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烽火晋东南 1.“读书救国”的幻灭 随顾颉刚参加西北教育考察团 燕大研究院毕业论文通过后,我不愿去绥远傅作义处工作,向校方提出愿继续 留校。如今自认为大事已定,就参加了北平各大学教授组织的西北考察团去绥远参 观。此团缘起有一段经过,我听顾颉刚先生谈,有位段绳武先生招募河北移民在包 头、五原垦荒已十年,他自然是受山西派(阎锡山当时统治山西、绥远,傅作义原 为阎系)的支持。这位段先生为了扩大及巩固他的移垦计划,在北平组织西北移垦 促进会,参加的有梅贻琦、张荫梧、顾颉刚、杨钟健、徐炳昶、刘治州、张星烺等 教授、学者,并推顾颉刚为理事长。由此会发起组织西北考察团,以考查绥远抗日 和移垦事业为号召,参加者数十人,多为各大学师生,我想利用此暑期到西北看看, 随团于6月底乘火车去归绥城。 车出长城奔向西北草原,在大同住宿一夜,受到当地政学界欢迎,参观了大同 的九龙壁,比北平北海的还大些,但为附近泥土污染淹没底部,不为当地人重视。 大同石佛因时间关系没有去参观,甚为遗憾!燕京同学中有读社会、新闻系的邀我 夜间去作社会调查,走向大同夜间小肆,灯火处处,有卖各种小吃、小摊贩摆有各 种杂品、街道狭窄,但颇繁盛,人肩拥挤,间有穿花衣服的妓女拉客。过去虽听说 过妓女拉客,现在亲眼目睹,很为惊讶。这一带是大同的贫民住所,也是无所不有 的罪恶之区,官方接待人员是绝不会带我们来看的。大同之后火车驰向归绥,沿铁 路两侧有很多田地遍种大而美丽的花朵,红黄白紫,非常鲜艳,问车上列车员,才 知那是鸦片烟开的花,叫做罂粟,结果后即为烟土。整整一天,列车奔驰在罂粟花 田地中,令人惊诧。有人说,这没有什么奇怪的,无论绥远官方,或地主都以种大 烟赚钱。据说这还是阎锡山的一个政策,作为生财之道,但他不许山西省内种烟土, 他要保护他的根据地。而在绥远大种其鸦片,所以绥远本地人很反对他这个政策, 我们到归绥后,参观了大招。舍利图招,往北翻大青山去土默特旗政府蒙古包游览, 渡黄河访昭君墓地。墓地已湮没不堪辨认,我当时相信毛延寿画丑像之说,为昭君 不平。读历史时,对汉朝和亲行动我不赞成,认为是民族的耻辱,非常欣赏唐人戎 昱《咏史》一诗: 汉家青史上 计拙是和亲 社稷依明主 安危托妇人 岂能将玉貌 便拟静胡尘 地下千年骨 谁为辅佐臣 我同一两位对历史有兴趣的同学,在指定的荒堆上凭吊千古和亲佳人王昭君, 不免触发思古之幽情。接着参观了伊克昭盟王府,王府在那茫茫沙漠里,俨然画栋 雕梁,一大建筑群,时小王爷不在,据说常住北平,由其总管接待,府内庭院幽深, 还有花园树木。府外只有一条破旧小街,不过三、四十户,据说是为王府当差服役 的小市集。这是我第一次进入沙漠见到蒙古王公的府邸。 归绥住了三天,即乘车去包头,车沿大草原行驶,北面是大青山脉,南是黄河, 草原一望无际,公路就是草原略加整理而成。我们坐在车上领略大草原风光,看见 蓝天白云的天空下,远处有牛羊群蠕动,真有“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 之感。面对这古代兵战之地,想起《吊古战场文》的词句,抚今思昔,感慨万千。 今日这浩瀚大平原又将临新的侵略者的蹂躏,心中很不是滋味。到了包头后,就知 道北平发生了芦沟桥事变,顿感到国难当头,无心参观,大家聚议怎么办?议论一 阵,宣布考察团解散,各人自定行止。我与几位北平有家的同学及北平大学学生一 同急急返回北平,怕迟了铁路切断归不得了。 返回燕京校园,人已走空,只剩下校工及少数学生,本来正值暑期,又兼日军 炮火,当然留校人不多。我们当时以为这是美国人办的学校日本人不会来搅乱,学 校大门关闭,门外即有日本军队炮车轰轰而过。听说29军抵抗很英勇,在宛平、北 平城郊打了几次胜仗,大家高兴欢呼,为29军募捐慰问。不到一周,忽然日军飞机 以燕京水塔为标示,飞机直冲水塔西折大炸西苑中国驻军及营房,我们在校学生尝 到了飞机轰炸的恫吓。日机飞得很低,不仅飞机上太阳标志甚至驾机人都可看见, 一阵狂轰乱炸之后,北平宣告陷落,29军南撤,日军骑兵铁蹄已来燕京门外巡视。 8月初,北平成立了什么维持会,宣示安民布告,由它临时维持社会治安。我就在平 津通车的第二天带着简单的行李乘车去天津,我几年来买的书籍、衣服(当了研究 生后还制了两套西服)、一部照相机(那时我已开始学照相),还有许多相片,包 括我去川边、打箭炉、云南的照片,都留在学校,从此丢失了。沿途各站皆停车, 受日军检查,主要是搜查中国军队及抗日份子。看到各站都驻满日军,日本宪兵上 车检查,我们敢怒不敢言,非常恼火,只能暗下决心决不做亡国奴,誓死要打口北 平。到天津英租界住下,那时逃出来的学生很多,彼此联系帮助去大沽口乘英国怡 和船去青岛,在8月10号左右登上了英国怡和轮船。 轮船上挤满了平津逃亡出来的学生和老师,这是条客货船,铺位、房间很少, 大家都挤在装货舱的甲板上。我找不到坐的地方,只好同几个人坐在船的栏杆上, 船在海浪中前进,非常危险。我第一次乘这种沿海岸的外国船,看到海水碧蓝,一 望无边。虽然季节较好,风平浪静,但海水滚滚,仍然颠簸得很厉害,我吃不住这 种颠簸,几乎呕吐。甲板上拥挤着尽是学生,大家在船上似乎逃出虎口,自由多了, 谈笑说唱,无拘无束。那时流亡三部曲盛行,人人都会哼唱几句,船上歌声不绝。 大家也都谈到参加抗日问题,蒋介石已在庐山发表谈话,表示抗战决心,说什么抵 抗一开始,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老幼,大家要救亡图存。但是我们这些平津流亡出 来的学生却不知究竟将去哪里参加抗战。有的说要去南京,有的说去济南,那里有 平津学生招待处,有的要去河北内地发动群众,众说不一。