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抢救”运动(1) 姨父到了延安,一住进西北局招待所就盯上了大伙房里的“列宁饼干”。“列 宁饼干”是他对小米锅巴的“爱称”。在敌后吃了过多的黑豆,而且熬过了连黑豆 也没得吃的艰苦岁月之后,黄焦酥脆的小米锅巴对他产生了不可抗拒的诱惑。炊事 员虽然都是来自四川的小鬼,却都是土地革命时期参军的老资格,姨父说,连他们 嗷嗷叫着骂人的声音都是久经锻炼的,要想从他们眼皮底下挖走一小块“列宁饼干” 是绝对办不到的。姨父以四川老乡的身份跟他们套近乎已初见成效,眼看就要把 “列宁饼干” 搞到手的时候,“抢救”运动却像是晴天霹雳“咔嚓”一下就开始 了。 1943年7 月15日,中共中央主管情报工作的康生在杨家岭大礼堂作报告时宣布, 延安“特务如麻”,“延安的知识分子至少有一半是国民党派进来的”,各单位要 人人过关,清查特务,开展“抢救失足者”运动。当场就有一个从甘肃经由西安八 路军办事处来到延安的张克勤接受“抢救”,站出来坦白说,他就是国民党派进来 的“红旗特务”,甘肃工委是国民党一手组织的假党叫“红旗党”。从此,自抗战 以来奔赴延安的青年都成了清查对象。 已经解密的历史档案证实,张克勤当年只是一个十九岁的小青年,是用“逼— —供——信”的非法手段连吓带哄制造出来的一个假特务,却成了推动“抢救”运 动的“典型案例”。康生这样做的一个重要根据,就是国民党西安“反共救国队” 队长梁干乔制造混乱的一个假情报,谎说每一批青年到延安去时,他们都派了特务 进去,已经派去了多少多少人。康生如获至宝。毛主席也听信了康生的汇报。一时 间,所有从蒋管区经西安来到延安的知识青年都成了重点审查对象。已经为抗战失 去了一只手的朱汉雄同志也不能例外,他是在1939年由四川家乡经西安投奔延安的, 是高小毕业的“知识分子”。 姨父也去大礼堂听了开展“抢救”运动的动员报告。听了报告,却不准离开会 场。每个人发给两个烧饼,还抬去了两大锅稀饭,让他们填填肚子,当场坦白交代。 已经有了四年军龄、三年党龄的姨父,对自己突然变成了审查对象满不在乎。跟他 一起听报告的,有来自敌后的青年,还有从河南、山东来的地下党员,他们都在一 惊一乍地犯傻发愣。姨父吃了烧饼,喝了稀饭,而且打了饱嗝儿,却丝毫没有产生 坦白一点什么的愿望。他们被带回招待所,立即打点行李,又被带到陕甘宁边区行 政学院,一百多人被编成若干个班,分别关在十二个窑洞里。每个班都派来一个统 领“抢救”运动的班主任,不准互相串门,不准交头接耳,在士兵荷枪实弹、如临 大敌的看守下,开始了“抢救”运动的“车轮战”。 对姨父的审查是从他的出身和他怎样投奔革命开始的。 他要感谢祖父和父亲,因为这两位老人家都是悬壶济世的乡村医生,在姨父出 生以前或是在他的幼年时代已先后去世以后,只留下一个无人支撑的药房和一个装 着药草游走四乡的破褡裢,没有留下任何财产和任何值得怀疑的经济或政治问题。 他还要特别感谢开江县永兴场高小的宋更新老师。宋更新是老资格的中共地下 党员,他曾跟新中国建立后担任国务院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的王维舟一起进行革命 活动,受到国民党的通缉,被捕入狱。永兴场开明绅士丘树勋想方设法把他保释出 狱,他又秘密潜往西安,会见了八路军办事处主任林伯渠以后,又来到由丘树勋担 任校长的永兴场高小,以教书为掩护,进行革命活动,把包括姨父在内的一大批学 生送到了延安。 姨父良好的记忆力和他善于讲故事的才能,使得宋更新老师在他的“坦白交代” 中栩栩如生。他说,宋更新老师四十多岁了,身穿丝绸长衫,脚登礼府呢布鞋,嘴 边虽有一个伤疤却没有妨碍他发表声遏流云的抗日演讲。他还用令人称羡的颜体、 柳体、隶体书法,在校园的墙壁上写下了大大小小十几块“校训”,把永兴场高小 侍弄得焕然一新。校园里还栽种了一行行柳树,建起了足球场、网球场、篮球场, 还开垦了一个苗圃,种上了桃、李、菊花、金银花。足球场后边涌动着含翠欲滴的 竹林。永兴场高小拥有了开江县中学也比不上的校园风景。 负责“抢救”的人说,要老实交代你的问题,不要扯远了。 姨父说,不要急,我要把事情的来龙去脉说清楚。宋更新的小屋里有很多禁书 和报纸、刊物。大家可以走进他的小屋,随意读书看报。我们正是在他的小屋里读 了《陕北动态》和《抗大动态》、《大众哲学》和《游击战术》,才发现世上还有 一个叫延安的地方,那里讲平等、讲自由、有饭吃、有衣穿,还有教你怎样打鬼子、 求解放的大学校。因此,我们高小毕业后,就拿上宋更新写给八路军西安办事处主 任林伯渠的介绍信,把它藏在一条破棉被的棉絮里,直奔延安。宋更新老师就是我 们参加革命的介绍人。此人的情况和我们经由西安投奔延安的情况,你们找林伯渠、 王维舟去,他俩都可以证明。 但是,有人问,你们来延安的路上,谁能保证没有特务钻进来呢? 姨父说,可以查点人数嘛,我们原有十三个同学来延安,到延安时,人数没有 增加,倒是少了三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