一致认为,“在联 合国大会的部长工作会议举行之前”,不提出秘书长的投票表决问题。意思是最早 要到10月下旬才提出这一问题,从而有效地封杀了奥尔布赖特想在9月初举行反我表 决的努力。这对奥尔布赖特来说不止是一次挫折;它还隐含着安理会想越过她来决 定这一问题的意思。 奥尔布赖特并未放弃反对我的鼓动。拉丁美洲领袖在里约热内卢举行高峰会时, 她不请自来,但并未受到热情接待。最令人困窘的一次是她访问智利之行。出现于 同智利领导人会面场合的奥尔布赖特告诉新闻界:“我相信,我们在获得一位新秘 书长的过程中取得了支持。”“奥尔布赖特将智利列人反布特罗斯-加利之列”是 《华盛顿时报》的文章标题。但智利外交部长当时发布的一份公报说:“智利理解 美国的立场,但仍坚定支持布特罗斯-加利有一个第二任期。”奥尔布赖特在玻利 维亚的逗留是另一次挫折。我们的消息来源报告说,“她在那里打碎了陶器”; “真正伤害了玻利维亚人的感情”。 伊拉克军队向北部调动 9月初,萨达姆·侯赛因将一批庞大的军事力量调到伊拉克北部,支援其中的一 支库尔德武装派别。自1991年海湾战争结束以来,伊拉克的这一地区一直是禁飞区; 它不再完全受伊拉克控制,因为国际社会已有军事力量进入该区,以向那里的居民 提供人道主义救助活动。 由于这次军事调动,我命令终止执行“石油换食品”决议。星期一,即9月2日, 美国使团的二号人物爱德华·涅赫姆大使紧急要求在萨顿厅见我。他热情洋溢地拥 抱我,这有点一反常态,因为他平时常有点矜持。他用阿拉伯语(他曾任美国驻科 威特大使)说,华盛顿指示他通知我美国在与伊拉克新冲突上的立场:巴格达对该 国北部的库尔德城市埃尔比勒实施了攻击,使用了几千人的军队,其中还包括萨达 姆的“共和卫队”。有报告说伊拉克秘密警察执行了死刑、监禁及逐屋搜查行动。 伊拉克的这些行动明显违反了1991年的“688号决议”。 涅赫姆说:“美国可能以发射导弹的方式进行干涉”。涅赫姆来访的目的是想 取得我的保证,不发表任何与美国对伊拉克的强制措施相矛盾的声明。我向他解释 说,我需要美国支持实施“石油换食品”计划,而我也将避免发表任何可能延搁人 道援助的声明。涅赫姆向我保证,暂停“石油换食品”计划并非美国的本意,只是 目前的对立使其延搁了下来。他满意而去,我们的交易明显让他有如释重负之感。 在远离萨达姆·侯赛因北部行动几百英里之外的一次不同寻常的攻击中,美国 用发自波斯湾美国海军军舰和以关岛为基地的B-52型轰炸机的巡航导弹,打击了伊 拉克南部的防空设施。 美国声称,先前通过的一项决议,即688号决议,为这些攻击行动提供了合法依 据。但是,美国依据“688号决议”的做法其根据并不充分。不同于充分有效的“9 87号决议”,按《联合国宪章》实施部分第七章的规定,“688号决议”一直未被采 纳。伊拉克地面部队进入北部的行动也没有违反禁飞区的规定,事实上,禁飞区的 规定是由美国及其盟国以他们所说的执行“688号决议”为由在后来单方面强加于伊 拉克的。而且,禁飞区从未经过安理会的批准。如果美国想要安理会支持其对伊拉 克的动武行动,就会遇到难以逾越的障碍。伊拉克军队进人北部的行动的确可叹, 但它毕竟是伊拉克政府在伊拉克主权范围之内的行动。 联合国的许多人认为,在其竞选运动全力冲刺阶段,克林顿政府抓住了这次予 美国选民以总统具有决断力的深刻印象的机会。事实是,美国的军事反应并非对付 的是伊拉克军队针对库尔德人的行动,而是限于打击几百英里之外的防空目标,这 只能让人更加怀疑白宫是希望在显示勇敢的同时,要努力避免任何扩大与伊拉克军 队接触的新的军事行动。 萨达姆·侯赛因给美国造成了沉重打击,清除了美国在伊拉克北部的广泛情报 网和基础设施,杀死或驱散了美国的许多代理人。美国新闻界大多忽略了这一现实, 而将克林顿使用巡航导弹描述成是对来自萨达姆·侯赛因另一次挑战的坚定和果断 的反应。英国曾试图提出一项谴责伊拉克进人北部的决议来支持美国,但当俄罗斯 威胁说除非该决议也指责美国的巡航导弹攻击行动,否则将予以否决时,英国便放 弃了。许多政府都批评美国的反应,有些还说,美国于1990年-1991年针对萨达姆 ·侯赛因形成的同盟在这一点上开始分崩离析了。 当美国明确表示准备向伊拉克发动新一轮巡航导弹袭击时,俄罗斯宣布除非有 安理会的授权,否则这种行动完全不可接受。美国众议院议长纽特·金里奇说,克 林顿政府是想让美国同时看起来既傲慢又无能。现实是,萨达姆·侯赛因已站稳脚 跟,美国的军事行动则显得无效和落后于时代潮流。但在政治上,克林顿政府是成 功的,其他国家落入了圈套。美国不理安理会,并避开了它的指责。 因联合国要着手为第51届联大会议这类每年都举办的官方活动开始做准备,我 放弃了卡托纳的乡舍,返回联合国秘书长办公室。这次,有关其他秘书长候选人的 谈论少了起来。6月份所讨论的大多数候选人要么已经自动退出,要么目前被认为不 具现实性。例如,美国众议员克里斯托弗·史密斯就宣布,玛丽·罗宾逊与格罗· 哈莱姆·布伦特兰是不可接受的,因为他们拥护堕胎的主张。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 到了我--布特罗斯-加利的身上,或赞成或反对,美国几乎是独自站在“反对” 的一边。克林顿政府不提任何人,显然是担心其人选被看成是美国精心挑选的傀儡。 然而,在联合国内部,人人都知道美国的候选人是在联合国人事和预算办公室服务 多年、来自加纳的科菲·安南。1993年,我把他从秘书长助理提升为负责维和行动 的副秘书长,希望加强非洲在联合国管理高层的存在比例。安南很清楚他被视为是 华盛顿取代我的人选,因为他曾来到我的办公室声称,他绝不会把自己说成是秘书 长的候选人。 整个9月初,我继续收到支持我的声明。民主党元老罗伯特·斯特劳斯说他将提 供帮助。华盛顿著名大法官伦纳德·马克斯站在我一边。我同众议员查尔斯·兰热 尔有积极的接触。参议员保罗·西蒙公开表示要为我的连任而努力。在萨顿厅与瑞 典国王和王后共进午餐后,瑞典大使说:“这其中的含义是瑞典将支持你连任”。 但其他有些人的支持也带来了问题。尽管利比亚的上校卡扎菲最初并不喜欢我,但 他还是派了一个使节告诉我,“上校”被美国要对我投否决票的决定“激怒了”。 我希望他做什么?我回答说,从外交上考虑,“做得越少越好”。 9月13日,我到华盛顿接受国会“黑人议员团”的邀请,并受到了该团主席唐纳 德·佩恩的热情赞誉。设于华盛顿的联合国信息中心主任、这段时间表现悲观的乔 ‘西尔斯告知:“华盛顿的气氛已有转变。这里的反布特罗斯-加利行动现在被认 为是给克林顿造成了窘境。甚至疯狂反对联合国的典型人物也将之称作是‘破坏性 的’。” 红衣主教的祝福 每年的这个时候,秘书长通常都要着手准备由联合国出面组织到坐落在曼哈顿 城中央的“神圣家庭教会”的祈祷活动,祝福新的联大顺利召开。9月16日,我坐在 教堂的前排座位上,约翰·奥康纳红衣主教主持祈祷式。他卓而不群,在美国公众 事务上也受人拥戴,极富号召力。突然,我听到奥康纳红衣主教宣布,他要改变在 这种场合的惯常做法,专门谈谈关于我的事情。我目瞪口呆。在过去的每年,红衣 主教通常是表示感谢联合国,从不针对任何个人讲什么。 这位红衣主教表示:“我要说的事情在其他人看来是政治性的,但对注重道德 和精神修养的人来说,则不应作政治性的解释。我想对一个人表达个人的态度,这 个人在我看来对世界事务中道德与精神方面的问题具有高度责任感。我个人曾经谈 论过这个人,他给我的印象是正派,诚实,真正关心人类,这不只是出于抽象的理 念,出于防止战争或推动和平的一般概念,甚至也不是出于减少饥饿和无家可归者 有其屋等诸如此类的甚至更普通的概念,他明确地、实实在在地关心上帝创造的人。 对布特罗斯·布特罗斯-加利先生是联合国的秘书长,我高兴,我自豪,我觉得光 荣。这也是我个人的希望,布特罗斯·布特罗斯-加利先生,我愿在以后漫长的岁 月为您祈祷,为您祝福。我感谢您所做的一切。” 教堂中掌声四起。我热泪盈眶。后来我只能结结巴巴说出几句感谢的话。红衣 主教奥康纳说:“我将继续帮助您,因为我信赖您的工作。” 两天后,在联合国年度记者午餐会上,我特别想开玩笑。我说:“很高兴回到 这里。坦率地说,假期让我厌烦。回到这里甚至更为有趣,可以阻碍改革,乘上我 的黑色直升机,向全球征税,带坏我的职员。” 向我对手开的这个小小玩笑竟被列入了他们反对我的罪状单,一时之间,世界 的新闻媒体竞相报道,报道之多远超过了我以前的谈话。联合国的新会期就在这种 轻松愉快的调子下开幕了。 克林顿在纽约 1996年9月29日上午9点20分,我在联合国的入口处遇到克林顿总统。当时似乎 有无数的摄影师在场,拍摄我们的面部表情。我陪总统到了G区A200号紧邻联大会场 的休息室。奥尔布赖特的助手继续与我的工作人员详尽交涉,确定克林顿与我在一 起的简短时间内有谁在场的问题。她特别担心新闻记者闯进去拍摄或录制克林顿与 我在一起的镜头。我的工作人员同意美国的要求,不让新闻记者拍照,但并不令人 感到意外的是,摄影师闯进了小休息室,开始拍摄相邻而坐、面部呆板,就像两具 古埃及雕像的克林顿与我的镜头。我靠向克林顿小声说:“笑一笑!”克林顿醒悟 过来,面带笑容,记者猜测一定是我向他讲了个什么笑话。 然后,我试着想实质性地讨论一下非洲问题、恐怖主义问题以及克林顿决定签 署的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问题,但离总统进人联大大会场的时间已所剩不多。