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8章 夜半歌声,低沉嘶哑,越过高墙,传给心心相印的战友。 彭德怀没有忘记一同被关押的战友,他除了大声抗议,让隔壁的战友能够听到 他的声音之外,还利用上厕所的时间,从黄克诚的囚室经过的时候,在外面装着咳 嗽,让里面的战友能听到自己的声音。 有一天,彭德怀对看守的战士说:“我的战友情况怎么样?请你帮我给问他好。” 接着,彭德怀又说:“他的一举一动,说话咳嗽的声音我都听得出来。” 彭德怀是一个敢作敢为的人,就是天塌地陷,他也愿意自己一个人承担。在他 的内心深处,对于黄克诚这样一批因为自己而受到无辜牵连的人感到十分不安,感 到对不起他们,可是又没有办法解救他们,每次审讯他都据理力争,决不放过一切 机会,他要用自己力所能及的办法,来减轻这些无辜者的痛苦。只要能够为他们洗 清身上的不白之冤,哪怕粉身碎骨他也在所不惜。 1970年7 月2 日,江青不断地催促专案组要尽快结案。 7 月21日,专案组向中央上报了《关于反党头目里通外国分子彭德怀罪行的审 查综合报告》。这个报告中提议,“撤销彭德怀党内外一切职务,永远开除党籍, 判处无期徒刑,终身剥夺公民权利”。 除了杀头,共和国开创者之一的一代名帅彭德怀,被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中的最高徒刑。 没有上军事法庭,没有进行法庭调查和必要的律师辩护,也没有让彭德怀本人 了解案情和实行申辩,一切法律程序都被强权强奸了,玷污了。 我在为写作《共和国大审判》一书采访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的特别法 庭审判员王文正大法官时,他不无忧虑地告诉我说,如果不是当时的形势有所变化, “四人帮”一伙对“顽固不化”的彭德怀大开杀戒也很有可能。 我问为什么呢? 王文正告诉我说,就在1970年江青一伙向中央上报彭德怀一案综合报告的时候, 当时的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向中央建议要对王光美“判处死刑”。毛泽东阅后批 示:“暂时不宜判刑。一切这类专案对犯人都宜调查从严,处理从宽,保护犯人, 使他们感到有出路,以便保存活证据,对将来有利,此事不妨请中央一议。” 毛泽东的这个指示于7 月28日传达到当时的各个专案组。彭德怀专案组对于这 个传达仍不甘心,又向上请示。这个请示一共谈了两个问题:上报材料时对案犯提 不提处理意见,二是如果不提,去年10月政治局会议研究时提的意见,还提不提? 如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开除党籍,长期关押。 8 月14日,黄永胜对专案组意见答复说:“原来讲送材料不提处理意见,现在 看还是可以提处理意见,判刑意见亦可以提。提了以后再写一段:以上意见仅供参 考。根据对王光美的批示,究竟如何判刑,请中央讨论审定。” 1972年1 月5 日,彭德怀、黄克诚等与“俱乐部”有关的24名(又增加了七名) “案犯”,从什坊院被秘密转运到位于复兴门外木樨地运河边上的政法干校。 这是彭德怀被押回北京后第四次转移关押地点。 彭德怀被关押在一间较大的屋子里,编号为第五号,彭德怀从此也就失去了真 正的姓名,被叫做“五号”。黄克诚则在他旁边的一间,编号为四号。 这时彭德怀的腿上、臀部、背上都长满了红疮,使得他浑身上下疼痛难忍。双 腿上许多糜烂的斑块,正向着身上四处扩散。他的身上仍然穿着从成都来时的一套 内衣裤,上面已沾满脓血。袜子已破得不能再穿,棉裤破得四处都露着棉花。 在此之前,彭德怀应红卫兵要求,曾写过四份材料,即《挖思想根源》、《建 军问题的错误》、《评军衔过程》和《为什么在庐山写信给毛主席》。材料被送到 中央文革,康生批示:“彭德怀写的材料是又一次的向党进攻,材料应送毛主席、 林总、总理阅。” 毛泽东阅了这份材料,只批了这么几个字:“林周阅后,退康生同志存案。” 没有表态,没有具体意见,更没有任何的结论。 然而,没有表态即是表态,没有意见即是意见。江青、康生便指示不明真相的 红卫兵加紧了对彭德怀的审讯。 这一天,一群红卫兵将彭德怀叫去,劈头就说:“彭德怀,你就是高岗、饶漱 石反党集团的黑干将!” 彭德怀大怒,对他们吼道:“你们有什么证据,就这样不负责任地随便给人扣 帽子!” 一群人无法回答,便要他交待“军事俱乐部”的事情。 彭德怀生气地说:“又是什么俱乐部,这纯粹是造谣!” 一群人拿来了纸和笔,对彭德怀叫道:“把你那个俱乐部的活动写出来!” 彭德怀将笔扔在地上,大声地说:“你们别问了,没有什么俱乐部!” 一群人见彭德怀如此态度,就对他吼道:“写,今天你非写不可,把你的组织 名单写下来!” 令这群人没有想到的是,彭德怀一听说写什么“名单”,又要借此加害别人, 顿时一股血气直往头顶上冲,只见他怒目圆睁,“啪”的一巴掌拍在桌子上,大声 地吼道:“没有,杀头也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