我当时抱有一种特殊心 理,不愿在日本铁蹄下做亡国奴,也不愿丢弃燕京校园那种读书研究生活,希望抗 战早日胜利,我仍然回到北平去,现在的流亡只是暂时的。我并且自视很高,认为 我已是大学研究院的硕士,已迈入学术专家的大门,同一般大学生不同,我有自己 走的路。 在青岛下船后,我就与平津学生分手,买票由济南下南京去苏州。我对苏州仍 然很留恋,这时,特别是“八·一三”上海已打起来了,我去苏州干什么?现在想 来非常奇怪,无非是苏州有朋友,看看朋友,具体讲就是去看看杨家。一到苏州, 到处慌乱,人心惶惶,但抗战情绪很高。上海打仗,苏州是后方,日机常来轰炸, 街上管制很严。杨公素家已搬,我找到宣叔昭家住下,经打听找到杨家,只有杨公 素母亲、杨云碧和杨云慧(她们从南京、上海回来)在家,杨公敏在上海交通大学。 见到了她们时,正商议着去哪里逃难,云碧等主张去上海租界,认为那里是在英美 法等国保护下最为保险。 我在苏州住了三天,已不可能像我来时想的去苏州各地看看,只能作临别的一 顾,便急急忙忙乘火车到下关抢乘轮船去汉口。急急忙忙奔走不是我一人,大家都 是一样,都在找自己认为安全的地方,但远离战场是一致的。我乘上去武汉的外国 船,当然也是拥挤不堪,在甲板上找到一席之地,日机常来侦察,我看到船上挂的 英国旗。我们竟然在英国旗保护之下才避免日机的扫射,感到不是滋味。过去乘坐 外国轮船多了,不觉得有什么不妥,今天,全国抗日战争打响了,民族自尊心突然 提高了,看到要受英国旗的保护,感觉难受。在船上同几位同行人谈起来都有同感。 到了汉口,找一个小旅馆住下来,准备想想下一步怎么办。那时武汉抗战情绪很高, 天天在宣传战争的胜利消息,到处宣传中国军队的强大足以打败日本,战争速胜论 的空气感染了我。但另一方面华北战事不利,平津已失守,济南危急,听说冯玉祥 为该线总指挥,竟指挥不了他的老部下西北军,节节败下来。我9月初到汉口,慌忙 间在街上遇见顾颉刚先生和潘泽彬,小潘和我在燕京同学,他是顾先生的亲戚,我 陪他们去黄鹤楼旧址和武汉大学参观。始知顾先生受中英庚款董事会的聘请,与陶 益和王文俊、英人戴乐仁,一起组织西北教育考查团,将去甘肃、青海、宁夏三省 考察教育和做补助教育之设计。我请求顾先生让我同行,做一些事务工作,因为去 西北也是我历来的理想,很想利用此机会继续我研究边疆问题的志愿。顾先生同意 了,写信给中英庚款董事会批准我为考查团的助理员。于是在9月间我开始了抗战中 的西北之行。 我同顾颉刚、潘泽彬三人乘火车于9月23日到西安,住西安当时最高级宾馆西京 招待所。我同小潘一房,接着戴乐仁、王文俊等都来了。那时西安还是古城风貌, 只有以鼓楼为中心东南西北四条大街,但以东大街最为繁华,因它直通火车站。我 们在西安只去参观碑林。这是中国有名的历代书刻家的碑林,我们去看时,房屋破 旧,碑林保管不好,有些碑甚至为尘土淹没。顾先生看后非常不满,讯问管理人员, 说没有经费,他们以卖拓本为生,现在抗战更无人过问了。 那时由西安去兰州除一条西兰公路外,就只有欧亚航空公司飞机可通,顾先生 将小潘送往武功进西北农林专校后,要乘飞机去兰州,他和陶孟和、王文俊的行李 (乘机只许带15公斤)都交给我坐汽车带去兰州。当时的西兰公路人们称为稀烂公 路,路面全是泥土,晴天行车灰尘扬天,满身尘土,雨天最难了,泥泞路滑,客人 下车推空车也难行走。有一两天,只能在小镇上停留住宿等雨停了再行走,可是在 这些小镇上居然有酒馆技院,供司机及行人娱乐。那时乘车的人一上车一切均听司 机的,正副二司机命令一切,他们说走就走,说住下就住下,生气也没有办法。最 长最困难的一段是华家岭,车行终日,盘旋岭上,天旱、日毒、无一丝凉风,人坐 车上闷气、口渴、汗流,土尘又大,真是难过。全岭大约几十里,没有人烟,司机 怕下雨抛锚,也顶着苦热将车开过了,我们都松了一口大气。由西安到兰州公路约 一千多公里,我们走了一星期多,10月14日才到兰州。顾颉刚、戴乐仁等已去甘肃 临挑河一带考察归来,我向他们谈及路上旅行情况,顾先生以不能同游华家岭这西 兰路上最高峰为憾事,而我对华家岭一段乘车经历实感不堪回首。 在兰州我们住甘肃省教育厅设置的招待所,戴乐仁住福音堂,习惯于他们西方 人特殊的环境与生活。我在兰州除办理他们委员们交待的事外,闲余时间很多,可 以漫游这古代名城。兰州比西安小,但有特点,西北回族与内地回族不同,身体高 壮,少年即长须,三、四十岁的人皆长须满面。街上回族小店、小馆很多,而大的 铺店大半是陕西、山西人开的。兰州有名的黄河铁桥为清光绪末年陕甘总督什允光 委德国商人所建,桥高丈余,宽二丈余,在桥上一看,桥下黄水滚滚,流速很快, 时有羊皮划P穿流急驶而去,远处见有高大水车,形状如大风轮,借水力转动,灌高 田、供食水,也是一奇观。 10月21日出发去西宁,赴青海考查。晨由兰州陆军运输处汽车总队长处包卡车 一辆,顾、陶、王三位和我均坐在卡车后大车框内,前驾驶室只坐司机及其副手 (实际是学徒)。经满城。永登(平番)住下,沿途见有左宗棠种植的左公柳旧迹。 当时他由陕西华县种树到新疆哈密,曾有“新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波玉汀’之 美誉,现在几经砍伐,所存无几。次日宿窑街一小学,此为甘青两省交界处。24日 抵西宁,住昆仑大旅社。西宁为青海省会,马步芳军辖地,顾颉刚、陶孟和、王文 俊三人拜访青海省民政、教育厅、参观学校。那时青海省政府主席为马麟,驻军军 长为马步芳,整个青海是在回军统治之下。27日,军部。省府派人陪同我们游塔尔 寺,这是我第一次参观著名的喇嘛庙,受到二老爷(管事喇嘛)招待,第一次喝奶 茶,食炒面(糌巴),有种特殊味道,难以下咽。由他引导瞻仰大小金瓦寺,在太 阳照耀下金光闪烁,灿烂夺目,大殿里供奉佛骨塔,多为金银铸就。又参观一喇嘛 住家,较为整洁。