他站 起来,握住我的手,用另一只手压着我的肩,意味深长并富于感情地盯着我的眼睛, 以他热情、有些沙哑的声音说:“同你交谈是有益的。”然后他加上一句,“我要 去讨论裁军问题。”我理解这其中的意思是,他不会提及美国反对我连任的问题。 如果说为了连任我有什么策略的话,也只是要等到美国总统选举之后再重提此 事。奥尔布赖特要安理会采取行动的失败,意味着我这一小小的目标已成功实现。 在《华盛顿邮报》一篇题为“许多国家与美国换新秘书长的愿望相左”的文章中, 约翰·戈什科写道,美国官员了解,“因那么多的国家不愿接受「布特罗斯-加利 必须离去」的主张,且不愿着手讨论担任秘书长职位的其他候选人,美国现在倾向 于暂停此一行动,等到美国选民11月5日投票后再行定夺”。 达到这种程度,我就已经赢得了这段时间的较量。奥尔布赖特遭到了一系列蒙 受羞辱的失败。克林顿似乎是近来才通过私人接触和传媒了解到这件事,正如默里 ·肯普顿在其一篇语气严厉的批评性文章中写的那样,传媒公开讲,整个反布特罗 斯-加利的行动是出于担心多尔抓住这一问题占据先机。一些评论家则视其为有害 的行动。巴黎一本杂志在涉及伊朗处以萨勒曼·拉什迪死刑的文章中,则称其为 “一种美国回教法官对布特罗斯-加利的裁决”。 首次显得有所缓和的马德琳·奥尔布赖特10月3日告诉设于华盛顿的“海外作家 协会”:“尽管我们相信使此一过程更早开始非常重要这一事实,但我认为我们- -如果美国人民不希望在选举前将之提上日程,我们就不会让其发生。” 纳吉布拉的可怕死亡 美国的反我行动此后转向平和,而接着发生的事件也将我的注意力转向了其他 地方。在阿富汗,塔利班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战士就要占领首都喀布尔市。在那里 的联合国营地,有1993年政权被推翻后就来避难的阿富汗前总统穆罕默德·纳吉布 拉。得知他的生命受到威胁,我几次努力想使他获释,安全离开该国,但一直无功 而返。然而,阿富汗总统布尔汉努丁·拉巴尼向我承诺,不会伤及他的生命;巴基 斯坦承诺愿帮助他转往第三国;印度答应接受他来印流亡,他的妻子已被接受在新 德里避难。当塔利班封锁该市时,我派联合国副秘书长马拉克·古尔丁到喀布尔看 看能做些什么。古尔丁面见了纳吉布拉,后者在确保尊严的条件下才愿离开喀布尔。 他说,他并不怕塔利班;他惟一的敌人是曾成功打败过苏联的著名游击队员艾哈迈 ·沙哈·马苏德。古尔丁然后去见在坎大哈的塔利班领导人。让人困窘的是,古尔 丁发现塔利班的人竟从未听说过联合国,因此他也不可能让他们理解联合国究竟是 干什么的,或他到那里要干什么。他给了他们一份《联合国宪章》的阿拉伯文影印 本,并让他们特别注意宪章的第一章,即对人权的尊重“不分种族、性别、语言及 宗教信仰”。塔利班的人对该文本左看右看,还对之进行热烈的讨论;显然,他们 以前并不知道有这么个文件。古尔丁对他们说,作为联合国的会员,无论谁是统治 者,阿富汗都要遵守这些义务。但古尔丁的这一席话犹如对牛弹琴。 当原教旨主义者的武装力量到达城郊时,我命令联合国人员进行疏散。我们劝 纳吉布拉同他们一起离开,但他加以拒绝,担心在去机场的路上就被杀死。然后, 塔利班占领喀布尔,冲击联合国的营地,对纳吉布拉百般折磨,加以阉割,最后绞 死。只要纳吉布拉是在联合国的营地,我就对他的安全负有责任。我从未与他谋面, 但他栖身于联合国的保护之下,我就负有保护他并使他得到豁免的责任。他的被杀 是我个人的失职,收到他妻子一封悲伤的信时,我更感到这种失职伤害了更多的人。 终于有了些好的消息。1996年10月5日《纽约时报》头条新闻报道:“美国将偿 付6亿6千万美元欠联合国的债款。”这会是真的吗?也许我的“纠缠”还是起了作 用。就在1995年路易斯·法拉汉的“百万人进军华盛顿”事件发生后,我抵达华盛 顿,告诉记者我进行的是“13亿人进军”,这是关于美国欠联合国债款总数的玩笑 话。克林顿政府一直坚持说,只要我是秘书长,国会就不会支付欠款。今天的消息 似乎揭穿了此种指责是多么的荒唐。 我希望同马德琳·奥尔布赖特单独谈一谈。我向在联合国的最亲密同事讲,我 正考虑邀请她参加仅两人在一起的晚餐。这让他们惊愕,坚持不让我这样做。奥尔 布赖特将把此举看作是我在示弱。我的顾问们坚信,奥尔布赖特及其专门工作组并 未完全和准确地向白宫汇报其反我行动在国外引起反对的程度。他们觉得,克林顿 总统刚开始了解到这一现实。但如果我这时向奥尔布赖特伸出手,她就可能借机大 做文章,把我的举动宣传为我即将屈服的明证。他们说,她会汇报说我已对连任之 事持“无所谓的”态度,克里斯托弗也将利用这一点来削弱非洲对我的支持。 所以,在没有进一步与同事商量的情况下,我向奥尔布赖特发出了周日共进晚 餐的邀请。因她答复说想在这一时间观看克林顿-多尔的电视辩论节目,故我们商 定星期一晚上相见。我在书房等她。晚7时她到了这里,我向她展示了我新的青铜制 品与银色笔架收藏品,这些笔架在奥斯曼帝国时代是只有官方的知识阶层才配享用 的物品。与奥斯曼近卫军所用的剑鞘一样,这样的笔架象征的是学者的最高荣誉。 在联合国相处之初,我就首先向她展示过我的收藏。后到她的沃尔多夫-阿斯托利 亚住所作客时,我看到她开始收藏这类物品,其中有些是来自土耳其的赝品。 当我们坐下来共进晚餐时,我说请她来是想直接告诉她,尽管她和她的发言人 对我说了些极端的话,但我对她或克林顿并无恶感。马德琳应道,她对白宫和国务 院仓促宣布罢免我的决定的方式感到困惑和义愤。当她通过电话得知该消息时,她 本人正在南加利福尼亚她的轿车上。她说她当时“受到很大震动”。 她问我,“你如何看待此事的结局?”我回答说:“这要由成员国决定,已经 与我无关。”我说,我会继续忠实履行我的义务,建设性地与美国一起工作,因为 我也相信美国所代表的理想与原则。“我过去曾为此付出过政治上的代价”,我说, “纳赛尔将苏伊士运河国有化之后,我曾被贴上过‘亲美派’标签,并失去了到国 外旅行的自由。”她说,这是事实,她了解此事。 她突然问我:“为什么不有尊严的自动辞职?”“怎么可能?”我答道,“我 怎么能对不起支持我连任的祖国埃及?”奥尔布赖特就此应道,她希望她从事的罢 免我的行动不会伤害到她与阿拉伯世界的关系。 赖姬加入我们的谈话。她问:“你们为什么试图驱除我的丈夫?”对这一挑战 性提问奥尔布赖特用标准的国务院说法加以应对,称克林顿总统真的没有选择;这 是国会的要求。餐厅闷热,我们的谈话也未深人下去,不久就道了晚安。 马德琳·奥尔布赖特和我似乎有一种爱恨交织的关系。依她的要求,我们商定 每月定期两人单独共进晚餐一次,赖娅同意在这些场合不加入我们的谈话。马德琳 讲话时非常放得开,经常向我讲些她个人遇到的麻烦。来到联合国之前,她一直是 一名教授和并不特别知名的民主党政治顾问。她实际首次进人高度国际化的政治界, 就担任了美国驻联合国使团负责人的工作。她喜欢这个舞台,其富于戏剧性的特征 和各种特殊机遇让她充实起来。 她那粗矿的讲话方式在华盛顿赢得了两党的赞誉。由此,她在外交界展现的刚 猛特质亦由美国国内的听众而强化。她对其他国家的代表讲话越粗暴,她的国人在 政治上对她越认可。当我回顾这些时意识到从前我是多么愚蠢。我竟一直可笑地忽 略她在华盛顿正在上升的政治影响力。她也一定认为,我并不欣赏她,无论是作为 知识分子也好,或是作为外交官也好,都是如此。她对此不说什么,但却在精心准 备她的计划。早在1996年这一选举年之前,约瑟夫·弗纳·里德就曾听她说:“我 要让布特罗斯认为我是他的朋友;然后我要打断他的双腿!”当此话传到我这里时, 我并未介意,只觉荒唐而已。当她坚持要我接受她作为与克林顿政府和国会联系的 推一通道时,我还勉为其难,同意她的要求,因为我不希望在我们之间产生麻烦, 而她则努力避免让我在华盛顿发展任何有效个人关系。我是个善良的男人,但我也 是质朴之人。马基阿韦利曾说过,运气就如女人,应予粗暴待之,在现在面对的却 是一个本身即粗暴的女人,而且运气也青睐于她。 第二天上午,费扎·阿布尔纳加冲进我的办公室说,在美国驻联合国使团的强 大压力下,吉布提的外交部长最后一分钟同意改变其在联大发言时的立场,宣布他 的国家撤销对我连任的支持。我派费扎带着我的信立刻去见他,信的内容是:“我 有一封贵国总统写来的信,信中表示保证对我给予支持。除非你恢复原来的立场, 否则我将公布此信的内容。”有人还告诉我,美国同联合国的所有成员都进行了接 触,劝他们在联大的年度演讲中不以任何方式提我的名字或给我以赞扬。如真有此 事,则说明许多成员国并未遵从美国的意愿。 但奥尔布赖特的明星角色似乎由此也暗淡下来。《纽约时报》的一篇报道向我 们透露了来自华盛顿的“内部说法”:“奥尔布赖特完全是局外人。她在克里斯托 弗非洲之行的名单中已经出局。”提到安理会刚通过的一项决议,即以色列开放耶 路撒冷沿阿拉伯人所称“哈拉姆·阿尔一萨里夫”、以色列人所称“神殿山”西面 一条隧道问题的决议时,该报道说:“奥尔布赖特在有关以色列隧道决议问题上吃 了一个政治败仗,因为在没有批评巴勒斯坦人及以色列人的情况下,就使该决议得 以通过。她在克里斯托弗非洲之行的名单中已经出局。现在她清楚自己已无望成为 国务卿。” 克里斯托弗的首次非洲之行 一天早晨收听广播时,我听到一则消息称,国务卿沃伦·克里斯托弗将于10月 份到非洲撒哈拉地区出访。这是他担任国务卿以来首次出访黑非洲。我发现令人惊 异的是,美国对外政策首脑人物从未花时间访问过这个世界上最贫穷的大陆。