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记 这是一本关于我们怎样丧失了一次建立一个一致认同的冷战后国际和平与安全 结构机会的书。 在近代,每次重大冲突结束都要求世界各国重建一种可提供稳定、合作以及使 进步成为可能的关系体系。 过去,战后建立一个新兴国际关系体系所需的时间一般在5年—7年。拿破仑战 争后的维也纳会议使欧洲几百年免于重大冲突。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凡尔赛条约和 “国联”的创立因存在重大缺陷,在一代人的时间内就导致了另一场世界性冲突。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处于领导地位的美国人以1945年于旧金山创立的联合国为 中心,尝试设计出一个稳定、公正及合作的国际秩序。当时,作为一名年轻人的我 怀着敬畏与崇敬的心情关注着这一时刻,自此在感情上即对联合国充满了信任。联 合国为实现文明社会形成以来人类所追求的目标提供了一个机会:全人类一起理性 协商、寻求保持安全的共同途径、一起行动展现宽恕胸襟、保卫自由、追求正义和 未来的幸福生活的一种手段。但1945年联合国创立带来的这个充满激情和希望的时 期却随着冷战爆发而很快结束。 冷战结束后,联合国义不容辞地--我作为秘书长同样如此--全力投入了创建后 冷战结构的进程之中,同冷战后所剩推一超级大国美国一起从事这项工作。但未形 成一种新的国际伙伴关系来面对21世纪,联合国尽管取得了某些成功,自身却在这 些年受到了严重伤害。后冷战国际体系尚未建立,后冷战时期已经过去,一系列戏 剧性的重大事件自始至终都在烘托着联合国与美国的关系。迫使伊拉克军队离开科 威特的美国领导的联盟是在安理会授权下组成的,联合国一系列没有前例的决议形 成了世界对战争引发问题的处理方法。而在这一时期结束的1995年末,由美国在俄 亥俄代顿主导的谈判中,旨在为波斯尼亚建立一个统一、多自治体国家的协议则有 意将联合国排除在外。 这期间,一种固定模式重复出现于涉及关键成员国与秘书长的重大问题处理上。 他们明知道我无权发动改革,却要求我做改革这样的事。与此相仿的还有,他们不 向联合国提供所需要的武装力量与授权,却要求联合国终止冲突。他们一方面期待 联合国承担更大的责任,另一方面却使其深陷财政危机之中。 整个90年代的前5年,许多关键的国际性挑战需要联合国与美国之间进行最密切 的互动。当美国没有实质卷入,允许联合国出面做工作时,如在莫桑比克,其行动 就取得了成功。当美国觉得对联合国有政治需求时,如在海地,其行动也实现了主 要目标。但当美国希望积极介人,同时又在实际上避开困难决定时,如在波斯尼亚、 索马里以及卢旺达,联合国就会为美国所误用,所滥用,所指责,其行动就会悲剧 性地和可怕地导致失败。 有人说我在联合国期间“亲第三世界”,而其中的意思经常是指“反对西方”。 毫无疑问,我来自第三世界,但我也是亲西方派;我几十年来所受教育、公开发表 的作品、正式立场应该可以清楚地证明这一点。但我依然认为,无论何人担任秘书 长,无论他来自世界的哪个地区,都必须关注发展中国家的目标。在一个拥有许多 大国和富国的世界里,给予那些因种族、性别、宗教、年龄、健康、贫穷或其他什 么原因而被边缘化了的国家以关注,正是联合国应尽的职责。这种职责自然要延伸 到遭受忽视或忽略的诸如非洲发生的战乱形势上,这里因冲突而导致混乱的程度常 常超过广受国际社会与媒体关注的巴尔干与中东地区。联合国成立半个世纪以来, 对付的重大问题就是与第三世界相关的问题。在可预见的未来,联合国一定要继续 成为弱势或被视为弱势民族的主要代言人,以保护他们免受全球化带来的不利影响, 并帮助他们在全球经济大潮中找到成功的途径。 单一的超级大国霸权是一种过渡现象,但全球化则是迄今无法预料的不可逆转 的时代洪流。全球化包括许多不同的侧面:资本流动,商业,技术,信息,环境变 化,毒品走私,犯罪,恐怖主义。每一方面的全球化都有其规律和步调,并出现各 自的问题。在许多情况下,注意这些问题的真正惟一的全球机构就是联合国。 联合国缔造者的理想,不仅是根据1945年在旧金山设想的那样使该组织发挥作 用,而且还希望该组织能够自我转变,以有效适应一个必定并将会以无法预料的方 式发生变化的世界。我坚信这样的转变仍然是可能的,是会取得成功的--如果美国 允许它这样做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