那天有庙会,见有一些蒙古、藏人一步一叩头,远自千里外这样 磕等身头来拜佛,可见藏、蒙族对喇嘛教信仰之深。11月1日返回兰州。这次去青海, 顾先生他们考查教育,忙于参观坐谈,我唯陪同,做笔记,但我另有感觉,抗战在 青海看不见有何表现。青海为马家军回人统治,在马军长处见有新疆来的曾闹事失 败的霍家尼牙子(?音同,字恐有错)不知有何活动。而到塔尔寺后,才知道青海 省许多民族中,藏、蒙族虽不占主要地位,但他们有其独特的生活方式与信仰,马 家军恐难统治其心。 回兰州后,考查团已落实自己的办公及住所,顾先生他们在开会研究如何在西 北甘青省补助及开发教育事业(本来有宁夏,因抗战交通不便未去成)。顾颉刚曾 叫我草拟一份开发西北教育计划,我则从我研究边疆及少数民族土司制度出发,拟 定的计划重点在研究边疆问题,这自然与中英庚款董事会的意图不同,顾先生看后 告诉我此计划不能得到同意。我拟的计划中心是想在此计划下继续我的研究工作, 得以在西北呆下来算是找到自己的出路。此计划不行,据顾颉刚讲,准备用庚款在 西北搞一科学普及实验性质的事业,我在此事业中当然找不到位置。 1937年11月,南京失守,抗战处在紧急关头,由苏联驶来大“羊毛”车,实际 是军火车。前方抗战紧张,我感到读书办教育已无救国希望,弃笔从戎,才是一个 青年人最应做的事。我不甘心在兰州无所事事,乃同顾先生商谈要去武汉,另找机 会抗日或做其他什么工作,他同意后给了我路费,我于11月18日离开兰州搭乘卡车 回武汉,从此离开顾颉刚先生,一直没有再见过他。 我对他非常敬重和怀念,他不但是著名学者,还十分爱护青年。他是史学家, 对中国古籍经史有极深的造诣及建树,而他对通俗文艺和边疆问题也十分关心。我 的研究工作得他指导及支持很多。解放后我去了西藏,听说他受到政府的聘请负责 主持标点二十五史,但因在藏,无法同他见面。 武汉大学生战地服务团 我离开兰州时因乘车困难,搭乘一个中央禁烟委员会西北考查团五人包租的一 辆卡车,经西兰公路走了五天才到西安。在车上与他们同行同住混熟了。开始时这 些人自认是中央政府的官员,对我这学生看不起,后来却极为要好,认为我是有学 问的专家。他们知道顾颉刚,更知道中央庚款董事会,因为沾一点洋人的气味,他 们对我就另眼看待。到西安后说我们同行一道不容易,交个朋友,请我上馆子吃一 顿分别酒,饭后拉我去开元寺打茶围。开元寺在东大街,是西安公开的妓院所在地, 打茶围就是去妓院找妓女陪吃茶点,要是看中了那个妓女就可同她深交下去,要请 客人朋友到她房间开几次盘子(即摆上很多茶点)、吃花酒,然后可以同她住宿。 我第一次看见和听到这些,所以跟他们去了,我表现得很别扭,很不适应他们那一 套应酬与打情骂俏,他们却是老手,一去就热闹起来,叫条子、转条子(叫条子就 是叫姑娘,称妓女为姑娘,转条子就是你看中了那位妓女就请朋友去她房间打茶围) 闹个不停,他们要为我介绍一个,我拒绝了,一是看不惯那套,也不耻去玩妓女, 再者也没有钱。他们见我有点不高兴就让我先走了,一再说这是逢场作戏,不必认 真。后来我又去过西安几次,虽说是抗战的后方,西安面临潼关黄河日军前线,但 只要敌机不来轰炸,仍是歌舞升平,战时繁华之地,人人发国难财、抗战财。开元 寺生意好得很,那些国民党党官、军人无不去寻花问柳。西安成为畸形发达的社会。 由西安到武汉后,先住青年会体育房里,因华北、平汉、平京路上日军节节前 进,南京失守,大批逃亡官员,政府机构、各种人士及群众来到武汉,武汉常遭到 敌机空袭,我在一次空袭中丢失了行李,急忙搬去武昌武汉大学去住下。我有几位 燕京同学,其中有位姓赵的燕京同学,他现在武汉大学寄读,我就搬到他那里住。 在武汉的燕京同学知道燕京大学已在北平开学复课事,它是借美国的后台不允 许日本的干涉而复课,日本也要使北平平静给人们一个它统治下的稳定与和平的假 像,而让北平各学校、商业、交通等恢复“原状”。于是有人经粤汉路由香港去天 津返校,燕京捎信要我回校办理硕士学位手续并留校当助教。这自然是我原来选择 的道路,但一想在日本统治下生活,总是有当亡国奴之感,我不愿意。要是有机会 参加抗战,打回北平去岂不更好。 正在徘徊犹豫时,遇见朱远谋,他是我们去绥远考察时认识的,是北平大学学 生,广西人,此人能言善谈,热情友好,他也住在武汉大学,积极在广西军队中找 关系。他知道武汉大学生正在原武大老同学、现任中央陆军83师的秘书谷若虚的活 动下,组织一个抗日战地服务宣传队,去山西83师前线为抗战服务作宣传工作,并 知道83师隶属14军,它们正在山西办一个什么抗战工作人员训练班。那时抗战兴起, 人民抗日意识很高,各种训练班到处都是。各地流亡学生很多,有的住在武汉大学, 找机会继续读书,或者参加抗战。 武汉形势紧张,敌机差不多天大轰炸,但武汉抗日情绪很高,大家奔走寻找抗 日道路。我在这时遇见我大哥余燕昌,他劝我回沙市家中住一时期,过了抗战再说。 那时人们都受了国民党政府的宣传,连胜论的思想占上风。我在抗日气氛高涨的情 况下,如何能安心回家过清闲日于?我找到与共产党有关系的燕京同学想去延安, 他说去延安的太多了,都要先去抗日军政大学受训,不如去临汾阎锡山办的民族革 命大学。那时山西是抗战前线,八路军和丁玲领队的抗日服务团、宣传队是青年人 羡慕的偶像。他们在山西打了胜仗,极为鼓舞人心,去山西前线抗战是当时武汉的 抗战青年最时髦的号召,自然我也想去,但一听去革大还要受训,去抗大要受训, 心中很不高兴,心想我研究院已毕业了,现在抗战还要受什么训?十分反感。14军 在山西赵城开办一个战地工作人员训练班,到处招生,并聘请教官,谷若虚也负责 聘请教官。朱远谋以北平大学生毕业生的身份与谷联系受聘,极力介绍我应聘。这 样我与谷若虚见面了。那时许多学生特别是平津、各地沦陷区的大、中学生逃亡在 武汉、西安,都极积活动要参加抗日,各个地方各种军队都在抢人才,开办各种宣 传队、服务团拉笼学生,以壮大自己的势力,方式采取共产党、八路军享名一时的 抗大和战地服务团的形式。