冷战 时期,非洲国家一直是美苏激烈争夺的对象。“发展”在那时是一个重要概念,进 行冷战的超级大国争夺的重大成果,据认为是依非洲遵循共产主义模式还是遵循资 本主义模式来衡量的。克里斯托弗对非洲的忽视显示出美国对非洲的态度发生了多 么大的变化!世界上富国与穷国之间的隔阂再也弓!不起富国的兴趣或关注。 但现在,正是克里斯托弗,在其4年任期即将结束之前仅几星期,却计划要出访 非洲。如此可疑地突然对非洲出现兴趣,在几天前还另有迹象:国务院非洲事务部 的一位熟人特别提及,在为非洲所有驻华盛顿大使举行一场招待酒会的请求4年都落 空之后,克里斯托弗在第一届克林顿政府任期行将结束的几星期突然同意主办这样 的一次招待酒会。我想此事不见得就一定让人怀疑这与美国反对我的行动有关联。 克里斯托弗告诉这些非洲人,他们的选择再明白不过:继续坚持指定我连任;或面 对现实,期待未来5年--也许是10年--多的时间由另一位非洲人担任秘书长职位。 此后的几个星期,克林顿政府不断放话说,只要不是布特罗斯-加利,任何非洲人 美国都可接受。 但说去非洲的惟一目的是反对我连任,就会成为一种太过露骨的侮辱。所以, 美国宣布克里斯托弗访问非洲的目的是要讨论非洲的“维和”问题。目前发生在非 洲的冲突确实比世界其他地区之和还多。截至目前非洲也是联合国维和行动实施最 多的地区。然而,受1993年索马里极惨痛维和经历的刺激,美国对再次卷人非洲的 维和行动已设定了诸多前提条件。 为避免再陷入这类维和险境,美国想出了一个古怪的点子。夏季时节,中央情 报局的一位官员曾非正式地向我的一名工作人员说,国家安全顾问安东尼·莱克与 克林顿政府的非洲问题专家一直在讨论这样一个想法,即组建一支所有非洲国家参 加、人数在17000到25000的军队作为实施维和的力量。美国将提供后勤支持,但不 希望卷入其中。这项代号为“卡莱尔”的计划已经拟就,由国家安全委员会成员南 希·索德伯格直接监督实施。但五角大楼则对之“故意拖延”。这位中央情报局的 官员说,为让国防部满意,这支军队的使命将是“阻止死亡而非阻止屠杀”--换 言之,就是救助受创者,但不涉及导致冲突的根源。它需要“一个带头的国家”提 供指挥管理机构和这支军队的骨干力量。这个国家应该是一个具备有效军事体系的 非洲国家:例如我的国家埃及,在这方面,此位中央情报局官员提出我或许能提供 帮助。 这一想法十分荒谬,而且还是对非洲的另一次侮辱。美国实际是在说,非洲如 此渺小,如此麻烦,不可能指望受惠于联合国未来的维和使命;它应该是被要求自 己处理自己冲突的推一大陆。无论何时听到这种说法,我都要解释说,使维和行动 区域化的想法是危险的。一位德国国防部长告诉我,他希望德国军队仅部署于欧洲。 在东京,我听到的是类似讲法:日本军队只应使用于亚洲。我对此的回答是,不, 国际的团结才能可靠地带来安全。联合国希望亚洲的军队部署于欧洲,欧洲的军队 部署于亚洲。我们绝不应以国际主义为代价回到区域主义。 基于配合国务卿克里斯托弗1996年的非洲之行,美国很快就公布了它的这份倡 议。他将到非洲以向非洲人“兜售”这一想法。克里斯托弗对此也许是认真的;其 他人并不清楚无论非洲还是维和行动本身能否那样行事。但非洲的新闻界却知道他 来非洲的原因。象牙海岸(现泽科特迪瓦)新闻报《博爱晨歌》就美国要对我投否 决票的威胁进行了严厉批评,指责华盛顿对“非洲统一组织”“多数法则的破坏行 为”。但该新闻报同时也提供了象牙海岸(现译科特迪瓦)外交部长阿马拉·埃希 的名字,作为取代我的候选人。当时传播的谣言称,美国可能因非洲支持我而对其 进行惩罚。说克里斯托弗的工作就是要使非洲加深忧虑。 美国国务卿的首站是马里首都巴马科。让我感到吃惊的是,他竟要直接去一个 与法国有紧密结盟关系的法语国家,寻求对法国所反对的立场的支持:搬掉布特罗 斯-加利,在美国的监护下组建一支仅由非洲人组成的维和部队。 据路透社新闻报道,降落巴马科前,克里斯托弗在飞机上曾告诉记者,“所到 之处,我都要谈非洲为秘书长一职提出好候选人的重要性……我们认为非洲的候选 人值得加以特别考虑,但除非提出一些新的候选人,否则我们就将在无人可考虑的 情况下离去。”换言之,如果非洲希望保住秘书长的位置,最好是撤销对布特罗斯 -加利的支持,并迅速提出其他候选人名单。 1996年10月10日《纽约时报》巴马科讯:“克里斯托弗到访,但非洲不为所动。” 阿尔法·奥马尔·孔奈总统打电话告诉了我那里发生的情况。克里斯托弗说,克林 顿连任之后美国将放弃对布特罗斯-加利的反对立场的传言不真实。美国的立场是 不可改变的。孔奈总统回答说,在雅温得“非洲统一组织”的决议里已经做出了承 诺。孔奈补充说,美国也许没有意识到马里同埃及所具有的密切关系。要马里改变 其支持布特罗斯-加利立场的惟一办法,是使穆巴拉克总统放弃对他的支持。 克里斯托弗突然进人法语非洲国家显然激怒了法国,法美对立开始上升。这对 我并非好兆头。法国的一位内阁部长在电视上宣布:“法国可能在安理会动用其否 决权,以阻止美国将其候选人强行安置到联合国秘书长位置上的任何企图。否决权 并不仅仅属于美国人。法国也有这样的权利。”欧洲的媒体似乎对克里斯托弗在非 洲的一连串令人难堪的失败表现兴奋。最近从北京、莫斯科到圣地亚哥,现又到比 勒陀利亚进行系列访问的美国官员克利斯托弗的非洲之行,在另一次窘人的公开非 难中结束。在一场电视转播的联合记者招待会上,站在沃伦·克里斯托弗身边的纳 尔逊·曼德拉宣布,他“不会支持美国罢兔联合国秘书长布特罗斯-加利的努力”。 曼德拉对克里斯托弗说:“布特罗斯是我的养子。” 至于克里斯托弗建立非洲维和部队的想法,并未引起什么反响。“非洲对美国 提供帮助的建议反映冷淡”就是一家非洲新闻报的标题。非洲人作为联合国在中东 和世界其他地方执行维和行动的成员洒下了他们的鲜血。但现在却有人告诉他们, 面对本身的冲突,联合国将拒绝向他们提供维和援助。因此,非洲记者评论道: “这里出现了令人不齿的双重行动标准。鉴于最近的历史经验,[非洲人] 对克里斯 托弗先生的建议可能导致的结果不能不产生强烈怀疑,人们担心在一项既无资金也 不会引起人们兴趣的冠冕堂皇的计划掩盖下,这个大陆会遭到进一步的遗弃。” 克里斯托弗返回美国后在一次电视访谈中宣称,他的非洲之行取得了成功。显 然,克里斯托弗的采访人吉姆·莱雷尔并未对所涉及的问题加以深究。他们的交谈 主要侧重于克里斯托弗加上这次非洲之行已突破了一名国务卿到国外旅行的最远记 录。国务院发言人尼古拉斯·伯恩斯也作了类似的声明,称克里斯托弗成功完成了 使命,没有受到记者的诸难。这也证明美国的媒体对冷战后的世界事务多么缺乏兴 趣和专门知识。只有参议员保罗·西蒙提出了一个不同看法。在1996年10月16日的 一篇新闻稿中,他攻击克林顿“愚蠢的”非洲政策。 克里斯托弗这种牵强附会的离题之举表明,美国对其排斥我的行动的失败已变 得不那么神经过敏。自9月初要安理会对我采取行动的努力失败以来,马德琳·奥尔 布赖特在公开场合实际已保持缄默。她反对我的策略明显造成了相反的效果,所以 有人猜测她或许是被告知要退出反我的行动,而领导此一行动的人成了沃伦·克里 斯托弗。在这种情况下,奥尔布赖特的职责似乎限于回答有关我的问题,而对这类 问题她总是以不变应万变作答:“我们希望有一个每早起来都只想着联合国改革的 秘书长。” 10月中旬我到了欧洲。埃及驻巴黎大使告知我,美国大使帕梅拉·哈里曼曾评 论说,克林顿“赞同”奥尔布赖特和克里斯托弗为驱逐我所施加的压力。哈里曼表 示,这种局面并非出于克林顿的想法;他的两个对外政策顾问说服了他,却在随后 失败的打击下而不知所措。哈里曼还补充说,但克林顿在这一问题上不可能有其他 选择,只能让此次行动顺势而为,因为大选前对布特罗斯-加利态度的任何转变都 会为共和党所利用。 希拉克总统曾表示,他愿为了我去华盛顿见克林顿总统,以促成一项延长任期 两年的妥协办法。在德国向“国际海洋法法庭”致开幕词时,人们向我欢呼并起立 鼓掌。在吕贝克,我到一所老字号啤酒馆吃了午餐,然后漫步于古老港区的街道上, 寻找伟大小说家托马斯·曼的居所。人们认出了我,随之伸手竖起拇指以示问好和 鼓励。 我简直不敢相信在德国受到难以置信的热情欢迎。在吕贝克的会议上,人们向 我起立鼓掌;在汉堡,外交部长克劳斯·金克尔说:“我们永远与你站在一起。” 英国杂志《经济学家》在一篇有关联合国改革的书评文章中,系统表达了我希望公 开看到的观点:“尽管其他政府都表达了各自的看法,但美国对布特罗斯-加利先 生不尽公正的评价--说他寻求建立世界政府,成为克林顿竞选时的便利工具。一 种明显的妥协办法是允许其再延任两年多、或总共七年的时间,让每个人都摆脱一 个任期的寻求,这也是作者们对该敏感问题研究之后首先提出的建议。” 法拉汉在联合国 后来发生了一件对我不利的奇特事件。美国一宗教派别路易斯·法拉汉的“伊 斯兰联盟”代表通知我们,法拉汉打算在联合国的一个所谓“赎罪日”庆祝其“百 万人进军华盛顿”行动一周年。各种各样的政治和宗教团体常在联合国广场举行示 威活动,这是它们的合法权益。此次则多了一个活动项目,联合国记者协会同意法 拉汉在该协会设于联合国秘书处的记者厅举行新闻记者会。这使人想起了两年前发 生的一场激烈争论,当时联合国记者协会就曾邀请中国的一名持不同政见者举行新 闻记者会,而导;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对我进行严重抗议。 我决定把这一即将发生的情况告知克林顿政府,以免在华盛顿弓;发强烈反响, 说我允许联合国成为法拉汉活动的舞台。