螃蟹的过错(2) 那么,“窃听案”是不是毛主席应该操心的一件大事呢?“文化大革命”开始 时,揭露原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私设窃听器,私录毛主席和中央常委同志 讲话,盗窃党的机密”的中发[66]277 号《中共中央文件》,是经过毛主席圈阅的。 那时候,骇人听闻的事情实在太多,姨父和全党同志一样,已经习惯于无条件地接 受毛主席作出的一切判断,包括只是圈阅过的一切文件,即使感到震惊,即使事后 证明是搞错了的,也只能像“抢救” 运动那样,等着由毛主席出来纠正。 但是,姨父已经不可能听到延河岸边的马蹄声了。 1976年9 月9 日,毛主席与世长辞。那一年,周总理走了,朱老总也走了。前 一年,董必武老人走了。谁也看不出,朱汉雄同志是一个情感如此丰富的人。每一 位伟人离去,他都要把自己关起门来流眼泪。他不愿让别人看见他的眼泪,那是属 于一个“一只手的老八路”的情感世界的秘密。 那么,毛主席认可过的案件,还有谁可以出来进行复议呢? 但是,姨父所迫切需要的已经不是一个只属于自己的“脱帽礼”。毛主席留给 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的,是一种巨大而沉重的悲痛和同样巨大而复杂的忧思。 姨父还三次见到了李先念。头两次是打倒“四人帮”以前,李先念副总理出国 访问,往返经过广州。姨父正住院治病,李先念的警卫员打来电话说,先念同志要 见你。姨父就跑去看他。一见面,李先念说: “罗儿的,你装什么病?到处找不到 你,原来你在医院里‘泡蘑菇’。”姨父说: “我真的有病,前列腺要动手术。” 李先念说: “那你怎么不找我?”当即让自己的保健医生给他看了病,建议他不要 开刀。他没有开刀,果然病也好了。 有人说,你怎么不向先念同志谈一谈自己的事情?姨父说,那时候,“文化大 革命”还没有结束,先念同志有多少烦心的事情,怎能麻烦他? 打倒“四人帮”以后,姨父出差到上海,已担任国家主席的李先念也到了上海。 姨父曾与之商量在梅岭一号安装录音线路的申兴国,当时已担任湖北省委副秘 书长,也随同李先念到了上海。晚上吃螃蟹时,申兴国对李先念讲,朱汉雄也在上 海。李先念说,你去打电话,把朱汉雄找来吃螃蟹。这是申诉个人问题的好机会。 但他一看见螃蟹,就想起粉碎“四人帮”时,看到上海街头漫画上画着一根绳拴着 的四只螃蟹,一下子就忘了别的事情,只是一个劲儿地向上海市公安局副局长马学 政喊叫,老马,这螃蟹壳要用锤子砸的,一只手用钳子夹住,另一只手才能用锤子 砸呀!可我是一只手,干急吃不到嘴里,你得帮帮我呀! 李先念跟大家哄堂大笑。 事后,他还一个劲儿地怪罪螃蟹,吃螃蟹真把我给整苦了,哪里还顾得上螃蟹 以外的事情?再说,我的问题自有管我的部门来管,够不着麻烦国家主席。 转眼到了1979年,“四人帮”被打倒三年之后,“窃听案”仍旧没有平反。 “文化大革命”中被他护送到武汉以后就下落不明的王任重,跟他一起蹲过监 狱、偷采过“野山茶”的金明、李尔重,都已先后出狱,重新出现在高层政治舞台 上。 王任重出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宣传部部长,后来又担任了全国政协副 主席,金明出任河北省委第一书记。他们都来看望共过患难的朱汉雄同志。但是, 谁也没有提及他的平反问题。六姨替他着急,问他,你怎么一句也不提自己的事情? 他说,我这个不大的干部自有管我的不大的部门,用不着老首长特殊关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