谷若虚了解我的学历后,就聘请我为武大战地服务团教 师,并推荐我为14军的战地工作人员训练班当教官。这样既满足了我的虚荣心,又 满足了我的速胜论的观念,叫着打回北个去,以抗日胜利者的身份回到燕京。可见 当时我对抗战的认识如何幼稚与浅薄。 1937年底,武大战地服务团出发了,他们都是青年学生,热情高涨,抱着去前 线抗日作出贡献与牺牲的精神,高唱义勇军进行曲,乘上去河南渲关的火车。我同 朱远谋、还有一位武汉大学姓王的毕业生三个人,作为教官身份同他们一起坐着铁 门车经郑州,转陇海路到潼关,过风陵渡,坐阎锡山同蒲路的小火车,在冰天雪地 中到达赵城,住在汾河岸边的一个村庄中。这次旅行虽沿途受到日本飞机骚扰,但 情绪高涨,一路抗日歌声不断。 在赴赵城沿途的几天火车生活中,大家互相有了较多的认识与了解。这位朱远 谋虽然夸夸其谈,但他胸无多少墨水,我知道北平大学是我们所说的野鸡大学,专 为混个文凭的学校。而这位姓王的武大毕业生,比老朱高明不多少,我自视比他们 要高明得多,他们也慑于我的名牌大学与学历对我尊重,我们这一群人,有抗战的 热情,却没有什么抗战的本事。只好到了赵城再说了。 到了83师师部后,师长刘戡、参谋长魏巍及师部各处官员和各团的团长等举行 了一次见面会,也算是欢迎会。这些军官都参加过1937年秋忻口抗日战役,他们与 八路军配合作战,很欣赏八路军的民运工作,战地服务团不只宣传组织群众,还宣 传鼓励战士,使全军士气高涨。看到他们也将有战地服务团类似的青年团体,极为 高兴,他们鄙视原有国民党军队里的政训处及其政工人员,说他们只卖狗皮膏药, 当官拿钱不干事。在见面会上由魏巍讲了几句话后,即由武大的服务团表演节目, 除了唱了几首当时流行的抗日歌曲外,还表演了一个活报剧《大刀进行曲》。照我 看来,无论唱歌和活报剧技术都不怎么好,但是精神很好。 赵城战地工作人员训练班 谁知在这时发生了问题。14军军长李默庵接受了魏巍的意见,要举办一个战地 工作人员训练班。原来中央军在忻口战役中受挫后,他们的政工工作,濒于瓦解, 而八路军的军队政治工作及民运工作十分活跃,使他们颇为沮丧与羡慕,于是他要 招收流亡学生,经过短期训练后,帮助恢复军队政治工作和随军民运工作。以战地 工作人员训练班的名义在各地招生,同时魏巍还去延安取经,会见了毛泽东、罗瑞 卿、肖劲光等。 14军的招生广告在西安、武汉、长沙等地登出后,招来了北平、天津、河北、 南京、江苏、山东、山西、东北等流亡青年数百人,其中大、中学生较多。1938年 初,这些青年来到赵城,正准备开学时,听说这个训练班的名称叫做“14军军政干 部训练班”,群情大哗,认为这是欺骗他们当下级军官和政工人员的阴谋,与招生 广告宗旨不符。结果,主管人员无奈,只好仍然宣布为“战地工作人员训练班”。 这不是简单的名称之争,而是两种体系两种政治态度之争。青年学生们要求的是抗 日工作,不是去他们军队里当官,抗日战地服务工作八路军已作出榜样,人们是想 按照那样去参加抗日的。 训练班的名称问题解决了,武大这一伙又发生问题了,因为83师要他们也去班 里受训,他们群起反对,说他们由谷若虚聘请来为抗战服务的,他们已是一个服务 宣传团体,不能去受训,否则就解散回武汉。僵持了几天,各若虚的话说尽,允许 他们二、三十人不拆散,以一个整体受训,结束后仍以一个整体回83师工作,解决 了他们的问题。至于我们三人原来就是两个身份,武大服务团的教员,赵城训练班 的教官,自然地参加了赵城14军战地工作人员训练班当教官。 14军赵城战地工作人员训练班,主任是军长李默庵,副主任是属下两个师长83 师刘戡,10师彭杰如,而实际主持负责的是83师参谋长魏巍。在开学前他曾召集我 们一班当教官的开过会,黑压压坐一大片,其中团级军官不少,他讲了他的办学计 划与分队组织,名为征求意见,实则无人发言。训练班分四个队,第一队成员主要 来自西安,第二队来自山西各地,第三队来自武汉、长沙,还有个别平、津、宁、 沪、鲁、豫的流亡学生,第四队以武大的战地服务团为主,兼有其他各省的学生。 各队队长是军队派来的团长、副团长担任,政治教官是从西安、武汉聘请来的。我 被派到第四队任主导教官,队长是83师的一个副团长。教育长魏巍主讲“民族解放 战争的战略问题”,是集中各队所有学生教官统一要听的大课。我在四队上课讲的 是日本侵略历史,这本来是我专长,讲来头头是道。而我受学生欢迎的却是述说日 军、高丽棒子在北平、华北的侵略横蛮行为,我那时年轻气盛,说话声大词快,为 求同学们感动,用极为煽动的语言,激起同学们的热情,一时颇受学生的拥护。那 位队长似乎要和我争取学生,每次我讲完课后,他也借站队受军事课的机会,也大 讲其抗日战争的经过。我们同为四队的主要人员,表面上感情很好,他以主人身份 主动照顾我,暗中却各自使劲争取学生。我有较优越条件,本身就是流亡学生,又 是北平名牌大学的硕士,同学生接近既自然又亲切。 训练班招来有五百余人,受到国民党内各派的重视。在山西前线国民党嫡系部 队中办这种训练班的当时只有14军一处。国民党内原来搞军队政工的部门和当局都 非常不满,因为他们被排斥在外,一切由魏巍按八路军方式办班,将来要代替军队 中的政工工作。在各军政训处取消后,14军的两个师留下少数原政工干部来训练班 工作,他们受到学生们的冷淡,就出现了谣言说训练班里有共产党派来的学生,但 是那时共产党已是公开合法的,人们特别是青年学生多数倾向于共产党,他们的谣 言影响不了学生,却引起军官们的注意。 我们四队组织了一个宣传队,去乡村和军队驻地宣传抗日。表演节目,其中以 活报剧《放下你的鞭子》最为士兵、群众欢迎。这个宣传队以江浙来的学生为主, 他们后来同我混熟了,告诉我他们逃亡出来沿途以演出为生,来到赵城参加训练班 是来看看能否发展下去。