基于此种考虑,联合国向美国国务院通知 了法拉汉的活动计划。国务院官员对此的反应是:“你是要美国像中国那样进行抗 议吗?”不是,我们向他肯定地说,我们只是希望你们知道此事,到时不致感到惊 讶。这位国务院官员说:“好啦,无论如何,这对克林顿政府都不会造成问题;无 论什么样的批评都将指向布特罗斯-加利。” 时间临近,计划改变,联合国再次通知了美国。当得知法拉汉将由“伊斯兰硕 果”派别的大批保卫人员陪同时,联合国记者协会宣布,先前预定的秘书处记者厅 面积太小,无法容纳这么多人。最后,利比亚驻联合国代表邀请法拉汉在联合国大 会楼的一间官方会议厅举行其记者会。这样,整个事件的性质就发生了变化,被美 国视为恐怖主义发起者和以色列国家公敌、同时处于联合国制裁之下的联合国会员 国成了此事的主角。 当法拉汉所谓的“赎罪日”到来时,纽约的大批警察部署于联合国周围,其数 量之多远超过了教皇一类人物来访时所动员的警力。十字路口的街道遭封锁,“第 二大道”布满了警察。从秘书处开始,联合国广场十字街排列了12辆救护车。法拉 汉向站在第42到44街及更远些的听众发表了演说。然后,他进入联合国总部大楼, 举行其新闻记者会。就在记者会结束,法拉汉要离开联合国大楼之际,一位记者大 声问道:“如果你遇到布特罗斯-加利,会对他说些什么?”法拉汉大声回答说: “我会说,正是因为美国反对你,你就应该留下来坚持另一个5年的任期。我希望你 越来越坚强。” 从德国返回后不久,我在《华尔街日报》的编辑栏看到一篇由联合国前官员、 曾是美国一名政务官的佩德罗·圣胡安写的文章。这篇文章称,我曾说服法拉汉在 联合国发表他的声明和举行新闻记者会,而作为回报,法拉汉给予了拥护我,反对 以色列的评论。圣胡安在文章中还说我无耻地游说国会“黑人议员团”给以支持。 他是我从未遇到过的写这类胡说八道文章的人,该报明目张胆地发表这样的文章, 我认为只能解释为该文经过了致力于破坏我名誉的那个“专门小组”的授意与安排。 看到圣胡安的这篇文章,加之法拉汉关于犹太人的声明,我要求与包含美国众 多犹太人团体的“美国犹太人组织主席委员会’的主席见面。在我提出要求的当天, 即10月31日,马尔科姆·霍恩莱思主席就召集了一个来自全美的代表团与我相见。 我向该代表团详细解释了事情的原委,其成员对我及时与他们联系并告知事实真相 也表示赞赏。 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媒体广泛报道了法拉汉在联合国外面举行示威的消息,却 只字未提他在联合国大楼里面的所作所为。因此,华盛顿的官员并不了解联合国里 边发生的事情--也就是说,直到霍恩莱恩的代表团要求面见副国务卿斯特罗贝· 塔尔博特,要他解释克林顿政府为什么没有对法拉汉出现于联合国之内表示抗议的 原因时,华盛顿的官员才了解到法拉汉在联合国里边的行为。此事最后虽未引发反 响,但给人的印象却是我邀请法拉汉到了联合国,并试图将责任推到美国身上。 一位参议员的帮助 从德国返回纽约后,我感受到的是一种完全不同的氛围。欧洲人兴奋,并充满 信心;我在那里受到了似乎更多崇拜。但在美国,媒体最好的情况是漠不关心,最 坏的情况则是采取敌对的立场。 面对这种让我窒息的气氛,参议员保罗·西蒙的电话带给我些许安慰。电话中 他告诉我,他计划举办一场请求我连任的新闻记者会。参议员要求我给我熟知的一 些国会议员打电话,看他们是否愿意参加他的这一活动。我给参议员奥林匹亚·斯 诺维和众议员李·汉密尔顿打了电话。他们对此想法并不热心,只说要与国务院保 持一致。国务院一知道我与议员接近,就指示美国驻联合国使团向驻华盛顿的埃及 大使馆提出抗议。马德琳·奥尔布赖特召集新闻记者宣布,我给国会议员打电话是 “于涉内政与美国正常发挥对外政策功能”的行为。这是旨在阻止向我提供任何支 持的另一次过度反应。 但美国政府未能使西蒙参议员禁口,他在总统选举日即11月5日仍旧举行了原定 的新闻记者会。他称仍有时间避免铸成大错,即强迫联合国秘书长布特罗斯-加利 离开其现职的大错。“国际社会对我们的这种错误行为实际上一致持反对态度”。 他说,美国准备投布特罗斯-加利否决票,“既是由于国内政治的原因,也因 为他在少数场合显示出了不符合美国愿望的独立性。其中的每个理由都不值得让一 个大国感到介意。这里的大所包含的意义远超过对权力的粗暴使用。我们的立场实 质上就是错误的,而且还错在对该立场的操作上。应该作出一种合情合理的妥协”。 西蒙参议员直接驳斥白宫的说辞。克林顿政府说我最初就宣布只干一个任期;西蒙 参议员指出,克林顿在1990年竞选阿肯色州州长时,也曾说不会在两年后参加总统 的竞选。西蒙说,美国曾赞同给库特·瓦尔德海姆第二个任期;对美国来说现在反 对布特罗斯-加利是一种“在他国明显正确而我们错误时激怒如此众多国家的行为”, 并使美国陷入了一种窘境。他说:“我希望随着我们的选举结束,要对如何处理这 种局面加以理性思考。” 西蒙参议员直率而亲切的行为方式,他的很强的正义感与信誉感,他系蝴蝶结 领带,体魄强健,发音呈中西部平直特色--所有这些在我看来都使他成了美国心 脏地带的一名真正代表。我在电话中向他表示了感谢,感谢他在华盛顿如此不友善 的氛围中孤身为我呐喊。 来自国会另一院的坚定支持者在我看来同样象征着伟大的美国风格与精神:纽 约民主党国会议员查尔斯·兰热尔众议员。查尔斯·兰热尔那刺耳、简练的发音及 挑战的态度代表着美国的城市黑人。10月22日查利写给红衣主教奥康纳一封信。兰 热尔在信中说,红衣主教在“圣灵教会”的声明“清楚地反映了对贫穷发展中国家 的人道关怀,在这些国家,秘书长特别受爱戴。您使这个国家志同道合的宗教领袖 下决心派代表见克林顿总统,从而给那些希望看到他继续担任秘书长职位的人提供 了巨大帮助。您对秘书长厚爱的精神与道德基础使得这一问题超越了国内和国际政 治。” 1996年11月5日,克林顿总统轻松赢得连任。我向他发去一封祝贺信,说美国的 这次选举结果在我看来是对保持美国伟大民主的突出作用行之有效的鼓舞。第二天 上午就传出令人惊讶的消息,称沃伦·克里斯托弗将辞去国务卿职务。联合国与美 国国务院工作人员间频繁的电话表明,这则消息可能也让克里斯托弗大感意外。我 给他写了一封热情的信,赞扬他对和平事业的奉献与努力。不管怎样,我给克里斯 托弗的信从未用过我想用的语气。例如,称他“阁下”只是符合我多年养成的习惯, 在给其他国家外交部长的信中我也是如此称呼。但由于克里斯托弗给我写信的题头 是“布特罗斯”,所以我的工作人员自1993年就坚持我称他为“克里斯”。这种称 呼似乎显得我有些冒昧,所以我只是写“亲爱的沃伦”。这使我的助手着急起来: “没人称他沃伦!”他们大吼大叫。所以我给他的信中最后的称呼是“亲爱的国务 卿先生”。克里斯托弗在其简短的回信中说,鉴于过去发生的所有事情,我在他离 职之际的友善言词出人意外。 总结过去的几个月,我坚信,一经当选,克林顿会使美国对我的攻击渐渐消失。 联合国的许多成员国代表也认为,随着总统竞选的结束,驱除我的压力就会终止, 所以他们鼓励我继续努力。他们觉得,马德琳·奥尔布赖特领导的反我行动如此失 败,如此不理性,正是美国国内政治高峰期的产物。 此时已进人关键时刻。赢得连任的克林顿会改变他的政策吗?或者说,如果我 成为他第二任期的头号对外政策挑战,会是他无法承受失败的一种挑战吗?直到现 在,我的“策略”只是等待。现在,即1996年11月7日,等待阶段已经结束。下一步 我应该采取什么行动呢? 获得教会支持 美国天主教主教团同意采取联合行动给我以支持。他们要我邀请所有基督教徒 的代表到萨顿厅聚会。在10月26日的聚会上,代表们告诉我他们将向克林顿明确表 示他们的意见。后来他们还把致克林顿意见信的影印本给了我。这些信充分表达了 美国社会各界对我的支持。 “美国基督教会全国委员会”在信中称,此信代表的是“33个教友团体,总数 5300万教徒”的意见,接着表示对我给予支持,并劝总统“真诚地考察[布特罗斯- 加利]的业绩记录”。信中强调,5年来,“秘书长布特罗斯-加利一直是美国在联 合国关键倡议忠实的和强有力的支持者”。此信署名者包括从“非洲裔卫理公会主 教派教会”、“美国教友派服务委员会”到“美国亚美尼亚人教会”的15个教会领 导人。 联合国“圣公会教友团”主持人、尊敬的詹姆斯记·奥特利主教致克林顿的信 给予了同样强有力的支持,他是坎特伯雷大主教和164个国家圣公会教会的代表。 “主教派教会”首席主教和监督长埃德蒙·L·布朗宁在信中特别强调,我“推 动联合国走向开放,允许包括宗教团体在内的非政府组织在该机构有了发言权”。 “天主教主教全国委员会’主席、尊敬的安东尼·M·皮拉大主教兼克利夫兰主 教写道,美国政府公开反对我的行动是“徒劳的单方面行为,是在建立一致如此重 要的时刻采取的分裂行动……·布特罗斯-加利非常关心世界事务中的道德与精神 问题”。 伊斯兰教教主、历史最悠久的穆斯林研习制度的精神领袖谢赫·爱资哈尔在阿 拉伯报刊上宣布支持我。埃及东正教会作为“世界上最古老的非洲教会”,强调并 引述“布特罗斯博土1992年-1996年召集的十次世界性会议和首脑会议”对最贫穷 国家发展的贡献,请求“尊敬的克林顿总统阁下和美国政府站在支持布特罗斯布特 罗斯-加利博士连任的一边,站在支持世界上和非洲贫穷、困苦、被边缘化的国家 一边”。 我只能希望这种显著的支持,非公开地、善意地、明显发自内心的传递方式, 将促使克林顿总统放弃其反对我的行动。 