踏上了上山下乡的征程
一九六八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是毛主席的生日。这天,我们这一批知识青年,在
锣鼓声和家长的嘱咐声中,踏上了上山下乡的征程。我们坐上汽车,以红旗、锣鼓
开道,在市区周游一圈,然后离开了西安。我既没有欢乐,也没有苦恼,坐在汽车
上,心里的感觉就像往常乘公共汽车一样,一味看着街道上的人们,似乎并不知发
生了什么。汽车一出西安,大家都安静下来。热闹的大城市迅速远去,平时很难见
到的田野、村落扑面而来。想象着今后无法预测的生活,想象着我们将去插队的乾
县,我的心情不免有些惆怅。我悄然向张艺谋望去,他一脸深沉。
到了我们插队的那个公社,已经是中午。照例有来欢迎的人群。这个公社叫杨
汉公社,距乾县县城二十里路。我们学校分到这个公社的有一百多个知青。我和张
艺谋、刘全、李广平四个人是事先约好一块下乡的,一同被分到北倪大队。我们大
队距公社七八里路。来到队上天已近黄昏,大队部的门口聚集着各生产小队的队长
和前来看热闹的孩子们。大队干部致了简短的欢迎词后就让各生产队长出来挑人。
我们大队有七个小队,各生产小队长的热情似乎比大队干部低多了,他们对身体瘦
弱的,个子矮小的都不屑一顾。一个小队长把张艺谋和另外一个高个子女同学挑上
了,我却被晾在一边,心里委屈得直想哭,不知道怎么办才好。还是张艺谋胆大,
他站起来,指着刘全、李广平和我说:“我们四个一组,要去一块去,不能分开。”
这个小队长把我们四个人从头到脚打量了一番,摇摇头走了。挑来挑去,有的嫌我
们人数多,有的嫌我们体力不强,最后我们被派到全大队最穷最缺劳力的一个小队。
尽管这样,我们还是很高兴,大家总算没被拆散。
来到生产小队,队长把我们几个带到了饲养室,那里已经有许多人在观望,男
人们是来看新来的人身体怎样,是否是些好劳力;女人们则是看新鲜,看新奇;小
孩子们当然是凑热闹瞎起哄了。看我们进了屋子,大人们不好意思站在那里呆看,
只是装做有事,或找人,或办事,进进出出。小孩子们挤在门口不眨眼地往里看,
比比画画地议论。时不时的把一个小孩硬推进来,这小孩慌忙地往外逃,其他孩子
哄哄乱笑。也有几个胆大懂事的孩子,居然平平稳稳地走上前来,叫我和李广平
“学生姨”,叫张艺谋和刘全“学生叔”,还老练地问寒问暖,使我们觉得又有趣,
又好笑。我当时只有十七岁,以往在西安小孩们都叫我大姐姐,第一次听别人叫我
“姨”,很不好意思。
队上让我们几个人就住在饲养室的院子里,这个饲养大院座落在村外,离村头
最近的社员家还有好长一段路。事实上我们已经成了一个独立的集体。
我和李广平住的那间房子小得古怪,大约只有五平方米,真是一间屋子半间炕。
除了两米见方的土炕外,剩下的地方,从炕边一步就能迈到门槛上。我们俩一人带
一只箱子,我的箱子大,放在下面,李广平的箱子小,摞在上面。脸盆等洗漱用具,
只能放在地上,用完就马上靠立在墙根,不然房子里连脚都插不进来。房门后边有
个像一块砖头大小的佛龛洞,大概是预备放煤油灯的。我们因地制宜,把牙刷、牙
缸和肥皂盒放在里面,还挺合适的。我们又在墙上钉了两颗钉子,系上一根绳子,
上面搭上毛巾、手绢。等一切收拾好以后,我们惊奇地发现,如果谁再多带一件东
西,就不知该放在哪里了。
相比之下,张艺谋、刘全他们住的窑洞就宽敞多了,大约有我们房子三四个大。
乾县是平原,这里的窑洞和陕北的窑洞不一样,不是依山挖成的,而是用土坯在平
地上固起来的。这窑洞原来准备做队上的仓库,我们来了,临时腾出来住人。他们
搭的是木板床,那木板有两寸多厚,结实极了。开始我们很羡慕,后来一打听,这
木板原来是借别人家作寿材的板子,就再没有提这件事。
我们刚下乡不久就下了一场大雪。这场雪给我们寂寞的生活增添了许多情趣。
农村的雪景比城市的好看多了,衔天接地,白茫茫一片,一连好多天都是那样洁白、
干净。为这雪,我们好一阵激动,为它的气势、它的洁白所倾倒。
那场大雪的第三天,我们四人为赶回西安过元旦冒雪往县城走。看看前后左右
的洁白世界,一切烦恼都没有了,心胸豁然开阔起来,一种豪迈之情油然从心中荡
起,真想张口甩出一串美妙的诗句,无奈不知怎样抒发,于是只能直拧着脖子向天
大喊。
下乡的生活就这样开始了。无论和哪一种生活相比,它总是诚实地展现着自己
本来的面目。既不是天堂,也不是地狱。既不像“文化革命”中宣传的那样富有诗
情画意,也不像后来有些知青小说描写的那样凄凄惨惨。就我而言,我觉得,只是
换了一种生活的方式,这种方式比起原来的生活方式来,有得也有失。而这些得到
的和失去的,都是在真实中进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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