因为他们演出好,其中有两个女演员特别受人欢迎,10师、 83师都想要。最后卒业上前线了,他们认为在这里没有发展前途,或是他们有进步 (共产党)背景不知道,总之他们走了,离开了训练班。他们互祝“后会有期”而 别。 2.从前线败下来 正值阴历新年前夕,日军在山西短暂休整后,即沿同蒲路南下要打通晋南到风 陵渡,强占同蒲路的通道。训练班立即结束,组织成若干战地工作团(队)随军队 去前线作战,14军担任霍县、赵城前面韩信岭一带防务。我当时被分为83师战地工 作团副团长兼第一队长长,团长是谷若虚,他带着他的武大宣传队去另一个团随军 工作。我带着三十几个学生去韩信岭附近一个村子住下,找到军队的团长,他说要 打仗,“你们住在这里搞宣传服务工作吧。” 我那时带领三十多个学生,要上前线打日本,情绪高涨,当时受到国民党军队 的宣传,速胜论思想占主要地位,在开会时高喊“打到太原去过年”,“打回北平 去”的口号。到了韩信岭附近村子里,住在一个庙里,分配队员去各村调查情况, 宣传抗日并找村长头人组织群众为打日本服务。头几天的活动,队员回来报告说群 众根本不知道抗日战争这回事。山西多年在阎锡山封闭下,采取尽民政策,见到军 队就害怕逃走,我们正计划如何在这里向附近的群众做工作。前方战事吃紧,已听 见大炮声,有少数伤兵下来,讯问之下,说日军已占领韩信岭,我军已撤走。他们 走也不通知我们一下,派人去联系根本不知去向。这时日机已来侦察,又听到机关 枪声,一位伤兵说你们再不走,就要当俘虏了,于是我们急急忙忙撤走。大亮时赶 到赵城,谷若虚说军队已翻霍山进入山区打游击,正面沿铁路一带已让日军占领了。 于是我们又马不停蹄向霍山前进。霍山是晋南汾河平原靠东一大山脉,山高林深, 在春秋战国时代是晋国有名的大山。我们爬了一整天,到晚才走到山中一小镇北平 镇。到处是军队人马,睡的满街都是,老百姓见来了这么多军队都跑了。没有吃的, 我们只好用钢盔炒黄豆充饥。第二天见刘戡和魏巍,他们说日军沿同蒲路南下,要 占风陵渡,我们已无后方供应,只好在晋东南打游击,分配我们队随一个团去安泽 县古城附近一带活动。 我同队里的学生对国民党中央军的印象太不好,他们也看不起我们,认为我们 是卖狗皮膏药的,根本不关心我们的生活。大家要求不同军队在一起,为他们服什 么务,我们队自己干。我们队开到安泽县山区高庄后住下来,大家开会讨论如何办。 我这个队大部分来自天津、江浙和山西本省,大学生有天津南开的夏讷,其余 多是高中、初中生,有三四个女生。沈承恒。陆秀云是江苏无锡的,她们亲如姐妹。 这些青年凭着抗日爱国热情,不为名、不为利,为了救亡图存,每人每月发的生活 费15元,仅够食用,生活艰苦、工作积极。 进入山区后,93师与10师中央军因风陵渡被日军占领,切断后方,部队给养困 难。山区老百姓见来了军队,害怕都逃跑躲起来,是我们工作队到处找到他们,宣 传抗日道理,说中央军公买公卖,劝他们回村拿出粮食(小米、白面)、食物、牲 畜,替军队解决了困难,这样,那些军官士兵才对我们另眼看待。但是也发生军队 司务人员买东西少给或不给钱的事,再有一些军官看中我们队里女队员,常来纠缠, 这些引起我们极大的反感,在会上许多人反对与军队随行,要求我们自己抗日。我 觉得跟着部队走不是办法,他们要打仗经常移动,我们除了作为附属员,不能发挥 力量,提出在高庄多住一些时间,发动、组织群众,作为抗日的后方。 日军南下攻人安泽县城后又撤退,83师师部进入安泽县城,我翻过两座山去安 泽汇报。这时谷若虚以战地服务团团长身份兼管原来师政训处工作,我向刘戡、魏 巍、谷若虚提出我们的意见,他们同意了,让我们在高庄一带多住一段时间做民运 工作。在日军进攻时原安泽县长跑了,全县行政工作瘫痪,我们实际上代替了县区 工作。 1938年4月我们就以高庄为中心开始我们初步的抗日工作。日军南下时路过高庄 不远的古城镇,烧杀抢劫,把原来繁华的小镇一扫而光,大掠而去。古城有从河南 移来的居民组织红枪会自卫,我知道这件事,派赵大斌带人去调查了解,他汇报群 众抗日情绪不错,于是我同他商量做红枪会的工作,由他负责带人去搞。我们与村 长搞好关系,开宣传会召集群众讲抗日道理,根据群众怕日本来了没办法的心理, 我们提出组织自卫队。为了解决自卫队的枪支问题,由夏讷、贺尧出面向附近石壁 村姓张的大地主打主意,指责他私藏军火,将他扣押,要他交出枪支并罚交小米几 十石为自卫队用。离高庄一天路程有镇叫曲亭,那里有盐仓,日军撤走后,当地负 责官员逃跑了,一时无人负责,我们决定动员高庄、古城一带人民去把盐搬运进山 来。我们还在高庄一带恢复小学教学,由女同志出面召集妇女开会宣传抗日并做些 抗日工作,劝孩子上学,为抗日部队,实际就是我们这个队做后勤。在古城镇做红 枪会工作人员不够,因为红枪会有人被日军枪杀后一时各村都发展起来,我们办了 个训练班,召集当地青年参加,因此又吸收了一些本地青年参加我们的工作。 我们在高庄近一个多月的工作,能够自由地活动,主要是因为日军的屠杀在我 们宣传下激起群众的怒愤,更为重要的是日军走后山西旧县政府已崩溃,新的牺盟 会、新县政权还没有建立起来,我们在这期间以中央军的身份做了这些事。这都给 我重大的启发,改变了我对抗战的想法。 我在1937年底来山西参加武大战地服务团与赵城战地训练班的想法,有速胜论 的观点,要打回北平去继续过我的学校生活,在个人前途上并没有想在抗战中搞什 么名堂。经过几个月的体验,觉得要打败日本不是件容易简单的事,国民政府的中 央军看起来很不错,虽也打了些小胜仗,但总的不行,根本阻止不了日军前进的计 划。大的战役,一接触就溃败下来,现在日军已占了风陵渡,切断了我们后方,我 们不得不自谋生路。在高庄的经验我认为可以把群众组织起来,组织自卫队,在日 军占领不到的地方建立一个稳定的后方与日军周旋,只要能掌握地方政权,或者与 区村政权——区长、村长合作抗日还是有办法,特别是古城红枪会给我的启发很多, 认为可以掌握它为我们抗日所用。