从精神领域转向政治领域,我清楚我必须保持非洲对我的支持和中国与法国愿 意“否决美国的否决”。我还必须向总统本人表达我对达成一种妥协的看法。媒体 的报道仍然失衡,世界的报刊报道及时而详尽,美国报刊的报道则零星而肤浅。而 且,少数打击性语言开始出现。《纽约时报》的一位专栏作家克莱德·哈伯曼写道: “曼哈顿东边的一位著名外国代表受到了流言所伤。你应该知道,这种流言实际是 政治上的。受害者就是:联合国秘书长布特罗斯·布特罗斯-加利。几个月前,克 林顿政府的行为就众人皆知,宁愿引火烧身,也不愿让他在海龟湾继续工作……许 多外国的外交官和评论家……看不到解雇布特罗斯-加利先生任何有说服力的理由。 这些人确信,政府打击他只是为了迂回胜过共和党人。”该专栏作家指出,联合国 为纽约市创造了估计33亿美元的收人和15000多份工作,克林顿政府“对此可能心中 有数,尤其对于国对海龟湾进行流言打击造成哪怕轻微的数量缩减应该心中有数”。 在一次至少令联合国观察家吃惊的挫折中,美国于联合国主要预算委员会即 “管理与预算问题顾问委员会”的选举投票中出局。美国要求控制联合国的预算。 我在这方面尽了最大努力,且在联合国的历史上首次实现了预算的零增长。当投票 结果公布时,该委员会成员鼓掌欢呼。这种侮辱性的反应是美国自身行为带来的直 接后果,华盛顿在未履行其对联合国的财政义务的同时,却坚持要联合国成员在有 关我与其他问题上遵从美国的意愿。反躬自省,美国政治评论家丹尼尔·肖尔敦促 克林顿政府寻求妥协,称美国反对我的行动已经引起了“一场不当的混乱”。 A·M·罗森塔尔在《时代周刊》上呼吁让我延长任期两年,以此“缓和联合国 多数成员国的愤怒情绪……由克林顿先生达成协议将显示美国并未背离主流意愿、 自身利益或对朋友权利与意见的适当尊重”。 1996年11月12日,在安理会于拉格雷努伊尔餐厅举行的非正式午餐聚会上,马 德琳·奥尔布赖特沉默寡言,明显一副垂头丧气的样子。她已获悉埃及驻联合国大 使纳比勒·埃拉拉比得到穆巴拉克总统指示,将向安理会提出一项议案,请求批准 我连任第二个满5年的任期。此时非洲的两个安理会成员国博茨瓦纳和几内亚比绍支 持埃及。博茨瓦纳大使勒格瓦勒·约瑟夫·勒格瓦拉告诉新闻界,布特罗斯-加利 “是非洲大陆担任秘书长一职的人选。美国反对布特罗斯-加利先生的立场几乎是 孤立的”。 就在安理会午餐聚会结束时,奥尔布赖特对法国大使阿兰·德雅梅特说“妥协 或许是可能的”。这是人们首次听到她软化立场的说法。 星期五,即11月15日,一个来自美国国务院的消息来源称,克林顿一直倾向于 达成一项妥协,但现在有回到采取否决立场的趋势。“总统的顾问们都向他说这是 他新任期面临的头号挑战。”(我得到的解释是,这像里根总统初人白宫首次面对 的那类挑战,即空中交通管理员罢工带来的挑战。)“而且,只要国务卿人选考虑 的是马德琳·奥尔布赖特,就不可能有其他选择,只有投否决票,因为她现已完全 盯上了布特罗斯-加利”。 《华盛顿邮报》星期五早上报道:“由60个妇女团体组成的一个联盟,说在上 周的选举中女性选民投了克林顿总统的票,昨天要求政府奖给她们工作。”白宫的 官员知道,“在一位匿名的克林顿顾问把美国驻联合国大使马德琳·奥尔布赖特说 成是取代国务卿沃伦·克里斯托弗的‘第二位’考虑人选之后”,妇女团体发出了 抱怨之声。克林顿选举时欠了妇女选民的情;一位美国朋友告诉我,政治上强有力 的妇女组织不会让克林顿抛弃奥尔布赖特,尽管后者反我的行动搞得一塌糊涂。该 报周六早上的标题新闻宣称,克林顿总统已决定推翻1996年底从波斯尼亚撤出美国 军队的承诺。也有人告诉我,现在不可思议的是,继此行动之后,克林顿将推翻他 “不可更改的”否决我的决定。我从巴黎了解到,希拉克总统曾与克林顿联系,敦 促达成妥协,但收到的却是消极回应。加拿大总理克雷蒂安打电话给克林顿,就需 要达成妥协一事作了长谈;克雷蒂安也遭到拒绝。 对美国的指责仍在继续。甚至就在国务卿克里斯托弗作最后一次北京之旅时, 新华社还宣布:“中国积极评价布特罗斯-加利先生加强联合国作用的重要工作…… 中国声援‘非洲统一组织’关于布特罗斯-加利候选人资格的立场,并将支持这一 立场。”中国的国家媒体指责美国“施加高压手段”,试图通过阻止我的连任达到 支配联合国的目的。最让我感动的是洪都拉斯总统、也是1968年我在巴黎的学生卡 洛斯·罗伯托·雷纳·艾迪亚奎兹寄给克林顿的一封支持我的信。这样一个邻近美 国的小国会自愿对美国政府说不,让我印象深刻。 11月中旬有几天,我到罗马出席了世界粮食会议,试图获得对东扎伊尔难民进 行救济行动的支持。从罗马刚返回的周日也就是11月17日晚上,马德琳·奥尔布赖 特问她可否到我的住所一叙。我当然同意。我们坐了有一个小时,她试图诱导我放 弃连任。说美国将为我设立一项基金。我将是此基金会的主任。该基金会可能会设 在日内瓦。她特别提及我不久前所作有关国际恐怖主义的演讲;或许我愿意将之建 成一个反恐怖主义基金会。她说,除此之外,美国政府将保证我有一个头衔。我会 成为“联合国名誉秘书长”。后来我了解到,克林顿总统在电话中向希拉克总统传 递了与此相同的信息。我只有发笑。我想,这些美国人一定认为我无比天真。他们 不能理解我必须维护一条原则:联合国的完整和秘书长的独立性。但我什么也没说。 她离开时未达成交易。 十四国赞成,一国反对 第二天上午,联合国安理会的15个成员国代表开会对我进行投票表决。首次可 以这么直观地看到15个成员中的14个将对我投支持票。这对美国人的打击可想而知, 他们并未想到会完全受到孤立。英国也站在对立面对美国的打击最为沉重。表决时 间推迟了24小时,期间美国施加巨大的压力想改变这种数量结构。但第二天形势并 未发生变化。奥尔布赖特给克里斯托弗打电话确认她得到的指令;克里斯托弗也给 予了确认。14票赞成让我任满第M个任期。投票结果是14张赞成票,1张反对票;美 国投了否决票。 正如事后表明的那样,我计划参加当天马德琳·奥尔布赖特将出席的安理会午 餐聚会。在就餐期间马德琳有两次盯着我并有眨眼睛的动作。我问一位同事这些眨 眼睛的动作是什么意思,但他发现这些动作纯属莫名其妙。 晚间在广场饭店的一场招待会上,我偶然遇到了亨利·基辛格。他说:“无论 结果如何,你都已进人历史的记载。”我答道,我并不把这视作更大的安慰。 《华盛顿邮报》发表的社论称,美国“不幸地失败”于未能把握住其他185个联 合国成员的思想动向。“原来是他们联合起来准备让秘书长担任第二个任期……造 成的污点不易洗清,但一项决定的轮廓足够清晰。我们敢断定这项决定依然要做出。 布特罗斯-加利先生用不了多长时间就不得不走人。依我们猜测,这不会马上发生, 但一年内就会有结果。” 1996年11月22日,我的朋友查尔斯·兰热尔又发了“一封关于美国否决联合国 秘书长布特罗斯-加利的致国务卿克里斯托弗的公开信”。兰热尔说:“作为国会 的一名资深成员,在影响国家安全与福祉的任何事情上,如最近在联合国领导人问 题上的争论,我感到有重大责任为我国的行动进行辩护”。他接着说,但美国对布 特罗斯-加利投否决票的行动,使他难于理解因而无从为其国家的政策进行辩护。 对于世界而言,美国政府的这次行动似乎并没有什么针对性,但在政治上,则是意 图吸引国会中的孤立主义者。兰热尔告诉克里斯托弗:“摆脱这种左右为难局面的 办法,是放弃我们对布特罗斯-加利的反对立场。” 民主化议程 美国投否决票是对民主的否定。在阿拉伯与第三世界的新闻报刊上,经常看到 的一个报道主题是,美国力主每个国家内部实行民主,但却在由各国组成的世界组 织中否定民主。这种现象让我也感到不可思议,因为在我联合国秘书长任期内,关 键的主题就是要推进民主化。一票否决--美国的否决--在联合国就能决定最终 的结果这一事实,威胁的是在国际舞台上促进民主化的希望。 过去4年来,我花许多时间致力于推动一项民主化议程。1992年,回应安理会首 脑峰会的要求,我提交了一份《和平议程》报告,一年后,按联大要求,我发表了 一份《发展议程》报告。但是,除一两份关于联合国应有些国家的请求帮助其进行 大选的低层次报告之外,我没有得到任何授权去着手制定第三项“议程”。然而, 冷战结束后作为未来发展潮流而广受欢呼的民主,随着时间年复一年的推移,却成 为日益增多的批评对象。西方国家以外,民主正被看作社会分裂之源和经济发展的 障碍。不能容忍民主的统治当局则称民主为美国推行霸权的一个工具。 写一份报告似乎是一件无害且平常的事。但在联合国内,因宪章只要求秘书长 就威胁和国际和平与安全问题向联大提交一份年度报告,并向安理会作出报告说明, 所以,超出这两种情况的无论什么报告,除非联大或安理会有特别要求,都被认为 不属我的权限范围。 不过,任期之初,我的信念就已根深蒂固,即民主--特别是可能导致走向民主 的民主化过程一一是人民生活全方位改善的基本条件。上任一年之内,我公开宣布 我的信念说,和平、发展及民主之间存在着至关重要的联系。没有和平,就不可能 有发展。既无和平,又无发展,民主不可能扎根。但民主在这根链条中是关键连接 点:没有民主,和平与发展都不可能期望持久。一个被剥夺了民主表达意见的民族 最终将走向对抗与冲突。一个国家没有思想自由、集会自由、以及民主提供的意见 表达自由的发展,就会慢慢落在那些具民主活力的国家与经济体后面。 “民主”这个词未出现在《联合国宪章》里。因此,在联合国系统的文化与政 治氛围下,要贯彻我的意图去报告有关联合国与民主化的问题是件颇具风险的事情。 