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的游击战(1) 姨父拿到“平反决定”时已经五十八岁。他听说要打破“干部终身制”,六十 岁就要交班,只剩下两年时间了。他在想,在行将离开工作岗位的时候,要抓紧干 点什么呢? 他的眼睛盯住了公司的住房问题。远洋船员最头疼的问题就是没有住房。公司 机关在广州,而数以万计的船员却散布在上海、青岛、大连、天津、武汉、重庆等 各个港口。这些港口都有公司的派出机构,却跟当地政府没有任何工作关系。在 “计划经济”年代里,各地政府不会把远洋公司的住房问题列入本地计划。姨父到 大连、上海、武汉港口的船员家里“串门”,看到不少船长、大副、轮机长,把两 根木头杆子靠在别人家的墙上,搭一个小庵子,那就是他们的家。 姨父搞了一个解决房子问题的计划,得到了领导班子的同意。到各地政府说好 话、要房子、磕头烧香的任务,就理所当然地交给他了。 他面临着一个棘手的战役。当他情绪亢奋地讲着在武汉、在大连、在上海、在 杭州怎样“跑房子”的故事时,我感到,他是在动用一个“老公安”的特殊关系和 特殊手段,在行将与权力告别的时候,再留给后人一个可供享用、可在历史上矗立 一些时候的惊喜。 给大连海员“跑房子”,他找到了辽宁省副省长兼公安厅厅长张铁军。张铁军 在太行根据地保卫机关当过侦察科长,是个“老公安”,他们在北京见过面。一天 早上,他忽然接到公司驻大连工作组组长杨永才的电话,杨说,千载难逢的机会来 到了,张铁军到了大连。但在第二天,大连市委书记就要外出,希望他当天就赶到 大连,抢在市委书记出差之前,拉上张铁军跟市委书记搞定住房问题。晚到一天, 就很难再找到“三照面”的机会了。 这就难了!姨父说,我是上午九点钟接的电话,十点钟有一班飞机从广州飞沈 阳,到达时间是中午十二点钟多一点; 从沈阳到大连没有飞机,每天只有一班火车, 飞机到达沈阳距火车发车只有半小时,从飞机场到火车站还有一段路,下了飞机就 要赶火车,实在太难了。但我不能放弃这个机会,就对杨永才说,你立即找张铁军, 请他要辽宁公安厅派一辆车、一个人,到沈阳机场接我,一定想办法把我送上去大 连的火车。 他打完电话就直奔机场,赶上了十点钟起飞的飞机。到沈阳一下飞机,辽宁省 公安厅的警卫处长已经带着八个缸的“奔驰”车在机场门口等着了。姨父说,警卫 处长也是完成“特别任务”的老行家呀,他把车开得嗷嗷叫进了市区。交警都认识 这辆车,跑到哪里,哪里给绿灯; 跑到哪里,红灯照样过。他事先给沈阳火车站站 长打了招呼,把车子开到了火车站贵宾室门口,车门一开,站长就在门外等着呢。 站长和警卫处处长拉着我就往贵宾室里跑。贵宾室那边门一开,一股道上就停着去 大连的火车。刚刚把我送上去,火车就“呜”地开动了。 姨父说,不是我老朱自夸呀,这个事,没有点特殊手段是办不到的,只有我老 朱办得到,我老朱干这一行是干惯了的。当天晚上,我就紧锣密鼓地找到了副省长 兼公安厅厅长,再跟他一块儿找到了大连市委书记,当场拍板,就把房子的事情搞 定了。OK!当晚就批了条子,签了字,只剩下找下面办事的具体落实了。我心里也 OK了,住下来,洗了澡,该吃点、喝点呀,弄几瓶啤酒、弄点白酒喝呀,最好有点 鸡爪子什么的。可惜哟,天太晚了,啥都冇得了。姨父大笑。 姨父说,我们这样的人就是喜欢搞“突破”,哪个门槛过不去,哪个地方卡了 壳,就专拣哪个地方去突破。 但是,当他背着包包去“突破”上海的时候,却迟迟找不到突破口。他暗访过 一些建筑工地,也偷看过不少地皮,而且受到了上海房管局局长和不少熟人的接待, 可是一提起要房子,他们都把脑袋摇得像拨浪鼓,十分冷酷无情地、毫无讨论余地 地表示无能为力。姨父困守在上海大厦长达半月之久,整天不下楼,手不离烟卷儿, 闷在房间里吞云吐雾。 就在他感到“老朱才尽”的时候,忽然想起了一个人,就是原“水上卫队”队 员、“文化大革命”时跟他一起护送王任重的曹志勤。王任重已担任中共中央书记 处书记,曹志勤仍是他的秘书。姨父立即打电话向曹诉苦。曹志勤也不愧当过“老 公安”,给他出点子说,你抓紧就房子问题给任重同志写个告急信,但不要作为文 件传递,那个收呀、发呀、登记呀,程序太复杂,时间拖不起。你直接写到我家里, 一竿子插到底,我直接送给任重同志,请他给你想想办法。姨父照办。没几天,他 就在上海大厦收到了曹志勤的回函,在他写的“告急信”上,王任重赫然批了一句 话: “请彭冲同志关照解决。” 彭冲时任上海市委书记。他一看到王任重的批示,就指示上海市政府张秘书长 召集房管局、建工局等有关局、委开会,专门解决远洋海员的住房问题。姨父惊叹 地说,上海的同志当场拍板,给我们一万平方米,把我高兴得差点晕过去。主持会 议的张秘书长是跟着陈毅进上海的人。会开完了,他说,老朱哇,你真狠哪!我说 咋啦?他说,上海一解放我就来了,我还没见过哪个省、哪个大区、解放军哪个兵 种、任何一个单位,能在上海一下子要走这么多房子,还按上海的价格,没多收你 一分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