跟着军队走做服务工作不是办法,当军队的附属 物,替他们跑腿找吃的,一旦打仗他们根本不顾我们自己走了,没有把我们当作他 们的一部分,我们何必要同他们一道。现在想要抗日必须自己搞自卫队来干。这是 我同我们队少数同学的想法。 1938年6月间,83师长刘戡升为93军军长,早在5月间他的军队在安泽县和川击 溃日军一队,打了个小胜仗,增强了他们在敌人后方抗战的信心。刘戡、魏巍就在 柏子镇召集山西第三专署薄一波、五专署戎子和专员等开会,讨论地方政府协助军 队作战,并透露了他们93军要在这一地区建立敌人后方抗日根据地的意图,在以谁 为主和军队参加地方政权问题上发生争论。当时刘、魏都不知道薄一波、戎于和的 中共背景,更不知他们所领导的牺盟会和决死队的政治背景,还把他们当作阎锡山 旧政权一样看待。会议自然没有结果。83师改为93军的一个师,93军成立,魏巍就 把我们战地服务队召集起来开会,讲了今后继续在敌后作战问题。我赶来柏子镇, 见到全部服务团的人都到了,大家议论纷纷,许多人要离开山西,听说黄河在垣曲 一带已可过渡,敌人打了垣曲后撤走,它没有那么多军力守住攻下的地方,只能守 住同蒲路一条主要交通要道,广大的乡村仍然在我们中国人手里。武大来的大多数 都要走了,我们队里有些人也要走,其中包括沈承恒,她与陆秀云原来如姐妹形影 不离,她要走,陆己同邵大勇恋爱,俩人就分开了。 3.组织人民武装自卫队 魏巍把在赵诚训练班的人员当作他的学生,他极力要留下这批人,作为他搞敌 后抗战搞地方工作的基本人员。他找我谈了两次话,我那时态度很明确,认识到抗 日战争已不是一两年的事,要在敌后抗战就要像我在高庄时的作法,组织群众自卫 队,并以此为基础进行抗战,不能随军队活动。如果能这样做,我就留下来。刘戡、 魏巍同意我的建议,并说他们已向山西省方面提出划分抗日据点的意见,就派我为 灵(石)霍(县)安(泽)赵(城)四县93军特派员,组织四县的人民自卫队。他 们给了我一些枪支、手榴弹和在四个县留下的人员。他们军部及军队先后离开这些 县开赴南面去作战了。 我留下来搞四县自卫队,对我来说,是在山西前线搞了半年抗战思想上一个大 的转折。从93军来说,魏巍有在山西敌后搞根据地的想法,他利用中央军曾同八路 军、地方军共同作过战,想占几个县作为93军抗战的根据地。在拍子镇开会时,受 到山西新军决死队和有关专署的反对。但他没有放弃这个想法,虽然93军南调了, 他仍支持我留下搞四县自卫队。那时,1938年初日本军队由太原南犯,打通同蒲路, 占领风陵渡,晋南一片混乱,山西旧政权、旧军队跑了,新军、新政权刚建立,在 这青黄不接时,中央军如93军钻了空子,占了些地方,我就是在这种情形下去搞四 县自卫队的。 我开始做这件工作就同中央军的军官们闹了矛盾,导致我讨厌与他们来往。刘 戡升任93军军长起初还兼任83师师长,他派我任四县特派员的同时还派我为该师一 个团的指导员,这是魏巍的主意,因那时国民党军的政训处没有了,他想学八路军 的政治工作,以我当指导员来改变他们军队的政治工作,我不愿意干,一心要去搞 我的自卫队,魏说你暂时担任一下以后再说。我去了该团团部,团长原在赵城时训 练班就认识,他召集营以上军官同我见面,吃了一顿饭。次日我就动身去灵石,在 途中遇见一个下士军人抢买百姓粮食并殴打老百姓,我去禁止不行,我就将情况写 信给魏巍,说不整治这种作风就搞不好军民关系,就不利于在敌后抗战。在魏巍严 厉指示下,该团长(姓展)只有“挥泪”把那个下士(管伙食)枪毙了。这个事引 起该团军官们对我非常不”满,放出话来说我作得太过份了,干预到他们军队里的 事来。我从此也就不与他们来往,事实上他们军队已开赴晋南南边去了,结束了我 与军队的这点关系。 我带了五、六个人,十几枝三八式日本步枪(缴获日军的,当时中央军一律用 “中正”式步枪)来到灵石靠近火车站约三十里的村子王庄,住在一个庙里。这里 刚被日军烧抢过,阎锡山的旧地方政府人员逃走了,日军退出住车站,只有十几人 守住据点。 我们到了,村民先把村长找回来,群众看见有军队来了,陆续都回村来了。看 到我们人不多,有点怀疑是否能保卫他们。我们进行宣传抗日、爱国保家道理,要 他们自己组织起来成立自卫队。首先是几个有钱有地的年轻人靠近我们,他们积极 起来,其他青年也就跟上来,由一位姓田的地主儿子,据说在省城太原读过书,他 很积极地靠拢我们,带头成立了村自卫队,一下就有二、三十人参加,由我带去的 在赵城训练班学习的青年当教官,每天操练,听我讲抗日保家的道理。这些青年热 情很高,他们一再要去火车站摸日军的军营,他们知道那个车站只有几个日本军和 几个汉奸。我同意了,他们夜间去摸了一次营,放了几个手榴弹,说日本兵同汉奸 一听就跑了,他们进站拿了些军用品和日军罐头回来,大家非常高兴,信心也足了。 我在这里住了近半月,夜间独坐在古庙佛像前,一盏青灯,照得阴阴惨惨,偶 然看见墙上画有许多壁画,其中有张继的枫桥夜泊和金陵十二钗的画,并题有诗句, 读到“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竟然引起我思念苏州的情绪,心中难 免有点愁感,也看见红楼梦咏惜春诗,“可怜绣户侯门女,独坐青灯古佛旁”。 在那夜深人静,满天月色下,自己在青灯古佛旁,忽然发出了思旧情绪。不觉 发出了一声长叹,现在抗战也终非我长久之计,目前只是不愿作亡国奴,被迫从军, 搞这些人民自卫的工作,内心深处仍然留念学校及当专家的梦想。这个念头埋在我 心里很深很久。 我们来灵石这个村,刚被日军烧杀过,在我们来后把自卫队搞起来,村民都先 后回来,村长早回来了,后来区里、县里也来了人,见到我们搞人民自卫队,弄得 一些青年人靠近我们,这些山西旧县、区的人就有意见。