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相(5) 作为中美上海公报最核心、最敏感的问题,当年对台湾问题的处置方法是“求 同存异”。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副所长苏格在接受杨澜采访时,表达了自己的观点, 那就是在20世纪70年代冷战背景之下,基于对付来自北方的危险,建立统一战线的 国家利益的融汇,才有了互相的妥协,两国政治家运用了自己的政治智慧,“逾越” 了“台湾问题”这样一个难关,而实际上台湾问题就是暂时地被搁置了。无论是与 历史现场的见证人面对面探求真相,还是聆听国际政治领域专家的深度观点,杨澜 个人的观察总是有着英语语言专业上的敏感。在1979年的中美建交公报中,她关注 到有这么一个细节,就是说美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美 方用recognize 这个词,后边谈到美国“承认”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 分时,则用了acknowledge 这个词,在翻译成中文的时候,可能两个都是承认,但 是acknowledge 在英文也可以翻译成认知,意味着“知道有这么一个现实”。类似 于这样在语言上的不同运用,成为《联合公报》在法律文本上的灰色地区,对于它 们的不同解释,也成为双方各执一词的一种来源,或者是一种依据。 大到实用主义的传统思维,小到修辞语义上的微妙差异,跨体制、跨文化之间 的沟通显然不是可以轻松实现的,而对于中美两个大国之间存在的交流瓶颈,《杨 澜访谈录》致力于做的事就是在东方与西方之间亮出这只瓶子。 2001年11月,在中国“入世”前夕,WTO 首席谈判代表龙永图在上海接受了杨 澜的采访。回顾中国“入世”的艰难,他打趣说:“我的英文名字是Mr. Long,所 以外国人说,你做的这个事注定是个漫长的过程。”16年的谈判生涯,失望与惊喜 并存,挫折催熟了成果。其中最令龙永图感叹的是,在最初6 年里,“入世”谈判 的焦点竟集中在“中国到底是不是市场经济”上。1986年,根据当时中国的经济体 制,中方给出的定义是“市场调节与计划调节相结合的商品经济”,但“商品经济” 是英语中并不存在的词汇,如何表达出来才能让对方明白? 杨澜:“商品经济”,英文怎么说呢,美国人能理解吗? 龙永图:commodity economy ,英文他们搞不懂。 中美两方的“入世”谈判就像是在自说自话。对于中方翻译过来commodity economy, 美方谈判代表根本无法理解。直到1992年,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提出了社会主义市 场条件下也可以搞市场经济,中国谈判代表终于找到了一个打破对话迷阵的缺口: 将“商品经济”改为“市场经济”。可是“市场经济”之前的“社会主义的”限定 词,仍然让对方迷惑不解。他们不知道何为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杨:那么这个定义他们就能够认同吗,“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什么意思呢? 龙:我说我们在搞市场经济的时候,更注重social justice,注重社会的公正、 公平,所以我们中国一个方面搞市场经济,另一方面搞社会保障体系。 Mr. Long的解释最终得到了美方的认同,双方的谈判才得以继续进行。 语言哲学奠基人维特根斯坦说过这样一句话:“语言的边界,是我世界的边界。” 游走于两个体系之间做一名沟通者,语言的能力是具备超越性对话的关键因素。杨 澜记得当年自己考大学前夕,本打算报考艺术类或者社会学、历史学专业。经过许 多的犹豫和彷徨之后,父亲最终帮她做了一个决定。父亲告诉她:“你还是去学英 语吧。中国正在改革开放,正在逐渐与世界融合。无论将来在哪个领域,英语都会 成为一个有用的工具。而且等到你再成熟一点之后,还可以有进一步选择的自由。” 于是,杨澜选择了去北京外国语学院学习英语专业。 直到现在,杨澜都深深感谢自己的父亲,是父亲的抉择给予了她语言的优势, 并因这个优势得以走进电视主持行业的大门,又在今天《杨澜访谈录》的对话平台 上,与东西方的各路精英们谈古论今,从容交流。就在这个过程中,杨澜以对话者 和沟通者的姿态推进着中国与世界的融合,也让西方世界和外部世界逐渐加深了对 中国的了解。随着工作的开展,杨澜越来越感到,掌握母语之外的一种语言,绝对 不仅仅是获得了一种学习工具,而是得到了一种新的思维方式,甚至是被引领着进 入了一个新的世界,进入一种文化的比较,对于不同世界的一种比较。