1995年8月,在应联大要求提交的一份关于联合国现场选举操作的报告中,我首 次尝试以报告引言的形式提出我的“议程”。但当联合国官僚机构风闻到我的实际 打算时,其反驳这一想法的情绪之强,犹如飓风般猛烈。 我的高级政治顾问罗萨里奥·格林是一位令人印象深刻的墨西哥妇女,与我工 作关系密切。她送给我一份备忘录,说我的草稿“发表意见武断且具家长式作风”, 劝我重新考虑。另一位联合国高级官员教训我说,我的国际体系民主化主张“缺乏 说服力和不成熟”。除成员国提出要求之外,联合国在民主化领域无权做任何事情。 有些国家要求提供选举上的支持;却没有任何国家要求做像我写在报告中的一类事 情,所以,“这种民主化议程的想法不应受到鼓励”。 这样,我只有放弃我的打算,回去修改这份草稿。我没有告诉工作人员,就将 修改后的稿子送至几位著名民主问题学者那里征求意见:有耶鲁大学的罗伯特·达 尔和布鲁斯·拉西特,中欧大学的阿尔弗雷德·斯蒂潘以及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 的拉里·戴蒙德高级研究员。他们都像卡内基团体的赛勒斯·万斯和戴维·汉伯格 一样,给我寄来了积极的、鼓励性的和建设性的评论。 因我力主实行国家之间的民主化,我的“议程”引起了极大争议。现今,涉及 全球问题的各种决定都带有深远的国内影响,且可能导致反对一国之内实行民主化, 并削弱一个民族对推进民主化承担的义务。如果看不到国家之间实行民主的希望, 我们何以要求各国在其国内接受民主的实践呢? 未被征服 14比1的票数使联合国选举过程结束。在秘书处大楼,有人在电梯里张贴海报, 上面引述有马德琳·奥尔布赖特发言人的话: “联合国只能做美国让其所做之事”。 --杰米·鲁宾,民主党全国大会,1996年8月 对我的支持保持坚定。非洲驻联合国代表 11月21日聚会,再次确认我是非洲 惟一的候选人。法国人说,非洲人正得到“乐于使美国人继续痛苦”的欧洲人在心 理上的支持。有人告诉我,俄罗斯人“准备否决任何其他提议”。看样子不分胜负 的情形会持续到12月,届时安理会主席将由意大利大使弗兰西斯科·保罗·富尔茨 出任。 1996年11月21日,《纽约时报》在题为“抵制美国,非洲人支持联合国主管完 成另一任期”的文章中报道:“联合国僵局的持续在华盛顿已使对秘书长的有限支 持得以扩展,对政府处理该事的做法也有越来越多的批评之声。”当天深夜,我在 家中接到一位老友、电视人物巴巴拉·沃尔特斯打来的电话。她讲了近一个小时, 说她是代表“政府中一位极高层人物”打这个电话,我理解她指的是总统。巴巴拉 说,如果我放弃这场较量,会得到一个“头衔”与“津贴”。这与马德琳·奥尔布 赖特此前给我的许诺如出一辙,只是更具劝导意味,并借用对我真正友好之人的口 罢了。我感谢了巴巴拉,但仍回答说,我没有任何选择;美国反我行动的不民主色 彩更需要我加以抵抗。这已关系到秘书长办公室的完整和联合国本身的完整性。几 天后,我就收到一封热情并深致歉意的信。巴巴拉不安且耻于扮演这种角色。她写 道:“亲爱的布特罗斯,我希望你能理解,在给你的电话中,我只是一个传达者。 我仅是希望你如意。如意的事情无论是什么,都是不错的事情。” 11月22日,在参加联合国关于电视的国际影响会议的众多听众面前,媒体巨头 特德·特纳突然发表赞扬我的慷慨激昂的演讲。听众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特纳说, 华盛顿拒绝支付所欠联合国债款的行为让他反感,他正在考虑“全部购买”美国的 债款。特德·特纳长期以来都是我的热心支持者。他告诉我他曾请322美国有线新闻 网的工作人员传播“布特罗斯-加利的积极形象”,但他们并未听进他的话。的确 如此,我也有此感觉。 安理会11月25日稍晚开会。会上,除非洲代表外没人发言。他们说,无需进行 另一次投票表决。布特罗斯-加利是非洲惟一的候选人。当会议结束时,一位记者 问:“何时进行另一次投票表决?”博茨瓦纳大使勒格瓦拉回答说:“就在我们有 15票支持布特罗斯-加利之时!”不过,非洲人此时也处境困难。克林顿政府不仅 威胁要剥夺非洲的第二次秘书长任期,还说对我继续给予支持向世界传递的信息是, 没有任何其他非洲黑人够资格成为秘书长。我担心非洲就此能够坚持多久。 所有美国大使都接到过要迫使外国政府反对我的指示。在1996年11月28日的新 闻记者会上,希腊外交部长披露美国想要希腊放弃对我的支持。这位外交部长说, 希腊不接受任何外来力量的命令,并指责美国“干涉内政,行使宗主权及发号施令”。 进入12月,非洲的立场开始动摇。美国一边继续声称愿意任何其他非洲人而非 我出任联合国秘书长,一边鼓励加纳开始公开推出美国选择的对象科菲·安南。类 似攻击我的宣传材料突然出现在联合国的各个走廊里。喀麦隆总统保罗·比亚当时 是“非洲统一组织”主席,他给所有非洲领导人写信,再次确认该组织雅温得首脑 会议已推荐我为非洲第二个5年联合国秘书长职位的候选人。但此信宣称:“由于安 理会常任理事国之一的否决,这些步骤可能不会有结果。”因此该信邀请“希望出 任秘书长职位的非洲国家,提出除布特罗斯·布特罗斯-加利博士以外其他具备资 格的候选人”。在我看来,如果“非洲统一组织”同意推荐另一位非洲人,那再好 不过;如果不能,注意力就可能转向延长我的任期,作为一种明智的妥协。 但比亚的信却被美国驻联合国使团宣传为非洲立场转变的象征。1996年12月3日, 《纽约时报》首页标题为“在联合国最高职位问题上非洲官方终止团结”。接着是 一篇发自突尼斯的电讯稿(路透社1996年12月3日)。此稿引述穆巴拉克总统的话说, 他为我已尽了所能尽的全力,“这个问题已经结束,如果布特罗斯.加利想保持其 候选人资格,那就随他的便”。《纽约时报》又将路透社的此一说法转为“埃及停 止争取联合国首席职位”。 我打电话给穆巴拉克总统,他肯定地说埃及将继续支持我。我问他能否公开说 我继续得到他的支持。得到的回答是:“没问题,报道的消息误引了我的话。” 非洲依然没有分裂。《华尔街日报》1996年12月4日报道说:“非洲使者联合支 持布特罗斯-加利。”安理会非洲的发言人说,他们“无意提名他人取代埃及人的 候选人资格”。以安理会主席身份讲话的富尔茨大使告诉记者,没有额外的名字提 出来。 马德琳·奥尔布赖特这时公开用丑闻暗示、中伤等各种武器对我进行攻击。她 告诉巴巴拉·克罗西特:“他甚至连联合国一词的正确发音也不会。”(事实上, 我有时会漏掉联合国一词的最后一个字母“S”。)更阴险的是,奥尔布赖特向人们 散布说,美国“有些他的把柄在手”,以此试图引人猜测我过去有些什么不正当行 为还未披露出来。这种诽谤行为促使国会议员兰热尔给国务卿克里斯托弗写信说: “我已同许多高级官员讨论了这一问题,我了解秘书长从未做过削弱美国国家安全 的事情。也没人指责他有品格问题或任何不轨的行为。而且无人能否认他在联合国 机构改革方面做的工作比任何前任秘书长都多。” 马德琳·奥尔布赖特的行为让我觉得,无论发生什么事,将我的候选人资格坚 持到最后更为重要。但与此同时,我也开始构思在我的“告别演说”中究竟要说些 什么。 然而,就在我的戒备心松弛下来时,形势开始决定性地急转直下。星期三,即 12月4日,富尔茨大使打来电话说出他的想法:安理会应讨论其他可能提出的非洲人 选。我们的谈话用法语进行。我说,当然应该,这是惟一应做之事。 挂断电话后,富尔茨在午间新闻记者会上宣布说,我已“中止”我的候选人身 份。在法语及在英语中,这个词都是临时中断,或打断的意思。但美国的媒体立刻 将其意思发挥成我已从候选名单中拿下或撤销自己的名字。晚间电视新闻以不加解 释的声明形式公开宣布:“秘书长布特罗斯·布特罗斯-加利已停止了他的第二任 期候选人身份”,且评论人还暗指我已完全退出。我立即给富尔茨打电话。他说他 要传达的意思是,暂时还不会对布特罗斯-加利进行另一次投票表决;还没有其他 非洲人的名单提出;安理会周五将再次开会讨论可能提出的这类名单。 媒体却在把这一点描述成布特罗斯-加利的投降。“你已辞职了吗?”就是接 连不断的电话中向我问的问题。 马德琳·奥尔布赖特马上向新闻界宣称这就是美国寻求的那种“突破”。我的 女新闻发言人告诉我,美国官员手舞足蹈,显得洋洋得意。她说“富尔茨精心策划 了这一切”。我不同意这一说法。我在自己起草的新闻稿中声明:“新闻界有关我 已停止自己候选人身份的报道不正确。我仍然是经“非洲统一组织’推荐的作为联 合国秘书长继续第二任期的候选人。安理会主席对此可加以证实与澄清。”但实际 上,误导一经产生,如果媒体不是站在你的一边,真相就难大白。 我想把我的声明交给联合国新闻办公室,使之当晚就能见诸媒体。但当法国大 使德雅梅特听说此事时,他劝我到此为止。他说,发布声明就会“矫枉过正”,得 不偿失。希拉克总统在里斯本见过副总统戈尔,并以强烈的措辞劝美国转变立场。 我自己则倾向于讲出来以澄清事实的真相。但伤害已经造成。新的候选人的名单即 将出炉。 第二天也就是1996年12月5日上午,《纽约时报》首页出现这样的大字标题: 联合国领导人停止争取新任的努力 但并未退出 美国的一项提议遭轻蔑拒绝 布特罗斯-加利仍是候选人之一,但开始萌生去意 其正文说,“近期各种报道都说,克林顿政府为诱导他离去现职,最后一刻采 取了一种不可思议的、使其保全面子的做法,承诺让其担任一国际性基金会负责人, 并给一名誉秘书长头衔。了解此项提议的外交官说布特罗斯-加利先生对之加以拒 绝”,秘书长的助手们则称美国的此项交易“荒唐可笑”。 