后来山西第六专员公署和 董天知领导的决死队也来了人,问我们在这里要住多久,是临时性或是长期的,我 说我们军队要在山西敌后抗战,组织人民自卫队配合作战,当然是长期性的。他们 就正式提出不同意,说中央军只负作战任务,关于地方工作,组织群众工作属于山 西省政府,我们搞的那一套或者解散或者交给县区政府,更不能在村中征收粮食, 捐款作自卫队用。这样我们就发生了一场辩论。我当时不知道中共外围组织牺盟会 已参加掌握了部份山西政权,决死队中有了牺盟会及共产党的领导,把他们仍当成 守旧对日妥协的阎锡山旧政府及军队,所以不听他们的话,我行我素。六专署及决 死队当时也还没有壮大发展起来,对于我们这个临近日本车站据点的小小自卫队, 虽然反对也容忍下来。 我组织好这个小村的自卫队后,就留下人和枪支,自己返回安泽县北平镇,把 我的特派员办公地设在这里,因为我还有组织领导搞其他几个县自卫队的任务。 北平镇是安泽山里的集镇,有几十家店铺,是山区人民集市贸易场所。我住下 后即去霍县视察。霍县由魏巍派一下级军官李伟去组织自卫队,虽然名义上受我领 导对我也还尊重,但实际上不听我的,他搞得急些,他住的村子,也是靠近同蒲路 小火车站,日伪军常出来,在附近村庄扰乱。他去时,山西旧政权跑了,他就在邻 近车站的村庄,组织了脱产的几个村的自卫队,带有强迫性的要求村长出粮食为自 卫队用。我去时县政权尚未完全恢复,村长们只好听中央军的话。他的队部与我在 灵石搞得不同,带有军队里的一套作风。并列队欢迎我这个特派员,请我训话。他 们曾在火车站附近设下埋伏,打击了一两次少数出来骚扰的日伪军。这一下就取得 了人民的拥护。他俨然成为这个村的领导人,挂出了霍县某区人民自卫队的牌子。 他并说已同山西旧政府和旧军队有过交涉。我对他说一定要搞好群众与地方的关系, 脱产的人数不要扩大,少要群众的负担等。后来我又去安泽,因为安泽古城镇我们 已有赵大斌等在那里做红枪会工作,自卫队搞得有成绩。为了扩大影响,我们把存 在高庄的盐分发给已组织起来的自卫队(红枪会)和要组织自卫队的村民。当时因 战事影响,食盐困难,我们分盐的事震动很大,安泽县长对我们提出意见,说我们 乱动公盐干涉地方财政盐务。我与他讲理说这是群众在我们帮助下从敌人那里夺回 来的,那时你们地方官都去哪了,现在根本无资格讲话,他哑口无言。 我也派人去赵城组织自卫队,那里我们去的较晚,山西新政权、牺盟会已在县 成立,村民百姓听他们的,我们去宣传、组织自卫队较难。 1938年7、8月间,阎锡山在日军扰乱后撤退的城镇,以及广大的乡村日军未占 领的地方,恢复了他的势力,派来新的县长,这些县长有的是牺盟会员。群众团体 原有公道团,现在又有新组织牺盟会,有的县有商会、妇女、儿童等救国组织,再 加上93军派的工作队,为了统一抗战,各县成立了战时动员委员会形式的组织,以 调解统一各方的矛盾。因为大家都喊抗战,各派都抓政权、群众,自然发生矛盾, 矛盾最突出的是公道团与牺盟会争夺县、区政权,我们与牺盟会争群众也争村政权。 因为要组织自卫队就一定要有村长的支持,牺盟会各村有组织地反对我们搞自卫队, 他们可以指挥村长、村公所对我们不理睬,或者阳奉阴违,在霍县、灵石双方矛盾 较大。安泽因我们在古城镇红枪会中早有基础,后来的山西本省力量在群众中威信 还未建立,我们占了优势。我虽常住北平镇,但经常去这几个县解决与他们的矛盾 与困难。那时共产党内提出“一切服从统一战线”口号,我并不知道这口号是共产 党、八路军提出的,我负责的几个县既没有八路军,也没有公开的共产党,只有倾 向共产党的牺盟会,我更不知道牺盟会就是共产党的组织,因为它的力量大,又提 出“一切服从抗日统一战线”的口号,自然要同它搞好关系。后来才知道这个口号 是由王明提出来的,是错误的,在六中全会上受到批判。共产党改为在“统一战线 中要独立自主”。可是在当时1938年初我是不知道的,我在安泽县搞的自卫队,虽 然受到县政府,牺盟会的反对,但在一切服从统一战线口号下,他们也无可奈何。 四个县其实只有安泽是在县城里,保存几乎全县的村镇政权,其他三县城国近铁路 线都被日军占领,县区政府都在乡村。我曾在安泽县城的战时动员会上发表讲话, 一面说抗日的道理,一面说我们在这里主要是为抗日才组织群众自卫,并不干预地 方政权。实际我们组织自卫队,它的活动、训练、给养、指挥都要牵涉村、区政权 的人事、管理和财政收支,哪能不干涉地方政权,而这恰恰是当时山西各县公道团 与牺盟会之间最大矛盾,现在我们又插了一手,情况就更复杂了。在各县又出现了 决死队武装,是阎锡山的新军,其中军官多半是旧的阎锡山的老部下,而政工人员 下级军官多半是倾向进步的青年。当时我与他们接触不多,因为他们是流动作战的, 只有在霍县同我们自卫队合作过又闹过冲突,李伟带一些自卫队员同决死队的一些 人摸过日本的岗哨,日军少数人出车站来乡村扰乱,他们设埋伏袭击过,这是合作 的一面。但在村里双方因收取粮食、供给、牺盟会县长要撤换倾向我们的村长,闹 起矛盾,几乎打起来。 当时武汉吃紧,山西政治形势大变,新旧势力争夺,八路军在北面五台山一带, 在晋东南长治一带开始建立抗日根据地,阎锡山请来共产党帮助搞牺盟会、决死队, 三、五、六专署都用上共产党的干部,在抗日战争下,山西敌后前线,政治军事形 势正在发生变化,我却一点不知道,一心只想搞好自卫队作为93军在敌后抗战的基 础。93军南撤了,北平镇一带来了西北军17军高桂滋的部队,他对我们在各地搞自 卫队不理解,曾问过我,你们部队南撤了,你们为何在这里搞自卫队。我说93军曾 同三、五专署说好,以这些地方为93军敌后抗战的根据地。高属杂牌军,他是暂时 驻防,不敢得罪中央军嫡系部队,就不问我们的事。 有一次,由重庆来了战地记者团,到了北平镇,高桂滋出面招待,把我也请去 了。这些记者,我忘了他们的姓名,对于我搞的人民自卫队非常有兴趣,专门同我 详谈了一次。我当时消息相当蔽塞,对于整个抗战形势,国共合作,山西战地情况 都不知道,对他们提的一些问题答不出来,只就我所想的要在敌人后方抗战必须有 据点的道理说了一些。后来才知道,这几个记者中有地下党员记者。我错过了一次 了解当时中国抗日战争形势的机会。 到了9月,我接到由高桂滋转来的93军魏巍的电报,说军队要有移动,要我收缩 自卫队,带着人员速回中村军部。我不知道出了什么事,但我仍不愿撤销自卫队, 留下安军泽、霍山两个有基础的自卫队,把赵城、灵石两队人员枪支带走,沿霍山、 赵城回到中村。 4.33军团地方工作指导委员会 原来1938年春末夏初,国民政府的33军团部和93军军部都住在沁水县中村镇。 那时余毓生曾在八路军办的东路军政治大队受训归来。魏巍把余招来,向他汇报了 受训经过,谈到了八路军的政治。民众运动工作。魏巍曾表示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 救中国的意见,因为他对国民党现在执行的三民主义失去了信心。当时魏巍认为日 军在占领风陵渡后,即将占领西安,那时完全占领了黄河渡口,晋南的中央军就与 大后方断绝,失去了后方的依托,蒋介石对他们也难以控制,他们不得不在敌后自 谋生存,这就给他魏巍所想的开创一个独立抗日的局面的一个机会,刘戡是支持他 在敌后坚持抗日的意见的。于是魏巍乃向李默庵、刘戡提出了建立敌后根据地的计 划。为此首先要建立一个地方工作指导委员会,因为在中央军的任务中不许搞地方 政权工作,它原来的政训处只做军队内的政治工作,后来成为蒋介石派去监督军队 工作,受到了军官们的反对,抗战一开始就被他的军队把政训处实际取消了。 建立地方工作指导委员会(地工会),实际就是要参加地方政权,在山西阎锡 山的地盘,由33军团地工会派去几个县的工作队,参加到各县的动员委员会,名义 上是动员群众支持中央军作战,实际要干预政权,成为县政权领导的一份子,这些 县的县长先后已由牺盟会掌握,这样就发生了与牺盟会争夺政权与争取群众的矛盾。 余毓生在八路军办的东路军政治大队学习过,但因时间短,也因为它是一个基本上 统一战线的训练班,八路军的政治工作普遍受到全国人民和全国军队的称赞与羡慕, 他们受到了抗战群众的拥护与支持,所以无论杂牌军、中央军的军官们都要求学习 八路军政治工作,这是开这个训练班的原因。余毓生在受训练后,很得到魏巍的赏 识,曾与他谈话过多次。在成立33军团地工会时,余就被任为各部总干事之一。余 曾向我谈过,本来他在受训后就要参加八路军,后被劝说仍回原部队,他只好口来。 但他认为只有八路军才是真正动员群众抗日的,他主张要与山西进步力量共产党、 八路军、牺盟会等团结合作抗日。这在33军团地工会的人员中是有进步思想的工作 人员之一,因此,他也成了魏巍得力助手之一。 33军团的地方工作指导委员会由军团长李默庵兼任主任,魏巍兼任秘书长,他 们决定从原来两个师的战地工作队和地方工作队中,抽调200多人做地工会工作,这 时国民政府公布了《抗战建国纲领》,地工会基本以此纲领为基础进行工作。 地工会成立后,大约在1938年夏秋间,魏巍以李默庵名义邀请晋东南三、五专 署及决死三纵队负责人杨献珍、董元知、戎子和等到中村开会,提出共同成立“晋 南战时总动员工作委员会”统一指挥各县战时工作,事实上是要中央军33军参加地 方政权。会上争论激烈,戎子和、董先知等都是共产党在各专署及决死队负责人, 他们要建立抗日根据地,自然反对中央军参与政权,他们只同意成立一个各县带咨 询性质的委员会。会议无结果而散。我由北平镇返回中村途中正遇着开会回来的赵 城县长,他是新任的牺盟会员的县长,我们交谈过一次,他对我们搞地方自卫队不 同意,说这分散人力,破坏抗日县政权,对抗战不利。在山西进步力量建立抗战根 据地时,33军团的地工会要插入一手,派出的各县工作队要打人地方政权,自然要 引起磨擦与冲突,除了少数人像余毓生、冯毅等外,那时很多人还不知道牺盟会是 共产党的外围组织,还把它当作间老锡搞的一套控制人民的像公道团一样的机构。 我到中村后,向刘戡、魏巍汇报了在四县工作情况,魏巍对我的工作感到极大 兴趣,并要我去地工会作一次介绍经验的报告。我与夏讷、何令扬等早就认识而且 在一起工作过,对余毓生是初识,觉得他热情,能讲许多抗战道理,我们也成了朋 友。 33军团在晋南搞地方工作,并不是蒋介石和中央军的抗战作法,它是私搞的, 反而引起了其他军队的怀疑,认为是有抢夺地方政权,建立自己势力的野心;国民 党政府及军事上级虽没有下令制止,也没有正式承认,但传出要将33军团全部调回 后方,李默庵、刘戡也在活动想调回后方,毕竟在敌人后方作战是困难的,这时武 汉已失守,今后抗战大局如何不知道,人心不定。我听了这些消息后,觉得这大半 年来参加抗战算是得了点经验,受苦我不怕,开始我是战地服务团副团长兼队长, 后又当什么特派员,津贴比队员拿得多(约七八十元,队员只二十余元)但我同他 们一样生活,一同走路,并不特殊化,伙食、劳作、行李都是一样的自己背着,同 样翻山越岭。所以受到队员们的好感,我自己也乐于同他们一道,共同干抗战、建 立根据地工作,心里是愉快的。现在听说要离开山西,我原来的想法破灭了,就不 愿意呆下去了,向魏巍提出要回后方看看,实则我想另找抗战出路,于是我于10月 间经垣曲过黄河离开山西。 我一个人也没有什么行李,只身走向黄河,感慨万千,1937年底过风陵渡时, 意气风发,做着打回北平去的美梦。现在灰溜溜的一个人,虽不是丢盔卸甲而逃, 但一年来抗战又干了些什么,吃苦耐劳不怕,丢弃了自己的抗战想法觉得孤寂。所 以,当渡船到达南岸,我上岸后向河北磕了一个头,口中说告别了山西,我再也不 回去了。 可是到了西安后,接触了新的情况,我又改变了我的想法,回到晋东南建立敌 后抗战据点的想法又复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