该报报道:“一位美国官员评论说,当来自世界各国的外交官们带着不大相信 的心情观看克林顿政府攻击布特罗斯-加利先生的记录时,对美国的敌意从未像此 次这么表露无疑……在布特罗斯-加利先生于美国大选年被视为政治上的潜在不利 因素之前,政府官员们对他与华盛顿的关系并没有什么真正意义上的抱怨。” 同一天,《华尔街日报》特别提及:“甚至在放弃对他支持的保证之后,非洲 人依然忠实于这位埃及人,就在决定截止期临近时还威胁要进行消极抵制。”但联 合国的走廊里到处都在议论着一些人的名字,其中议论最多的有加纳的科菲·安南; 尼日尔的哈米德·阿尔加比德;象牙海岸(现译科特迪瓦)的阿马拉·埃希以及那 位由我任命的布隆迪事务专员、出现于雅温得从事反我活动的艾哈迈德·乌尔德· 阿卜杜拉。 也是在这一天,克林顿总统提名马德琳·奥尔布赖特为其新的国务卿。埃及外 交部长阿姆鲁·穆萨来电话说:“这意味着此事已经结束。”我表示同意。奥尔布 赖特成为国务卿而不打败我是不可能的。有人问我的女新闻发言人“布特罗斯-加 利作何反应?”这样的问题时,她回答说:“他为他亲爱的朋友马德琳·奥尔布赖 特高兴,他与她的关系一直热情而友好。” 最后一搏 我有三个选择:什么也不做,仅等待安理会对我的“裁决”;立即声明我已完 成使命,采取“自杀”行动;或者斗争到底,由此迫使安理会“封杀”我。我决定 采取第三种选择。 奥尔布赖特的提名在第二天的报刊消息中成为主要新闻。巴巴拉·克罗西特写 道,在联合国,我们看到的是两个马德琳·奥尔布赖特。一个热心于“肯定性的多 边主义”,主张对波斯尼亚采取轰炸行动,逮捕战争罪犯和阻止屠杀性战争。1994 年中期选举共和党获胜后,奥尔布赖特似乎就改变了主意。“她领导了一场抛弃秘 书长布特罗斯·布特罗斯-加利的行动,可1994年她还说她‘真正尊敬’的就是布 特罗斯-加利”。在美国“迫使秘书长布特罗斯-加利离开现职的一场与外交无关 的行动陷入困境,反对华盛顿处理此事方式的情绪高涨之前,奥尔布赖特女士似乎 非常热衷于她的所做所为”。 埃及驻联合国大使纳比勒·埃拉拉比告知我说,由于奥尔布赖特受克林顿提拔 一事,安理会对她表现出“敬畏”态度。他和许多其他人这时都劝我在安理会下次 会议之前就“有尊严地退出”。一切都将在几天内结束,埃拉拉比说。 美国策划反对我的行动构成了一部侮辱非洲的记录:试图支配“非洲统一组织” 决议;拒绝接受该决议;一边声称任何非洲人都可接受,一边早就选择了科菲·安 南;克里斯托弗为此作11小时的非洲旅行;威胁非洲人除非接受美国的决定,否则 将受到失去秘书长职位的惩罚;最近又用心险恶地评说非洲对我的支持说明任何黑 非洲人都不具备担任此项工作的资格。在联合国美国与英国分工合作,英国外交官 特别热衷于推动这最后一项说辞。 看到这一切,著名的前联合国官员布赖恩·厄克特爵士在《华盛顿邮报》言论 选登页的文章中写道,这次投票表决处理得不够好,应该有更多的时间让非洲就其 候选人做出理性的选择。 马德琳·奥尔布赖特以胜利者的姿态返回纽约。12月7日《纽约时报》刊登的一 幅照片,说的是她到达联合国美国使团,冲过去与其副手爱德华·涅赫姆拥抱。与 之相配的文章中则引述一位非洲外交官的话:“你不得不佩服她联合世界--185个国 家反对美国的本事。”然而,美国媒体完全沉浸在她的成功之中。美国有线新闻网 周末节目中一位参加讨论的成员以佩服的语气说:“你不要妨碍她--正如布特罗斯 布特罗斯-加利所发现的那样。” 科菲·安南的名字此时上升到5名非洲人名单之首。加纳总统杰里·罗林斯散发 的一封明显配合华盛顿的信中宣称,安南获选“最能为美国所接受”。令人惊异的 是,有些主要的外国领导人依然支持我,并尽力与克林顿总统电话联系,劝他改变 立场。南非的纳尔逊·曼德拉总统告诉我,他曾反复试着与克林顿通话,但他就是 不接电话。 再谈“石油换食品”计划 1996年12月9日,也就是星期一,我通知安理会,按“986号决议”第三节规定, “石油换食品”方案在纽约时间零点一分时将正式生效。萨达姆·侯赛因会庆祝胜 利,因为伊拉克的石油将再次流人输油管里。华盛顿变得从容;美国大选已经结束。 一位专家研究萨达姆在伊拉克北部针对库尔德人军事行动上所具有的模棱两可解释 之后,准确地发现了引起国际社会不同认识的症结所在。萨达姆的军事调动刚好在 安理会决议的涵盖范围之外,但也刚好在美国不得不做出反应否则就会颜面尽失的 界限以内。实际发生的情况是,克林顿既做出了反应,也在世界政治舞台上丢了面 子,如果说这对他井非那么重要的话,那他至少在国内政治舞台上也陷人了尴尬的 处境。对萨达姆而言,此次行动属“正当之罪”,值得为之。他在伊拉克北部省巩 固了他的地位,并使1991年以来形成的美国领导的联盟走向瓦解。而美国巡航导弹 击毁的南部空防易于得到重建。接下来的考验是,他要么将“石油换食品”计划服 务于一己之利,要么让联合国确信该计划将真正用来服务于受苦受难的伊拉克人民。 我真诚希望结果是后者,但我也完全料到了萨达姆·侯赛因会削弱“石油换食品” 计划的基础,因为他觉得该计划可能损害其解除制裁的主要目标。 投票表决--但不是对布特罗斯-加利 12月10日即星期二,安理会开会对非洲候选人进行投票表决。我仍是一位候选 人,但我的名字将被排除在外。主要是看布特罗斯-加利之夕的其他人谁能在这次 投票表决中胜出。 富尔茨宣布表决结果:哈米德·阿尔加比德,有5票赞成,4票反对(包括两常 任理事国成员);科菲·安南,有10票赞成,4票反对(包括一常任理事国成员); 阿马拉·埃希,有7票赞成,4票反对(包括两常任理事国成员);艾哈迈德·乌尔 德·阿卜杜拉,有3票赞成,7票反对(包括两常任理事国成员)。这一结果显示, 惟有科菲·安南获得了采纳一项决议所需9张赞成票的门槛数,但由于有一位常任理 事国成员投了否决票,此项结果仍不能生效。这是一种半秘密的投票。虽然不知道 每位成员投的是赞成还是反对票,但常任理事国成员的票颜色不同,只要有其中的 一个或一个以上投了反对票,所有人都清楚决议已遭否决。俄罗斯代表说:“也许 到了转向现任秘书长寻求一项妥协的时候。”而奥尔布赖特则答道:“我今天可以 比以前更有把握地告诉你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道出了她新任美国国务卿的优越 心态。她的这番话为她营造出了一种无往不胜的气氛,但在安理会中仍存有不确定 性,所以我要静观其变。 发表的安理会投票结果激怒了法国人和非洲人,因为此结果显示美国和英国同 意对除科菲·安南之外的所有非洲候选人给予“双重否决”。这被认为是对非洲完 全不必要的侮辱。它也使椎一准备否决安南的法国陷入了孤立。这无异于告诉世界, 惟一可接受的非洲人是美国和英国接受的非洲人。美国迅速支配了媒体这个战场, 向记者大讲法国“一时赌气”投了否决票,法国应该对阻挠一位“明显得到多数支 持”的候选人(科菲·安南)感到不好意思。评论家们特别指出,在我得到14张赞 成票,只有美国一票否决时,美国并未显得如此尊重多数原则。 在这次会议结束时,非洲代表之间引发了一场热烈的讨论。安理会的3名非洲代 表--分别来自几内亚比绍、博茨瓦纳和埃及--受到巨大压力。有人告诉他们,布特 罗斯-加利已没有任何机会;美国绝不会放弃。所以埃及应改变立场。埃及不要因 此使非洲失去联合国秘书长职位。如果埃及不随和些,美国会拒绝将这一最高职位 给任何非洲人。 12月11日,安理会再次陷入僵局。进行了四次投票测验,每次都与一天前完全 一样。埃及大使纳比勒·埃拉拉比告诉我,埃及仍然持坚定立场。 法美对立达到顶峰。舆论报道说,在北约为国务卿沃伦·克里斯托弗举行的告 别午餐会上,法国外交部长埃尔韦·德·沙雷特走了出去,而未加入同克里斯托弗 干杯的行列。美国官员称其“难以置信地显示了一种爱怄气的行为”;法国的一位 发言人则回应说,这种报道是“蓄意制造的谎言”,意在羞辱法国。德·沙雷特绝 没有走出去;美国在操纵媒体。 12月12日,即星期四,投票测验结果是14票赞成科菲·安南,且票反对,法国 投的是否决票。同日晚上,我们在美国国务院的联系人说白宫对此感到失望。奥尔 布赖特仍未气馁。她这时本应在华盛顿,走访国会山并为其新职批准听证会预做准 备。可事实并非如此,她还呆在联合国,依然专注于支配其四个月生活的问题上: 把我除去。人们越来越担心此事可能让奥尔布赖特在联合国难于自拔。 我当时想,如果安理会在星期五划定限期,并将此事延到下周的这个时间再作 决定,美国不惜一切的做法或许就会停止,因为下周三,即12月17日,就是联大会 期结束的时间。如果我能熬过星期五,时间也许会开始转而对我有利。 第二天,即星期五,也就是13日,是一个雨天。一早所有的报道都说法国会持 坚定的立场。安理会12点30分开会,举行另一场投票测验。埃及再次对所有非洲候 选人都投了赞成票。但这只是一次投票测验;还要有正式的投票表决。此刻安理会 的情况不同寻常。中国希望星期一举行正式投票表决。由此可能造成的拖延让美国 和英国极为不安。为锁定投票测验结果,英国大使约翰·韦斯顿大笑着气喘吁吁冲 出去将之通报给新闻界。富尔茨大使对这种冒犯其主席角色的行为甚为愤怒。 法国大使德雅梅特给我打了电话。说法国将撤销否决。希拉克在都柏林传达了 他的决定。法国不能继续自我孤立。德雅梅特劝我在几小时后就要进行的下次正式 投票表决前起草一份让步性声明。根据德雅梅特的建议,我也许要说基于安理会和 该组织整体的利益,我希望(对科菲·安南的)投票表决将一致通过。 我坐在办公桌前,听工作人员就我是否应该发布这样一个声明进行的热烈辩论。 一说:“为你自己的荣誉和尊严,发布这一声明是正确之举。这属于对命运的高尚 屈服。”另一人说:“不,你一直在为秘书长职位同一个超级大国强加的选择作斗 争,现在一定不能退让。安理会成员清楚他们屈从的是美国的要求;他们希望由你 亲自出面请他们为美国的候选人投赞成票,以减轻其负罪感。别让他们的图谋得逞。” 我已决定迫使他们“封杀”我,为此我将忍耐下去。最后的和正式的投票表决 之前,马德琳·奥尔布赖特向新闻界发表了一个声明。她说她对结果满意。至于布 特罗斯-加利,则是“一位著名的国际政治家并赢得了自己的历史地位”。 投票表决结果公布后,我请我的发言人发表了如下声明: 秘书长本人热情祝贺来自加纳的科菲·安南得到安理会推荐成为联合国下任秘 书长。对于安理会一致作此决定,尤其对于非洲能保持第二个5年的秘书长职位,秘 书长本人非常高兴,这也是秘书长近几个月来一直追求的目标。秘书长本人在过去 的5年同科菲·安南先生一起密切工作,希望他各方面取得成功。秘书长本人对过去 5年联合国成员国与工作人员给他的强有力支持和鼓励深表谢忱。 这一天过后,就在我最亲密的同事之一要离任时,他无意中听到两位女工作人 员在电梯里的对话: “你高兴吗”? “噢,是的,真是太棒了。” “难道你不认为这是最好的结局吗?” “是最好的结局,但对于科菲·安南来说日子不会好过,关国人将对他施加非 常大的压力。” “是的,但此结局真的不错。” 联合国许多工作人员确实满意这一结果。他们期待着更为宁静、更少争吵的时 刻到来。其他人重视的则是因华盛顿的忽视,或完全按华盛顿指示行事的联合国越 来越被边缘化这一现象。正如《经济学家》指出的那样,克林顿政府“怯懦地迎合 了其选民中间无数蛊惑人心者和狂妄之人,这些人说联合国要对影响整个星球的每 种不幸负责--因为他们中的许多人也相信外星人大概要对影响太阳系的每场不幸负 责。在美国,布特罗斯.加利先生成为顽固不化者和右翼分子的仇人”。届时,随 着我的离去,联合国对美国而言将少去一个靶子和替罪羊。但我担心联合国也很可 能在每个方面都成为跛脚机构。《纽约时报》题为“克林顿第二任期的特征确定下 来”一文,或许已无意间揭示了这一点。在克林顿人员选择名单的末端,科菲·安 南被列为新一届政府的“另一项关键任命”,好像他就要加人总统的内阁一样。 《华尔街日报》在其社论文章中提示科菲·安南要摆脱参议员杰西·赫尔姆斯对他 的影响。 至此就等联大对安理会所通过的决议予以形式上的批准。12月13日过后,安理 会和联大都以口头表决的形式正式通过了赞颂我的决议。对新秘书长的实际任命是 在联大会期的最后一天。我的告别演说集中于三个主题:第一,联合国在冷战后严 酷的形势面前经受住了考验。第二,美国拒付所欠联合国债款毫无正当理由,“既 然任命了新秘书长,所有拖欠款就应像过去几个月经常承诺的那样马上支付。”第 三,我讲了对发挥秘书长作用非常关键的完整性问题和独立性问题。我说:“如果 要用一个词描述秘书长角色的特性,那就是独立性。”既然现在美国已否决掉我, 就再无任何借口不按其承诺全部和马上支付其对联合国的拖欠款。 《纽约时报》报道说:“联大全体起立鼓掌,向即将离任的领导人致意,然后 正式任命来自西非国家加纳的科菲·安南为其继任者。” 与马德琳共进晚餐 在向联大做完告别演说过后的那天,马德琳·奥尔布赖特接受了与我最后一次 共进晚餐的邀请。她身穿漂亮的蓝色衣裙,手提包装袋,内装一件国务院为外国显 要人物准备的纪念品,8点钟准时赴约。 我在书房接待了她。书房很大,满是要运往开罗的书箱与文件箱,四壁空空如 也,几呈窘人的裸体状。那件漂亮的摩洛哥时期雕塑已转到博物馆,我的古代鸟类 与笔架等收藏品也已装箱。 “因过去6个月的煎熬,看我瘦弱了多少,”我对马德琳说。。 “我也是,我瘦了有几公斤,”马德琳·奥尔布赖特说着还坐直展示她的体形 给我看。管家乔西进来打断我们,问我们喝些什么。 马德琳单刀直人:“你昨天的演说很恶劣。” “很恶劣?人们向我起立鼓掌持续有几分钟。我甚至未提美国二字广 她重复着坚持说:“演说很恶劣。” 我改变了话题。“既然你已成为国务卿,且成功地除掉了我,你钟意的候选人 也已中选,那么,作为朋友请告诉我,美国发起反我行动的真正原因是什么?” 她给了我一个朋友式的微笑。“我还未得到参议院确认,而且我是一个非常迷 信的人。事情的结果尚难预料。” “无论如何,请解释一下你的政府为什么要那样歇斯底里地反对我连任。” 她说,“从一开始你就没有提出要干一届以上的要求,”她是指联合国秘书长 5年的任期。“美国当初就是在此基础上投赞成票给你的。” 我说:“你说错了。美国在1991年并未投我的赞成票。美国投的是弃权票。此 事绝非一届或两届任期的问题。请问一下你的前任美国驻联合国代表皮克林大使就 明白了。” “你代表的是联合国,而美国国会对联合国并不友善。你也受到了试图控制美 国军队的指责。你用‘双重控制’反对北约对塞族实施空中打击。你的姿态在华盛 顿军界产生了很坏的影响。” “但你非常清楚,各项决定都是由身在现场的法国和英国将军们做出的,他们 可是来自你们自己北约盟国的官员。”联合国除了尊重他们的建议之外无能为力。 他们是专家。他们对其军队的生命负有责任。” “我清楚,所以我向国会为你进行了辩护,但他们的直觉是你想控制美国军队。” “你们的决定有个人原因吗?” “没有。那是由总统做出的无可改变的决定。” 再谈这个话题已无意义。她无意告诉我华盛顿决定背后的真相。我再次转变了 话题。 “马德琳,如果说对于华盛顿来说我是‘丑陋的埃及人’的话,那么,在阿拉 伯世界看来,你就是‘丑陋的美国人’。在‘阿赫拉姆日报’上就有一篇令人震惊 的文章,指责你领导了一场拒绝给一位阿拉伯秘书长第二任期的行动,使阿拉伯成 为联合国历史上受如此对待的惟一地区。该报声称,新一届克林顿政府受到犹太人 支配。在阿拉伯世界存在着一种反对亲犹太思想的情绪,很不幸,这让我想起了萨 达特当年访问耶路撒冷。” “我不是犹太教徒,布特罗斯,我一出生就是天主教徒。” “你很清楚,马德琳,对我而言,一个人的宗教信仰并不重要。但你不得不关 心阿拉伯世界的想法,因为你要在你的新岗位上处理中东问题。” ‘布特罗斯,还有赖你的帮助。你来自阿拉伯世界,非常熟悉那里,相信你能 够给我提供建议。我总是需要你的好建议。” 我忽然记起了用于外交界同事退休的那句一成不变的固定表达模式:“我总是 需要你的建议。”这似乎是解雇某人时的全球通用语……“我总是需要你的建议”。 赖妞进来打断了我们的讨论,说晚餐已准备就绪。我去找来那份“阿赫拉姆日 报”,让这位未来的国务卿看看那篇反映阿拉伯世界反对亲犹太思想情绪的文章。 我们三人享受了一顿愉快的晚餐。马德琳展现出祖母的技巧,小心翼翼地吃鱼,小 口吸饮我专为她打开的1993年上好法国白朗峰酒。 晚餐过后,她似乎急于想离开我们。她已熟练地完成了她的外交使命。她坚定 地开展反我行动,不失时机地破坏我的权威,站污我的形象,始终一幅平静的面孔, 带着友好的微笑,重复着友好与尊敬一类的语言。我想起了一位印度学者曾对我说 过的话:外交与欺骗没有任何分别。 结束语 在离开联合国的日子临近之际,我加紧工作,对我的《民主化议程》报告进行 修改调色。我再次同工作人员进行了协商。他们仍分成两派意见,一派坚持声称出 台这样一份报告非我权限,另一派则试图用他们的官僚方式让我整个重写,而我既 无时间又不愿意这样做。我私下将一份草案稿送给了金融家与慈善家乔治·索罗斯, 此人一直在推动中欧前共产主义集团国家的民主化进程。索罗斯答复说,我的草案 没有任何价值,因为联合国对民主化不起任何作用,而且它本身也不是一个民主机 构。但我仍义无反顾。不过,在联大闭会之前,几乎已无时间按正常程序将我的报 告提交联合国。为此,在联大会期的最后一天,我给联大主席、马来西亚的拉扎里 ·伊斯梅尔发去一封信,详细列举了联合国对秘书长的有关授权,这些授权在我看 来为出台这样一份报告提供了合理依据。我写道:“如承蒙将这一文本列为第sl届 联大的一份文件”,并把我只冠名“增补”的报告分发下去,“将不甚感激”。然 后我请联合国公共信息部将之印成像《和平议程》报告一样的蓝皮册子,并称之为 《民主化议程》报告。 这篇报告,也是我最后的乐章,后来亦随我离开联合国而石沉大海。此后一部 有关联合国的学术著作特别提及:1996年12月,布特罗斯-加利在几无任何授权的 情况下发表了一份‘民主化议程’报告,作为对前面两个--较小的--有关民主化实 践报告的补充。这最后一份报告截至目前是三份报告中最完整和争议最多的一份, 然而却是发表于布特罗斯-加利任期结束之际,故未引起多大注意。”“ 1997年1月1日新年初我离开纽约。到机场送我的有我的人事局长让一克洛德· 艾梅和他的妻子利萨·布腾海姆,她也是一位联合国官员。送行的人还有约瑟夫· 弗纳·里德;助理秘书长贝诺·塞凡;富尔茨大使与其妻子。我对富尔茨说:“现 在是1月,你安理会主席的位置昨天已经结束;因此你今天没有履行外交礼仪的责任。 那你为什么还要来呢?”他说:“我是作为一个朋友来送你的。”当飞机爬升到高 空时,赖妞说过去的6个月简直就是一场令人刺激的噩梦。我只是心不在焉地听着。 随着在联合国服务期的结束,我的学者本色已然恢复,要分析一下过去5年对我本人 所具有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